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六月,傅斯年在北大本科畢業。接下來的路當如何走呢?傅斯年所以從風頭最盛的五四大遊行總指揮毅然退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傅斯年給自己的定位是做學問,而不是從政。


    關於這一點,從傅斯年等與美國公使恩施的談話中,清楚可見。


    一九一九年九月,美國駐北京公使芮恩施任滿迴國。他在職期間,對中國人民持友好和同情態度,積極支持中國收迴山東主權的正義行動,贏得了中國各界的尊重。離任迴國時,北京學生聯合會決定舉行歡送會表示尊敬,芮恩施謝絕此舉,為表謝意,他通知北京大學校長代表蔣夢麟,願和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舉行座談會,聯絡彼此間的感情。


    蔣夢麟約學生會代表傅斯年、張國燾(北京大學),戴驊文(北京高師),瞿世英、王德甫(燕京大學)五人於九月五日與芮恩施舉行了談話會。會上傅斯年表明自己的誌向,“此後當發憤為學術上之研究,謀勞動者之生活,以知識喻之眾人,以勞力效之社會”,“獨立創造新生活,以圖淘汰舊生活”。


    走做學問的路,對於傅斯年來說,還需要深造。而要深造,擺在傅斯年麵前的,無非有兩條路。其一,出國留學,其二,升本校大學部,也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讀研究生或讀博士。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傅斯年當然最想出國留學。他的老師胡適等也都極力主張傅斯年出國深造。


    但出國留學,談何容易。如果是自費的話,傅斯年讀中學和大學都是侯延塽等人資助的。為什麽是“等人”?因為靠侯延塽一個人力不能及。如果自費留學還是靠資助的話,對於自費留學的天價,別說是侯延塽等人,就算把胡適等人加上,也是杯水車薪。再說了,傅斯年怎麽能再拖累這些對自己恩重如山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走不了自費就走公費唄?說得輕鬆,知道那個時候的人們是怎麽說公費留學嗎?不是千軍萬馬走獨木橋,而是“牽著駱駝穿針眼”。


    牽著駱駝能穿過針眼嗎?就算有那個本事,也得有名額呀!那個時候可不是每年都有公費留學。也就是說,不管有多難,首先得有名額,總不能無中生有。


    還真別說,很快傳來消息,今年還真有公費留學的名額。隻不過,這名額既不在學校,也不像胡適那年有國家統一控製,而是在各省。為什麽,因為中央政府沒錢。了解那個時候的民國的人,都知道,無論是黎元洪還是這時候的大總統徐世昌,總統幹不下去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錢。而既然是各省負責公費留學費用,人員當然是各省說了算。


    關於傅斯年出國留學的故事,大多數的版本是,傅斯年參加了選拔考試,獲第二名。成績是通過了,用現在的話說,是政審出了問題。因為傅斯年這個五四運動的總指揮,《新潮》雜誌的總編,這樣的危險分子,怎麽可以呢?如果出去了,什麽時候一不高興,在國外鬧起事來,可怎麽得了。說是在關鍵時刻,山東省教育廳一位叫陳雪南(名豫)的科長站了出來,替傅斯年打抱不平,聲言:


    “如果成績這麽優越的學生,而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麽教育!”


    這才迫使當權者讓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費留學生名單。


    這位早年畢業於北大的傅斯年的學長陳雪南(名豫)的科長,肯定在傅斯年出國留學這件事是出了力,幫了忙的。但是,話說迴來,在中國的官場上,一個小小的科長,有這麽大的力量嗎。就算陳雪南科長,有左右山東教育廳的能量,也不行呀!


    因為,當年的官費留學考試,雖說是由山東教育廳組織,再上報北洋政府教育部複核(地方初試北京複試),但經費乃由本省自出(所以亦稱“省費留學”),而條例的製定及名額的確定則是在省議會,均需省議會決議通過,並實行監督之。


    換句話說,此事不是教育廳一家能左右得了的,省議會議員們持何態度至關重要。


    而事實上,傅斯民是在省議會找過關係的,就是民國山東教育家王祝晨先生。


    傅斯年怎麽會找到王祝晨呢?原來此前兩人就已認識。王祝晨曾當過傅斯年老家“山東省立聊城二中”的校長,還曾請傅斯年到學校做過演講呢。


    王祝晨在省立聊城二中任校長三年,使之享譽省內外,而獲有“王大名士”的稱號,不過傅斯年結識這位教育家則另有原因。


    一九一八年初春王祝晨聽說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會”,便即刻與濟南省立一中校長趙同源同赴北京,訪問了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等人,接洽留學生事宜。


    迴到聊城後他便與北美長老會德牧師商定,由其於一九一九年迴國休假之機,帶兩名聊城二中學生孫芳時和鍾爾康試行自費勤工儉學,此為山東學生勤工儉學留美之肇始。


    也就是在此次訪問北大期間,胡適把大弟子傅斯年介紹給了他家鄉的這位山東教育家。而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經聞知王祝晨的大名。原因是當時王祝晨還開創了山東民俗研究。他規定省立二中學生每年放假迴家一定要做鄉土調查,開學後將調查報告直接上交校長並匯報迴鄉心得。


    王祝晨還親自搜集了一些山東民謠,寄給北大校長蔡元培,陸續發表在《北京大學月刊》上。


    一九零八年夏天傅斯年迴聊城過暑假。王祝晨遂趁便請傅斯年到校給家鄉的小學弟們上了“三課”(演講)。第一課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第二課是“現時的北大”。第三課是“現實與未來”。


    傅斯年這三次演講對二中學生觸動很大,在校園內引起強烈反響,出現了舉辦演講會的熱潮。


    而當年的省立二中校園位於東昌府老城中心光嶽樓東南側的孫家胡同,原清末啟文書院舊址,距今日的聊城傅斯年紀念館僅一條馬路之隔,這也算是曆史的一種巧合吧。


    王祝晨最終因地方勢力的排擠而辭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迴到濟南被選為省議會議員。當選議員後的王祝晨當即辦成了一件大事,即一九一九年三月,他聯合鞠思敏、聶湘溪、王樂平等人,在省議會上提出,增加派遣官費留學生名額的動議案並最終獲得通過。


    有記載,傅斯年至少給王祝晨寫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傅斯年報告了他在北大的曆年考試成績,第二封信詳列他發表過的文章,兩信都是應王祝晨的要求寫的,第三封信則較短,即報告他打算何時到濟南。


    當年七月中旬傅斯年到達濟南,同行的還有他的好友楊振聲。


    兩人到濟南找家小客棧落腳後,便立即前往南關廣智院街登門拜訪王祝晨。連續好幾個晚上王祝晨在家中與兩位後生才俊做徹夜長談。


    隨後王祝晨又找來濟南省立一中校長趙同源、濟南省立一師校長於明信,邀請傅斯年楊振聲到兩校發表演講,王陪同前往向與會者介紹二人。這顯然是有意讓兩位“危險激烈分子”登台亮相,為之向學界友人做推介廣告宣傳。那麽其他省議員們持何態度呢?


    殊不知,五四運動爆發,山東省議會是全國最為激烈而堅決的支持者。且不說當時罷課罷市等多次各界群眾集會都是在省議會大廈舉行的,且說五四的第二天省議會即致電北京政府,指斥其“愚弄國民,居心媚外”。


    六月一日鑒於北洋政府有簽字之趨勢,議員們遂全體簽名發出最後之唿籲,其致電北京政府謂:“本會用特電懇大總統,仍飭陸專使堅拒簽字,保留餘地,慰我國民。如竟仍不鑒納,請即頒發明令,解散本會,以謝東人”。


    而六月中旬更由秘書長王樂平等八名議員,率八十六人山東各界代表團赴京,到新華門總統府與國務院總理府請願。經二十餘天艱苦卓絕的奔走唿號,最終迫使內閣總理龔心湛做出明確答複:“政府已指示談判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由此可見,當年山東省議會不僅直接參與了五四運動,而且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乃至領導作用。盡管平時派別各不相同而其言行之激烈程度,絕不亞於當時的北大學生領袖們。


    其實,說不定傅斯年這個五四運動的總指揮,《新潮》雜誌的總編,在山東省議會這裏,不但不是劣跡,而是資本。要知道,青島在山東,山東是這次事件直接受害者。


    無論如何,傅斯年達成所願,成為了公費留學生。


    出國前,傅斯年曾迴聊城老家省親。


    他登上光嶽樓,並有感而發,寫下了《陰曆九月十五夜登東昌城》一文。其中有:“年來夢不斷/醒後每追羨/夢境息息刻刻變/還記得他的景色……行止一般的年牽連/無意願/孤伶伶的立著想/心緒結成些團團/趕緊迴家……”


    出門在外多時,經曆紛雜,傅斯年對家鄉故土是眷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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