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齡(673年—740年,或678年—740年),字子壽,別號博物,是唐朝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人士。作為唐玄宗開元盛世期間的重要宰相和傑出詩人,張九齡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文采,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自幼聰穎過人的張九齡,早年便展現出了卓越的文學才能,二十歲左右即中進士,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其後,在一係列的科舉考試中,他表現出色,逐步晉升至朝廷要職。在開元年間,張九齡經曆了多次職位調動,從最初的校書郎到左拾遺,再到中書舍人、中書侍郎,最終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成為宰相之一,肩負起了治理國家的重大責任。


    但張九齡的仕途之路並非一帆風順。由於他剛正不阿堅持正義,更不願隨波逐流,因此得罪了皇帝身邊的佞臣,最終在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貶為了荊州長史,離開了權力中心。四年後,這位才華橫溢的政治家與世長辭。


    張九齡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政治領袖,也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詩人。他的詩歌以高雅深邃著稱,尤其是在五言古詩方麵,對唐代詩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感遇》十二首、《雜詩》五首等作品,以及像《望月懷遠》和《旅宿淮陽亭口號》這樣的名篇,都體現了他對自然美景和社會現實的獨特感悟,成為了流傳千古的經典之作。此外,《曲江集》二十卷也是他留給後人的寶貴文化遺產。張九齡的一生,不僅是他個人才華的展現,更象征著一個時代的光輝。他那種敢於直言不諱、堅持真理的精神,以及對國家繁榮昌盛所作出的努力,使他成為了中國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


    宦官世家,少有才名


    關於張九齡的出生年份,有記載為唐高宗鹹亨四年(673年),也有說是儀鳳三年(678年)。張九齡出身於一個有著深厚官宦背景的家庭,其曾祖父張君政曾任韶州別駕,祖父張子胄則在竇州(現今的廣東信宜縣)擔任錄事參軍,而父親張弘愈亦非等閑之輩,曾在新州索盧縣(位於今日廣東新興縣南部)出任縣丞。


    自幼便展現出了非凡智慧與文學天賦的張九齡,在家族濃厚的文化氛圍熏陶下迅速成長。他不僅聰明伶俐、反應敏捷,而且對文字有著特殊的敏感度。早在九歲時,張九齡就已經掌握了寫作的技巧;到了十三歲,他已經能夠撰寫出成熟且優秀的作品。當時,他通過書信向廣州刺史王方慶展示了自己的才華,王方慶對他的文章大加讚賞,並預言這位少年將來必定有所建樹。王方慶的肯定與鼓勵,無疑為張九齡從小就樹立了遠大的人生目標,也為他日後成為傑出的政治家和詩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嶄露頭角,任官唯賢


    張九齡的青年時代,是才智與勤奮交織的黃金歲月。他不僅天賦異稟,更以不懈的努力不斷充實自己,並逐漸成長為一位能詩善文的年輕才俊。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張九齡憑借其卓越的才能考中進士,正式踏入了仕途。


    在長安三年期間,宰相張說因為直言不諱而觸怒了武則天的寵臣張昌宗,遭到流放嶺南的遭遇。途經韶州時,張說偶然讀到了張九齡的文章,立刻被他的才華所折服。張說盛讚張九齡的文章“有如輕縑素練”,既能濟時適用又不失高雅,遂對其厚遇有加。作為當時文壇領袖和朝廷重臣,張說的認可無疑為張九齡注入了一劑強心針,激勵著他在未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神龍三年(707年),張九齡赴京參加吏部的考試,憑借出眾的表現通過了才堪經邦科的考核,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不久後,他奉命前往嶺南執行公務,並借著這個機會探望家人。在擔任校書郎數年後,盡管官職未得升遷,但恰逢太子李隆基登基成為唐玄宗,廣納賢才。張九齡應召參加了一場由皇帝親自策問的考試,在道侔伊呂科中脫穎而出,因其出色的對策獲得擢升為右拾遺。隨著唐玄宗即位,張九齡又被改任左拾遺,開始了他在新朝代的政治生涯。


    然而,張九齡與宰相姚崇之間的關係卻日漸緊張。姚崇是唐玄宗極為倚重的大臣,掌控著國家的軍政大權。即便如此,張九齡依然勇敢地向姚崇提出了建設性的批評,建議他遠離阿諛奉承之人,推薦品德高尚的人才。姚崇對張九齡的意見表示讚賞,並采納了他的建議,並開始了對選官用人製度改革進行改革,堅持唯才是舉的原則,從而改善了吏治環境。


    先天元年(712年)十二月,唐玄宗在東宮舉行文學士選拔,張九齡以其卓越的才華名列前茅,再次被授予左拾遺一職。他積極向唐玄宗諫言,主張重視地方官員的選拔,糾正重內輕外的風氣,強調選官應當優先考慮賢能而非資曆。這些政策建議反映了他對國家治理的深刻理解和遠見卓識,也為後來開元盛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開大庾嶺


    盡管張九齡與姚崇之間的關係在初期顯得和諧,但隨著時間推移,兩人之間的分歧逐漸顯現出來。開元四年(716年)秋,因張九齡屢次上書直言,其觀點與當時宰相的政策並不總是一致,最終引起了姚崇的不滿。麵對這種局麵,張九齡以任期屆滿為由,選擇了辭官迴鄉,歸養嶺南。


    迴到故鄉後,張九齡並未選擇閑居度日,而是心係家鄉的發展。他敏銳地意識到,大庾嶺梅關作為連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其險峻難行嚴重影響了當地人民的生活和物資運輸。鑒於唐王朝自貞觀以來近百年的繁榮發展,尤其是嶺南地區海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廣州已經成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開鑿一條便捷的大庾嶺古道顯得尤為迫切。張九齡向朝廷提出了開鑿大庾嶺路的建議,並得到了批準。於是,他親自擔任工程主管,利用農閑時間召集民夫開始了這項艱巨的任務。


    為了確保工程順利進行,張九齡不辭辛勞,親臨現場指揮,踏勘路線,披荊斬棘。經過不懈努力,這條全長十幾公裏、寬近17米的道路終於修通,兩旁還遍植鬆樹,既美化了環境,又穩固了道路。新開鑿的大庾嶺古道極大地改善了南北交通狀況,不僅使得公私販運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促進了嶺南與中原地區的交流與融合。張九齡為此撰寫了《開鑿大庾嶺路序》,詳細記載了這一偉大工程的意義:“轉輸不以告勞,高深為之失險。”這條古道被譽為“古代的京廣線”,不僅在唐代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宋代時,隨著大量人口南遷,大庾嶺路成為了他們前往南方最便捷的路徑之一。


    在此期間,張九齡與曲江縣尉王履震和韶州司馬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經常詩酒唱酬,互相砥礪。特別是在開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際,張九齡與王履震一同前往廣州,在那裏寫下了《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這首詩作,表達了他對自然美景的熱愛以及對友情的珍視。這些經曆不僅豐富了他的文學創作,也讓他的人生更加充實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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