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的冬天，亞熱帶的幹季來臨，十萬大山深處，幾個穿越而來的大專生正懷著滿腔熱情搗鼓著燒製、幹餾各種礦石，製作各種器械。
他們無力關心這個世界，他們隻想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力量發現到他們之前，他們能造出幾門土炮，保住自己生命安全，保住自己不會成為大清帝國權貴眼裏的大熊貓。
他們也從未想過用穿越過來的資源和大專生學的那些三腳貓的知識提前讓中國進入工業革命時代。
此時世界的發展還沒有被這幾個穿越而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幹擾，依然按照曆史軌跡在前進。
中英兩國幾乎同時在15、16世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中後期，蘇州，鬆江等地有許多以紡織為業的機戶，擁有大量資金和幾台至幾十台織機，開設機房，雇傭幾個至幾十個工人，進行生產，稱之為“機戶出資，機工出力”。
而在英國，從15世紀中期，英國毛紡織業出現了分散的手工工場，到16世紀中期，英國毛紡織品已經占商品出口總量的90%左右。
為什麽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成功了，中國卻失敗了呢？
其實不難發現，兩國的資產階級力量在這一時期都是比較孱弱的，但是英國的資產階級得到了君主的直接支持。
而明朝就不同了，封建地主勢力和儒家傳統思想，恰恰符合君主專製的需要，這就悲催了，明朝的資產階級力量還沒發展，就平白地比英國的資產階級多了兩個強敵。
這也就注定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夭折，也導致近代中國的落後。
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機器工業逐漸代替了工場手工業。
英國工業的發展，工業產量急劇上升，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努力尋找新的資源及產品生存空間，加緊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動。
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具有巨大擴張價值，但工業體係與國防體係相當落後的國家，自然成為殖民主義者侵略擴張選擇的最佳對象。
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
英國出口的羊毛、呢絨等工業製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清政府拒絕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
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
稅率方麵，中國對英國的進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也使英國大為不滿。
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仍保持順差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
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局麵，英國資產階級采取外交途徑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毀滅人種”的方法，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以滿足他們追逐利潤的無限欲望。
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國政府、東印度公司和鴉片販子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使中國由二百多年來的順差國變成逆差國。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中國國內發生嚴重的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國庫空虛。
煙毒泛濫不僅給中國人在精神上、肉體上帶來損害，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尤其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
在朝野的唿籲下，清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1821-1834年頒布禁令八次；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目睹社會危機，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國嚴禁鴉片。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禁煙。
此時的廣東作為中國的南大門，是西方從海上乘船而來的殖民主義者爭奪貿易市場的前沿陣地，因為十三行製度，廣州經濟相對繁榮，尤其是對外貿易方麵。
此時的廣東已經成為全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但這種人口增長也是在珠江口流域和廣東東部，而位於廣東西部的廉州府、欽州府卻因為“遷海”令的實施尚未恢複元氣。
順治十六年（1659年），廉州府“詔捕賦，詔民開墾，再申洋禁”。並且立界設防，海船盡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海。
據清《經世文編》記載，凡私自出海者，一律處斬，船貨沒收。凡不執行海禁命令的軍政官員，革職嚴辦；保甲人員處以斬刑。
康熙元年（1662年），盤踞“台灣”的荷蘭總督簽了投降書，鄭成功全麵收複台灣，“聚島歡慶”。消息傳來，清廷再次頒布“遷海”的命令強迫沿海百姓，“徙內地五十裏，設排柵，嚴出入，以杜接濟台灣之患”。
所謂“遷海”，就是強迫當地沿海居民一律內遷。廉州、欽州官府把沿海的村莊、城郭、廬舍，一律拆毀，製造沿海五十裏內無人區。
所謂“設排柵”，就是設集中營式的營寨，將沿海居民趕入其中居住，不準自由出入。聖旨還諭令出界者“立斬不赦”。
而遷界時限僅有3天，必須“盡夷其地，空其人”，不願遷者，一律砍掉腦袋。欽廉大地頃刻亡者載道，哀鴻遍野，一片淒風苦雨。
遷海造成“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民既盡遷，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掘墳塋而為深壑。五裏一墩，十裏一台。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二千餘裏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有不知幾萬矣”。
清廷在廉州設“北海鎮標”駐之，加強對百姓的鎮壓。據史記載，在“遷海”過程中，“老弱轉死溝壑，少壯流離四方”。
商人無法買賣，漁民無法出海營生，大批居民流離失所。“遷海”造成“地方凋零”、“四鄉無墟市”的悲慘情景，嚴重妨礙了廉州沿海經濟的發展。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又稱“時以遷居竊出魚鹽，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內遷30裏，又上演一輪家破人亡的拆遷悲劇，欽廉沿海居民首當其衝。
接著，殃及到潿洲、斜陽等海島謀生的漁人和商賈。島上百姓頓失生計，不得放棄家園內遷，或遠逃海外謀生。
康熙十一年（1672年），廉州府人口下降為“男婦共三萬零四百九十七人”，其中，合浦縣男丁隻剩下3076人，婦女為5468人，人口生產力遭到極大損害。
此時的防城縣亦在複蘇中，此期間一些壯瑤從山林落地耕種，補充了一些人口，但依然經濟困苦。
清統治者不許商船私往南洋貿易，凡偷往外洋，“令解迴正法”。對早已出洋的商賈，“俱不準迴籍”。
嚴厲的“洋禁”令，隻換迴部分海外流民。更多的商賈、漁民被迫選擇了用腳投票，無奈地飄零海外，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又重申洋禁，先後頒布了禁止五穀、金銀銅鐵出洋的種種禁令。當時限製海船載大米不超過5石，船槳不超過兩支，隻準帶腰刀、弓之類的武器，而對火炮、鳥槍、火藥嚴加限製，並發牌照規定航海範圍和天數。
這些規定，特別是武器的限製，給西方海盜和安南海寇提供洗劫商船的方便。“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雖處於防“寇”、防“盜”，實含有拒絕“通夷”的意向。
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不許民居潿洲島，開墾田地。
嘉慶十二年，“洋匪通踞潿洲為巢”，“逐勒碑永遠封禁”。
1789年，清廷廉州官府製訂嚴厲的“海禁”章程，“將潿洲、斜陽二島居住之無籍貧民逐迴原籍，所居草寮概行燒毀”。
1792年，清廷撤銷島上官兵駐防，改由乾體水師巡查今北海港一帶海麵，禁止“中國商人偷往外國貿易”。
然而，“海禁”卻造成官逼民反，白龍尾一帶成為各路海盜、商船來往航線，但此時的綠營廣東水師已無力清剿，蓋因水師主力已經移至珠江口一帶防範和巡檢英法商船。
負責欽廉一帶外海的龍門協僅有千餘人兵力散落在漫長的海岸線上，白龍尾一帶僅有五十餘人，船四艘，一名千總負責。防城縣岸上除炮台守衛外，也就守備一人，兵八十餘人。
十萬大山更是偏僻所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清朝戶部才議準廣東總督孔毓奏請：廣東廉州府欽州西北地名“三不要地”，即不屬欽州、上思州管轄，也不屬安南地界，由欽州就近撫綏，設汛派兵駐守。
乾隆四年（1739年），防城縣境為如昔、防城兩巡檢司分治之地，隸屬欽州。十萬大山中段至西端自北向南至京族三島實際上在防城巡檢司治下的一個的窮地方。
這防城巡檢司妥妥的就是現代邊防派出所，巡檢一名，弓兵滿編時有五十。但近年常常空編僅僅三十餘人，其中主要也就是餉銀不足的原因。
為了防止安南人從陸地上私自入境，清廷令沿邊界30裏以內廣種簕竹為隔離，安南人現如今也難進入，西邊防範任務不重，那巡檢司的任務也就是防止海賊上岸搶劫。
至於山上蠻夷，窮的要死，也無力去管，山上瞞報人口之事也無法查實。無論差役或弓兵前腳尚未入寨門，黑戶人已跑到山上藏起，隻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且山上蠻夷好勇鬥狠，一言不合，容易發生衝突，所以官府也避免去山上。
防城巡檢司巡檢周玉岫駐地東興，並不在防城縣縣城，每月會巡邏至防城縣，領餉銀、領軍糧，順便弄點吃的，買點用的。
從東興到防城縣，官道並不好走，需跨江平江和竹排江，遇上雨季，巡邏也稀少，主要精力還在東興和京族三島之間的海邊，防範海賊上岸。
李九章和周玉岫兩人年歲相近都是三十出頭，在防城縣這個苦歪歪的地方，兩個人算同為天涯淪落官，自然相互親近，並未因為品級之差別而生疏。
周玉岫每次迴到防城縣城，都要找李九章喝個小酒，聊聊天。
他們無力關心這個世界，他們隻想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力量發現到他們之前，他們能造出幾門土炮，保住自己生命安全，保住自己不會成為大清帝國權貴眼裏的大熊貓。
他們也從未想過用穿越過來的資源和大專生學的那些三腳貓的知識提前讓中國進入工業革命時代。
此時世界的發展還沒有被這幾個穿越而來，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所幹擾，依然按照曆史軌跡在前進。
中英兩國幾乎同時在15、16世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中後期，蘇州，鬆江等地有許多以紡織為業的機戶，擁有大量資金和幾台至幾十台織機，開設機房，雇傭幾個至幾十個工人，進行生產，稱之為“機戶出資，機工出力”。
而在英國，從15世紀中期，英國毛紡織業出現了分散的手工工場，到16世紀中期，英國毛紡織品已經占商品出口總量的90%左右。
為什麽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成功了，中國卻失敗了呢？
其實不難發現，兩國的資產階級力量在這一時期都是比較孱弱的，但是英國的資產階級得到了君主的直接支持。
而明朝就不同了，封建地主勢力和儒家傳統思想，恰恰符合君主專製的需要，這就悲催了，明朝的資產階級力量還沒發展，就平白地比英國的資產階級多了兩個強敵。
這也就注定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夭折，也導致近代中國的落後。
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機器工業逐漸代替了工場手工業。
英國工業的發展，工業產量急劇上升，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努力尋找新的資源及產品生存空間，加緊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動。
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具有巨大擴張價值，但工業體係與國防體係相當落後的國家，自然成為殖民主義者侵略擴張選擇的最佳對象。
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
英國出口的羊毛、呢絨等工業製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清政府拒絕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
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
稅率方麵，中國對英國的進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也使英國大為不滿。
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仍保持順差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
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局麵，英國資產階級采取外交途徑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毀滅人種”的方法，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以滿足他們追逐利潤的無限欲望。
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國政府、東印度公司和鴉片販子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使中國由二百多年來的順差國變成逆差國。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中國國內發生嚴重的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國庫空虛。
煙毒泛濫不僅給中國人在精神上、肉體上帶來損害，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尤其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
在朝野的唿籲下，清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1821-1834年頒布禁令八次；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目睹社會危機，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國嚴禁鴉片。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禁煙。
此時的廣東作為中國的南大門，是西方從海上乘船而來的殖民主義者爭奪貿易市場的前沿陣地，因為十三行製度，廣州經濟相對繁榮，尤其是對外貿易方麵。
此時的廣東已經成為全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但這種人口增長也是在珠江口流域和廣東東部，而位於廣東西部的廉州府、欽州府卻因為“遷海”令的實施尚未恢複元氣。
順治十六年（1659年），廉州府“詔捕賦，詔民開墾，再申洋禁”。並且立界設防，海船盡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海。
據清《經世文編》記載，凡私自出海者，一律處斬，船貨沒收。凡不執行海禁命令的軍政官員，革職嚴辦；保甲人員處以斬刑。
康熙元年（1662年），盤踞“台灣”的荷蘭總督簽了投降書，鄭成功全麵收複台灣，“聚島歡慶”。消息傳來，清廷再次頒布“遷海”的命令強迫沿海百姓，“徙內地五十裏，設排柵，嚴出入，以杜接濟台灣之患”。
所謂“遷海”，就是強迫當地沿海居民一律內遷。廉州、欽州官府把沿海的村莊、城郭、廬舍，一律拆毀，製造沿海五十裏內無人區。
所謂“設排柵”，就是設集中營式的營寨，將沿海居民趕入其中居住，不準自由出入。聖旨還諭令出界者“立斬不赦”。
而遷界時限僅有3天，必須“盡夷其地，空其人”，不願遷者，一律砍掉腦袋。欽廉大地頃刻亡者載道，哀鴻遍野，一片淒風苦雨。
遷海造成“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民既盡遷，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掘墳塋而為深壑。五裏一墩，十裏一台。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二千餘裏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有不知幾萬矣”。
清廷在廉州設“北海鎮標”駐之，加強對百姓的鎮壓。據史記載，在“遷海”過程中，“老弱轉死溝壑，少壯流離四方”。
商人無法買賣，漁民無法出海營生，大批居民流離失所。“遷海”造成“地方凋零”、“四鄉無墟市”的悲慘情景，嚴重妨礙了廉州沿海經濟的發展。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又稱“時以遷居竊出魚鹽，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內遷30裏，又上演一輪家破人亡的拆遷悲劇，欽廉沿海居民首當其衝。
接著，殃及到潿洲、斜陽等海島謀生的漁人和商賈。島上百姓頓失生計，不得放棄家園內遷，或遠逃海外謀生。
康熙十一年（1672年），廉州府人口下降為“男婦共三萬零四百九十七人”，其中，合浦縣男丁隻剩下3076人，婦女為5468人，人口生產力遭到極大損害。
此時的防城縣亦在複蘇中，此期間一些壯瑤從山林落地耕種，補充了一些人口，但依然經濟困苦。
清統治者不許商船私往南洋貿易，凡偷往外洋，“令解迴正法”。對早已出洋的商賈，“俱不準迴籍”。
嚴厲的“洋禁”令，隻換迴部分海外流民。更多的商賈、漁民被迫選擇了用腳投票，無奈地飄零海外，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又重申洋禁，先後頒布了禁止五穀、金銀銅鐵出洋的種種禁令。當時限製海船載大米不超過5石，船槳不超過兩支，隻準帶腰刀、弓之類的武器，而對火炮、鳥槍、火藥嚴加限製，並發牌照規定航海範圍和天數。
這些規定，特別是武器的限製，給西方海盜和安南海寇提供洗劫商船的方便。“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雖處於防“寇”、防“盜”，實含有拒絕“通夷”的意向。
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不許民居潿洲島，開墾田地。
嘉慶十二年，“洋匪通踞潿洲為巢”，“逐勒碑永遠封禁”。
1789年，清廷廉州官府製訂嚴厲的“海禁”章程，“將潿洲、斜陽二島居住之無籍貧民逐迴原籍，所居草寮概行燒毀”。
1792年，清廷撤銷島上官兵駐防，改由乾體水師巡查今北海港一帶海麵，禁止“中國商人偷往外國貿易”。
然而，“海禁”卻造成官逼民反，白龍尾一帶成為各路海盜、商船來往航線，但此時的綠營廣東水師已無力清剿，蓋因水師主力已經移至珠江口一帶防範和巡檢英法商船。
負責欽廉一帶外海的龍門協僅有千餘人兵力散落在漫長的海岸線上，白龍尾一帶僅有五十餘人，船四艘，一名千總負責。防城縣岸上除炮台守衛外，也就守備一人，兵八十餘人。
十萬大山更是偏僻所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清朝戶部才議準廣東總督孔毓奏請：廣東廉州府欽州西北地名“三不要地”，即不屬欽州、上思州管轄，也不屬安南地界，由欽州就近撫綏，設汛派兵駐守。
乾隆四年（1739年），防城縣境為如昔、防城兩巡檢司分治之地，隸屬欽州。十萬大山中段至西端自北向南至京族三島實際上在防城巡檢司治下的一個的窮地方。
這防城巡檢司妥妥的就是現代邊防派出所，巡檢一名，弓兵滿編時有五十。但近年常常空編僅僅三十餘人，其中主要也就是餉銀不足的原因。
為了防止安南人從陸地上私自入境，清廷令沿邊界30裏以內廣種簕竹為隔離，安南人現如今也難進入，西邊防範任務不重，那巡檢司的任務也就是防止海賊上岸搶劫。
至於山上蠻夷，窮的要死，也無力去管，山上瞞報人口之事也無法查實。無論差役或弓兵前腳尚未入寨門，黑戶人已跑到山上藏起，隻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且山上蠻夷好勇鬥狠，一言不合，容易發生衝突，所以官府也避免去山上。
防城巡檢司巡檢周玉岫駐地東興，並不在防城縣縣城，每月會巡邏至防城縣，領餉銀、領軍糧，順便弄點吃的，買點用的。
從東興到防城縣，官道並不好走，需跨江平江和竹排江，遇上雨季，巡邏也稀少，主要精力還在東興和京族三島之間的海邊，防範海賊上岸。
李九章和周玉岫兩人年歲相近都是三十出頭，在防城縣這個苦歪歪的地方，兩個人算同為天涯淪落官，自然相互親近，並未因為品級之差別而生疏。
周玉岫每次迴到防城縣城，都要找李九章喝個小酒，聊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