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精神病人的思考
穿越賈璉之慢節奏生活 作者：江陵野遊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俞鶴倫雖問的韓恪，但顧岑腦海中卻翻過許多思考，而謝鱗則迴想起賈璉信中的內容。
賈璉認為的世界是這樣的。
理學家強調的“存天理，滅人欲”，就是絕對的公私，理學家想象中的理想世界是二元對立的靜態平衡，而經世學派的四位大家都講公私統一，將私納入公的範疇，是公私相濟的功能主義。
二者理論上的不同演變為在經濟上的觀點就是重農抑商和工商皆本。
朱夫子在他的《勸農文》要求“禁約販米出境”，主張通過國家調控抑製豪強之私，保護小農經濟，將商業視為逐末，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抑製了社會的發展動力。
梨州先生評價為“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認為應該恢複市場的自發秩序，批判鹽鐵專營，認為它是偽公。顧氏先輩亭林先生倡導鈔法論，改革貨幣製度，主張利用商業流通“通天下之利”。商業發展代表生產要素的流動，將商納入本的範疇，就是在追求社會發展的活力。
朱夫子要的國家調控壓製豪強不是不好，隻是這個豪強的定義極為模糊。鹽鐵論裏的豪強是地方上具備強大經濟實力、社會影響力、政治勢力的富商大賈、豪紳權貴。
而自北宋的張載、程頤提出宗法思想以來，朱熹又依靠前賢的思想主張重建宗族製度以強化基層治理，除強調基本的禮法以外，朱熹改良呂大鈞的《呂氏鄉約》，強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通過鄉約組織實現鄉村自治，同時創建社學也就是基層學校，促使理學理念深入鄉村。
朱熹的理解中宗族鄉約是天理在人間的具象化體現，宗族製度既能維護家族之私，又能服務於社會之公。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既從屬於宗族，又歸屬於鄉約，在親緣、地理兩個層麵搭建了極為牢固而強大的人身依附關係。
在這樣的情形下，商業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流動對人身依附關係的摧毀是極為明顯的，或者說工商業的發展會摧毀這套治理體係。
而士紳對這套體係的依賴是有原因的。
首先有一個問題，鄉村百姓作為個體為什麽會傾向於這套鄉村治理體係？
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個家天下的社會，天下最大的私來自皇帝。如果沒有這套體係，在宋以前的百姓除開那些世家大族，受到壓迫的最大來源是朝廷官府，在宋之後世家消散，百姓直麵朝廷的剝削，不像之前可以依附世家豪強來躲避這些。
宋以來思想家們提倡的宗族製度，就是在提供、搭建一個小的私天下。
什麽是大家？什麽是小家？
大家代表大的剝削，小家代表小的剝削。作為窮苦百姓沒有知識，隻會依靠天時耕種生活，你是相信皇帝派來的官吏，還是離你家不過幾百米遠的鄰居？
是個人都會選擇後者，皇帝的奴仆可不在乎你是誰，而鄰居至少還照顧自己的臉麵。
北宋文彥博的與士大夫治天下，就是因為士大夫通過這樣的鄉村治理體係在地方獲得了支持，他們可以動員鄉村勞動力鬧事，必要情形下同官軍對抗。
朱熹的禮法製度本質上是通過這套倫理體係取得互信，比起家天下的天下私法，這套東西對於百姓而言博弈成本更低。
從博弈角度講，就是百姓覺得同朝廷博弈成本太高，而同家鄉的士紳們博弈代價小些。
本質是互信的成本問題。
與此相搭配的是社倉（義倉）製度。朱熹在任福建崇安縣尉時首創社倉製度，由政府或鄉紳提供初始糧本，豐年時以低息（通常為20%）借貸給農民，災年則減免利息或無償賑濟。而社倉的管理則交由民間自主，社倉由鄉民推選“社首”“保正”管理，避免官府直接幹預，強調“民自為政”。
社倉好不好？
初衷是好的，都是叫人給辦壞的，某句話是這樣說的不？
借貸這個玩意，本質目的就是掏空你的家業，至於是三年還是三十年，因時而移。
通過這套義倉賑濟製度，士紳披著仁慈的皮，做著侵吞他人土地的惡劣行徑，但是又通過義田的形式規避自己家業不斷擴大的事實，讓官府想收稅都不好意思，不然你就是侵占百姓災年的救濟糧，是不仁。
俞鶴倫方才提義倉就是在警告士人，撕破臉，誰都不好看。
而為什麽明末的士人特別是經世學派的人反對理學呢？
在於另一個事實。明末士大夫的所作所為就是在講，他們不在乎誰是皇帝，誰是百姓，就算皇帝是蠻夷，他們都認，百姓是草原上兒子娶母親、父親娶女兒、哥哥娶妹妹的野蠻人，他們也認，隻要皇帝和百姓認這套儒家普世製度就可以，他們還是他們就可以。
這是難以接受的，對於自出生起就抱有樸素民族情感的人來說，這比把他殺了還難受。而明末抱有這樣思想的人很多，願意為此而死的人很多，可士大夫中很大一批人在理想和生命之間選擇了生命。在另一個時空有一批人既不敢殉道，又不願意放棄理想，於是做起了隱士，在道家的思想中求苟全。
無論是哪種，都背叛了他們儒家思想中另一條極為關鍵的理論——華夷之辯。
背叛了這一條，華夏這個玩意的先進性就破產了，那麽是個人就要問一個問題了，是什麽導致了華夏的落後？
而建立在這一條理論之上的許多上層建築的存在就會遭到質疑。
這個問題，賈璉沒有打算深入講下去，而是講起了另一個問題。
為什麽經世學派的學問大家們開始講起農商皆本了，強調商業經濟的重要性了？
因為當皇帝的家天下破滅之後，他們發現他們所搭建的小家對於野蠻人的入侵毫無辦法，一個小家、一個村落、一個鄉鎮、一個縣城所能調動起來的力量阻擋不了八旗軍隊的進攻。
而理學家所強調的重農抑商及其相應政策，在地域上將中國切分成一個又一個以鄉村為單位的細小獨立空間，在失去皇帝為首的朝廷官府體係之後，在不同地域之間講基層宗法，鬼他媽信你，我姓李，你姓王，是我聽你的還是你聽我的？
我都不認識你，互信都沒有，你有難我為啥要幫你。人的自私在此刻體現的淋漓盡致，理學教養下還有良知的士人無法相信存天理滅人欲，滅出個如此自私自利的士紳群體，這簡直是個天大的笑話。
這意味著過去幾百年裏，儒家的人都在自己騙自己，他們為了自己的私而講大公，無恥之尤。
儒家最推崇的道德在現實麵前就是個狗屎。
在親緣、地域色彩無法團結民眾的時候，勢弱而還具備良知的年輕士人群體撿起了他們過去最嫌棄的利，以利誘之，通過商業發展帶來的流動性，搭建起不同地域之間的聯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重新搭建一套理論，來實現救天下。
但是呢，嘴上直接談錢太low，於是開始改造理論，談商得先改私，改完私就得改公，改完公私，就得談談新的公私下製度是怎麽樣的，由於另一個時空下沒有實踐土壤，就變成了空想，不切實際的地方有很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比起1840年以後的那批滾犢子，他們的思辨反思能力和積極性勝了不止一個境界，至於是什麽原因就值得深思了。
而經世學派的人對公私的定義改造，將私納入公，帶來了另一個問題。
賈璉認為的世界是這樣的。
理學家強調的“存天理，滅人欲”，就是絕對的公私，理學家想象中的理想世界是二元對立的靜態平衡，而經世學派的四位大家都講公私統一，將私納入公的範疇，是公私相濟的功能主義。
二者理論上的不同演變為在經濟上的觀點就是重農抑商和工商皆本。
朱夫子在他的《勸農文》要求“禁約販米出境”，主張通過國家調控抑製豪強之私，保護小農經濟，將商業視為逐末，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抑製了社會的發展動力。
梨州先生評價為“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認為應該恢複市場的自發秩序，批判鹽鐵專營，認為它是偽公。顧氏先輩亭林先生倡導鈔法論，改革貨幣製度，主張利用商業流通“通天下之利”。商業發展代表生產要素的流動，將商納入本的範疇，就是在追求社會發展的活力。
朱夫子要的國家調控壓製豪強不是不好，隻是這個豪強的定義極為模糊。鹽鐵論裏的豪強是地方上具備強大經濟實力、社會影響力、政治勢力的富商大賈、豪紳權貴。
而自北宋的張載、程頤提出宗法思想以來，朱熹又依靠前賢的思想主張重建宗族製度以強化基層治理，除強調基本的禮法以外，朱熹改良呂大鈞的《呂氏鄉約》，強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通過鄉約組織實現鄉村自治，同時創建社學也就是基層學校，促使理學理念深入鄉村。
朱熹的理解中宗族鄉約是天理在人間的具象化體現，宗族製度既能維護家族之私，又能服務於社會之公。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既從屬於宗族，又歸屬於鄉約，在親緣、地理兩個層麵搭建了極為牢固而強大的人身依附關係。
在這樣的情形下，商業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流動對人身依附關係的摧毀是極為明顯的，或者說工商業的發展會摧毀這套治理體係。
而士紳對這套體係的依賴是有原因的。
首先有一個問題，鄉村百姓作為個體為什麽會傾向於這套鄉村治理體係？
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個家天下的社會，天下最大的私來自皇帝。如果沒有這套體係，在宋以前的百姓除開那些世家大族，受到壓迫的最大來源是朝廷官府，在宋之後世家消散，百姓直麵朝廷的剝削，不像之前可以依附世家豪強來躲避這些。
宋以來思想家們提倡的宗族製度，就是在提供、搭建一個小的私天下。
什麽是大家？什麽是小家？
大家代表大的剝削，小家代表小的剝削。作為窮苦百姓沒有知識，隻會依靠天時耕種生活，你是相信皇帝派來的官吏，還是離你家不過幾百米遠的鄰居？
是個人都會選擇後者，皇帝的奴仆可不在乎你是誰，而鄰居至少還照顧自己的臉麵。
北宋文彥博的與士大夫治天下，就是因為士大夫通過這樣的鄉村治理體係在地方獲得了支持，他們可以動員鄉村勞動力鬧事，必要情形下同官軍對抗。
朱熹的禮法製度本質上是通過這套倫理體係取得互信，比起家天下的天下私法，這套東西對於百姓而言博弈成本更低。
從博弈角度講，就是百姓覺得同朝廷博弈成本太高，而同家鄉的士紳們博弈代價小些。
本質是互信的成本問題。
與此相搭配的是社倉（義倉）製度。朱熹在任福建崇安縣尉時首創社倉製度，由政府或鄉紳提供初始糧本，豐年時以低息（通常為20%）借貸給農民，災年則減免利息或無償賑濟。而社倉的管理則交由民間自主，社倉由鄉民推選“社首”“保正”管理，避免官府直接幹預，強調“民自為政”。
社倉好不好？
初衷是好的，都是叫人給辦壞的，某句話是這樣說的不？
借貸這個玩意，本質目的就是掏空你的家業，至於是三年還是三十年，因時而移。
通過這套義倉賑濟製度，士紳披著仁慈的皮，做著侵吞他人土地的惡劣行徑，但是又通過義田的形式規避自己家業不斷擴大的事實，讓官府想收稅都不好意思，不然你就是侵占百姓災年的救濟糧，是不仁。
俞鶴倫方才提義倉就是在警告士人，撕破臉，誰都不好看。
而為什麽明末的士人特別是經世學派的人反對理學呢？
在於另一個事實。明末士大夫的所作所為就是在講，他們不在乎誰是皇帝，誰是百姓，就算皇帝是蠻夷，他們都認，百姓是草原上兒子娶母親、父親娶女兒、哥哥娶妹妹的野蠻人，他們也認，隻要皇帝和百姓認這套儒家普世製度就可以，他們還是他們就可以。
這是難以接受的，對於自出生起就抱有樸素民族情感的人來說，這比把他殺了還難受。而明末抱有這樣思想的人很多，願意為此而死的人很多，可士大夫中很大一批人在理想和生命之間選擇了生命。在另一個時空有一批人既不敢殉道，又不願意放棄理想，於是做起了隱士，在道家的思想中求苟全。
無論是哪種，都背叛了他們儒家思想中另一條極為關鍵的理論——華夷之辯。
背叛了這一條，華夏這個玩意的先進性就破產了，那麽是個人就要問一個問題了，是什麽導致了華夏的落後？
而建立在這一條理論之上的許多上層建築的存在就會遭到質疑。
這個問題，賈璉沒有打算深入講下去，而是講起了另一個問題。
為什麽經世學派的學問大家們開始講起農商皆本了，強調商業經濟的重要性了？
因為當皇帝的家天下破滅之後，他們發現他們所搭建的小家對於野蠻人的入侵毫無辦法，一個小家、一個村落、一個鄉鎮、一個縣城所能調動起來的力量阻擋不了八旗軍隊的進攻。
而理學家所強調的重農抑商及其相應政策，在地域上將中國切分成一個又一個以鄉村為單位的細小獨立空間，在失去皇帝為首的朝廷官府體係之後，在不同地域之間講基層宗法，鬼他媽信你，我姓李，你姓王，是我聽你的還是你聽我的？
我都不認識你，互信都沒有，你有難我為啥要幫你。人的自私在此刻體現的淋漓盡致，理學教養下還有良知的士人無法相信存天理滅人欲，滅出個如此自私自利的士紳群體，這簡直是個天大的笑話。
這意味著過去幾百年裏，儒家的人都在自己騙自己，他們為了自己的私而講大公，無恥之尤。
儒家最推崇的道德在現實麵前就是個狗屎。
在親緣、地域色彩無法團結民眾的時候，勢弱而還具備良知的年輕士人群體撿起了他們過去最嫌棄的利，以利誘之，通過商業發展帶來的流動性，搭建起不同地域之間的聯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重新搭建一套理論，來實現救天下。
但是呢，嘴上直接談錢太low，於是開始改造理論，談商得先改私，改完私就得改公，改完公私，就得談談新的公私下製度是怎麽樣的，由於另一個時空下沒有實踐土壤，就變成了空想，不切實際的地方有很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比起1840年以後的那批滾犢子，他們的思辨反思能力和積極性勝了不止一個境界，至於是什麽原因就值得深思了。
而經世學派的人對公私的定義改造，將私納入公，帶來了另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