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36年底之後，雖然山西實業公司發展順利，但是山西，乃至整個國家都進入了多事之秋，在山西周邊發生了不少事情，山西的形勢開始緊張起來。
首先是在1936年下半年，在內蒙古的地方勢力德王投靠日本人後，開始在綏遠製造分裂事端，德王和漢奸李守信組建蒙軍，漢奸王英組建“大漢義軍”，都在綏遠周邊地區蠢蠢欲動。到了11月，由日本關東軍暗地裏指揮，這些偽軍開始發起向綏遠的進攻。
駐守綏遠的傅作義指揮35軍和增援的趙承綬騎兵一軍，在百靈廟等地大敗進攻的偽軍，負責指揮的關東軍參謀和情報官倉皇而逃，期間又進行了幾場戰鬥，偽軍都被打的大敗，之後更是被秋風落葉一般被肅清。關東軍本來就是以這些偽軍來試探，看到這些偽軍不堪大用，也就暫時停止了入侵綏遠的計劃。
不過晉綏軍在此戰還有一個意外收獲，偽軍金憲章率領“大漢義軍”的一個旅反正，將日軍顧問二十多名關東軍軍官殺死作為投名狀，投靠了晉綏軍。傅作義將情況上報給閻錫山後，閻錫山自然不會放棄送過來的大軍，於是發揚了千金買馬骨的精神，將金憲章旅升格為新二師，金憲章擔任新二師師長，編入了麾下的34軍。
到了十二月，綏遠抗戰的事情還沒有徹底消停，又一件大事震驚了整個中國，東北軍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部一起發動了“西安事變”，將到西安督促東北軍和西北軍攻擊紅軍的中華民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扣押起來，實行了兵諫，逼蔣抗日。
事變一發生，一些國人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舉動，要求立即抗日，不過更多的人則是增加了憂慮，國內的政治勢力更是大多非常緊張，如果這場事變不能和平解決，那麽東北軍和西北軍楊虎城部就勢必成了叛軍，在日軍蠢蠢欲動之時，還要發動內戰，對國家是何其不幸。而如果和平解決，那麽對日作戰就真的有可能一觸即發了，原本諸般忍讓求得一時太平，這時公開宣稱抗日，那麽日本就更有了開戰的借口。不過好在經過宋美齡等人的積極斡旋，沒過多久，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一場內戰的風險被消弭，但是日本準備開戰的心思也不再隱藏，更加明顯的擴軍備戰。
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都給閻錫山以及整個晉綏軍提了醒，對日作戰已經完全不可避免，日本人不會放棄山西和綏遠，現在已經露出了獠牙，而國人現在已經徹底被激怒，抵抗日軍侵略完全成了民心所向。
李誌堅也知道教導旅的編製已經不能再拖了，晉綏軍從上到下現在都是在整軍備戰，而他的教導旅還空缺著副旅長，如果他自己不能配齊，那麽閻錫山及晉綏軍的其他高層也會給他配齊，此時教導旅組建已經整一年，李誌堅先向閻錫山通過山西實業公司捐了兩千輛自行車，以提高晉綏軍的機動能力，同時向閻錫山申請，由尉遲鳳崗擔任教導旅的副旅長，李傑接任尉遲鳳崗後的空缺，擔任教導一團團長。剛剛拿人手短的閻錫山，直接同意了李誌堅的提議。李誌堅隨後將教導旅和教導隊進行合並，全部進行重整。
經過一年的加訓，李誌堅認為教導隊的訓練已經基本成型，更重要的是李誌堅認為現在的教導旅他已經完全可以控製的住，他在教導旅中樹立下來了絕對權威，通過同甘共苦以及加威、施恩等多種手段，至於北方軍官學校派到教導旅的幾十名連級軍官，李誌堅也已經完全熟絡，並將其中大多數人收為自己人，可以說現在除了兩個團長林奇和王東生外，其餘都基本上是唯李誌堅馬首是瞻。
李誌堅將教導隊中的十幾名少校以上軍官全部抽出，幾名中校到教導旅下屬的三個團中擔任副團長，少校則分配到12個營級單位中擔任主管。教導隊剩餘人員加上在社會上招募的一百多有特長的人員編成教導一團一營，但是還按照之前的結構，並不按照營、連、排、班的模式整編，且不參與教導旅其他部隊的日常訓練，直屬於他指揮。
同時將經過教導隊特訓的一千人全部打亂編入到各個連隊中，其中一百多人擔任排級軍官，另外四百多人擔任班長，剩餘的全部作為候選幹部編入各部之中，這樣教導旅的編製徹底成型，也將整個教導旅基本實現了李氏化。
首先是在1936年下半年，在內蒙古的地方勢力德王投靠日本人後，開始在綏遠製造分裂事端，德王和漢奸李守信組建蒙軍，漢奸王英組建“大漢義軍”，都在綏遠周邊地區蠢蠢欲動。到了11月，由日本關東軍暗地裏指揮，這些偽軍開始發起向綏遠的進攻。
駐守綏遠的傅作義指揮35軍和增援的趙承綬騎兵一軍，在百靈廟等地大敗進攻的偽軍，負責指揮的關東軍參謀和情報官倉皇而逃，期間又進行了幾場戰鬥，偽軍都被打的大敗，之後更是被秋風落葉一般被肅清。關東軍本來就是以這些偽軍來試探，看到這些偽軍不堪大用，也就暫時停止了入侵綏遠的計劃。
不過晉綏軍在此戰還有一個意外收獲，偽軍金憲章率領“大漢義軍”的一個旅反正，將日軍顧問二十多名關東軍軍官殺死作為投名狀，投靠了晉綏軍。傅作義將情況上報給閻錫山後，閻錫山自然不會放棄送過來的大軍，於是發揚了千金買馬骨的精神，將金憲章旅升格為新二師，金憲章擔任新二師師長，編入了麾下的34軍。
到了十二月，綏遠抗戰的事情還沒有徹底消停，又一件大事震驚了整個中國，東北軍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部一起發動了“西安事變”，將到西安督促東北軍和西北軍攻擊紅軍的中華民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扣押起來，實行了兵諫，逼蔣抗日。
事變一發生，一些國人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舉動，要求立即抗日，不過更多的人則是增加了憂慮，國內的政治勢力更是大多非常緊張，如果這場事變不能和平解決，那麽東北軍和西北軍楊虎城部就勢必成了叛軍，在日軍蠢蠢欲動之時，還要發動內戰，對國家是何其不幸。而如果和平解決，那麽對日作戰就真的有可能一觸即發了，原本諸般忍讓求得一時太平，這時公開宣稱抗日，那麽日本就更有了開戰的借口。不過好在經過宋美齡等人的積極斡旋，沒過多久，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一場內戰的風險被消弭，但是日本準備開戰的心思也不再隱藏，更加明顯的擴軍備戰。
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都給閻錫山以及整個晉綏軍提了醒，對日作戰已經完全不可避免，日本人不會放棄山西和綏遠，現在已經露出了獠牙，而國人現在已經徹底被激怒，抵抗日軍侵略完全成了民心所向。
李誌堅也知道教導旅的編製已經不能再拖了，晉綏軍從上到下現在都是在整軍備戰，而他的教導旅還空缺著副旅長，如果他自己不能配齊，那麽閻錫山及晉綏軍的其他高層也會給他配齊，此時教導旅組建已經整一年，李誌堅先向閻錫山通過山西實業公司捐了兩千輛自行車，以提高晉綏軍的機動能力，同時向閻錫山申請，由尉遲鳳崗擔任教導旅的副旅長，李傑接任尉遲鳳崗後的空缺，擔任教導一團團長。剛剛拿人手短的閻錫山，直接同意了李誌堅的提議。李誌堅隨後將教導旅和教導隊進行合並，全部進行重整。
經過一年的加訓，李誌堅認為教導隊的訓練已經基本成型，更重要的是李誌堅認為現在的教導旅他已經完全可以控製的住，他在教導旅中樹立下來了絕對權威，通過同甘共苦以及加威、施恩等多種手段，至於北方軍官學校派到教導旅的幾十名連級軍官，李誌堅也已經完全熟絡，並將其中大多數人收為自己人，可以說現在除了兩個團長林奇和王東生外，其餘都基本上是唯李誌堅馬首是瞻。
李誌堅將教導隊中的十幾名少校以上軍官全部抽出，幾名中校到教導旅下屬的三個團中擔任副團長，少校則分配到12個營級單位中擔任主管。教導隊剩餘人員加上在社會上招募的一百多有特長的人員編成教導一團一營，但是還按照之前的結構，並不按照營、連、排、班的模式整編，且不參與教導旅其他部隊的日常訓練，直屬於他指揮。
同時將經過教導隊特訓的一千人全部打亂編入到各個連隊中，其中一百多人擔任排級軍官，另外四百多人擔任班長，剩餘的全部作為候選幹部編入各部之中，這樣教導旅的編製徹底成型，也將整個教導旅基本實現了李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