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籌謀帷幄的房玄齡(上)
大唐帝國的輝煌與變遷 作者：方憶lt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房玄齡，這位在唐朝初年閃耀於政治舞台的傑出人物，自幼便展露了非凡的才華與智慧。他出身於齊州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或濟南市章丘區）的清河房氏家族，是隋朝涇陽令房彥謙的兒子。年輕時，他就以廣博的學識和卓越的文才而聞名，十八歲那年便考中進士，開始步入官場。
隨著隋末社會動蕩加劇，房玄齡選擇了追隨李世民，成為秦王府的重要謀士之一。他在軍事行動中出謀劃策，不僅參與了眾多關鍵戰役，還負責記錄軍中的重要事務，並積極為秦王府網羅賢才，使得這些人才能夠全力輔佐李世民。在武德九年（626年），他更是策劃了改變曆史進程的玄武門之變，與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人共同立下了汗馬功勞。
唐太宗即位後，房玄齡被任命為中書令，並封為梁國公，最終晉升至司空一職。他不僅在行政管理方麵表現出色，還在法律改革、史學編纂等方麵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他參與製定了《貞觀律》，這部法律相比前朝更加人性化且條理清晰，為後來的《永徽律》及《唐律疏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還監修了《晉書》，這是二十四史之一。此外，他對政府機構進行了合理調整，簡化了中央官員體係，這一舉措被認為是貞觀年間諸多善政之首。
房玄齡為人謙遜，善於任用他人，不論出身貴賤，皆能根據才能授予適當的職位。即使身處高位多年，他也始終保持低調，從不炫耀自己的功績。因此，後人常將他與杜如晦並稱為“房謀杜斷”，讚美二人一個擅長規劃，另一個則精於決策。唐太宗李世民也對房玄齡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其擁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
當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病重之時，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不忘上諫，就征伐高句麗一事提出寶貴的意見。不久之後，這位偉大的政治家離開了人世，但他的名字以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卻永遠留在了中國曆史的長河之中。
年少有為
房玄齡出身於顯赫的官宦世家——清河房氏。他的家族背景為他後來的仕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曾祖父房翼在北魏擔任過鎮遠將軍，並曾任宋安郡守，繼承了壯武伯的爵位；祖父房熊雖然官職不高，但也是州主簿，從基層開始了家族的仕宦傳統；而他的父親房彥謙則是一位學識淵博、口才出眾的學者，在魏和齊兩國間享有盛譽。
從小，房玄齡就受到了家庭濃厚的文化氛圍的影響，承襲了父親對知識的熱愛與追求。他自幼展現出了非凡的智慧，不僅擅長詩歌創作，而且能夠撰寫文章，廣泛閱讀經史典籍，對儒家經典有著深入的理解。此外，他還跟隨父親學習書法，擅長草書和隸書，這使他在文采飛揚的同時也具備了一定的藝術修養。
十八歲那年，房玄齡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齊州的進士考試，正式踏入仕途。起初，他被授予羽騎尉一職，不久後又調任隰城縣尉，開始了他的行政生涯。年輕有為的房玄齡很快就在官場嶄露頭角，成為了一名備受矚目的青年官員。他的才華橫溢以及對政務的敏銳洞察力，為他日後成為唐朝開國功臣之一鋪平了道路。
得遇明主
在隋朝末年的動蕩歲月裏，天下四分五裂，烽煙四起。此時，唐國公李淵於晉陽（今太原）舉兵入關，拉開了唐朝建立的序幕。而年輕的房玄齡則在渭北地區投奔了李淵之子、後來的秦王李世民。從此，他成為了秦王李世民身邊不可或缺的重要謀士。
房玄齡不僅參與軍事策劃，還負責管理文書記錄，擔任秦王府記室參軍一職。他對秦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銘記於心，竭盡全力為秦王出謀劃策，處理軍政要務。每當攻滅一處割據勢力時，別人都忙於搜尋珍寶異物，但房玄齡卻獨具慧眼，優先考慮招攬人才。他積極尋找那些既有智慧又勇猛善戰的人才，並將他們引入自己的幕府中，與他們結成深厚的友誼，共同致力於輔佐秦王李世民成就大業。
在平定王世充的過程中，房玄齡發現了張亮這位“倜儻有智謀”的英才，於是向李世民大力推薦，最終張亮被任命為車騎將軍，成為李世民的心腹之一。此外，還有薛收這樣才思敏捷的文人，以及被評價為具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的忠誠武將李大亮，更有被譽為“聰明識達，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人。
這些經由房玄齡精心挑選並舉薦的人才，都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高度信任和重用，日後紛紛晉升至朝廷要職，為初唐的繁榮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房玄齡以其卓越的眼光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在亂世中構建了一個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團隊，為李世民奪取天下了打下了基礎。他的這種識人用人之道，也成為後世為人稱道的一段佳話。
運籌帷幄
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房玄齡度過了十多年的關鍵歲月，始終肩負著掌管軍事謀略和文書管理的重要職責。他以非凡的效率和精準的文字處理能力聞名，每當有軍書或奏章需要起草時，房玄齡總能迅速完成任務，其文稿不僅簡潔明了，而且義理深遠，充分展現了他對事務深刻的理解。
唐高祖李淵對房玄齡的能力深感讚歎，曾對身邊的侍臣們說：“此人深知事態輕重，堪當大任。每當我兒世民向我陳述事務，經由房玄齡之手所呈報的內容，總是能夠準確把握人心，洞察人性。即便相隔千裏，也仿佛麵對麵交談般清晰無誤。”由此可見，房玄齡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高度認可。
然而，隨著宮廷內部權力鬥爭的加劇，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的矛盾逐漸公開化。為了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太子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驅逐秦王府的核心成員。在此背景下，房玄齡和他的摯友杜如晦一同被排擠出朝廷，被迫離開他們為之效力多年的秦王府，前往外地任職。這一變動無疑是對房玄齡個人事業的重大打擊，也是秦王府人才流失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過，這並未動搖房玄齡對李世民的忠誠和支持，也為後來的曆史發展埋下了伏筆。
安定社稷
武德九年（626年），房玄齡在那次決定唐朝命運的關鍵時刻——玄武門之變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遠的謀略，協助秦王李世民成功奪取了帝位。李世民對房玄齡的高度評價溢於言表，讚譽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認為正是房玄齡的深思熟慮和精準策劃，才使得這場政變得以順利實施。
在論功行賞之時，李世民將房玄齡與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並列為頭等功臣，彰顯了他們對建立新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為了表彰房玄齡的傑出成就，李世民特賜封他為邢國公，這一榮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忠誠和無私奉獻的高度肯定。
精誠奉國
房玄齡追隨李世民平定天下，經曆了無數生死考驗，深知創國立業的艱辛。他時刻銘記著這份艱難，始終保持著警醒，力戒驕奢淫逸，致力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房玄齡特別重視吏治問題，認為這是求治的根本所在。他認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國之要道，因此在選拔官吏時嚴格遵循“量才授職，務省官員”的原則，確保每個職位都能由最合適的人擔任。這一理念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於是房玄齡大力推行簡政並省官吏政策，最終將文武官員總數精簡至六百四十員。這樣的改革不僅裁去了冗官濫職，提高了政府效率，還節省了財政開支，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對於剛剛經曆隋末大亂、人口銳減的唐初來說尤為重要。
房玄齡精通典製政令，在貞觀初年這個國家重建的關鍵時期，與尚書右仆射杜如晦共同執掌朝政，負責製定和完善各種規章製度。無論是亭台樓閣等建築的規模，還是法令、禮樂、製度等方麵，他們二人都精心設計，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並贏得了當時人們的讚譽。
在法律方麵，房玄齡秉持寬厚平和的原則，簡化律令，廢除了隋朝苛酷的刑法，使得唐朝的法律體係更加人性化。他所修訂的律、令、格、式，奠定了唐代法製的基礎，曆經數百年而未發生重大變動，顯示了其深遠的影響。
貞觀三年（629年），房玄齡因功被改封魏國公，出任尚書左仆射，並監修國史。他日夜操勞，勤勉工作，以明達的吏事處理能力和寬平的法令政策聞名。他任人唯賢，不分貴賤，因此被譽為一代良相。
到了貞觀九年（635年），房玄齡因為主持高祖山陵的建設有功，被加封為開府儀同三司；貞觀十一年（637年）又被封為梁國公；貞觀十三年（639年），他更是被任命為太子少師，留守京師，輔佐太子。盡管女兒成為了韓王妃，兒子房遺愛娶了高陽公主，地位顯赫無比，但房玄齡始終保持謙遜，從不炫耀自己的權勢和財富。
貞觀十八年（644年），當唐太宗李世民決定親自征討遼東高句麗時，他再次委以重任，命房玄齡留守京城長安，確保國內穩定。房玄齡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成為了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臣。
病榻心係國事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得知這一消息後，唐太宗李世民極為關切，不僅派遣禦醫為他精心治療，還每日提供禦膳，並親自前往探望這位老臣。病榻上的房玄齡心係國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對諸子說：
“如今國家太平，唯獨陛下對高句麗的東征不止，實為國之隱患。皇上盛怒之下決心已定，而臣下無人敢直言勸諫。我若知而不言，將帶著遺憾離開人世。”
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際，房玄齡仍不忘國家利益，他強撐病體上表進諫，懇請李世民以天下蒼生為重，停止對高句麗的征戰。李世民看到奏表後深受感動，對房玄齡兒媳高陽公主感歎道：
“房公病入膏肓，卻還能憂慮國家大事，真是難得啊。”
為了滿足房玄齡的心願，李世民親臨其病床前握手訣別，並立即授予其子房遺愛右衛中郎將、房遺則中散大夫的官職，使他在有生之年見證了兒子們的榮耀。
然而，世事終難料。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齡次子房遺愛及其妻高陽公主因涉嫌謀反被捕。房遺愛被處決，高陽公主被迫自盡，他們的子女也被流放到了嶺南地區。房玄齡的嗣子房遺直同樣未能遭幸免，被貶為銅陵尉。由於這場變故，房玄齡原本享有的配享太廟的殊榮也不得不停止。盡管如此，房玄齡一生的光輝事跡和對國家的貢獻依然銘刻在曆史的長河中，令人銘記。
主要影響
房玄齡，作為初唐傑出的政治家和謀略家，在輔佐秦王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征戰四方的過程中，以其卓越的文采和高效的辦事能力著稱。據說，隻要是在王府中需要撰寫的文書檄文，房玄齡往往能夠駐馬立成，言簡意賅，精準傳達意圖，展現出非凡的才華與效率。因此被選為“十八學士”之一，成為當時備受尊敬的知識精英。
當李世民登基成為皇帝後，房玄齡更是得到了重用，先後擔任了中書令、尚書左仆射、司空等要職，成為了國家的核心決策者之一。他的政治生涯長達二十年之久，期間不僅總攬百官事務，還積極參與到國家製度的製定與改革之中。例如，他主持修訂了律令、格敕，並監督編修國史，確保曆史記錄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此外，他還與魏徵合作修訂了唐代禮儀，以適應新的統治需求。
在用人方麵，房玄齡秉持著開放包容的態度，不論出身貴賤，隻根據個人才能授予相應的職位，這種做法極大地促進了人才的合理流動和社會進步。他對工作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責任感，從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奉獻於國家的發展建設中。
值得一提的是，房玄齡負責管理國史館，主導完成了《高祖實錄》、《太宗實錄》以及《晉書》等一係列重要史籍的編纂工作，這些成果不僅豐富了唐朝的文化寶庫，也為後人研究這段曆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正因為如此，後世將房玄齡與杜如晦並稱為“房杜”，視為理想的宰相典範，他們的名字永遠鐫刻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展的長河之中。
隨著隋末社會動蕩加劇，房玄齡選擇了追隨李世民，成為秦王府的重要謀士之一。他在軍事行動中出謀劃策，不僅參與了眾多關鍵戰役，還負責記錄軍中的重要事務，並積極為秦王府網羅賢才，使得這些人才能夠全力輔佐李世民。在武德九年（626年），他更是策劃了改變曆史進程的玄武門之變，與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人共同立下了汗馬功勞。
唐太宗即位後，房玄齡被任命為中書令，並封為梁國公，最終晉升至司空一職。他不僅在行政管理方麵表現出色，還在法律改革、史學編纂等方麵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他參與製定了《貞觀律》，這部法律相比前朝更加人性化且條理清晰，為後來的《永徽律》及《唐律疏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還監修了《晉書》，這是二十四史之一。此外，他對政府機構進行了合理調整，簡化了中央官員體係，這一舉措被認為是貞觀年間諸多善政之首。
房玄齡為人謙遜，善於任用他人，不論出身貴賤，皆能根據才能授予適當的職位。即使身處高位多年，他也始終保持低調，從不炫耀自己的功績。因此，後人常將他與杜如晦並稱為“房謀杜斷”，讚美二人一個擅長規劃，另一個則精於決策。唐太宗李世民也對房玄齡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其擁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
當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病重之時，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不忘上諫，就征伐高句麗一事提出寶貴的意見。不久之後，這位偉大的政治家離開了人世，但他的名字以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卻永遠留在了中國曆史的長河之中。
年少有為
房玄齡出身於顯赫的官宦世家——清河房氏。他的家族背景為他後來的仕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曾祖父房翼在北魏擔任過鎮遠將軍，並曾任宋安郡守，繼承了壯武伯的爵位；祖父房熊雖然官職不高，但也是州主簿，從基層開始了家族的仕宦傳統；而他的父親房彥謙則是一位學識淵博、口才出眾的學者，在魏和齊兩國間享有盛譽。
從小，房玄齡就受到了家庭濃厚的文化氛圍的影響，承襲了父親對知識的熱愛與追求。他自幼展現出了非凡的智慧，不僅擅長詩歌創作，而且能夠撰寫文章，廣泛閱讀經史典籍，對儒家經典有著深入的理解。此外，他還跟隨父親學習書法，擅長草書和隸書，這使他在文采飛揚的同時也具備了一定的藝術修養。
十八歲那年，房玄齡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齊州的進士考試，正式踏入仕途。起初，他被授予羽騎尉一職，不久後又調任隰城縣尉，開始了他的行政生涯。年輕有為的房玄齡很快就在官場嶄露頭角，成為了一名備受矚目的青年官員。他的才華橫溢以及對政務的敏銳洞察力，為他日後成為唐朝開國功臣之一鋪平了道路。
得遇明主
在隋朝末年的動蕩歲月裏，天下四分五裂，烽煙四起。此時，唐國公李淵於晉陽（今太原）舉兵入關，拉開了唐朝建立的序幕。而年輕的房玄齡則在渭北地區投奔了李淵之子、後來的秦王李世民。從此，他成為了秦王李世民身邊不可或缺的重要謀士。
房玄齡不僅參與軍事策劃，還負責管理文書記錄，擔任秦王府記室參軍一職。他對秦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銘記於心，竭盡全力為秦王出謀劃策，處理軍政要務。每當攻滅一處割據勢力時，別人都忙於搜尋珍寶異物，但房玄齡卻獨具慧眼，優先考慮招攬人才。他積極尋找那些既有智慧又勇猛善戰的人才，並將他們引入自己的幕府中，與他們結成深厚的友誼，共同致力於輔佐秦王李世民成就大業。
在平定王世充的過程中，房玄齡發現了張亮這位“倜儻有智謀”的英才，於是向李世民大力推薦，最終張亮被任命為車騎將軍，成為李世民的心腹之一。此外，還有薛收這樣才思敏捷的文人，以及被評價為具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的忠誠武將李大亮，更有被譽為“聰明識達，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人。
這些經由房玄齡精心挑選並舉薦的人才，都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高度信任和重用，日後紛紛晉升至朝廷要職，為初唐的繁榮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房玄齡以其卓越的眼光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在亂世中構建了一個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團隊，為李世民奪取天下了打下了基礎。他的這種識人用人之道，也成為後世為人稱道的一段佳話。
運籌帷幄
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房玄齡度過了十多年的關鍵歲月，始終肩負著掌管軍事謀略和文書管理的重要職責。他以非凡的效率和精準的文字處理能力聞名，每當有軍書或奏章需要起草時，房玄齡總能迅速完成任務，其文稿不僅簡潔明了，而且義理深遠，充分展現了他對事務深刻的理解。
唐高祖李淵對房玄齡的能力深感讚歎，曾對身邊的侍臣們說：“此人深知事態輕重，堪當大任。每當我兒世民向我陳述事務，經由房玄齡之手所呈報的內容，總是能夠準確把握人心，洞察人性。即便相隔千裏，也仿佛麵對麵交談般清晰無誤。”由此可見，房玄齡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高度認可。
然而，隨著宮廷內部權力鬥爭的加劇，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的矛盾逐漸公開化。為了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太子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驅逐秦王府的核心成員。在此背景下，房玄齡和他的摯友杜如晦一同被排擠出朝廷，被迫離開他們為之效力多年的秦王府，前往外地任職。這一變動無疑是對房玄齡個人事業的重大打擊，也是秦王府人才流失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過，這並未動搖房玄齡對李世民的忠誠和支持，也為後來的曆史發展埋下了伏筆。
安定社稷
武德九年（626年），房玄齡在那次決定唐朝命運的關鍵時刻——玄武門之變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遠的謀略，協助秦王李世民成功奪取了帝位。李世民對房玄齡的高度評價溢於言表，讚譽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認為正是房玄齡的深思熟慮和精準策劃，才使得這場政變得以順利實施。
在論功行賞之時，李世民將房玄齡與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並列為頭等功臣，彰顯了他們對建立新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為了表彰房玄齡的傑出成就，李世民特賜封他為邢國公，這一榮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忠誠和無私奉獻的高度肯定。
精誠奉國
房玄齡追隨李世民平定天下，經曆了無數生死考驗，深知創國立業的艱辛。他時刻銘記著這份艱難，始終保持著警醒，力戒驕奢淫逸，致力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房玄齡特別重視吏治問題，認為這是求治的根本所在。他認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國之要道，因此在選拔官吏時嚴格遵循“量才授職，務省官員”的原則，確保每個職位都能由最合適的人擔任。這一理念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持，於是房玄齡大力推行簡政並省官吏政策，最終將文武官員總數精簡至六百四十員。這樣的改革不僅裁去了冗官濫職，提高了政府效率，還節省了財政開支，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對於剛剛經曆隋末大亂、人口銳減的唐初來說尤為重要。
房玄齡精通典製政令，在貞觀初年這個國家重建的關鍵時期，與尚書右仆射杜如晦共同執掌朝政，負責製定和完善各種規章製度。無論是亭台樓閣等建築的規模，還是法令、禮樂、製度等方麵，他們二人都精心設計，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並贏得了當時人們的讚譽。
在法律方麵，房玄齡秉持寬厚平和的原則，簡化律令，廢除了隋朝苛酷的刑法，使得唐朝的法律體係更加人性化。他所修訂的律、令、格、式，奠定了唐代法製的基礎，曆經數百年而未發生重大變動，顯示了其深遠的影響。
貞觀三年（629年），房玄齡因功被改封魏國公，出任尚書左仆射，並監修國史。他日夜操勞，勤勉工作，以明達的吏事處理能力和寬平的法令政策聞名。他任人唯賢，不分貴賤，因此被譽為一代良相。
到了貞觀九年（635年），房玄齡因為主持高祖山陵的建設有功，被加封為開府儀同三司；貞觀十一年（637年）又被封為梁國公；貞觀十三年（639年），他更是被任命為太子少師，留守京師，輔佐太子。盡管女兒成為了韓王妃，兒子房遺愛娶了高陽公主，地位顯赫無比，但房玄齡始終保持謙遜，從不炫耀自己的權勢和財富。
貞觀十八年（644年），當唐太宗李世民決定親自征討遼東高句麗時，他再次委以重任，命房玄齡留守京城長安，確保國內穩定。房玄齡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成為了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臣。
病榻心係國事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得知這一消息後，唐太宗李世民極為關切，不僅派遣禦醫為他精心治療，還每日提供禦膳，並親自前往探望這位老臣。病榻上的房玄齡心係國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對諸子說：
“如今國家太平，唯獨陛下對高句麗的東征不止，實為國之隱患。皇上盛怒之下決心已定，而臣下無人敢直言勸諫。我若知而不言，將帶著遺憾離開人世。”
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際，房玄齡仍不忘國家利益，他強撐病體上表進諫，懇請李世民以天下蒼生為重，停止對高句麗的征戰。李世民看到奏表後深受感動，對房玄齡兒媳高陽公主感歎道：
“房公病入膏肓，卻還能憂慮國家大事，真是難得啊。”
為了滿足房玄齡的心願，李世民親臨其病床前握手訣別，並立即授予其子房遺愛右衛中郎將、房遺則中散大夫的官職，使他在有生之年見證了兒子們的榮耀。
然而，世事終難料。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齡次子房遺愛及其妻高陽公主因涉嫌謀反被捕。房遺愛被處決，高陽公主被迫自盡，他們的子女也被流放到了嶺南地區。房玄齡的嗣子房遺直同樣未能遭幸免，被貶為銅陵尉。由於這場變故，房玄齡原本享有的配享太廟的殊榮也不得不停止。盡管如此，房玄齡一生的光輝事跡和對國家的貢獻依然銘刻在曆史的長河中，令人銘記。
主要影響
房玄齡，作為初唐傑出的政治家和謀略家，在輔佐秦王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征戰四方的過程中，以其卓越的文采和高效的辦事能力著稱。據說，隻要是在王府中需要撰寫的文書檄文，房玄齡往往能夠駐馬立成，言簡意賅，精準傳達意圖，展現出非凡的才華與效率。因此被選為“十八學士”之一，成為當時備受尊敬的知識精英。
當李世民登基成為皇帝後，房玄齡更是得到了重用，先後擔任了中書令、尚書左仆射、司空等要職，成為了國家的核心決策者之一。他的政治生涯長達二十年之久，期間不僅總攬百官事務，還積極參與到國家製度的製定與改革之中。例如，他主持修訂了律令、格敕，並監督編修國史，確保曆史記錄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此外，他還與魏徵合作修訂了唐代禮儀，以適應新的統治需求。
在用人方麵，房玄齡秉持著開放包容的態度，不論出身貴賤，隻根據個人才能授予相應的職位，這種做法極大地促進了人才的合理流動和社會進步。他對工作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責任感，從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奉獻於國家的發展建設中。
值得一提的是，房玄齡負責管理國史館，主導完成了《高祖實錄》、《太宗實錄》以及《晉書》等一係列重要史籍的編纂工作，這些成果不僅豐富了唐朝的文化寶庫，也為後人研究這段曆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正因為如此，後世將房玄齡與杜如晦並稱為“房杜”，視為理想的宰相典範，他們的名字永遠鐫刻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展的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