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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規定商人低下的社會等級。士農工商是中丨國古代居民的等級序列，商人位居最低層。統治者為別尊卑，明貴賤，實行居民按等級消費的辦法。不同等級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質料、樣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朱元璋建明後，以掃除胡俗，恢複禮製為己任，承襲了這一製度，洪武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綢紗”連番的打擊下，大明初年的商業可以說是漢唐宋後最差的，但這種規律畢竟不是人為的改變就能改變的，經過朱元璋大力肅貪，展農本經濟，大明的經濟大為展，尤其是經過永樂六次下西洋，大明的商業再一次興盛展起來，但按照祖宗規矩，商人是賤民，堂堂大明從商業中獲得的好處竟微乎其微，商業稅收一直沒能確定下來，明明可以充盈大明的國庫的好機會，卻礙於祖宗規矩，一直提不上日程來，每次看到那些商人依托各種戶籍，從事經營活動，且因為國家不能對他們的正常經營提供保護，便隻能托庇於地主豪強，官員貴胄，早與他們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朝廷想收商稅，卻毫無根據，如此一來，祖宗規矩反而成了商人的一大保障，讓朝廷也奈何不得！這便是祖宗規矩的悲哀。雖說祖宗規矩種種的不適應，但對於朱元璋的兩個規矩卻是大為支持，第一個以曆史教訓為鑒，規定後宮、外戚、親王（把非太的兒分封到各地不得幹政，這條規矩無疑是正確的，後宮多是女人除了武則天這位特例外，她們沒有政治素養和才幹，也不方便拋頭露麵。所以隻能依仗其父兄，以及背後的家族，久而久之朝政便亂了，漢代劉邦後的呂後便是如此，大明皇後馬氏勤於內治，史書記載宋朝的皇後大都比較賢良，馬氏就將宋代的家法匯編成冊，讓後妃們朝夕攻讀。正是由於馬皇後的這一措施，使得明朝的皇後賢惠的占了大多數，也很少出現外，戚，專，權的局麵，可以說洪武爺這條規矩無論是建文帝，還是永樂，洪熙都繼承的很好，更別說為防，外，戚，專，權，製定出了“公主俱選庶民貌美者尚之，不許文武大臣弟幹預”的律法。規定駙馬須從平民或低，級，官，吏，家，庭中選取，而且弟被選中的人家，近親中便不能再出仕為官，即使已經做著官的也得退休迴家，駙馬終生隻拿俸祿而不能為官，這項規定可以說極具遠見。第二個就是太監不得幹政了，楊士奇對太監並沒有多大的偏見，甚至覺得這些太監都是可憐人，但作為一個閣臣，與朝局而言，太監是個不穩定因素，開國皇帝多半都勤於政事，所以朝政也清明，各種規矩是都遵守，在各種秩序、規章製度遵守的情況下，國家必然是往好的方向展，加上開國皇帝多半從殺伐走過來，善於借鑒前朝史書，必然對後宮、太監多有防備，而後來的皇帝就未必能保證了，他們自幼長在宮中，沒親眼見過後宮、太監幹政的局麵，加上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習慣，是皇帝身邊唯一的親信。當皇帝長大成人，要求拿迴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政，治，權，力的時候，必然地同企圖繼續專，權的外，戚，集，團產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團的鬥，爭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為皇帝的盟友。於是，在宦，官的協助下，皇帝奪迴了政，權。奪，迴，政，權之後，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登公卿之位”，國，家的權，力便落到了這寫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當皇帝死去，新君繼位，宦，官由於政，治，身，份，卑，賤而不能輔，政，於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這種外，戚，宦，官輪流專，權的局麵，無論是東漢，還是後來的大唐差不多如此，所以防止太監幹政是極有必要的，這也是他為何明知皇帝是有意在培養太監，也執意來勸說了。
“話雖如此，可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陛下雄才偉略，自能駕馭太監，可陛下以後呢，一旦太年弱，所信任者唯有太監，此時太監趁機把持朝政，豈不是東漢之禍端？“楊士奇大聲道。
朱瞻基朱筆未停，聽了楊士奇的質疑，並沒有立即應答，而是問了句：“楊愛卿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兒如何？“
楊士奇一愣，沒想到皇帝竟突然來了一句這麽沒頭沒腦的話兒，不過默默念了聲，到覺得這話兒倒也有些意思。
朱瞻基抬頭瞥了一眼楊士奇，不等他答話，自顧自的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明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湯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
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自從曹魏正始以來，大義不明的情況已經遍及天下。像山濤之流既然是異端邪說的罪魁禍，於是使嵇紹這樣的賢人都去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無所顧忌。邪和正兩種評價截然相反，二者不可並行不悖。假如認為嵇紹是忠，那麽就一定認為王裒是不忠才可以。否則如何能責怪那些晉代舊臣相繼著去侍奉劉聰、石勒，眼看著他的故主晉懷帝身穿青衣賤服為人行酒而無動於衷呢？因此，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後才知道保國家。保國家，是位居國君和臣下的那些統治者所要考慮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賤的普通百姓都有責任，這個道理朕懂，天下的讀書人也能懂，太監懂麽？未必，因為他們不識字，所以他們不知國之榮辱興衰，但他們也是朕的民，難道就因為太皇爺爺一句太監不可幹政便剝奪了他們明白天下興亡的道理麽？“頓了頓，朱瞻基繼續道：“這天下是朕的，朕讓太監明白興亡的道理朕做錯了麽？“
楊士奇嘴唇動了動，他不知皇帝從哪兒弄來了這麽一篇讓人無法反駁的文章，他縱有滿腹才學，也反駁不得天下興亡這個四個字，否則那是居心叵測了！“輕輕歎了聲道：“皇帝既如此說，微臣也不好說什麽，不過曆朝曆代對太監多有防範，並非沒有道理，微臣請陛下三思而行？”
朱瞻基點了點頭道：“楊愛卿請放心，這個朕會三思而行的？”作為帝王，他眼下固然需要太監，但也不是盲目而為，宦官身份特殊，極易形成專權局麵，但一個宦官需要掌權，還是需要幾步的，第一步，必須是皇帝掌握大權的時候才能做到這一步，否則皇權旁落，太監縱能幹政也無濟於事，第二步，太監與文官一樣，也是需要資曆、人望以及皇帝的信任，所以能幹政的太監多半是在關鍵時刻幫助皇帝奪取或鞏固皇位立了大功時，宦官便以功獲寵，以寵掌權。第三步，一個王朝能出現太監專權的局麵，多半是中後期，如東漢中後期後，多由幼主臨朝，政權多落人皇太後為的外戚之中。皇帝成年後，不甘於外戚專權局麵，便依靠身邊的宦官動政變，這樣，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團而操縱政權，大唐則是中期開始的。安史之亂後，宦官因擁立有功而權力增大。後來又直接掌握了兵權，宦官開始有恃無恐的幹政，連皇帝也任其擺布。這個時候，要麽是帝王年幼，要麽是皇帝感到權臣或地方勢力日漸膨脹，皇權受到威脅時，便利用內朝宦官來分割外朝相權，或控製地方勢力，宦官逐步操縱軍政大權，形成了專權局麵，這種局麵他當然不願意看到，所以他對太監讀書也控製的極為嚴格，第一讓由翰林學士教導宦官研讀《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其功課：背書、號書、判仿，目的是想通過讀書，讓太監從中明白國家大義，忠於國事才是要，第二點，眼下的局麵，一旦太監開始參與政務，那麽朝廷就分為內廷、外廷，機構上完全對稱。外廷設有內閣加三法司，內廷則設有司禮監加東廠、錦衣衛。作為機構的延伸，外廷還有外派的地方總督、巡撫，而內廷也有派駐地方的鎮守太監、守備太監等。這樣一來，內廷外廷之間就能從朝廷到地方實現層層的相互製衡，單憑一人的話，任憑你權力多大都難以將觸角伸及朝廷內外的。
作為太監，他能實際掌控的也就是整個內廷，對於製約於他的內閣和三法司，他就算賄賂也不可能收買到全部人，再者，這樣做的奧妙還有一個重點，那就是內閣和司禮監都設有正副職位，誰正誰副隨時決定於皇帝，表麵上這兩職位是屬同一陣線的，實際上它們在部門內部也能起到權力製衡的作用。這樣一來，一個宦官如果要絕對地獲得朝廷權力架空皇帝，除非他能完全控製了內閣和三法司，以及直屬內閣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做到這樣簡直是癡心妄想，很簡單，人心難測，明白了這一點，就不怕太監讀書了，漢唐的宦官之所以，能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於自己手中，那是手中掌握兵權，這一點tai祖皇帝鑒於漢唐的太監幹政，所以早就做了安排，國初權力由皇帝、文官、武將、公侯分割，根本沒有宦官的份，成祖即位後才掌握權力，但是與之前的幾個階層互相牽製，不過是最低下的一級而已，說到底太監並不參與軍權，手中所掌握的力量，也不過是廠衛（東廠、錦衣衛、西廠，但由於政製上的原因，宦官畢竟不是廠衛的真正主，真正的主是皇帝，所以大明的太監必須有皇帝的信任才能為所欲為，事實上還隻是皇帝的家奴，其餘官員畏懼他們，事實上是畏懼給予宦官權力的皇帝。一旦皇帝不再信任這些宦官，隻需一道聖旨就足以讓太監死無葬身之地，既如此，他何不重用這個對自己毫無威脅的人抗衡另外一個時時對自己有威脅的官僚呢？“
……………
注解：天下興亡翻譯：自古以來，就有亡國的事，也有有亡天下的事。如何辨別亡國和亡天下呢？那就是：易姓改號叫作亡國；仁義的道路被阻塞，以至於達到率領禽獸來吃人，人與人之間也是你死我活，不分輸贏不罷休，這叫作亡天下。
魏晉人的清談為什麽能夠亡天下？原因就是孟所說的楊朱墨翟的學說使天下人目無父母，目無君上，從而墮落為禽獸了。以前，嵇紹的父親嵇康被晉文王所殺，到晉武帝建立晉朝時，山濤推薦嵇紹入朝做官，嵇紹當時隱居在家裏，想推辭不去。山濤對他說：”我替您考慮很久了。天地間春夏秋冬四季尚且有相互更替的時候，更何況人生短暫的一世。”人們把山濤的這些話作為名言加以傳誦，然而不了解他這話敗壞了仁義，傷害了教化，竟至使天下人目無父母。嵇紹對於晉王朝來說，晉王朝的國君並非他的國君，但他卻忘了自己父親被晉文王殺害，而去事奉並非他的國君。在他活在世上的三十多年之間，他作為目無父母之人已經很久了，那麽在湯陰以死效忠又如何贖迴他的罪過呢？況且當他最初入朝做官的時候，他哪裏知道晉王一定會生兵敗之事，而自己竟能樹立忠名使晚節完美無缺呢！
自從曹魏正始以來，大義不明的情況已經遍及天下。像山濤之流既然是異端邪說的罪魁禍，於是使嵇紹這樣的賢人都去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無所顧忌。邪和正兩種評價截然相反，二者不可並行不悖。假如認為嵇紹是忠，那麽就一定認為王裒是不忠才可以。否則如何能責怪那些晉代舊臣相繼著去侍奉劉聰、石勒，眼看著他的故主晉懷帝身穿青衣賤服為人行酒而無動於衷呢？因此，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後才知道保國家。保國家，是位居國君和臣下的那些統治者所要考慮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賤的普通百姓都有責任。
第二，規定商人低下的社會等級。士農工商是中丨國古代居民的等級序列，商人位居最低層。統治者為別尊卑，明貴賤，實行居民按等級消費的辦法。不同等級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質料、樣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朱元璋建明後，以掃除胡俗，恢複禮製為己任，承襲了這一製度，洪武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綢紗”連番的打擊下，大明初年的商業可以說是漢唐宋後最差的，但這種規律畢竟不是人為的改變就能改變的，經過朱元璋大力肅貪，展農本經濟，大明的經濟大為展，尤其是經過永樂六次下西洋，大明的商業再一次興盛展起來，但按照祖宗規矩，商人是賤民，堂堂大明從商業中獲得的好處竟微乎其微，商業稅收一直沒能確定下來，明明可以充盈大明的國庫的好機會，卻礙於祖宗規矩，一直提不上日程來，每次看到那些商人依托各種戶籍，從事經營活動，且因為國家不能對他們的正常經營提供保護，便隻能托庇於地主豪強，官員貴胄，早與他們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朝廷想收商稅，卻毫無根據，如此一來，祖宗規矩反而成了商人的一大保障，讓朝廷也奈何不得！這便是祖宗規矩的悲哀。雖說祖宗規矩種種的不適應，但對於朱元璋的兩個規矩卻是大為支持，第一個以曆史教訓為鑒，規定後宮、外戚、親王（把非太的兒分封到各地不得幹政，這條規矩無疑是正確的，後宮多是女人除了武則天這位特例外，她們沒有政治素養和才幹，也不方便拋頭露麵。所以隻能依仗其父兄，以及背後的家族，久而久之朝政便亂了，漢代劉邦後的呂後便是如此，大明皇後馬氏勤於內治，史書記載宋朝的皇後大都比較賢良，馬氏就將宋代的家法匯編成冊，讓後妃們朝夕攻讀。正是由於馬皇後的這一措施，使得明朝的皇後賢惠的占了大多數，也很少出現外，戚，專，權的局麵，可以說洪武爺這條規矩無論是建文帝，還是永樂，洪熙都繼承的很好，更別說為防，外，戚，專，權，製定出了“公主俱選庶民貌美者尚之，不許文武大臣弟幹預”的律法。規定駙馬須從平民或低，級，官，吏，家，庭中選取，而且弟被選中的人家，近親中便不能再出仕為官，即使已經做著官的也得退休迴家，駙馬終生隻拿俸祿而不能為官，這項規定可以說極具遠見。第二個就是太監不得幹政了，楊士奇對太監並沒有多大的偏見，甚至覺得這些太監都是可憐人，但作為一個閣臣，與朝局而言，太監是個不穩定因素，開國皇帝多半都勤於政事，所以朝政也清明，各種規矩是都遵守，在各種秩序、規章製度遵守的情況下，國家必然是往好的方向展，加上開國皇帝多半從殺伐走過來，善於借鑒前朝史書，必然對後宮、太監多有防備，而後來的皇帝就未必能保證了，他們自幼長在宮中，沒親眼見過後宮、太監幹政的局麵，加上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習慣，是皇帝身邊唯一的親信。當皇帝長大成人，要求拿迴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政，治，權，力的時候，必然地同企圖繼續專，權的外，戚，集，團產生矛盾。在同外，戚，集，團的鬥，爭中，宦，官也就天然地成為皇帝的盟友。於是，在宦，官的協助下，皇帝奪迴了政，權。奪，迴，政，權之後，有功的宦，官“遂享土地之封，登公卿之位”，國，家的權，力便落到了這寫有功的宦，官手中。然而，當皇帝死去，新君繼位，宦，官由於政，治，身，份，卑，賤而不能輔，政，於是又有新的外，戚上台。這種外，戚，宦，官輪流專，權的局麵，無論是東漢，還是後來的大唐差不多如此，所以防止太監幹政是極有必要的，這也是他為何明知皇帝是有意在培養太監，也執意來勸說了。
“話雖如此，可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陛下雄才偉略，自能駕馭太監，可陛下以後呢，一旦太年弱，所信任者唯有太監，此時太監趁機把持朝政，豈不是東漢之禍端？“楊士奇大聲道。
朱瞻基朱筆未停，聽了楊士奇的質疑，並沒有立即應答，而是問了句：“楊愛卿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兒如何？“
楊士奇一愣，沒想到皇帝竟突然來了一句這麽沒頭沒腦的話兒，不過默默念了聲，到覺得這話兒倒也有些意思。
朱瞻基抬頭瞥了一眼楊士奇，不等他答話，自顧自的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明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湯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
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自從曹魏正始以來，大義不明的情況已經遍及天下。像山濤之流既然是異端邪說的罪魁禍，於是使嵇紹這樣的賢人都去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無所顧忌。邪和正兩種評價截然相反，二者不可並行不悖。假如認為嵇紹是忠，那麽就一定認為王裒是不忠才可以。否則如何能責怪那些晉代舊臣相繼著去侍奉劉聰、石勒，眼看著他的故主晉懷帝身穿青衣賤服為人行酒而無動於衷呢？因此，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後才知道保國家。保國家，是位居國君和臣下的那些統治者所要考慮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賤的普通百姓都有責任，這個道理朕懂，天下的讀書人也能懂，太監懂麽？未必，因為他們不識字，所以他們不知國之榮辱興衰，但他們也是朕的民，難道就因為太皇爺爺一句太監不可幹政便剝奪了他們明白天下興亡的道理麽？“頓了頓，朱瞻基繼續道：“這天下是朕的，朕讓太監明白興亡的道理朕做錯了麽？“
楊士奇嘴唇動了動，他不知皇帝從哪兒弄來了這麽一篇讓人無法反駁的文章，他縱有滿腹才學，也反駁不得天下興亡這個四個字，否則那是居心叵測了！“輕輕歎了聲道：“皇帝既如此說，微臣也不好說什麽，不過曆朝曆代對太監多有防範，並非沒有道理，微臣請陛下三思而行？”
朱瞻基點了點頭道：“楊愛卿請放心，這個朕會三思而行的？”作為帝王，他眼下固然需要太監，但也不是盲目而為，宦官身份特殊，極易形成專權局麵，但一個宦官需要掌權，還是需要幾步的，第一步，必須是皇帝掌握大權的時候才能做到這一步，否則皇權旁落，太監縱能幹政也無濟於事，第二步，太監與文官一樣，也是需要資曆、人望以及皇帝的信任，所以能幹政的太監多半是在關鍵時刻幫助皇帝奪取或鞏固皇位立了大功時，宦官便以功獲寵，以寵掌權。第三步，一個王朝能出現太監專權的局麵，多半是中後期，如東漢中後期後，多由幼主臨朝，政權多落人皇太後為的外戚之中。皇帝成年後，不甘於外戚專權局麵，便依靠身邊的宦官動政變，這樣，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團而操縱政權，大唐則是中期開始的。安史之亂後，宦官因擁立有功而權力增大。後來又直接掌握了兵權，宦官開始有恃無恐的幹政，連皇帝也任其擺布。這個時候，要麽是帝王年幼，要麽是皇帝感到權臣或地方勢力日漸膨脹，皇權受到威脅時，便利用內朝宦官來分割外朝相權，或控製地方勢力，宦官逐步操縱軍政大權，形成了專權局麵，這種局麵他當然不願意看到，所以他對太監讀書也控製的極為嚴格，第一讓由翰林學士教導宦官研讀《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其功課：背書、號書、判仿，目的是想通過讀書，讓太監從中明白國家大義，忠於國事才是要，第二點，眼下的局麵，一旦太監開始參與政務，那麽朝廷就分為內廷、外廷，機構上完全對稱。外廷設有內閣加三法司，內廷則設有司禮監加東廠、錦衣衛。作為機構的延伸，外廷還有外派的地方總督、巡撫，而內廷也有派駐地方的鎮守太監、守備太監等。這樣一來，內廷外廷之間就能從朝廷到地方實現層層的相互製衡，單憑一人的話，任憑你權力多大都難以將觸角伸及朝廷內外的。
作為太監，他能實際掌控的也就是整個內廷，對於製約於他的內閣和三法司，他就算賄賂也不可能收買到全部人，再者，這樣做的奧妙還有一個重點，那就是內閣和司禮監都設有正副職位，誰正誰副隨時決定於皇帝，表麵上這兩職位是屬同一陣線的，實際上它們在部門內部也能起到權力製衡的作用。這樣一來，一個宦官如果要絕對地獲得朝廷權力架空皇帝，除非他能完全控製了內閣和三法司，以及直屬內閣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做到這樣簡直是癡心妄想，很簡單，人心難測，明白了這一點，就不怕太監讀書了，漢唐的宦官之所以，能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於自己手中，那是手中掌握兵權，這一點tai祖皇帝鑒於漢唐的太監幹政，所以早就做了安排，國初權力由皇帝、文官、武將、公侯分割，根本沒有宦官的份，成祖即位後才掌握權力，但是與之前的幾個階層互相牽製，不過是最低下的一級而已，說到底太監並不參與軍權，手中所掌握的力量，也不過是廠衛（東廠、錦衣衛、西廠，但由於政製上的原因，宦官畢竟不是廠衛的真正主，真正的主是皇帝，所以大明的太監必須有皇帝的信任才能為所欲為，事實上還隻是皇帝的家奴，其餘官員畏懼他們，事實上是畏懼給予宦官權力的皇帝。一旦皇帝不再信任這些宦官，隻需一道聖旨就足以讓太監死無葬身之地，既如此，他何不重用這個對自己毫無威脅的人抗衡另外一個時時對自己有威脅的官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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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天下興亡翻譯：自古以來，就有亡國的事，也有有亡天下的事。如何辨別亡國和亡天下呢？那就是：易姓改號叫作亡國；仁義的道路被阻塞，以至於達到率領禽獸來吃人，人與人之間也是你死我活，不分輸贏不罷休，這叫作亡天下。
魏晉人的清談為什麽能夠亡天下？原因就是孟所說的楊朱墨翟的學說使天下人目無父母，目無君上，從而墮落為禽獸了。以前，嵇紹的父親嵇康被晉文王所殺，到晉武帝建立晉朝時，山濤推薦嵇紹入朝做官，嵇紹當時隱居在家裏，想推辭不去。山濤對他說：”我替您考慮很久了。天地間春夏秋冬四季尚且有相互更替的時候，更何況人生短暫的一世。”人們把山濤的這些話作為名言加以傳誦，然而不了解他這話敗壞了仁義，傷害了教化，竟至使天下人目無父母。嵇紹對於晉王朝來說，晉王朝的國君並非他的國君，但他卻忘了自己父親被晉文王殺害，而去事奉並非他的國君。在他活在世上的三十多年之間，他作為目無父母之人已經很久了，那麽在湯陰以死效忠又如何贖迴他的罪過呢？況且當他最初入朝做官的時候，他哪裏知道晉王一定會生兵敗之事，而自己竟能樹立忠名使晚節完美無缺呢！
自從曹魏正始以來，大義不明的情況已經遍及天下。像山濤之流既然是異端邪說的罪魁禍，於是使嵇紹這樣的賢人都去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無所顧忌。邪和正兩種評價截然相反，二者不可並行不悖。假如認為嵇紹是忠，那麽就一定認為王裒是不忠才可以。否則如何能責怪那些晉代舊臣相繼著去侍奉劉聰、石勒，眼看著他的故主晉懷帝身穿青衣賤服為人行酒而無動於衷呢？因此，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後才知道保國家。保國家，是位居國君和臣下的那些統治者所要考慮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賤的普通百姓都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