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遂寧內外:唐德宗的統治策略(中)
大唐帝國的輝煌與變遷 作者：方憶lt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涇師之變與奉天避難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準備調往淮西前線平叛的涇原兵馬途經長安時，因未獲得期望中的豐厚賞賜，且供應的飯菜簡陋，士兵們感到極度不滿，最終嘩變。這一事件史稱“涇師之變”。叛軍迅速擁立曾擔任涇原軍統帥的太尉朱泚為秦帝（後改為漢帝），並進圍奉天（今陝西乾縣）。麵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唐德宗李適倉皇出逃，被迫終止了削藩之戰。
涇師之變不僅打亂了唐德宗的軍事部署，也使朝廷陷入了混亂。為了應對危機，前線將領李晟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等人從河北撤軍勤王，試圖解救被困的皇帝。然而，局勢又進一步惡化，李懷光在途中聯絡了朱泚反叛，迫使唐德宗再次逃往梁州（今陝西漢中）避亂。在這場動蕩中，李晟展現出了非凡的忠誠和勇氣。他率部奮力抵抗叛軍，並積極籌備反擊。經過艱苦的努力，李晟最終成功收複了長安，擊敗了朱泚的叛軍。唐德宗得以重返京城，但這場變亂給唐朝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涇師之變不僅是唐德宗削藩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暴露了中央政府在處理地方勢力時的局限性和複雜性。唐德宗原本希望通過削藩來鞏固中央權威，但反而激起了更多地方勢力的反抗。這次變亂不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製力，還使得國家陷入了更大的混亂和動蕩之中。從而可以看出唐德宗在削藩過程中的艱難處境及其決策帶來的後果。涇師之變不僅中斷了他的削藩之戰，也使他不得不麵對更為複雜的局麵。盡管有像李晟這樣的忠臣奮力挽救局勢，但這次事件無疑對唐朝的政治穩定造成了嚴重的衝擊。
痛下罪己詔與政策調整
興元元年（784年）正月，麵對國家局勢的持續動蕩和叛亂的蔓延，唐德宗李適痛下“罪己詔”，公開承認自己作為君主的失誤，表示願意承擔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這一舉措不僅是對自身治理不當的深刻反省，也是為了平息各方矛盾、穩定局勢。
罪己詔的具體內容
在詔書中，唐德宗宣布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叛亂的原因在於自己的治理不當，所謂“朕撫禦乖方，致其疑懼”。因此，他赦免了這些叛亂的藩鎮，並承諾今後“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連朱滔也被寬大處理，許其投誠效順。此舉意在通過寬容政策來化解敵意，恢複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信任關係。
政策調整的效果
罪己詔發布後，立即產生了顯著效果：
叛亂藩鎮的響應：王武俊、李納、田悅等人迅速取消了自封的王號，並上表謝罪，表達了重新歸順朝廷的意願。此舉不僅緩解了緊張局勢，也為進一步和解奠定了基礎。
政治氛圍的緩和：唐德宗的坦誠認錯和寬容政策，贏得了部分大臣和民眾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廷內部的政治氛圍。這種姿態也向全國傳遞了一個信號：皇帝願意承擔責任，改正錯誤，重建和諧。
鞏固中央權威：盡管削藩之戰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目標，但通過這次政策調整，唐德宗成功地將部分反叛勢力重新納入中央管理之下，暫時穩定了局麵。這也為後續的政策調整和改革提供了機會。
唐德宗的“罪己詔”不僅是個人領導風格的一次重要轉變，也是唐朝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策調整。它反映了德宗在麵對複雜局勢時的靈活性和務實態度，同時也暴露了他在處理藩鎮問題上的局限性和挑戰。通過這次事件，唐德宗認識到僅僅依靠武力並不能解決問題，還需要結合政治手段和人文關懷，以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總之，興元元年的“罪己詔”標誌著唐德宗李適從強硬削藩轉向靈活應對的新階段，同時也展示了他在危機時刻的政治智慧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重返長安與後續平叛
隨著李晟於五月打敗朱泚、收複京師，唐德宗終於在同年七月重返長安，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貞元元年（785年）秋，馬燧收複河中，李懷光兵敗自盡。次年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斬李希烈投降，唐德宗任命陳仙奇為節度使。同年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又斬陳仙奇，德宗任命吳少誠為節度使留後，繼續維持對地方勢力的控製。通過這一係列事件，唐德宗不僅經曆了削藩戰爭的起落，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統治策略。他從最初的強硬立場逐漸轉向妥協與調整，最終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局勢。
邊疆防禦，安定西陲
1.蜀地保衛戰
大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與南詔組成了一支號稱二十萬的聯軍進犯蜀地。麵對這一威脅，唐德宗李適迅速派遣右神策都將李晟率四千神策軍、金吾大將軍曲環率領由邠寧、隴右、範陽各鎮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與山南東、西道的唐軍聯合抵抗。唐軍在七盤和大度河外兩次大破蕃詔聯軍，範陽軍攻克新城、維州、茂州等地，聯軍因饑寒交迫，在崖穀中隕者達八九萬人。南詔國王異牟尋深感恐懼，遷都至苴咩城（今雲南大理），以避唐軍鋒芒。
2.汧城之戰
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結讚率軍入侵。李晟派部將王佖在汧城設伏，大敗吐蕃軍，幾乎生擒尚結讚。同年十月，李晟再次派遣猛將野詩良輔和王佖率領步騎五千出擊，擊敗吐蕃軍兩萬，攻克摧砂堡，並斬殺其將領扈屈律悉蒙。同時，河東節度使馬燧成功降服了河曲六胡州，進一步鞏固了邊境安全。
3.持續的反擊戰
貞元四年（788年）：吐蕃軍二萬入侵清溪關，一萬攻東蠻。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命令韋晉鎮守要衝城，督諸軍防禦，巂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大破吐蕃軍。
貞元五年（789年）：吐蕃軍三萬侵犯寧州（今甘肅寧縣），金吾將軍高崇文率三千甲士解救，於佛堂原大破吐蕃，敵軍陣亡過半。同年底，韋皋派部將王有道率軍大破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使，吐蕃軍損失慘重。數年後，韋皋收複巂州，進一步穩定了西南邊疆。
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芳州擊敗吐蕃，攻取黑水堡，增強了對西陲的控製。貞元九年（793年）：李適下令邠寧慶副元帥渾瑊與靈鹽節度使杜希全等重修鹽州（今寧夏鹽池縣北）城，經過兩年時間完工。此舉使得靈武、銀夏、河西地區稍安，吐蕃不敢深入。
設立雲南安撫使，強化邊防建設
為了安定西南邊陲，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設立了雲南安撫使一職，由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兼任，並在南詔境內屯戍軍隊，這一舉動加強了對該地區的管理和防禦。此外，貞元十三年（797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在邊境要地修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並在馬嶺（今甘肅環縣）築城，開辟了三百裏的新領土，顯著增強了邊境防禦能力。
後期的重大勝利
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進攻靈州時遭遇失敗，兵敗烏蘭橋。韋皋則趁勢攻占了吐蕃末恭、顒二城，進一步擴大了唐朝的控製範圍。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802年）：在維州之戰和渡瀘之役中，唐軍大破吐蕃軍十萬，生擒吐蕃大相論莽熱，並成功招降了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國軍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通過這些連續不斷的軍事行動，唐德宗李適不僅有效抵禦了吐蕃和南詔的侵擾，同時也逐步恢複並擴展了唐朝在西南和西北邊陲的影響力。他的邊疆政策和軍事指揮能力展現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決心和實力，為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勝利不僅鞏固了唐朝的邊疆，也彰顯了李適時期朝廷對外來威脅的有效應對能力。
推行“兩稅法”
在唐代中期，為了整治稅收體係的混亂狀況，增強國家財政實力，並應對地方藩鎮的軍事支出問題，唐德宗於建中元年（780年）采納了宰相楊炎的建議，正式實施了“兩稅法”。這項改革措施將原本繁雜無序的稅製簡化為夏、秋兩次征稅，明確了稅收規定，使得唐王朝的財政製度更為規範和透明。兩稅法的推行帶來了顯著的進步與成效。《舊唐書·楊炎傳》記載，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戶籍束縛而受限，土地得以穩定；賦稅未增卻增加了國庫收入；無需更新戶籍即可掌握實際情況；貪官汙吏難以從中牟利”，從而確立了朝廷對經濟資源分配的主導權。
相較於之前的租庸調製，兩稅法強調以資產價值作為征稅依據，而非單純依賴人口數量，即“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這一轉變意味著擁有較少資產的人群承擔較少稅負，而資產較多者則需繳納更多稅款，從而改善了貧富之間賦稅負擔的不公平現象。同時，貴族、官員以及商人群體也被納入納稅範圍，進一步擴大了稅基，有效提升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作為中國曆史上一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稅製改革，兩稅法不僅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其理念與實踐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曆代稅製改革的重要參考。
後期挑戰與政策調整
“奉天之難”後，唐德宗李適的統治策略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開始委任宦官為禁軍統帥，並在全國範圍內增收間架稅、茶葉稅等雜稅，這些措施導致了民怨日深。
榷酒製度
建中元年（780年），即兩稅法實施不久後，朝廷開始實行榷酒製度，確立了對酒類銷售的官方壟斷。除京都長安外，全國範圍內禁止私人釀酒，改為官釀專賣，各地根據糧食價格不同，每斛酒征收二千至三千文錢。貞元二年（786年）又進一步規定，在京城及其周邊地區嚴格禁止私釀，而其他地方允許售酒但需繳納相當於售價一半的稅款。同時，朝廷還在淮南、忠武、宣武和河東等地實行了對酒曲的專利控製。
茶稅的引入
唐朝早期，茶如同鹽和酒一樣並未征稅。然而到了唐德宗時期，隨著兩稅法的實施，朝廷開始對茶進行征稅。建中四年（783年），根據戶部侍郎趙讚提議，對茶、漆、竹、木等商品開征10%的稅。
貞元九年（793年），鹽鐵使張滂建議在茶葉產地及運輸要道設關抽稅，當年即獲得四十萬緡的稅收，幾乎等同於初期的鹽稅收入。自此以後，茶稅成為唐代一項持續性的財政來源。
礦稅的設立
雖然隋至唐初對礦冶業不加幹涉，開元十五年（722年），朝廷首次對伊陽五重山的銀錫資源征稅。到了唐德宗時代，戶部侍郎韓洄提出將銅鐵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並由專門官員管理，這項提議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標誌著礦稅製度的正式建立。
間架稅與除陌錢
麵對軍事開支的壓力，建中四年（783年），朝廷采納了戶部侍郎趙讚的建議，引入了間架稅——一種針對房屋結構的房產稅，以及除陌錢——交易過程中的貨幣或實物流轉稅。間架稅按房屋質量分三等級征稅，最高可達兩千錢一間；而除陌錢則對所有貨幣交易征收高達5%的稅率，即便物物交換也須折算成貨幣價值交稅。
這些政策因過於嚴苛，引發了廣泛的民怨，最終在興元二年被迫廢止。以上稅製改革反映了唐代中期為了增強財政實力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盡管某些政策在短期內增加了國家收入，但長期來看卻加重了民眾負擔，導致社會不滿情緒上升。
荒唐的斂財政策
自朱泚之亂後，唐德宗李適深刻意識到財政的重要性，其態度由此發生轉變，開始積極追求財富，並要求地方官員頻繁進貢。他不僅喜愛金銀財寶，還通過派遣宦官直接向政府各部門及地方索要財物，這種行為被稱為“宣索”。為了迎合皇帝的欲望，各地節度使巧立名目，以“月進”、“日進”等形式對百姓進行額外剝削，每年進奉的錢財高達五十萬緡，給民眾帶來了沉重負擔。
此外，宮廷所需日用品的傳統采購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按照舊製，這些物品由官府負責從民間采購。然而到了貞元末年（805年左右），這項任務被轉交給宦官處理。朝廷經常派出數百名宦官在城市繁華地段活動，他們被稱為“白望”。這些宦官不僅攜帶正式文件或憑證，見到所需物品便以“宮市”的名義低價強購，甚至要求貨主免費送貨上門，並勒索所謂的“門戶錢”和“腳價錢”。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一名農夫進城售賣柴火時遇到宦官以“宮市”名義取走貨物，僅支付了少量絹布作為報酬，還要求農夫無償提供運輸服務。當農夫表示家中老小依賴這筆收入生活，拒絕接受如此不公平交易時，竟遭到宦官毆打。盡管事件上報後，唐德宗罷黜了涉事宦官，並賜予農夫十匹絹作為補償，但“宮市”製度依舊如故，繼續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這一係列聚斂政策反映了唐代中期財政危機下統治者與宦官階層對資源的過度榨取，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雖然有零星的改正措施，但整體製度並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猜忌大臣與朝廷人事的頻繁變動
這一時期，唐德宗李適朝廷上的人事變動頻繁，尤其是宰相的更替，反映出他對高級官員的不完全信任。盡管偶爾能呈現出令人鼓舞的新氣象，但這些改革舉措往往曇花一現，無法持續。這種猜忌和不穩定的人事安排，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連續性，影響了國家治理的效果。
人事紛爭與政策波動
雖然唐德宗懷有宏圖壯誌，意圖通過一係列改革措施來挽救國家，但頻繁的人事變動和猜忌使得這些努力難以持久。
1. 宰相更替頻繁：對宰相的選擇和任免極為謹慎，常常因懷疑或不滿而迅速更換。例如，劉從一、盧杞等人先後擔任宰相，但任職時間都不長，導致政策缺乏連貫性。
2. 政治氛圍緊張：由於李適對大臣的猜忌，朝廷內部的政治氛圍變得異常緊張。大臣們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觸怒皇帝，這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他們的發揮空間，也影響了政策執行的效率。
3. 改革舉措短暫：盡管李適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削藩、整頓財政等，但由於人事變動頻繁，這些改革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實施，最終半途而廢。這種不穩定性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也使國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4. 士氣低落：頻繁的人事變動和猜忌導致官員士氣低落，許多人不敢大膽提出建議或進行創新，生怕得罪皇帝而遭貶謫。這種保守的態度阻礙了國家的進步和發展。
唐德宗的猜忌和不穩定的人事安排，不僅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連續性，還影響了國家治理的整體效果。盡管德宗懷有救國興邦的理想，但這種不信任和頻繁變動使得許多改革措施無法持續，政策缺乏連貫性，導致國家在動蕩中難以恢複元氣。這種局麵反映了德宗在用人上的局限性和複雜的政治環境。他試圖通過嚴格控製人事來確保權力集中，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忽視了穩定和信任的重要性。頻繁的人事變動不僅削弱了政府的執行力，也損害了官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最終影響了國家的整體治理效果。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準備調往淮西前線平叛的涇原兵馬途經長安時，因未獲得期望中的豐厚賞賜，且供應的飯菜簡陋，士兵們感到極度不滿，最終嘩變。這一事件史稱“涇師之變”。叛軍迅速擁立曾擔任涇原軍統帥的太尉朱泚為秦帝（後改為漢帝），並進圍奉天（今陝西乾縣）。麵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唐德宗李適倉皇出逃，被迫終止了削藩之戰。
涇師之變不僅打亂了唐德宗的軍事部署，也使朝廷陷入了混亂。為了應對危機，前線將領李晟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等人從河北撤軍勤王，試圖解救被困的皇帝。然而，局勢又進一步惡化，李懷光在途中聯絡了朱泚反叛，迫使唐德宗再次逃往梁州（今陝西漢中）避亂。在這場動蕩中，李晟展現出了非凡的忠誠和勇氣。他率部奮力抵抗叛軍，並積極籌備反擊。經過艱苦的努力，李晟最終成功收複了長安，擊敗了朱泚的叛軍。唐德宗得以重返京城，但這場變亂給唐朝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涇師之變不僅是唐德宗削藩政策的重大挫折，也暴露了中央政府在處理地方勢力時的局限性和複雜性。唐德宗原本希望通過削藩來鞏固中央權威，但反而激起了更多地方勢力的反抗。這次變亂不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製力，還使得國家陷入了更大的混亂和動蕩之中。從而可以看出唐德宗在削藩過程中的艱難處境及其決策帶來的後果。涇師之變不僅中斷了他的削藩之戰，也使他不得不麵對更為複雜的局麵。盡管有像李晟這樣的忠臣奮力挽救局勢，但這次事件無疑對唐朝的政治穩定造成了嚴重的衝擊。
痛下罪己詔與政策調整
興元元年（784年）正月，麵對國家局勢的持續動蕩和叛亂的蔓延，唐德宗李適痛下“罪己詔”，公開承認自己作為君主的失誤，表示願意承擔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這一舉措不僅是對自身治理不當的深刻反省，也是為了平息各方矛盾、穩定局勢。
罪己詔的具體內容
在詔書中，唐德宗宣布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叛亂的原因在於自己的治理不當，所謂“朕撫禦乖方，致其疑懼”。因此，他赦免了這些叛亂的藩鎮，並承諾今後“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連朱滔也被寬大處理，許其投誠效順。此舉意在通過寬容政策來化解敵意，恢複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信任關係。
政策調整的效果
罪己詔發布後，立即產生了顯著效果：
叛亂藩鎮的響應：王武俊、李納、田悅等人迅速取消了自封的王號，並上表謝罪，表達了重新歸順朝廷的意願。此舉不僅緩解了緊張局勢，也為進一步和解奠定了基礎。
政治氛圍的緩和：唐德宗的坦誠認錯和寬容政策，贏得了部分大臣和民眾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朝廷內部的政治氛圍。這種姿態也向全國傳遞了一個信號：皇帝願意承擔責任，改正錯誤，重建和諧。
鞏固中央權威：盡管削藩之戰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目標，但通過這次政策調整，唐德宗成功地將部分反叛勢力重新納入中央管理之下，暫時穩定了局麵。這也為後續的政策調整和改革提供了機會。
唐德宗的“罪己詔”不僅是個人領導風格的一次重要轉變，也是唐朝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策調整。它反映了德宗在麵對複雜局勢時的靈活性和務實態度，同時也暴露了他在處理藩鎮問題上的局限性和挑戰。通過這次事件，唐德宗認識到僅僅依靠武力並不能解決問題，還需要結合政治手段和人文關懷，以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總之，興元元年的“罪己詔”標誌著唐德宗李適從強硬削藩轉向靈活應對的新階段，同時也展示了他在危機時刻的政治智慧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重返長安與後續平叛
隨著李晟於五月打敗朱泚、收複京師，唐德宗終於在同年七月重返長安，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貞元元年（785年）秋，馬燧收複河中，李懷光兵敗自盡。次年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斬李希烈投降，唐德宗任命陳仙奇為節度使。同年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又斬陳仙奇，德宗任命吳少誠為節度使留後，繼續維持對地方勢力的控製。通過這一係列事件，唐德宗不僅經曆了削藩戰爭的起落，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統治策略。他從最初的強硬立場逐漸轉向妥協與調整，最終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局勢。
邊疆防禦，安定西陲
1.蜀地保衛戰
大曆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與南詔組成了一支號稱二十萬的聯軍進犯蜀地。麵對這一威脅，唐德宗李適迅速派遣右神策都將李晟率四千神策軍、金吾大將軍曲環率領由邠寧、隴右、範陽各鎮組成的五千士兵前往蜀地，與山南東、西道的唐軍聯合抵抗。唐軍在七盤和大度河外兩次大破蕃詔聯軍，範陽軍攻克新城、維州、茂州等地，聯軍因饑寒交迫，在崖穀中隕者達八九萬人。南詔國王異牟尋深感恐懼，遷都至苴咩城（今雲南大理），以避唐軍鋒芒。
2.汧城之戰
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相尚結讚率軍入侵。李晟派部將王佖在汧城設伏，大敗吐蕃軍，幾乎生擒尚結讚。同年十月，李晟再次派遣猛將野詩良輔和王佖率領步騎五千出擊，擊敗吐蕃軍兩萬，攻克摧砂堡，並斬殺其將領扈屈律悉蒙。同時，河東節度使馬燧成功降服了河曲六胡州，進一步鞏固了邊境安全。
3.持續的反擊戰
貞元四年（788年）：吐蕃軍二萬入侵清溪關，一萬攻東蠻。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命令韋晉鎮守要衝城，督諸軍防禦，巂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大破吐蕃軍。
貞元五年（789年）：吐蕃軍三萬侵犯寧州（今甘肅寧縣），金吾將軍高崇文率三千甲士解救，於佛堂原大破吐蕃，敵軍陣亡過半。同年底，韋皋派部將王有道率軍大破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使，吐蕃軍損失慘重。數年後，韋皋收複巂州，進一步穩定了西南邊疆。
貞元八年（792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芳州擊敗吐蕃，攻取黑水堡，增強了對西陲的控製。貞元九年（793年）：李適下令邠寧慶副元帥渾瑊與靈鹽節度使杜希全等重修鹽州（今寧夏鹽池縣北）城，經過兩年時間完工。此舉使得靈武、銀夏、河西地區稍安，吐蕃不敢深入。
設立雲南安撫使，強化邊防建設
為了安定西南邊陲，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唐朝設立了雲南安撫使一職，由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兼任，並在南詔境內屯戍軍隊，這一舉動加強了對該地區的管理和防禦。此外，貞元十三年（797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在邊境要地修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並在馬嶺（今甘肅環縣）築城，開辟了三百裏的新領土，顯著增強了邊境防禦能力。
後期的重大勝利
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進攻靈州時遭遇失敗，兵敗烏蘭橋。韋皋則趁勢攻占了吐蕃末恭、顒二城，進一步擴大了唐朝的控製範圍。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年—802年）：在維州之戰和渡瀘之役中，唐軍大破吐蕃軍十萬，生擒吐蕃大相論莽熱，並成功招降了部分黑衣大食及康國軍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通過這些連續不斷的軍事行動，唐德宗李適不僅有效抵禦了吐蕃和南詔的侵擾，同時也逐步恢複並擴展了唐朝在西南和西北邊陲的影響力。他的邊疆政策和軍事指揮能力展現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決心和實力，為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勝利不僅鞏固了唐朝的邊疆，也彰顯了李適時期朝廷對外來威脅的有效應對能力。
推行“兩稅法”
在唐代中期，為了整治稅收體係的混亂狀況，增強國家財政實力，並應對地方藩鎮的軍事支出問題，唐德宗於建中元年（780年）采納了宰相楊炎的建議，正式實施了“兩稅法”。這項改革措施將原本繁雜無序的稅製簡化為夏、秋兩次征稅，明確了稅收規定，使得唐王朝的財政製度更為規範和透明。兩稅法的推行帶來了顯著的進步與成效。《舊唐書·楊炎傳》記載，此政策“使天下便利，人民不再因戶籍束縛而受限，土地得以穩定；賦稅未增卻增加了國庫收入；無需更新戶籍即可掌握實際情況；貪官汙吏難以從中牟利”，從而確立了朝廷對經濟資源分配的主導權。
相較於之前的租庸調製，兩稅法強調以資產價值作為征稅依據，而非單純依賴人口數量，即“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這一轉變意味著擁有較少資產的人群承擔較少稅負，而資產較多者則需繳納更多稅款，從而改善了貧富之間賦稅負擔的不公平現象。同時，貴族、官員以及商人群體也被納入納稅範圍，進一步擴大了稅基，有效提升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作為中國曆史上一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稅製改革，兩稅法不僅對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其理念與實踐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曆代稅製改革的重要參考。
後期挑戰與政策調整
“奉天之難”後，唐德宗李適的統治策略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開始委任宦官為禁軍統帥，並在全國範圍內增收間架稅、茶葉稅等雜稅，這些措施導致了民怨日深。
榷酒製度
建中元年（780年），即兩稅法實施不久後，朝廷開始實行榷酒製度，確立了對酒類銷售的官方壟斷。除京都長安外，全國範圍內禁止私人釀酒，改為官釀專賣，各地根據糧食價格不同，每斛酒征收二千至三千文錢。貞元二年（786年）又進一步規定，在京城及其周邊地區嚴格禁止私釀，而其他地方允許售酒但需繳納相當於售價一半的稅款。同時，朝廷還在淮南、忠武、宣武和河東等地實行了對酒曲的專利控製。
茶稅的引入
唐朝早期，茶如同鹽和酒一樣並未征稅。然而到了唐德宗時期，隨著兩稅法的實施，朝廷開始對茶進行征稅。建中四年（783年），根據戶部侍郎趙讚提議，對茶、漆、竹、木等商品開征10%的稅。
貞元九年（793年），鹽鐵使張滂建議在茶葉產地及運輸要道設關抽稅，當年即獲得四十萬緡的稅收，幾乎等同於初期的鹽稅收入。自此以後，茶稅成為唐代一項持續性的財政來源。
礦稅的設立
雖然隋至唐初對礦冶業不加幹涉，開元十五年（722年），朝廷首次對伊陽五重山的銀錫資源征稅。到了唐德宗時代，戶部侍郎韓洄提出將銅鐵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並由專門官員管理，這項提議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標誌著礦稅製度的正式建立。
間架稅與除陌錢
麵對軍事開支的壓力，建中四年（783年），朝廷采納了戶部侍郎趙讚的建議，引入了間架稅——一種針對房屋結構的房產稅，以及除陌錢——交易過程中的貨幣或實物流轉稅。間架稅按房屋質量分三等級征稅，最高可達兩千錢一間；而除陌錢則對所有貨幣交易征收高達5%的稅率，即便物物交換也須折算成貨幣價值交稅。
這些政策因過於嚴苛，引發了廣泛的民怨，最終在興元二年被迫廢止。以上稅製改革反映了唐代中期為了增強財政實力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盡管某些政策在短期內增加了國家收入，但長期來看卻加重了民眾負擔，導致社會不滿情緒上升。
荒唐的斂財政策
自朱泚之亂後，唐德宗李適深刻意識到財政的重要性，其態度由此發生轉變，開始積極追求財富，並要求地方官員頻繁進貢。他不僅喜愛金銀財寶，還通過派遣宦官直接向政府各部門及地方索要財物，這種行為被稱為“宣索”。為了迎合皇帝的欲望，各地節度使巧立名目，以“月進”、“日進”等形式對百姓進行額外剝削，每年進奉的錢財高達五十萬緡，給民眾帶來了沉重負擔。
此外，宮廷所需日用品的傳統采購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按照舊製，這些物品由官府負責從民間采購。然而到了貞元末年（805年左右），這項任務被轉交給宦官處理。朝廷經常派出數百名宦官在城市繁華地段活動，他們被稱為“白望”。這些宦官不僅攜帶正式文件或憑證，見到所需物品便以“宮市”的名義低價強購，甚至要求貨主免費送貨上門，並勒索所謂的“門戶錢”和“腳價錢”。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一名農夫進城售賣柴火時遇到宦官以“宮市”名義取走貨物，僅支付了少量絹布作為報酬，還要求農夫無償提供運輸服務。當農夫表示家中老小依賴這筆收入生活，拒絕接受如此不公平交易時，竟遭到宦官毆打。盡管事件上報後，唐德宗罷黜了涉事宦官，並賜予農夫十匹絹作為補償，但“宮市”製度依舊如故，繼續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這一係列聚斂政策反映了唐代中期財政危機下統治者與宦官階層對資源的過度榨取，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雖然有零星的改正措施，但整體製度並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猜忌大臣與朝廷人事的頻繁變動
這一時期，唐德宗李適朝廷上的人事變動頻繁，尤其是宰相的更替，反映出他對高級官員的不完全信任。盡管偶爾能呈現出令人鼓舞的新氣象，但這些改革舉措往往曇花一現，無法持續。這種猜忌和不穩定的人事安排，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連續性，影響了國家治理的效果。
人事紛爭與政策波動
雖然唐德宗懷有宏圖壯誌，意圖通過一係列改革措施來挽救國家，但頻繁的人事變動和猜忌使得這些努力難以持久。
1. 宰相更替頻繁：對宰相的選擇和任免極為謹慎，常常因懷疑或不滿而迅速更換。例如，劉從一、盧杞等人先後擔任宰相，但任職時間都不長，導致政策缺乏連貫性。
2. 政治氛圍緊張：由於李適對大臣的猜忌，朝廷內部的政治氛圍變得異常緊張。大臣們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觸怒皇帝，這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他們的發揮空間，也影響了政策執行的效率。
3. 改革舉措短暫：盡管李適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削藩、整頓財政等，但由於人事變動頻繁，這些改革往往未能得到充分實施，最終半途而廢。這種不穩定性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也使國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4. 士氣低落：頻繁的人事變動和猜忌導致官員士氣低落，許多人不敢大膽提出建議或進行創新，生怕得罪皇帝而遭貶謫。這種保守的態度阻礙了國家的進步和發展。
唐德宗的猜忌和不穩定的人事安排，不僅削弱了政府的有效性和連續性，還影響了國家治理的整體效果。盡管德宗懷有救國興邦的理想，但這種不信任和頻繁變動使得許多改革措施無法持續，政策缺乏連貫性，導致國家在動蕩中難以恢複元氣。這種局麵反映了德宗在用人上的局限性和複雜的政治環境。他試圖通過嚴格控製人事來確保權力集中，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忽視了穩定和信任的重要性。頻繁的人事變動不僅削弱了政府的執行力，也損害了官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最終影響了國家的整體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