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局勢其實已經很明朗了,唐玄宗昏君之勢已成。


    從前期勵精圖治到後麵的縱情聲色,這難道是一朝一夕之間形成的?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或許李隆基骨子裏就是一個耽於享樂之人。


    早期的時候,雖然表現出的是一副英明神武,頗有先祖在世的模樣。


    可本質上,李隆基也是一個富貴公子罷了。


    隻是與大多數的富貴公子相比,他更狠辣,更果敢,也能暫時壓製心中的欲望罷了。


    和李世民這樣真正的馬上天子比起來,他還差的遠!


    一個正常的王朝建立之初,雖然比起前朝而言或許富貴不足,但卻是進取有餘。


    國家窮是窮了些,一切卻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總的來說,這是欣欣向榮的局麵。


    與其說是李隆基締造了開元盛世,不如說是時代選擇了他。


    在他所處的那個時期,本來就已經到了王朝鼎盛的巔峰,就算此人不是李隆基,換另外一個皇帝上台,但凡他安分一些,不那麽作一些,都能成就出一個盛世來。


    誠然,李隆基的功績也不能全盤否認。


    當時的局麵,內剛剛結束了武則天的統治,韋氏的叛亂。


    外還有姑姑太平公主虎視眈眈,妄圖成為第二個武則天。


    這種情況下,不是果敢狠辣之人,實際上很難將局麵處理的很好,就算後麵平息了,所花費的時間很難說會比李隆基長多久。


    再加上早期的時候,還算英明神武的他任用各種人才,最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互相成就了這麽一個盛世明主。


    怪隻怪他活的太久了。


    但凡在開元十九年去世,他一生微不足道的汙點都會被人習慣性的忽略,但那無邊的功績卻是無論如何都掩蓋不了的。


    一個空前絕後的千古一帝怎麽都跑不了了。


    可惜,凡事都有例外。


    於李隆基而言,壽命太長,反而成了毀滅的根源。


    李世民一眼洞悉了這點。


    麵對現在薑餅講述他如何如何耽於享樂,心理預期其實已經降低到了極點。


    不就是當昏君嗎,這他可太熟了。


    當年他表叔做的事情,李世民現在可還曆曆在目呢。


    薑餅頓了頓,喝了口清茶。


    故事說到這裏,其實唐玄宗的形象,李世民等人心中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判斷,接下來就是好好說道說道,這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了。


    “其實,安史之亂爆發的根源,無法簡單的歸結為安祿山、史思明二人作亂,從當時的局麵來看,他是由各方矛盾所構成的。”


    聽見這話,李世民正襟危坐,想要好好聽聽到底是什麽原因。


    “其一,經濟矛盾!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麵,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並, 以至百姓多遷徙流亡。


    均田製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


    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


    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


    楊氏兄弟姐妹五家,聲色犬馬,權欲熏心,過著荒淫糜爛的生活 。


    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促使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後來的白居易長恨歌中是這樣描述的: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當時的社會製度,男兒被視作傳宗接代的象征,同時一個男孩也能作為家中的一名勞動力,能為家庭做出更多的貢獻。


    可就是因為楊貴妃的一朝得勢,受盡了寵愛,連帶著她的家人親眷也是財祿通天。


    這極大的刺激了當時人們的價值觀,一度達到扭曲的程度!”


    李世民認同的點了點頭。


    生個男兒,要讀書習武,至少二三十年才能勉強達到賣與帝王家的程度。


    即便如此,還要和無數人爭搶一個位置,哪怕最終勝任了,又得處心積慮向上爬,十年、二十年,直到頭發花白,雙眼朦朧了,或許才能到熬到個四五品官的程度。


    或許在普通人的眼中,已經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了。


    即便如此,在麵對楊貴妃的親眷時,還不是得卑躬屈膝,說盡好話。


    前者憑自身努力,花費十數年乃至數十年才能得到的東西。


    後者隻消憑貴妃娘娘的一句話,便唾手可得。


    這樣嚴重的心理落差,怎會不讓人覺得不平衡呢。


    “其二,則是階級矛盾。”


    薑餅繼續道: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


    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


    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把持朝政。


    繼他上台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隻顧徇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


    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


    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


    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但真正根本的問題,還是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


    這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


    由於當時的均田製和府兵製被破壞,李隆基不得不以募兵製代替府兵製。


    這些招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


    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製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麵。


    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占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範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


    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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