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傅斯年在留學期間，這樣的如饑似渴的求博，是受到他的同學和朋友們的影響，特別是德國柏林大學期間。
陳寅恪、俞大維早在傅斯年之前，就已進入柏林大學讀書了。傅斯年進入柏林大學不久，何思源、毛子水、羅家倫等人也相繼來到了柏林大學。
人類學家克羅伯（kroeber）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天才成群地來einacluster）。一八九零年前後的中國，似乎印證了“天才成群地來”這個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問。
在二十世紀初葉成群而來的學術大師中，以上的這些人無疑都是其中響當當的存在。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柏林洪堡大學見證了這些學子們是怎樣刻苦努力，互相砥礪。
在這些人中，對傅斯年影響最大的當屬陳寅恪。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原籍江西省修水縣，生於湖南長沙。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則為其兄弟們的輩份。他是中國現代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陳寅恪和傅斯年一樣，也出身於世代書香世家。其祖父陳寶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撫，因支持戊戌變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後革職。父親陳三立，晚年號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為晚清著名詩人。
陳寅恪自幼接受了嚴格的傳統教育，六歲開始在家塾中讀書識字，係統學習了儒家經典和諸子之學。
俞大維迴憶說：“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念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由此可知陳寅恪幼年讀書的勤奮和國學功底的深厚。
陳寅恪從十三歲開始隨從長兄、著名畫家陳衡恪去日本留學，後來一度迴國，進一步廣泛涉獵中國傳統書籍。
其侄陳封懷迴憶說：“祖父藏書很豐富，六叔（陳寅恪）在他十幾歲時及後來自日本迴國期間，他終日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
陳寅恪自己也說：“因髫齡嗜書，無書不觀，夜以繼日。….…而有時閱讀，愛不釋手，竟至通宵達旦。”
傅斯年到柏林洪堡大學時，以前在北大的同學、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也在柏林就讀。傅斯年應該是通過陳登恪結識陳寅恪的。
由此便開始了這兩個人，傳奇一般的友誼。
在柏林的歲月，二人的友誼，多體現在學術旨趣，以及陳寅恪對傅斯年治學方向的影響上。
趙元任夫人楊步偉曾迴憶說：“我們一九二四年五月離美（到了柏林），會見了一大些舊識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的亂的不得了，他們說隻有孟真和寅恪兩個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石獅子’。他們常常午飯見麵，並且說好了各吃各的，因為大家都是苦學生麽。”
陳寅恪和傅斯年二人的柏林歲月，也許是可以天天見麵，且把精力用在了讀書上，兩人留下的書信文字很少，但將近三年的時光，或主觀或客觀兩個人產生了相同的學術興趣，這也奠定二人未來二十年友誼的基礎。
同在德國柏林大學留學的羅家倫迴憶說：“當時中國留學生讀書的普遍趨向、治學風氣大都是先博後專，求知欲極其旺盛，又各懷學術創獲的雄心壯誌。朋友中陳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溯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又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從保留下來的六十四本之多的陳寅恪學習筆記看，當時除梵文和巴利文外，陳寅恪還學習過藏文、蒙文、滿文、突厥文、迴吃文、朝鮮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至於陳寅恪一生究竟懂多少種文字，當時學術界中人和日後的研究者皆無定論，據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王永興說，陳寅恪“具備了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
另據陳寅恪的再傳弟子、台灣學者陳哲三雲：“陳寅恪會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字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紮兒文也懂。”
麵對諸種說法，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後來較為謙虛、平和地對外宣稱：“一般說來，他能讀懂十四種文字，能說四、五國語言，能聽懂七、八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他在三十六歲以前取得的。”
求學時代的陳寅恪曾自言：“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這是他的誌向，也是實至名歸的一種境界。
第一個說陳寅恪“三百年第一人”的人是傅斯年，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而在傅斯年之前，雖有人也承認陳寅恪，但更多的人是不服的，比如陳寅恪剛到清華教書，許多人對這樣一個二十多歲的後生非常不屑，但一個人說了一句話立馬就讓所有人閉嘴，這個人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到了抗戰時，對誰都不服，甚至踹過蔣介石的狂人劉文典說：“說西南聯大隻有兩個半教授，陳寅恪排第一。”
但就是這樣一個讓當時的大師們都推崇備至的陳寅恪，卻連個文憑都沒有。陳寅恪到過日本、美國、法國、德國等許多國家留學，和傅斯年一樣，都沒有獲得過一個博士甚至碩士學位，哪怕是名譽上的。
陳寅恪後來迴國能到清華教書，紙麵上條件是不達標的，是王國維、梁啟超等人開了後門才進去的。
陳寅恪為何對文憑不上心，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講，他當時問了叔叔：“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麽沒有得個博士學位？”
陳寅恪迴答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具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自己從二十歲到德國，就立誌要盡量多學幾種語言文字。為此，已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學知識找資料方麵，至於有沒有學位，並沒有放在心上。”
自轉到德國求學後，傅斯年在史學觀點上的表露開始顯現，對科學、史學以及治史方法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受陳寅恪的影響。
陳寅恪與傅斯年的相處，很明顯對傅斯年的治學方向造成某種改變。傅斯年到英國時的興趣是實驗心理學及弗洛伊德的學說，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不過，在柏林的最後一兩年，人們發現他的注意力逐漸轉向比較語言學方麵。從傅、陳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處。
在傅斯年的遺物中有一藏文筆記本，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授課教授相同，足見他們可能上過同一教師的課程。陳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師呂德斯（luders），而在傅斯年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所授的課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
當時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陳寅恪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毛子水認為，陳寅恪應該是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從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可以判斷，他當時開始大量購買這一方麵的書籍。
當時兩人的相得之情，或許可以在一九二七年陳寅恪的一首贈傅斯年的詩中看出：“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今年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解識玉璫緘劄意，梅花亭畔吊朝雲。”
從這一首詩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對傅斯年想將“東方學的傳統”從柏林、巴黎等地移迴北京，並在中國建立新學術的宏願是相當欣賞、支持的。在陳寅恪的詩中並不輕易用“天下英雄獨使君”那樣的形容詞，這顯示了他對傅斯年一番事業有怎樣的期待。
陳寅恪、俞大維早在傅斯年之前，就已進入柏林大學讀書了。傅斯年進入柏林大學不久，何思源、毛子水、羅家倫等人也相繼來到了柏林大學。
人類學家克羅伯（kroeber）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天才成群地來einacluster）。一八九零年前後的中國，似乎印證了“天才成群地來”這個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問。
在二十世紀初葉成群而來的學術大師中，以上的這些人無疑都是其中響當當的存在。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柏林洪堡大學見證了這些學子們是怎樣刻苦努力，互相砥礪。
在這些人中，對傅斯年影響最大的當屬陳寅恪。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原籍江西省修水縣，生於湖南長沙。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則為其兄弟們的輩份。他是中國現代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陳寅恪和傅斯年一樣，也出身於世代書香世家。其祖父陳寶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撫，因支持戊戌變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後革職。父親陳三立，晚年號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為晚清著名詩人。
陳寅恪自幼接受了嚴格的傳統教育，六歲開始在家塾中讀書識字，係統學習了儒家經典和諸子之學。
俞大維迴憶說：“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念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由此可知陳寅恪幼年讀書的勤奮和國學功底的深厚。
陳寅恪從十三歲開始隨從長兄、著名畫家陳衡恪去日本留學，後來一度迴國，進一步廣泛涉獵中國傳統書籍。
其侄陳封懷迴憶說：“祖父藏書很豐富，六叔（陳寅恪）在他十幾歲時及後來自日本迴國期間，他終日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
陳寅恪自己也說：“因髫齡嗜書，無書不觀，夜以繼日。….…而有時閱讀，愛不釋手，竟至通宵達旦。”
傅斯年到柏林洪堡大學時，以前在北大的同學、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也在柏林就讀。傅斯年應該是通過陳登恪結識陳寅恪的。
由此便開始了這兩個人，傳奇一般的友誼。
在柏林的歲月，二人的友誼，多體現在學術旨趣，以及陳寅恪對傅斯年治學方向的影響上。
趙元任夫人楊步偉曾迴憶說：“我們一九二四年五月離美（到了柏林），會見了一大些舊識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的亂的不得了，他們說隻有孟真和寅恪兩個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石獅子’。他們常常午飯見麵，並且說好了各吃各的，因為大家都是苦學生麽。”
陳寅恪和傅斯年二人的柏林歲月，也許是可以天天見麵，且把精力用在了讀書上，兩人留下的書信文字很少，但將近三年的時光，或主觀或客觀兩個人產生了相同的學術興趣，這也奠定二人未來二十年友誼的基礎。
同在德國柏林大學留學的羅家倫迴憶說：“當時中國留學生讀書的普遍趨向、治學風氣大都是先博後專，求知欲極其旺盛，又各懷學術創獲的雄心壯誌。朋友中陳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溯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又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從保留下來的六十四本之多的陳寅恪學習筆記看，當時除梵文和巴利文外，陳寅恪還學習過藏文、蒙文、滿文、突厥文、迴吃文、朝鮮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至於陳寅恪一生究竟懂多少種文字，當時學術界中人和日後的研究者皆無定論，據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王永興說，陳寅恪“具備了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
另據陳寅恪的再傳弟子、台灣學者陳哲三雲：“陳寅恪會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字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紮兒文也懂。”
麵對諸種說法，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後來較為謙虛、平和地對外宣稱：“一般說來，他能讀懂十四種文字，能說四、五國語言，能聽懂七、八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他在三十六歲以前取得的。”
求學時代的陳寅恪曾自言：“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這是他的誌向，也是實至名歸的一種境界。
第一個說陳寅恪“三百年第一人”的人是傅斯年，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而在傅斯年之前，雖有人也承認陳寅恪，但更多的人是不服的，比如陳寅恪剛到清華教書，許多人對這樣一個二十多歲的後生非常不屑，但一個人說了一句話立馬就讓所有人閉嘴，這個人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到了抗戰時，對誰都不服，甚至踹過蔣介石的狂人劉文典說：“說西南聯大隻有兩個半教授，陳寅恪排第一。”
但就是這樣一個讓當時的大師們都推崇備至的陳寅恪，卻連個文憑都沒有。陳寅恪到過日本、美國、法國、德國等許多國家留學，和傅斯年一樣，都沒有獲得過一個博士甚至碩士學位，哪怕是名譽上的。
陳寅恪後來迴國能到清華教書，紙麵上條件是不達標的，是王國維、梁啟超等人開了後門才進去的。
陳寅恪為何對文憑不上心，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講，他當時問了叔叔：“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麽沒有得個博士學位？”
陳寅恪迴答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具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自己從二十歲到德國，就立誌要盡量多學幾種語言文字。為此，已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學知識找資料方麵，至於有沒有學位，並沒有放在心上。”
自轉到德國求學後，傅斯年在史學觀點上的表露開始顯現，對科學、史學以及治史方法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思考。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受陳寅恪的影響。
陳寅恪與傅斯年的相處，很明顯對傅斯年的治學方向造成某種改變。傅斯年到英國時的興趣是實驗心理學及弗洛伊德的學說，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不過，在柏林的最後一兩年，人們發現他的注意力逐漸轉向比較語言學方麵。從傅、陳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處。
在傅斯年的遺物中有一藏文筆記本，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授課教授相同，足見他們可能上過同一教師的課程。陳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師呂德斯（luders），而在傅斯年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所授的課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
當時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陳寅恪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毛子水認為，陳寅恪應該是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從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可以判斷，他當時開始大量購買這一方麵的書籍。
當時兩人的相得之情，或許可以在一九二七年陳寅恪的一首贈傅斯年的詩中看出：“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今年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解識玉璫緘劄意，梅花亭畔吊朝雲。”
從這一首詩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對傅斯年想將“東方學的傳統”從柏林、巴黎等地移迴北京，並在中國建立新學術的宏願是相當欣賞、支持的。在陳寅恪的詩中並不輕易用“天下英雄獨使君”那樣的形容詞，這顯示了他對傅斯年一番事業有怎樣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