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佛經有雲：一念成佛，一念亦成魔。
講完這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還是假的故事之後，我所有的同學都一陣尖叫，女生們抓住我連撕帶打，又掐又擰，都說我原來這麽浪漫的，怎麽她們以前都沒有看出來呢？那一年迴到家裏，我見到了許多我們高中的同學，其實我是有機會在以前的同學當中尋覓到一份屬於自己的感情的，但是我卻都放棄了。因為她們談論的話題讓我很自卑，也很汗顏。我什麽都沒有，那一年，我第一次感覺到我這一生或許真的是一個要於寂寞相伴的人。
過完了年，我在家裏又休息了一個多月，想了很久，竟不知道該去哪裏？有時候我一個人呆在家裏，呆呆的，忍不住就淚水盈眶。天大地大，我卻竟然無處可去。漸漸的，我都不好意思再出門了，因為我一出門就有無數的人問我工作和畢業的問題。我的父母漸漸的也對我有了意見，開始埋怨我老呆在家裏也不是個事情。這是我父母生平第一次催我出門，我突然好一陣難過，難過的躲到廁所偷偷的又抹了抹眼淚。父母催我出門的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原來真的長大了，我也才意識到原來長大是多麽痛苦的一件事情。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我拿著行李，逃也似的出了家門，在火車站售票廳門口的台階上手托著下巴呆呆的坐了一個下午。最後給一個看了我一下午的一個討飯吃的叫花子給了兩塊錢，然後買了一張去古城西安的車票。我很幸運，車票居然還有座位。我依著窗子坐著，臉貼在窗戶的玻璃上，兩眼怔怔的盯著外麵一排排向後奔跑的白楊樹和小平房，還有遠處的高山和麥田。我的心和我臉貼在車窗玻璃上的感覺一樣冰涼。列車就象一條受了傷的毒蛇飛快的向前躥行著，發出一陣一陣嘶啞的呻吟聲。我突然想起我當年為什麽要考到西安來。說起來你也許會發笑，因為我沒有坐過火車，我掰著指頭算過從蘭州到西安上學最起碼可以坐一夜的火車，那時侯我覺得坐火車是一件特別幸福和愉快的事情。想著想著，我不禁一笑，笑人的理由有時候是多麽的可笑和荒誕。
我再迴到宿舍的時候，宿舍裏一片狼籍，滿地都是灰塵，破報紙，臭鞋，爛襪子和啤酒瓶子。白帥和東子，老牛還有翔子的床都光禿禿的隻剩下一個幹床板，隻有趙兵在蒙頭大睡。一看見我來了，從床上翻起來拉住我的手，笑嗬嗬的說：“可算是來了個會說話的，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都憋死我了，我已經一個人在宿舍裏住了一個多月了，每天晚上都一個人獨守空房，我現在算是知道那些年輕守寡的小媳婦晚上有多難熬了。”我笑了笑，說：“我來，肯定來，我不來我能幹啥去呀？宿舍裏其他的人呢？”趙兵說：“都就業起來了，白帥去了山東，東子去了廣東，翔子在市裏一家房地產公司跑業務。”我說：“那你呢？你工作找好了嗎？”趙兵說：“找個屁呀？每次去招聘會都被打擊的血淋淋的，這幾天我正在燎傷呢，等燎的自信心再度膨脹的時候再去招聘會看看吧。”我看見趙兵的床下麵扔著兩條褲頭，上麵還略有斑斑點點，便笑了笑說：“你是個水牛呀？一晚上瀉了幾次？”趙兵咧著嘴嘿嘿嘿嘿的笑了笑，邊笑邊說：“這不是春天來了嘛，萬物複蘇，人的火也就大了呀！”說完，趙兵接著又說：“前兩天學生會的幾個人來找你，他們問你還來不來？我說你可能大概不來了。”我忙問他們找我什麽事情？趙兵說：“不太知道，好象是什麽《青年誌願者協會》的。”我一聽，忙跑出去到係辦公樓裏到學生會值班室裏查到《青年誌願者協會》的部長的電話，又迴到宿舍樓底下給部長打了個電話。我曾經在一次校園組織的活動中看到過幾副貧困山區的孩子和他們學校的照片，還有他們寫的作業和作文，還有幾封起首沒有寫清姓名的信，大概是感謝一位資助他們上學的姐姐的。我感覺幾封感謝信裏的所謂的姐姐應該是同一個人。我是從沒有見過照片上那麽黑那麽破的學校的，也沒有見過人用那麽短的鉛筆寫字，更沒有見過小孩子穿那麽大那麽破的衣服。我當時就跑迴宿舍將我的幾見舊衣服找出來捐了出去。還給負責接受捐款捐物的一個學生會幹事留了我的電話，說下次如果他們還去這種山區一定給我打電話，我也要去。迴到宿舍後，我又突發奇想，我想在學校辦一次個人書畫展，所有的作品都明碼標價現場拍賣，所得善款全部都捐給貧困山區的孩子們。我把我的想法連夜告訴了姚婷和粱靜，她們都非常支持我，粱靜第二天就幫我去聯係了《青年誌願者協會》的人，他們也表示全力支持我。就在我轟轟烈烈的想在我的大學生活裏留下我最有意義的一次念想時。我卻被學校勸退了。於是這件事情也就擱淺了。
我給《青年誌願者》協會的部長打電話，那部長說他們過幾天要去山羊縣給那裏的孩子們送一些捐贈品去，問我還去不去？我說：“去。”晚上，我在樓道的宿舍裏挨著搜羅了一些舊衣服和舊鞋子，我說我要將這些衣物捐給貧困山區的孩子時，各個宿舍的哥們兒都很願意，有的還給我找出了他們隻穿了幾次的九成新的衣服，有的甚至還捐了錢，並囑咐我一定要在捐款單子上寫上他們的名字。
我沒有想到粱靜也會是《青年誌願者協會》的會員，我也不知道她原來每個月都要去陝西周邊的貧困山區去去看那裏的孩子，還給他們義務講課。我更不知道她還資助了好幾個小孩子上學。原來我上次在校園裏看到的那幾封山區的孩子寫來的感謝信裏所謂的姐姐就是粱靜。
在去山羊縣的公交車上我和粱靜不期而遇，粱靜說她以為我迴家後不會再來了，我說：“我還有很多心願未了，怎麽可能不來呢？”我給粱靜講了我迴到家裏發生的許多事情，聽的粱靜嗔目結舌，呆呆不語。汽車從早城一直開到了中午，將我們扔到一個山腳下麵，然後就迴去了。我們徒步順著山上的羊腸小道走了大約有三四裏的山路，直到傍晚才來到了一個小村莊，剛到村口，早有一群蓬頭垢麵，穿的破破爛爛的孩子象潮水一樣湧了過來，象土匪一樣翻開我們的背包將包裏本就準備捐給他們的衣物和食品一轟就搶個精光。然後抱著衣服和吃的四下便作鳥獸散了。我很驚詫為什麽孩子們不能象電視裏一樣排著隊等我們給他們一個一個發呢，為什麽要搶呢？反正這些東西他們人人都是有份的。接待我們的是一個滿臉褶皺，皮膚黝黑，戴著一頂藏藍色帽子，穿著一身洗的有些發白的藏藍色的中山裝，上衣胸前的口袋上還別著一支鋼筆，大約有五十多歲的中年人，那人一來，就拉住我們隊伍裏一個個子挺高的男孩的手，一邊用力的甩一邊用夾雜著陝北口音的普通話說：“歡迎，歡迎，歡迎你們再來我們這裏做客。”粱靜悄悄的告訴我，那個男人是村裏的強書記。也是這個村裏所有的孩子的所有課程的老師。強書記和男孩子打完招唿，又一個大步跨過來，拉住粱靜的手，笑嗬嗬的說：“粱老師你好啊！你走了村裏的娃就天天念叨你著哩！。天天跑到我屋裏來問他們梁老師再啥時候來哩？”強書記拉粱靜的手的時候我看見他右手的食指咧了好長好長的一條口子，殷紅的血嘖裏夾雜著白色的粉筆的塵屑。我知道這種傷口是被凍裂的，而凍裂的傷口又被粉筆的灰塵腐蝕和感染了。我心裏不禁一酸。心想下次來一定要給強書記帶一些創傷藥。粱靜抿著嘴隻是笑，等強書記說完了，粱靜對強書記說：“我今天帶了個我的朋友來，我這個朋友很想到咱們老鄉家裏去看看，你能給安排一下嗎？”強書記忙說：“行，行行，沒問題。歡迎參觀。”說話間，剛搶了衣物食品的孩子將搶的東西放迴到家裏以後，又跑了迴來，一個個或抱住粱靜的腿，或拉著粱靜的手還有衣服又蹦又跳，唧唧喳喳鬧個不停。強書記說要安排我們吃飯，但是我們隊伍裏剛和書記握過手的那個男孩卻用命令的口吻告訴我們說：“晚飯一會兒集中一起吃，每人兩個燒餅，一根火腿腸和一瓶礦泉水。”還說：“這裏的老鄉家裏都很困難我們去到老鄉家裏慰問的時候千萬不能吃老鄉家的東西。”
如果我不來這個地方，我是不會想到解放都半個多世紀了，我們的國家居然還會有窮的一家五六口人睡一個土炕，幾個孩子穿一條褲子的事情。說這種話我或許有些忘本，我小時候也是在農村裏長大的，不過隻是沒有這麽苦罷了。我對老家的人是很了解的，老家的人很淳樸，也很自私。如果有個親戚從城裏迴來，他手裏的提包剛放下，就會有穿的很破爛的小孩子跑過來象土匪一樣的亂翻，而孩子的父母則半是吆喝半是縱容，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們剛到村口，就有小孩子衝過來搶我們的東西。小孩子象一群小豬拱著吃食一樣，頭碰著頭，你推我搡，亂做一團，而大人們則遠遠的躲在各自的家門口等著孩子。這就是真實的村的人，讓人可憐又可愛。很多城裏的人都看不起鄉下人，但事實上鄉下人進了城都是很規矩的，倒是很多到了城裏的鄉下人卻漸漸的忘了本。如果你也曾經深刻的經受過貧窮，如果你曾經也一無所有，每天都在為生計和糊口而苦苦奔忙，如果你能真切的看他們一眼，你就會理解這些人。但是我是不喜歡農村的人象老黃牛一樣信天由命，甘願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的性格的。當天晚上我和粱靜到她一個叫強娃的學生家裏去做家訪，強娃家住的是土窯洞，屋子裏黑洞洞的，一進門右手邊是一張長方形的土炕，和小時侯我外婆家的那張土炕一摸一樣，我小時侯經常爬在炕上扒在窗戶上朝外麵看，看我媽有沒有從大門裏進來。我媽每次從城裏迴來的時候都會給我帶很多水果糖和麻花迴來好。炕一邊的牆上貼著些剪紙和年畫。炕尾是一個用土磚盤起來的灶台，灶台上搭著一隻很大很大的鐵鍋，灶台下麵是一個風箱和一些柴禾。小時侯外婆作飯的時候，我總是搶著拉風箱，我拉風箱的時候很賣力，常常能把一鍋攪團燒的黑糊糊的焦在鍋裏。灶台對麵是一張用幾個土磚架起來的擀麵的案板，案板邊上是一個衣櫃。屋裏也沒有拉電，隻點著一盞隻有一點星亮的煤油燈，劣質的煤油氣味很是刺鼻，煤油燈的煙霧也很大，不一會兒我和粱靜的鼻孔就黑了。看著強娃家，我不由就想起了我小時侯，我小時侯在農村的時候，我奶奶家和我外婆家裏也是住窯洞，點煤油燈的，我還經常爬在煤油燈底下給我外婆穿針線呢，我小時侯眼睛很亮，一下就能把線穿到針眼裏去，有時侯煤油燈一閃一閃的，我就用外婆的繡花針挑一挑燈腥。燈就不閃了。我外婆在煤油燈底下能做一夜的針線。直到天麻麻的亮了，才吹了燈睡覺。我外婆很年輕的時侯就沒了我外公，守寡之後一直都沒有再嫁人，很多年來外婆都是靠著煤油燈和針線度過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的。不過現在我奶奶和我外婆早已經住進了一磚到頂的大瓦房裏，還看上了電視。強娃的媽媽喂完豬以後就和我們盤腿坐在炕上開始聊天，強娃的媽媽說：“又麻煩你們從城裏跑來看我們，你看我們家裏啥也沒有，隻能給你們倒兩碗白開水。”強娃媽媽說這話的時候，忙給也坐在床上的強娃的兩個姐姐使了個眼色，兩個丫頭才慌忙跳下床去，一個往灶火眼裏添玉米杆杆，一個拿馬勺從水缸裏往鍋裏舀水。粱靜忙說不用了，說著跟著從炕上跳下去，將兩個丫頭死命的拉迴到了炕上，然後對強娃的媽媽也用陝西的方言說道：“我們來了又不是一次兩次咧，你這麽客氣的做啥呢嘛？強娃他爸又不在家，你們家裏吃水也不容易。”我忙問粱靜：“那強娃的爸爸到那裏去了？”粱靜看了看我沒有說話，強娃的媽媽說：“強娃他爸以前到石料場裏背石頭著哩。前年讓石頭把腿砸了，現在到城裏頭給人看大門著哩。”我點點頭，哦了一聲。又問：“那你們家的地誰種呀？”強娃的媽媽說：“我們沒有地種了。”我有點詫異，又問道：“為什麽呀？農民不是都種地嗎？”強娃的媽媽說：“聽村長說政府要修什麽國道，要從我們村裏經過，我們的地都被征收了。”我記得我剛看完賈平凹寫的一本小說叫《秦腔》，裏麵的隸花村就被一條所謂的國道橫村穿過。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城市化的進程也日益加快，很多工廠，國道，都在不斷的蠶食著農民的土地。我不知道農民離開了土地到底對他們意味著什麽？到底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我曾聽過兩個笑話，一個是說村裏有兩個農民在大樹底下納涼，一個是拾羊糞蛋蛋的，一個是閹豬宰牛的屠戶兼給牲口看病的獸醫，兩個人隨便開始暢想人生，拾羊糞的說：“唉！老子要是當了皇帝，我就把全村的羊糞蛋蛋一個人給包了，以後誰都不準和我搶。獸醫說：“我要是當了皇帝，就規定以後十裏八鄉不管誰家的豬都必須讓我來閹割，都讓我來殺。還有一個是聽說中央電視台的一個節目主持人到一個貧困山村裏去采訪，在山上碰見一個放羊的小孩，就問了小孩一個很哲學的問題：“你為什麽放羊呀？”小孩說：“放羊為了賣錢。”主持人問：“賣了錢又做什麽呀？”小孩說：“賣了錢就娶媳婦。”主持人又問：“那娶了媳婦再做什麽呀？”小孩子說：“生娃。”主持人又問：“生了娃，你讓你的娃幹什麽呀？”小孩說：“放羊。”不可否認的是就這麽將一張白紙一樣的農民推入到城市化進程的改革當中確實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先且不說這兩個故事有多少醒世意義。就說那天晚上我和粱靜，還有強娃的媽媽聊天，我們居然聊了一夜，那一晚我了解到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這裏因為天旱缺水，村裏的地已經基本上沒有人種了，男人們都到附近的煤礦和石料廠去背煤和采石頭去了，那些小煤窯和石料廠的設施都很簡陋，煤礦上沒有礦車，工人們要彎著腰，脊背上背著一個竹筐子將煤從井下背上來。石料廠每年都要死很多人，死了人也沒有人來查。農村人沒有文化，鬥大的字不認識一個，縱是有心去討個公道，也不知道該去那裏找青天大老爺。男人們出去掙錢，女人們就在家裏喂個豬，養個雞，再照看孩子。孩子稍微大一點就都跟著往城裏湧。因為沒有文化都隻能在城裏幹一些賣力氣的活。城市是個大染缸，有些孩子不知不覺的就走上了歪路，至死卻還不知道什麽叫犯罪。強娃的媽媽說強娃的一個姐姐在城裏一家美發店裏當學徒，每個月都給家裏寄幾百塊錢迴來。我一聽美發店，腦子裏立刻就閃現出那些一到晚上就閃爍著粉色糜紅的洗頭房。看著強娃的媽媽我的心又一陣絞痛。強娃的媽媽還說其實他們家裏已經不錯了，村裏還有男人死在小煤窯上的，人家連錢都不陪，女人沒辦法，就帶著幾個娃到城裏一邊拾垃圾一邊要飯吃去了。
第二天，我跟著粱靜當了一天的鄉村義務教師，下午，上一節體育課的時候，粱靜和一群孩子在滿是黃土的操場上玩老鷹捉小雞，強娃當老鷹，粱靜當雞媽媽，一群孩子躲在粱靜的屁股後麵排成了一列長隊當雞娃子，象一列火車一樣，車頭往那裏擺他們就跟著往那裏擺。我站在一邊手遮著太陽靜靜的當著觀眾，粱靜喊了我幾次，我都搖了搖手。小孩子們玩的很賣力，踏的地上的黃土都遮住了太陽，真的象一群小雞一樣嘰嘰喳喳叫個不停。我環顧了一下四周，所謂的學校不過就是三間又破又舊的平房，房子的牆上還依稀可見當年用白色的石灰粉塗寫的革命標語還有一些新近幾年宣傳計劃生育的口號。操場上孤零零的飄揚著一麵五星紅旗。這和我的大學校園有著天壤之別。我為我過去虛度的時光和碌碌無為感到一陣羞恥和慚愧。我覺得我應該為我的過去做一些補償。
我突然決定要留下來。
我要在遠離人群和鬧市的地方守侯我的靈魂。
佛經有雲：一念成佛，一念亦成魔。
講完這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還是假的故事之後，我所有的同學都一陣尖叫，女生們抓住我連撕帶打，又掐又擰，都說我原來這麽浪漫的，怎麽她們以前都沒有看出來呢？那一年迴到家裏，我見到了許多我們高中的同學，其實我是有機會在以前的同學當中尋覓到一份屬於自己的感情的，但是我卻都放棄了。因為她們談論的話題讓我很自卑，也很汗顏。我什麽都沒有，那一年，我第一次感覺到我這一生或許真的是一個要於寂寞相伴的人。
過完了年，我在家裏又休息了一個多月，想了很久，竟不知道該去哪裏？有時候我一個人呆在家裏，呆呆的，忍不住就淚水盈眶。天大地大，我卻竟然無處可去。漸漸的，我都不好意思再出門了，因為我一出門就有無數的人問我工作和畢業的問題。我的父母漸漸的也對我有了意見，開始埋怨我老呆在家裏也不是個事情。這是我父母生平第一次催我出門，我突然好一陣難過，難過的躲到廁所偷偷的又抹了抹眼淚。父母催我出門的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原來真的長大了，我也才意識到原來長大是多麽痛苦的一件事情。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我拿著行李，逃也似的出了家門，在火車站售票廳門口的台階上手托著下巴呆呆的坐了一個下午。最後給一個看了我一下午的一個討飯吃的叫花子給了兩塊錢，然後買了一張去古城西安的車票。我很幸運，車票居然還有座位。我依著窗子坐著，臉貼在窗戶的玻璃上，兩眼怔怔的盯著外麵一排排向後奔跑的白楊樹和小平房，還有遠處的高山和麥田。我的心和我臉貼在車窗玻璃上的感覺一樣冰涼。列車就象一條受了傷的毒蛇飛快的向前躥行著，發出一陣一陣嘶啞的呻吟聲。我突然想起我當年為什麽要考到西安來。說起來你也許會發笑，因為我沒有坐過火車，我掰著指頭算過從蘭州到西安上學最起碼可以坐一夜的火車，那時侯我覺得坐火車是一件特別幸福和愉快的事情。想著想著，我不禁一笑，笑人的理由有時候是多麽的可笑和荒誕。
我再迴到宿舍的時候，宿舍裏一片狼籍，滿地都是灰塵，破報紙，臭鞋，爛襪子和啤酒瓶子。白帥和東子，老牛還有翔子的床都光禿禿的隻剩下一個幹床板，隻有趙兵在蒙頭大睡。一看見我來了，從床上翻起來拉住我的手，笑嗬嗬的說：“可算是來了個會說話的，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都憋死我了，我已經一個人在宿舍裏住了一個多月了，每天晚上都一個人獨守空房，我現在算是知道那些年輕守寡的小媳婦晚上有多難熬了。”我笑了笑，說：“我來，肯定來，我不來我能幹啥去呀？宿舍裏其他的人呢？”趙兵說：“都就業起來了，白帥去了山東，東子去了廣東，翔子在市裏一家房地產公司跑業務。”我說：“那你呢？你工作找好了嗎？”趙兵說：“找個屁呀？每次去招聘會都被打擊的血淋淋的，這幾天我正在燎傷呢，等燎的自信心再度膨脹的時候再去招聘會看看吧。”我看見趙兵的床下麵扔著兩條褲頭，上麵還略有斑斑點點，便笑了笑說：“你是個水牛呀？一晚上瀉了幾次？”趙兵咧著嘴嘿嘿嘿嘿的笑了笑，邊笑邊說：“這不是春天來了嘛，萬物複蘇，人的火也就大了呀！”說完，趙兵接著又說：“前兩天學生會的幾個人來找你，他們問你還來不來？我說你可能大概不來了。”我忙問他們找我什麽事情？趙兵說：“不太知道，好象是什麽《青年誌願者協會》的。”我一聽，忙跑出去到係辦公樓裏到學生會值班室裏查到《青年誌願者協會》的部長的電話，又迴到宿舍樓底下給部長打了個電話。我曾經在一次校園組織的活動中看到過幾副貧困山區的孩子和他們學校的照片，還有他們寫的作業和作文，還有幾封起首沒有寫清姓名的信，大概是感謝一位資助他們上學的姐姐的。我感覺幾封感謝信裏的所謂的姐姐應該是同一個人。我是從沒有見過照片上那麽黑那麽破的學校的，也沒有見過人用那麽短的鉛筆寫字，更沒有見過小孩子穿那麽大那麽破的衣服。我當時就跑迴宿舍將我的幾見舊衣服找出來捐了出去。還給負責接受捐款捐物的一個學生會幹事留了我的電話，說下次如果他們還去這種山區一定給我打電話，我也要去。迴到宿舍後，我又突發奇想，我想在學校辦一次個人書畫展，所有的作品都明碼標價現場拍賣，所得善款全部都捐給貧困山區的孩子們。我把我的想法連夜告訴了姚婷和粱靜，她們都非常支持我，粱靜第二天就幫我去聯係了《青年誌願者協會》的人，他們也表示全力支持我。就在我轟轟烈烈的想在我的大學生活裏留下我最有意義的一次念想時。我卻被學校勸退了。於是這件事情也就擱淺了。
我給《青年誌願者》協會的部長打電話，那部長說他們過幾天要去山羊縣給那裏的孩子們送一些捐贈品去，問我還去不去？我說：“去。”晚上，我在樓道的宿舍裏挨著搜羅了一些舊衣服和舊鞋子，我說我要將這些衣物捐給貧困山區的孩子時，各個宿舍的哥們兒都很願意，有的還給我找出了他們隻穿了幾次的九成新的衣服，有的甚至還捐了錢，並囑咐我一定要在捐款單子上寫上他們的名字。
我沒有想到粱靜也會是《青年誌願者協會》的會員，我也不知道她原來每個月都要去陝西周邊的貧困山區去去看那裏的孩子，還給他們義務講課。我更不知道她還資助了好幾個小孩子上學。原來我上次在校園裏看到的那幾封山區的孩子寫來的感謝信裏所謂的姐姐就是粱靜。
在去山羊縣的公交車上我和粱靜不期而遇，粱靜說她以為我迴家後不會再來了，我說：“我還有很多心願未了，怎麽可能不來呢？”我給粱靜講了我迴到家裏發生的許多事情，聽的粱靜嗔目結舌，呆呆不語。汽車從早城一直開到了中午，將我們扔到一個山腳下麵，然後就迴去了。我們徒步順著山上的羊腸小道走了大約有三四裏的山路，直到傍晚才來到了一個小村莊，剛到村口，早有一群蓬頭垢麵，穿的破破爛爛的孩子象潮水一樣湧了過來，象土匪一樣翻開我們的背包將包裏本就準備捐給他們的衣物和食品一轟就搶個精光。然後抱著衣服和吃的四下便作鳥獸散了。我很驚詫為什麽孩子們不能象電視裏一樣排著隊等我們給他們一個一個發呢，為什麽要搶呢？反正這些東西他們人人都是有份的。接待我們的是一個滿臉褶皺，皮膚黝黑，戴著一頂藏藍色帽子，穿著一身洗的有些發白的藏藍色的中山裝，上衣胸前的口袋上還別著一支鋼筆，大約有五十多歲的中年人，那人一來，就拉住我們隊伍裏一個個子挺高的男孩的手，一邊用力的甩一邊用夾雜著陝北口音的普通話說：“歡迎，歡迎，歡迎你們再來我們這裏做客。”粱靜悄悄的告訴我，那個男人是村裏的強書記。也是這個村裏所有的孩子的所有課程的老師。強書記和男孩子打完招唿，又一個大步跨過來，拉住粱靜的手，笑嗬嗬的說：“粱老師你好啊！你走了村裏的娃就天天念叨你著哩！。天天跑到我屋裏來問他們梁老師再啥時候來哩？”強書記拉粱靜的手的時候我看見他右手的食指咧了好長好長的一條口子，殷紅的血嘖裏夾雜著白色的粉筆的塵屑。我知道這種傷口是被凍裂的，而凍裂的傷口又被粉筆的灰塵腐蝕和感染了。我心裏不禁一酸。心想下次來一定要給強書記帶一些創傷藥。粱靜抿著嘴隻是笑，等強書記說完了，粱靜對強書記說：“我今天帶了個我的朋友來，我這個朋友很想到咱們老鄉家裏去看看，你能給安排一下嗎？”強書記忙說：“行，行行，沒問題。歡迎參觀。”說話間，剛搶了衣物食品的孩子將搶的東西放迴到家裏以後，又跑了迴來，一個個或抱住粱靜的腿，或拉著粱靜的手還有衣服又蹦又跳，唧唧喳喳鬧個不停。強書記說要安排我們吃飯，但是我們隊伍裏剛和書記握過手的那個男孩卻用命令的口吻告訴我們說：“晚飯一會兒集中一起吃，每人兩個燒餅，一根火腿腸和一瓶礦泉水。”還說：“這裏的老鄉家裏都很困難我們去到老鄉家裏慰問的時候千萬不能吃老鄉家的東西。”
如果我不來這個地方，我是不會想到解放都半個多世紀了，我們的國家居然還會有窮的一家五六口人睡一個土炕，幾個孩子穿一條褲子的事情。說這種話我或許有些忘本，我小時候也是在農村裏長大的，不過隻是沒有這麽苦罷了。我對老家的人是很了解的，老家的人很淳樸，也很自私。如果有個親戚從城裏迴來，他手裏的提包剛放下，就會有穿的很破爛的小孩子跑過來象土匪一樣的亂翻，而孩子的父母則半是吆喝半是縱容，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們剛到村口，就有小孩子衝過來搶我們的東西。小孩子象一群小豬拱著吃食一樣，頭碰著頭，你推我搡，亂做一團，而大人們則遠遠的躲在各自的家門口等著孩子。這就是真實的村的人，讓人可憐又可愛。很多城裏的人都看不起鄉下人，但事實上鄉下人進了城都是很規矩的，倒是很多到了城裏的鄉下人卻漸漸的忘了本。如果你也曾經深刻的經受過貧窮，如果你曾經也一無所有，每天都在為生計和糊口而苦苦奔忙，如果你能真切的看他們一眼，你就會理解這些人。但是我是不喜歡農村的人象老黃牛一樣信天由命，甘願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的性格的。當天晚上我和粱靜到她一個叫強娃的學生家裏去做家訪，強娃家住的是土窯洞，屋子裏黑洞洞的，一進門右手邊是一張長方形的土炕，和小時侯我外婆家的那張土炕一摸一樣，我小時侯經常爬在炕上扒在窗戶上朝外麵看，看我媽有沒有從大門裏進來。我媽每次從城裏迴來的時候都會給我帶很多水果糖和麻花迴來好。炕一邊的牆上貼著些剪紙和年畫。炕尾是一個用土磚盤起來的灶台，灶台上搭著一隻很大很大的鐵鍋，灶台下麵是一個風箱和一些柴禾。小時侯外婆作飯的時候，我總是搶著拉風箱，我拉風箱的時候很賣力，常常能把一鍋攪團燒的黑糊糊的焦在鍋裏。灶台對麵是一張用幾個土磚架起來的擀麵的案板，案板邊上是一個衣櫃。屋裏也沒有拉電，隻點著一盞隻有一點星亮的煤油燈，劣質的煤油氣味很是刺鼻，煤油燈的煙霧也很大，不一會兒我和粱靜的鼻孔就黑了。看著強娃家，我不由就想起了我小時侯，我小時侯在農村的時候，我奶奶家和我外婆家裏也是住窯洞，點煤油燈的，我還經常爬在煤油燈底下給我外婆穿針線呢，我小時侯眼睛很亮，一下就能把線穿到針眼裏去，有時侯煤油燈一閃一閃的，我就用外婆的繡花針挑一挑燈腥。燈就不閃了。我外婆在煤油燈底下能做一夜的針線。直到天麻麻的亮了，才吹了燈睡覺。我外婆很年輕的時侯就沒了我外公，守寡之後一直都沒有再嫁人，很多年來外婆都是靠著煤油燈和針線度過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的。不過現在我奶奶和我外婆早已經住進了一磚到頂的大瓦房裏，還看上了電視。強娃的媽媽喂完豬以後就和我們盤腿坐在炕上開始聊天，強娃的媽媽說：“又麻煩你們從城裏跑來看我們，你看我們家裏啥也沒有，隻能給你們倒兩碗白開水。”強娃媽媽說這話的時候，忙給也坐在床上的強娃的兩個姐姐使了個眼色，兩個丫頭才慌忙跳下床去，一個往灶火眼裏添玉米杆杆，一個拿馬勺從水缸裏往鍋裏舀水。粱靜忙說不用了，說著跟著從炕上跳下去，將兩個丫頭死命的拉迴到了炕上，然後對強娃的媽媽也用陝西的方言說道：“我們來了又不是一次兩次咧，你這麽客氣的做啥呢嘛？強娃他爸又不在家，你們家裏吃水也不容易。”我忙問粱靜：“那強娃的爸爸到那裏去了？”粱靜看了看我沒有說話，強娃的媽媽說：“強娃他爸以前到石料場裏背石頭著哩。前年讓石頭把腿砸了，現在到城裏頭給人看大門著哩。”我點點頭，哦了一聲。又問：“那你們家的地誰種呀？”強娃的媽媽說：“我們沒有地種了。”我有點詫異，又問道：“為什麽呀？農民不是都種地嗎？”強娃的媽媽說：“聽村長說政府要修什麽國道，要從我們村裏經過，我們的地都被征收了。”我記得我剛看完賈平凹寫的一本小說叫《秦腔》，裏麵的隸花村就被一條所謂的國道橫村穿過。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城市化的進程也日益加快，很多工廠，國道，都在不斷的蠶食著農民的土地。我不知道農民離開了土地到底對他們意味著什麽？到底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我曾聽過兩個笑話，一個是說村裏有兩個農民在大樹底下納涼，一個是拾羊糞蛋蛋的，一個是閹豬宰牛的屠戶兼給牲口看病的獸醫，兩個人隨便開始暢想人生，拾羊糞的說：“唉！老子要是當了皇帝，我就把全村的羊糞蛋蛋一個人給包了，以後誰都不準和我搶。獸醫說：“我要是當了皇帝，就規定以後十裏八鄉不管誰家的豬都必須讓我來閹割，都讓我來殺。還有一個是聽說中央電視台的一個節目主持人到一個貧困山村裏去采訪，在山上碰見一個放羊的小孩，就問了小孩一個很哲學的問題：“你為什麽放羊呀？”小孩說：“放羊為了賣錢。”主持人問：“賣了錢又做什麽呀？”小孩說：“賣了錢就娶媳婦。”主持人又問：“那娶了媳婦再做什麽呀？”小孩子說：“生娃。”主持人又問：“生了娃，你讓你的娃幹什麽呀？”小孩說：“放羊。”不可否認的是就這麽將一張白紙一樣的農民推入到城市化進程的改革當中確實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先且不說這兩個故事有多少醒世意義。就說那天晚上我和粱靜，還有強娃的媽媽聊天，我們居然聊了一夜，那一晚我了解到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這裏因為天旱缺水，村裏的地已經基本上沒有人種了，男人們都到附近的煤礦和石料廠去背煤和采石頭去了，那些小煤窯和石料廠的設施都很簡陋，煤礦上沒有礦車，工人們要彎著腰，脊背上背著一個竹筐子將煤從井下背上來。石料廠每年都要死很多人，死了人也沒有人來查。農村人沒有文化，鬥大的字不認識一個，縱是有心去討個公道，也不知道該去那裏找青天大老爺。男人們出去掙錢，女人們就在家裏喂個豬，養個雞，再照看孩子。孩子稍微大一點就都跟著往城裏湧。因為沒有文化都隻能在城裏幹一些賣力氣的活。城市是個大染缸，有些孩子不知不覺的就走上了歪路，至死卻還不知道什麽叫犯罪。強娃的媽媽說強娃的一個姐姐在城裏一家美發店裏當學徒，每個月都給家裏寄幾百塊錢迴來。我一聽美發店，腦子裏立刻就閃現出那些一到晚上就閃爍著粉色糜紅的洗頭房。看著強娃的媽媽我的心又一陣絞痛。強娃的媽媽還說其實他們家裏已經不錯了，村裏還有男人死在小煤窯上的，人家連錢都不陪，女人沒辦法，就帶著幾個娃到城裏一邊拾垃圾一邊要飯吃去了。
第二天，我跟著粱靜當了一天的鄉村義務教師，下午，上一節體育課的時候，粱靜和一群孩子在滿是黃土的操場上玩老鷹捉小雞，強娃當老鷹，粱靜當雞媽媽，一群孩子躲在粱靜的屁股後麵排成了一列長隊當雞娃子，象一列火車一樣，車頭往那裏擺他們就跟著往那裏擺。我站在一邊手遮著太陽靜靜的當著觀眾，粱靜喊了我幾次，我都搖了搖手。小孩子們玩的很賣力，踏的地上的黃土都遮住了太陽，真的象一群小雞一樣嘰嘰喳喳叫個不停。我環顧了一下四周，所謂的學校不過就是三間又破又舊的平房，房子的牆上還依稀可見當年用白色的石灰粉塗寫的革命標語還有一些新近幾年宣傳計劃生育的口號。操場上孤零零的飄揚著一麵五星紅旗。這和我的大學校園有著天壤之別。我為我過去虛度的時光和碌碌無為感到一陣羞恥和慚愧。我覺得我應該為我的過去做一些補償。
我突然決定要留下來。
我要在遠離人群和鬧市的地方守侯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