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於廣州創辦廣東大學，由鄒魯任校長。當時廣東大學與黃埔軍校並稱文、武兩校，前者旨在培養文職官員，而後者旨在培養軍職人員。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鄒魯因參與“西山會議派”活動被免職，廣東大學一時陷入混亂狀態。
中山先生去世後，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紛紛登台表演。受這種政治生態的影響，廣東大學內部，教職員、學生中也出現許多派係，各派政治勢力之間鬥爭激烈，不相水火。
一九二六年七月，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戴季陶出任校長。
戴季陶看到校內一片混亂，決定予以整頓。一方麵延聘知名學者來校任教，先後聘得曾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朱家驊為地質係教授兼係主任；曾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魯迅任文科教授兼教務主任。另一方麵對學校領導機構進行組織上的改造，改校長製為委員長製，戴季陶任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朱家驊、丁惟汾、徐謙為委員。
十月十七日，委員會宣布就職，接著對學校各項事務進行整頓：裁減解聘不合格的教員，甄別淘汰程度太差的學生。
由於戴季陶、顧孟餘都兼有別的職務，而且事務繁忙。學校的主要行政具體事務實際上是由朱家驊負責。
朱家驊（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騮先，浙江省湖州府吳興縣（今湖州市吳興區）人。少時先後就讀於正蒙學堂、南得公學，一九零八年秋考入上海同濟德文醫學校（同濟大學前身）。
辛亥革命爆發後，朱家驊參加革命並擔任中國敢死隊駐漢口代表，組織反清革命人士上前線救護傷員。
一九一四年赴德國留學，入柏林礦科大學研究地質。一九一七年迴國到北京大學教德文。一九一八年，公費赴瑞士研究地質學。一九二零年，轉學德國柏林大學。一九二二年，獲地質學博士學位。
朱家驊一九二四年迴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兼德文組主任，加入國民黨。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列強欺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朱家驊作為一名高級知識分子，感到莫名的悲哀，同時在他內心深處處，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也在驅動著。
在聲援五卅的北京學生愛國運動中，他曾率領幾千名學生在北京城遊行示威，聲討反對北洋軍閥的統治。北洋政府麵對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驚恐萬分，急忙派軍警前往，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實行了鎮壓，朱家驊也遭到了當局的通緝追捕。
迫於北京的嚴峻形勢，朱家驊於是南下廣州，進入中山大學任教。由於他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受到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賞識。
戴季陶同蔣介石的關係非同尋常，他是蔣介石政治上最重要的親信之一。在戴季陶的引薦下，朱家驊後來曾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從此開始走上了民國的政治舞台。
深厚的學識功底、過人的精力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朱家驊逐漸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在短短數年時間，他平步青雲，先後擔任了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交通部長、浙江省主.席、中統局局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重要職務，而且有時候是同時身兼數職，成為了蔣介石政權的重要智襄成員。
縱觀朱家驊的一生，他從一名留學歸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南京政府的顯要高官。他固然離不開戴季陶貴人相助，但一路走來，朱家驊不僅能夠學以致用，而且他還能摒棄作為知識分子的清高孤傲，將自己的博學多才發揮到了極致。因此，朱家驊才能在民國官場的權力爭鬥中立於不敗之地，像他這樣的人物在民國史上也是罕見的，朱家驊堪稱民國文人學者從政的典範。
當然，這為後話。
朱家驊首次在北京大學任教時，一次閑談中，沈尹默對他說，“傅孟真這個人才氣非凡！”朱家驊雖未曾與傅斯年謀麵，但卻把他的名字深深地記在了腦子裏。
後來，朱家驊再度赴德國留學，對傅斯年的情況有了進一步了解。整頓後的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學力量薄弱，亟須聘請一位在文學、史學方麵有新見、有造詣的學者主持教學工作，朱家驊馬上想到了傅斯年。
朱家驊極力舉薦，校務委員長戴季陶、校務委員顧孟餘亦表示同意。於是傅斯年被聘任為中山大學教授兼任文科學長及國文、曆史兩係主任。
如果說胡適是傅斯年學業上的導師，朱家驊則是他的職業導師。如毛子水所說：“沒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雖有天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難得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傅斯年攜胞弟傅斯岩赴廣州中山大學上任。
傅斯年來到中山大學時，學生期末考試剛剛結束。根據學校的安排，成績及格的學生按程度區分等級，補習國文、數學、外語三科。
傅斯年精通國文、外語，雖未專攻數學，但也不是門外漢。所以進校伊始，便忙於課程的安排和指導。
次年三月一日新學期開始，他便登台講課。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他開設了《古代文學史》、《尚書》、《陶淵明詩》、《心理學》等四、五門課程。傅斯年博聞強記，許多古籍的原文和訓釋都諳熟於胸中。
據聽過他講課的學生迴憶說：“孟真師博學多才，開的課很多，而且不限中文係的。我記得有《中國文學史》、《尚書》等五門課..《尚書》除《盤庚》、《康誥》等二三篇外，其餘他都可背誦。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寫，並沒有《尚書》在手裏..孟真師上堂不帶書，隻帶幾支粉筆，登台後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絕的講，講的很快，無法筆記。他隨著興之所至寫黑板，常常不管下課鍾聲的。”
他開《古代文學史》課，沒有現成的講義，於是便動手編寫。他自己刻鋼板，在蠟紙上起草，稍加修改，即付油印。所以學生拿到的講義，常有增刪塗改的地方。
傅斯年在《詩經講義稿》的序言中談及當時編寫講義的情況說：“日中無暇，每晚十一時動筆寫之。一日之勞，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須抽思，故文辭不遑修飾，思想偶涉枝節。講義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於談話，理無取乎斫飾，則文言白話參差不齊之語，疏說校訂交錯無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頗有新義，深愧語焉不詳。此實初稿，將隨時刪定。一年之後，此時麵目，最好無一存也。”
從這番話裏可見，其日常工作和教學活動的繁忙。
在教學方法上，傅斯年力斥中國傳統的陳腐說教，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獲取新知的方法和運用資料的能力方麵，力求將學生引入學術研究的殿堂。
他在講課的時候，特別強調學生做到兩個方麵：其一，閱讀原始資料。他講《中國文學史》課時告訴學生，研習文學，“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看重了後來人的述說，批評，整理的著作，以及敘錄的通書，而不看重原書”。隻要能夠細心地讀一部古籍，就比讀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學史著作都要好。他告誡學生不可把讀教師的講義代替讀專門的古籍資料，恰恰相反，教師講義的作用隻是用來刺激學生讀原始資料。
其二，學會思考問題。他說：“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諸君以結論，乃贈諸君以問題，有時或覺說的話仿佛徘徊歧路，毫無定見樣的，這正因為我們不便‘今日適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設定存在心中，隨時推端引緒，證實證虛。假如這些問題刺激得諸君心上不安寧，而願工作，以求解決，便達到這講義的目的了。”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鄒魯因參與“西山會議派”活動被免職，廣東大學一時陷入混亂狀態。
中山先生去世後，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紛紛登台表演。受這種政治生態的影響，廣東大學內部，教職員、學生中也出現許多派係，各派政治勢力之間鬥爭激烈，不相水火。
一九二六年七月，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戴季陶出任校長。
戴季陶看到校內一片混亂，決定予以整頓。一方麵延聘知名學者來校任教，先後聘得曾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朱家驊為地質係教授兼係主任；曾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魯迅任文科教授兼教務主任。另一方麵對學校領導機構進行組織上的改造，改校長製為委員長製，戴季陶任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朱家驊、丁惟汾、徐謙為委員。
十月十七日，委員會宣布就職，接著對學校各項事務進行整頓：裁減解聘不合格的教員，甄別淘汰程度太差的學生。
由於戴季陶、顧孟餘都兼有別的職務，而且事務繁忙。學校的主要行政具體事務實際上是由朱家驊負責。
朱家驊（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騮先，浙江省湖州府吳興縣（今湖州市吳興區）人。少時先後就讀於正蒙學堂、南得公學，一九零八年秋考入上海同濟德文醫學校（同濟大學前身）。
辛亥革命爆發後，朱家驊參加革命並擔任中國敢死隊駐漢口代表，組織反清革命人士上前線救護傷員。
一九一四年赴德國留學，入柏林礦科大學研究地質。一九一七年迴國到北京大學教德文。一九一八年，公費赴瑞士研究地質學。一九二零年，轉學德國柏林大學。一九二二年，獲地質學博士學位。
朱家驊一九二四年迴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兼德文組主任，加入國民黨。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列強欺辱，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朱家驊作為一名高級知識分子，感到莫名的悲哀，同時在他內心深處處，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也在驅動著。
在聲援五卅的北京學生愛國運動中，他曾率領幾千名學生在北京城遊行示威，聲討反對北洋軍閥的統治。北洋政府麵對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驚恐萬分，急忙派軍警前往，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實行了鎮壓，朱家驊也遭到了當局的通緝追捕。
迫於北京的嚴峻形勢，朱家驊於是南下廣州，進入中山大學任教。由於他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受到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賞識。
戴季陶同蔣介石的關係非同尋常，他是蔣介石政治上最重要的親信之一。在戴季陶的引薦下，朱家驊後來曾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從此開始走上了民國的政治舞台。
深厚的學識功底、過人的精力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朱家驊逐漸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在短短數年時間，他平步青雲，先後擔任了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交通部長、浙江省主.席、中統局局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重要職務，而且有時候是同時身兼數職，成為了蔣介石政權的重要智襄成員。
縱觀朱家驊的一生，他從一名留學歸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南京政府的顯要高官。他固然離不開戴季陶貴人相助，但一路走來，朱家驊不僅能夠學以致用，而且他還能摒棄作為知識分子的清高孤傲，將自己的博學多才發揮到了極致。因此，朱家驊才能在民國官場的權力爭鬥中立於不敗之地，像他這樣的人物在民國史上也是罕見的，朱家驊堪稱民國文人學者從政的典範。
當然，這為後話。
朱家驊首次在北京大學任教時，一次閑談中，沈尹默對他說，“傅孟真這個人才氣非凡！”朱家驊雖未曾與傅斯年謀麵，但卻把他的名字深深地記在了腦子裏。
後來，朱家驊再度赴德國留學，對傅斯年的情況有了進一步了解。整頓後的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學力量薄弱，亟須聘請一位在文學、史學方麵有新見、有造詣的學者主持教學工作，朱家驊馬上想到了傅斯年。
朱家驊極力舉薦，校務委員長戴季陶、校務委員顧孟餘亦表示同意。於是傅斯年被聘任為中山大學教授兼任文科學長及國文、曆史兩係主任。
如果說胡適是傅斯年學業上的導師，朱家驊則是他的職業導師。如毛子水所說：“沒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雖有天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難得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傅斯年攜胞弟傅斯岩赴廣州中山大學上任。
傅斯年來到中山大學時，學生期末考試剛剛結束。根據學校的安排，成績及格的學生按程度區分等級，補習國文、數學、外語三科。
傅斯年精通國文、外語，雖未專攻數學，但也不是門外漢。所以進校伊始，便忙於課程的安排和指導。
次年三月一日新學期開始，他便登台講課。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他開設了《古代文學史》、《尚書》、《陶淵明詩》、《心理學》等四、五門課程。傅斯年博聞強記，許多古籍的原文和訓釋都諳熟於胸中。
據聽過他講課的學生迴憶說：“孟真師博學多才，開的課很多，而且不限中文係的。我記得有《中國文學史》、《尚書》等五門課..《尚書》除《盤庚》、《康誥》等二三篇外，其餘他都可背誦。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寫，並沒有《尚書》在手裏..孟真師上堂不帶書，隻帶幾支粉筆，登台後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絕的講，講的很快，無法筆記。他隨著興之所至寫黑板，常常不管下課鍾聲的。”
他開《古代文學史》課，沒有現成的講義，於是便動手編寫。他自己刻鋼板，在蠟紙上起草，稍加修改，即付油印。所以學生拿到的講義，常有增刪塗改的地方。
傅斯年在《詩經講義稿》的序言中談及當時編寫講義的情況說：“日中無暇，每晚十一時動筆寫之。一日之勞，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須抽思，故文辭不遑修飾，思想偶涉枝節。講義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於談話，理無取乎斫飾，則文言白話參差不齊之語，疏說校訂交錯無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頗有新義，深愧語焉不詳。此實初稿，將隨時刪定。一年之後，此時麵目，最好無一存也。”
從這番話裏可見，其日常工作和教學活動的繁忙。
在教學方法上，傅斯年力斥中國傳統的陳腐說教，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獲取新知的方法和運用資料的能力方麵，力求將學生引入學術研究的殿堂。
他在講課的時候，特別強調學生做到兩個方麵：其一，閱讀原始資料。他講《中國文學史》課時告訴學生，研習文學，“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看重了後來人的述說，批評，整理的著作，以及敘錄的通書，而不看重原書”。隻要能夠細心地讀一部古籍，就比讀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學史著作都要好。他告誡學生不可把讀教師的講義代替讀專門的古籍資料，恰恰相反，教師講義的作用隻是用來刺激學生讀原始資料。
其二，學會思考問題。他說：“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諸君以結論，乃贈諸君以問題，有時或覺說的話仿佛徘徊歧路，毫無定見樣的，這正因為我們不便‘今日適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設定存在心中，隨時推端引緒，證實證虛。假如這些問題刺激得諸君心上不安寧，而願工作，以求解決，便達到這講義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