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武宗李炎:會識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中)
大唐帝國的輝煌與變遷 作者：方憶lt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為政舉措
唐武宗李炎執政的會昌年間，他采取了一係列旨在遏製宦官勢力、強化相權的重要政策。當時，宦官的權力已經膨脹到威脅朝廷正常運作的程度，特別是在“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幾乎掌握了國家的主要權力，而宰相的角色則被邊緣化為僅僅是執行命令的工具人。為了扭轉這一不利的局麵，武宗任命了賢能的宰相李德裕，並通過一係列精心設計的改革措施來改變現狀：
一、削弱宦官勢力
首先，針對宦官首領仇士良的專橫跋扈，唐武宗運用智慧的政治策略，表麵上晉升仇士良為觀軍容使，實際上卻逐步剝奪了他的軍事指揮權。最終，武宗迫使仇士良自動提出退隱，並在他去世之後以貪汙受賄等罪名沒收了其全部家產，從而對宦官集團形成了有效的打擊。
二、加強宰相的權利
其次，在武宗與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恢複了宰相在政治決策中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務應歸中書省管理，確保宰相能夠有效地輔助皇帝進行治國理政。為了避免曆史上由於宰相長期獨攬大權而導致的問題——例如李林甫長時間把持朝政所帶來的負麵影響——李德裕還建議定期更換宰相，限製任期長度，以此維護了政治環境的清廉和公正。同時重新賦予了中書舍人參與日常政務的權利，這些舉措不僅加強了中央政府的運作效率，也提升了決策的質量。從而更加有效地控製了宦官勢力的增長，強化了宰相及中央官員在處理國家事務方麵的作用，對於維持唐朝後期的政治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清理入仕門徑
在唐末時期，翰林學士劉允章與範祖禹曾上言，陳述官僚體係腐敗和入仕途徑過於寬鬆的問題，認為這些問題對國家的危害程度幾乎可以與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相提並論。針對這些弊病，在會昌年間（840-846年），武宗宰相李德裕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旨在嚴格控製官員選拔程序，並提高官僚隊伍的整體素質。為了提升銓選的質量，他們強化了進士科的考試製度，確保隻有真正有學識的人才可以通過考試。具體來說采取了以下措施：
1.限製錄取人數：規定每年通過進士科考試的人數不得超過二十五人，以此提高人才選拔的競爭性。
2.引入覆試製度：在原有考試的基礎上增加了覆試環節，以進一步篩選出最優秀的候選人。例如，在會昌四年（844年）和五年（845年）的覆試中，許多初選合格的考生未能通過更為嚴格的覆試，這體現了朝廷對於選拔標準的嚴格把控以及對浮華風氣的抑製。
其次，對於新科進士的職位分配也製定了更嚴格的規定。根據會昌二年（842年）的一道敕令，所有新科進士必須先從基層職務做起，如州府參軍或緊縣尉等，並且需要經過兩次考核後，才能被正式任命為更高層級的官員。這一政策旨在讓年輕官員積累實際工作經驗，避免因缺乏實踐經驗而導致的工作失誤。
此外，朝廷還規範了地方道府推薦官員的行為，限製了各道奏請官員的數量，從而防止“幸門”的開啟——即通過非正式渠道獲取官職的現象。此舉不僅有助於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也減少了地方勢力坐大的可能性，進而增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和控製力。
最後，針對門蔭特權的濫用問題，朝廷發布了新的敕令，要求嚴格執行用蔭的標準，打擊假冒特權的行為，確保隻有真正符合條件的人才能夠享受門蔭帶來的利益。這不僅提高了官僚隊伍的專業性和廉潔度，同時也促進了吏治的清廉和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
四、嚴刑峻法
唐武宗繼位後，致力於通過一係列改革來整頓吏治，特別是以嚴刑峻法為核心，對貪腐行為進行嚴厲懲處。這些改革措施顯著提高了行政效率，並為唐朝後期的政治穩定和廉政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 精簡政府機構
會昌四年（844年），武宗采納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議，裁汰了兩千多名冗官，精簡了政府機構。這一舉措不僅減少了國家財政支出，還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政府運作更加靈活高效。
2. 對貪腐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武宗在開成五年（840年）正月發布的即位赦文中，明確表示除了犯有十惡不赦、背叛國家、故意殺人及官員貪贓枉法等罪行的人不予赦免外，其餘所有罪犯不論罪行輕重均予以釋放。現了他對嚴重犯罪尤其是腐敗現象采取零容忍的態度。
3. 加強廉政建設
為了進一步強化廉政建設，唐武宗在會昌元年（841年）正月下詔強調，對於任何官吏的貪汙行為，無論職位高低，都應受到同等嚴厲的懲罰。特別指出，當貪汙金額達到絲絹三十匹或金錢滿千錢時，將會被判處決。此規定顯示了朝廷打擊貪汙腐敗的決心和力度空前加大。
4. 持續不斷的肅貪行動
此後幾年裏，盡管有過幾次大赦，但“官典犯贓”始終被列入不可赦免的重罪之中。例如，在會昌二年四月的大赦令中，再次確認了這一點；而在會昌五年（845年）正月的大赦中，武宗自豪地宣稱，通過清除惡人、提拔賢才，以及堅決懲治貪汙行為，廉政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
從這些措施可以看出，武宗時期對官吏貪汙的打擊從未鬆懈，而且隨著政策的不斷推進，逐漸形成了一個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環境。一係列做法不僅有效遏製了當時普遍存在的貪汙腐敗問題，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通過嚴格的法律製度和持續的反腐行動，武宗成功地提升了官僚隊伍的廉潔度，增強了中央朝政的權威性。
五、吏治建設
唐武宗與宰相李德裕還推行了一係列淨化官場、改善吏治的重要改革，這些措施不僅展現了君臣二人的遠見卓識，更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這一時期廉政建設中一些值得稱道舉措：
1.整肅政風
針對當時官員借大辦喪事收受禮金或賄賂的現象，會昌元年（841年）十一月，朝廷采納禦史台建議，出台了關於京城文武百官和平民喪葬事宜的新規。此舉意在遏製因喪葬活動引發的腐敗行為，維護中央朝廷的清廉形象，並為社會樹立了節儉的風尚。
2.確保薪俸按時發放
鑒於唐代官俸較低且發放不及時的問題，開成五年（840年）三月，唐武宗即位之初便頒布詔書調整官員俸祿。次年，即會昌元年（841年），朝廷進一步采納中書門下的提議，確保官員薪水按時足額發放。這項政策不僅穩定了官僚隊伍，也減少了官員因經濟壓力而產生的貪腐動機，對加強官僚隊伍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3.解決京債問題
認識到赴京趕考士人及新任官員常背負沉重債務，這成為他們上任後可能貪汙受賄的一個誘因，武宗君臣采取了增加薪俸和提供國家借款的方式幫助官員償還債務。例如，“月選官允許借錢，可加給兩月俸料”。這種做法雖然不能根治貪汙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官員的實際困難，減少了其貪汙的可能性。
4.禁止無節製遊宴
為了整肅政風，提升工作效率，會昌時期嚴格禁止官員參與無節製的遊宴活動，並取締了進士曲江集宴等奢侈娛樂活動。會昌元年（841年）三月下詔規定：“州縣官員不得沉溺於飲酒作樂，在處理公務時應保持專業態度；從今以後，縣令每月休息日不得隨意邀請賓客進行遊宴；刺史除休息日外若有需要舉辦宴會，必須簡化流程並提前申報費用。”各道觀察使作為地方表率，被要求自我約束，樹立廉潔奉公的良好形象。
總之，會昌時期的吏治改革體現了唐武宗和李德裕對於治理國家的深刻理解和實踐智慧。他們的舉措不僅改善了當時的吏治狀況，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治理經驗。這些改革不僅反映了當時統治者對於吏治清明的追求，也為後世提供了重要的曆史借鑒。
通過上述一係列改革措施，會昌年間有效地遏製了官場上的不良風氣，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增強了中央朝政的權威性。盡管這些努力未能完全阻止唐朝逐漸走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唐朝中後期仍相對景氣，其間取得的軍事勝利如對迴鶻戰爭和平定澤潞鎮亂等成就，亦與此期間吏治的改善密切相關。
軍事成果
1.盧龍軍亂的平定
會昌元年（841年）九月，盧龍鎮爆發了軍事叛亂。牙將陳行泰謀害了節度使史元忠，並自立為留後，隨後以軍中大將的身份派遣監軍向朝廷上表，請求授予象征正式權力的旌節斧鉞。麵對這一突發狀況，宰相李德裕展現出了他對河朔地區事務的深刻理解。
李德裕向唐武宗皇帝進言道：“對於河朔地區的局勢，臣非常熟悉。近年來，朝廷派遣使者賜詔的速度過快，這反而使得軍隊內部的情緒更加穩固。如果能夠暫時擱置此事數月不予迴應，那麽軍心必會發生變化。因此，我建議扣留監軍隨員，暫不派遣使者前往觀察情況。”
李德裕的判斷得到了驗證。不出所料，盧龍軍內部果然發生了新的變故——士兵們轉而除掉了陳行泰，並推舉張絳為首領，再次請求朝廷授予其節鉞。然而，朝廷依然采取拖延策略，未立即做出迴應。
在此期間，雄武軍使張仲武主動請纓，請求朝廷授權他發兵討伐張絳。唐武宗采納了這個提議，任命張仲武為盧龍留後，負責處理當地的局勢。最終，在李德裕正確戰略指導下，通過巧妙利用時間差和地方勢力間的矛盾，盧龍軍亂得以迅速平息。這次事件不僅展現了宰相李德裕在應對複雜軍事政治問題上的卓越才能，也證明了他對地方軍事動態敏銳的洞察力，以及運用智慧和耐心解決危機的能力，從而確保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有效控製，維護了國家的穩定與統一。
2. 昭義鎮之亂的平定
會昌三年（843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逝後，其侄劉稹企圖效仿河朔三鎮慣例，要求繼承節度使之職。此時正值反擊迴鶻侵擾的戰事剛剛結束，朝廷內部對於是否討伐澤、潞兩地存在分歧。大多數宰相和諫官擔心國家實力難以支撐新的軍事行動，主張妥協接受劉稹的要求。然而，宰相李德裕力排眾議，堅決主張討伐，並提出了一係列有說服力的理由。
李德裕指出，澤潞地區不同於河朔三鎮，它位於帝國的心髒地帶，曆史上一直以忠義著稱，曾參與平定朱滔叛亂並擒獲盧從史。若允許劉稹擅自繼任，將為其他藩鎮樹立不良先例，削弱中央權威。他進一步分析說，劉稹依賴的是河朔三鎮的支持，但隻要確保成德（鎮州）和魏博兩鎮不與其同流合汙，則劉稹將孤立無援。唐武宗認同了李德裕的觀點，決定對昭義鎮采取軍事行動。
為了確保戰役成功，李德裕總結了貞元、太和年間討伐叛亂的經驗教訓，並製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他首先派遣使者向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和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傳達命令，二人均表示願意配合朝廷行動。隨後，朝廷任命王元逵為澤潞北麵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麵招討使，並聯合河陽、河東及河中等節度使共同出兵。
李德裕特別強調了軍隊指揮的重要性，規定監軍不得幹預軍事決策，隻保留少量自衛兵力，賞罰與前線將領相同。此舉簡化了指揮體係，增強了將領的自主權，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此外，針對某些將領行動遲緩的問題，如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李德裕果斷將其替換為了驍勇善戰的石雄，後者迅速取得顯著戰績，鼓舞了士氣。
在戰爭期間，李德裕密切關注前線動態，及時調整策略。當昭義大將李丕前來投降時，盡管有人懷疑其誠意，李德裕仍建議厚賞以示鼓勵，這有助於分化敵方力量。麵對叛軍初期取得的一些勝利，李德裕穩定了皇帝的情緒，堅定了討伐決心，並迅速補充了河陽軍的裝備，鞏固了防線。
最終，在會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相繼投降，劉稹部下的郭誼、王協見局勢不利，除掉了劉稹並向唐軍投降。李德裕認為郭誼等人是此次叛亂的主要責任人，建議將其押送京城嚴懲，得到了武宗皇帝的認可。
戰略意義與影響
昭義鎮之亂的平定標誌著唐王朝最後一次成功的幹涉地方藩鎮割據，極大地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權威，並增強了對地方藩鎮的控製力。這次勝利不僅恢複了唐朝形式上的統一，也為後續的政治穩定奠定了基礎。李德裕在這場戰役中的卓越領導和精準判斷，展現了他在處理複雜政治軍事問題上的非凡才能。通過這次事件，李德裕不僅證明了自己的戰略眼光和決策能力，還展示了他對地方勢力微妙平衡的深刻理解。他的成功經驗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利用盟友、優化指揮體係以及靈活應對戰場變化方麵。昭義鎮之亂的成功平定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中央集權製度的一次重要鞏固，對唐朝後期的曆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平定河東亂
在官軍全力討伐昭義鎮之際，會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卒因不滿朝廷賞賜不足而嘩變，推舉都將楊弁為首領，攻占了太原。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在朝廷中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部分官員建議暫停對昭義鎮和太原兩地的同時軍事行動，以避免戰線過長、資源分散。
麵對這一危機，唐武宗李炎派遣中使馬元實前往太原探查實情。然而，因馬元實收受了楊弁的賄賂，迴朝後誇大其詞，描述楊弁兵力如何強大、裝備如何精良、物資充足，並極力勸阻朝廷不要輕易討伐。他的這些言辭引起了朝野一片恐慌，似乎形勢對朝廷極為不利。
關鍵時刻，宰相李德裕展現了其明察秋毫的能力。他對馬元實的報告當場提出了質疑，並嚴厲詰問，使得後者啞口無言，無法自圓其說。李德裕隨後向武宗皇帝上奏，明確指出：“楊弁出身微賤，其叛亂絕不可饒恕。即便國力不足以同時應對兩處戰事，也寧願放棄對劉稹的討伐。” 李德裕認為，平定河東之亂更為緊迫，因為一旦楊弁坐大，將嚴重威脅到整個北方的安全與穩定。
基於李德裕的判斷，武宗迅速下達詔書，調兵進擊楊弁。最終，在河東監軍呂義忠的指揮之下，成功擒獲了楊弁，並將其檻送京師處斬，就此迅速平息了這場兵變。楊弁的失敗不僅消除了河東地區的不穩定因素，還堅定了朝廷繼續討伐昭義鎮的信心，確保了整體戰略部署不受影響。
此次事件再次證明了李德裕在處理緊急事務時的果敢與智慧。他準確地評估了局勢的輕重緩急，果斷采取行動，既解決了內部危機，又為外部軍事行動掃清了障礙，確保了唐朝中央朝政權威的穩固。李德裕的決策不僅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安全與穩定，也為後續的政治改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
4.安定北疆
應對迴鶻內亂
開成四年（839年），迴鶻經曆了嚴重的內部動蕩。宰相安允合和特勒柴革密謀作亂，被彰信可汗及時發現並處決。另一位宰相掘羅勿在外征戰時擔心受到牽連，遂以三百匹馬賄賂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借兵攻打彰信可汗。彰信敗亡後國人擁立馺特勒為新任可汗。然而，草原上爆發的疾疫和大雪災導致羊馬大量消亡，使得迴鶻國力迅速衰落。
第二年秋天，即開成五年（840年），迴鶻別將句錄莫賀為了給彰信可汗複仇，引黠戛斯騎兵十萬進攻掘羅勿，最終擊敗掘羅勿和新任可汗馺，並焚毀了可汗的牙帳，迫使迴鶻諸部四散逃亡。此次事件標誌著迴鶻帝國的進一步分裂和衰弱。
在這一係列變故之後，迴鶻分為兩支南遷：
一支由十三個部落擁立王子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退守錯子山；另一支則由可汗之弟嗢沒斯及多位重要官員率領。兩支共二十七個部落、約三十萬人南下尋求庇護。與此同時，西遷的一支僅包含少數人。南遷過程中，迴鶻勢力不斷削弱。烏介可汗甚至劫持了送唐太和公主南歸的達幹等人，並將公主作為人質，企圖以此獲取唐朝的支持。他請求暫時借用振武軍的一座城池居住，但遭到了唐武宗的婉拒。盡管如此，唐朝還是提供了糧食援助，幫助他們度過荒年。
麵對迴鶻可能帶來的威脅，朝廷采取了一係列防禦措施。武宗命令河東、振武軍隊加強防範，並派遣劉沔屯兵雲迦關。會昌二年三月，咀沒斯誘消滅了內部勁敵赤心和仆固，那頡啜收留赤心的殘部向東逃竄，侵擾唐境。隨後，張仲武奉命討擊迴鶻，在幽州擊敗那頡啜，俘虜近九萬迴鶻人，並恢複了對契丹和奚兩個部落的控製。
同年八月，烏介可汗率兵進入大同川，掠奪當地戎狄各族的牛馬數萬頭，轉戰至雲州城下。唐武宗征發各地兵力集結於太原、振武軍和天德軍等地，準備來春驅逐迴鶻。次年，劉沔和張仲武分別被任命為招撫迴鶻使和東麵招撫迴鶻使，負責指揮各路兵馬。
唐武宗李炎執政的會昌年間，他采取了一係列旨在遏製宦官勢力、強化相權的重要政策。當時，宦官的權力已經膨脹到威脅朝廷正常運作的程度，特別是在“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幾乎掌握了國家的主要權力，而宰相的角色則被邊緣化為僅僅是執行命令的工具人。為了扭轉這一不利的局麵，武宗任命了賢能的宰相李德裕，並通過一係列精心設計的改革措施來改變現狀：
一、削弱宦官勢力
首先，針對宦官首領仇士良的專橫跋扈，唐武宗運用智慧的政治策略，表麵上晉升仇士良為觀軍容使，實際上卻逐步剝奪了他的軍事指揮權。最終，武宗迫使仇士良自動提出退隱，並在他去世之後以貪汙受賄等罪名沒收了其全部家產，從而對宦官集團形成了有效的打擊。
二、加強宰相的權利
其次，在武宗與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恢複了宰相在政治決策中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務應歸中書省管理，確保宰相能夠有效地輔助皇帝進行治國理政。為了避免曆史上由於宰相長期獨攬大權而導致的問題——例如李林甫長時間把持朝政所帶來的負麵影響——李德裕還建議定期更換宰相，限製任期長度，以此維護了政治環境的清廉和公正。同時重新賦予了中書舍人參與日常政務的權利，這些舉措不僅加強了中央政府的運作效率，也提升了決策的質量。從而更加有效地控製了宦官勢力的增長，強化了宰相及中央官員在處理國家事務方麵的作用，對於維持唐朝後期的政治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清理入仕門徑
在唐末時期，翰林學士劉允章與範祖禹曾上言，陳述官僚體係腐敗和入仕途徑過於寬鬆的問題，認為這些問題對國家的危害程度幾乎可以與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相提並論。針對這些弊病，在會昌年間（840-846年），武宗宰相李德裕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旨在嚴格控製官員選拔程序，並提高官僚隊伍的整體素質。為了提升銓選的質量，他們強化了進士科的考試製度，確保隻有真正有學識的人才可以通過考試。具體來說采取了以下措施：
1.限製錄取人數：規定每年通過進士科考試的人數不得超過二十五人，以此提高人才選拔的競爭性。
2.引入覆試製度：在原有考試的基礎上增加了覆試環節，以進一步篩選出最優秀的候選人。例如，在會昌四年（844年）和五年（845年）的覆試中，許多初選合格的考生未能通過更為嚴格的覆試，這體現了朝廷對於選拔標準的嚴格把控以及對浮華風氣的抑製。
其次，對於新科進士的職位分配也製定了更嚴格的規定。根據會昌二年（842年）的一道敕令，所有新科進士必須先從基層職務做起，如州府參軍或緊縣尉等，並且需要經過兩次考核後，才能被正式任命為更高層級的官員。這一政策旨在讓年輕官員積累實際工作經驗，避免因缺乏實踐經驗而導致的工作失誤。
此外，朝廷還規範了地方道府推薦官員的行為，限製了各道奏請官員的數量，從而防止“幸門”的開啟——即通過非正式渠道獲取官職的現象。此舉不僅有助於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也減少了地方勢力坐大的可能性，進而增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和控製力。
最後，針對門蔭特權的濫用問題，朝廷發布了新的敕令，要求嚴格執行用蔭的標準，打擊假冒特權的行為，確保隻有真正符合條件的人才能夠享受門蔭帶來的利益。這不僅提高了官僚隊伍的專業性和廉潔度，同時也促進了吏治的清廉和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
四、嚴刑峻法
唐武宗繼位後，致力於通過一係列改革來整頓吏治，特別是以嚴刑峻法為核心，對貪腐行為進行嚴厲懲處。這些改革措施顯著提高了行政效率，並為唐朝後期的政治穩定和廉政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 精簡政府機構
會昌四年（844年），武宗采納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議，裁汰了兩千多名冗官，精簡了政府機構。這一舉措不僅減少了國家財政支出，還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政府運作更加靈活高效。
2. 對貪腐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武宗在開成五年（840年）正月發布的即位赦文中，明確表示除了犯有十惡不赦、背叛國家、故意殺人及官員貪贓枉法等罪行的人不予赦免外，其餘所有罪犯不論罪行輕重均予以釋放。現了他對嚴重犯罪尤其是腐敗現象采取零容忍的態度。
3. 加強廉政建設
為了進一步強化廉政建設，唐武宗在會昌元年（841年）正月下詔強調，對於任何官吏的貪汙行為，無論職位高低，都應受到同等嚴厲的懲罰。特別指出，當貪汙金額達到絲絹三十匹或金錢滿千錢時，將會被判處決。此規定顯示了朝廷打擊貪汙腐敗的決心和力度空前加大。
4. 持續不斷的肅貪行動
此後幾年裏，盡管有過幾次大赦，但“官典犯贓”始終被列入不可赦免的重罪之中。例如，在會昌二年四月的大赦令中，再次確認了這一點；而在會昌五年（845年）正月的大赦中，武宗自豪地宣稱，通過清除惡人、提拔賢才，以及堅決懲治貪汙行為，廉政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
從這些措施可以看出，武宗時期對官吏貪汙的打擊從未鬆懈，而且隨著政策的不斷推進，逐漸形成了一個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環境。一係列做法不僅有效遏製了當時普遍存在的貪汙腐敗問題，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通過嚴格的法律製度和持續的反腐行動，武宗成功地提升了官僚隊伍的廉潔度，增強了中央朝政的權威性。
五、吏治建設
唐武宗與宰相李德裕還推行了一係列淨化官場、改善吏治的重要改革，這些措施不僅展現了君臣二人的遠見卓識，更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這一時期廉政建設中一些值得稱道舉措：
1.整肅政風
針對當時官員借大辦喪事收受禮金或賄賂的現象，會昌元年（841年）十一月，朝廷采納禦史台建議，出台了關於京城文武百官和平民喪葬事宜的新規。此舉意在遏製因喪葬活動引發的腐敗行為，維護中央朝廷的清廉形象，並為社會樹立了節儉的風尚。
2.確保薪俸按時發放
鑒於唐代官俸較低且發放不及時的問題，開成五年（840年）三月，唐武宗即位之初便頒布詔書調整官員俸祿。次年，即會昌元年（841年），朝廷進一步采納中書門下的提議，確保官員薪水按時足額發放。這項政策不僅穩定了官僚隊伍，也減少了官員因經濟壓力而產生的貪腐動機，對加強官僚隊伍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3.解決京債問題
認識到赴京趕考士人及新任官員常背負沉重債務，這成為他們上任後可能貪汙受賄的一個誘因，武宗君臣采取了增加薪俸和提供國家借款的方式幫助官員償還債務。例如，“月選官允許借錢，可加給兩月俸料”。這種做法雖然不能根治貪汙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官員的實際困難，減少了其貪汙的可能性。
4.禁止無節製遊宴
為了整肅政風，提升工作效率，會昌時期嚴格禁止官員參與無節製的遊宴活動，並取締了進士曲江集宴等奢侈娛樂活動。會昌元年（841年）三月下詔規定：“州縣官員不得沉溺於飲酒作樂，在處理公務時應保持專業態度；從今以後，縣令每月休息日不得隨意邀請賓客進行遊宴；刺史除休息日外若有需要舉辦宴會，必須簡化流程並提前申報費用。”各道觀察使作為地方表率，被要求自我約束，樹立廉潔奉公的良好形象。
總之，會昌時期的吏治改革體現了唐武宗和李德裕對於治理國家的深刻理解和實踐智慧。他們的舉措不僅改善了當時的吏治狀況，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治理經驗。這些改革不僅反映了當時統治者對於吏治清明的追求，也為後世提供了重要的曆史借鑒。
通過上述一係列改革措施，會昌年間有效地遏製了官場上的不良風氣，提高了朝廷的工作效率，增強了中央朝政的權威性。盡管這些努力未能完全阻止唐朝逐漸走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唐朝中後期仍相對景氣，其間取得的軍事勝利如對迴鶻戰爭和平定澤潞鎮亂等成就，亦與此期間吏治的改善密切相關。
軍事成果
1.盧龍軍亂的平定
會昌元年（841年）九月，盧龍鎮爆發了軍事叛亂。牙將陳行泰謀害了節度使史元忠，並自立為留後，隨後以軍中大將的身份派遣監軍向朝廷上表，請求授予象征正式權力的旌節斧鉞。麵對這一突發狀況，宰相李德裕展現出了他對河朔地區事務的深刻理解。
李德裕向唐武宗皇帝進言道：“對於河朔地區的局勢，臣非常熟悉。近年來，朝廷派遣使者賜詔的速度過快，這反而使得軍隊內部的情緒更加穩固。如果能夠暫時擱置此事數月不予迴應，那麽軍心必會發生變化。因此，我建議扣留監軍隨員，暫不派遣使者前往觀察情況。”
李德裕的判斷得到了驗證。不出所料，盧龍軍內部果然發生了新的變故——士兵們轉而除掉了陳行泰，並推舉張絳為首領，再次請求朝廷授予其節鉞。然而，朝廷依然采取拖延策略，未立即做出迴應。
在此期間，雄武軍使張仲武主動請纓，請求朝廷授權他發兵討伐張絳。唐武宗采納了這個提議，任命張仲武為盧龍留後，負責處理當地的局勢。最終，在李德裕正確戰略指導下，通過巧妙利用時間差和地方勢力間的矛盾，盧龍軍亂得以迅速平息。這次事件不僅展現了宰相李德裕在應對複雜軍事政治問題上的卓越才能，也證明了他對地方軍事動態敏銳的洞察力，以及運用智慧和耐心解決危機的能力，從而確保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有效控製，維護了國家的穩定與統一。
2. 昭義鎮之亂的平定
會昌三年（843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逝後，其侄劉稹企圖效仿河朔三鎮慣例，要求繼承節度使之職。此時正值反擊迴鶻侵擾的戰事剛剛結束，朝廷內部對於是否討伐澤、潞兩地存在分歧。大多數宰相和諫官擔心國家實力難以支撐新的軍事行動，主張妥協接受劉稹的要求。然而，宰相李德裕力排眾議，堅決主張討伐，並提出了一係列有說服力的理由。
李德裕指出，澤潞地區不同於河朔三鎮，它位於帝國的心髒地帶，曆史上一直以忠義著稱，曾參與平定朱滔叛亂並擒獲盧從史。若允許劉稹擅自繼任，將為其他藩鎮樹立不良先例，削弱中央權威。他進一步分析說，劉稹依賴的是河朔三鎮的支持，但隻要確保成德（鎮州）和魏博兩鎮不與其同流合汙，則劉稹將孤立無援。唐武宗認同了李德裕的觀點，決定對昭義鎮采取軍事行動。
為了確保戰役成功，李德裕總結了貞元、太和年間討伐叛亂的經驗教訓，並製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他首先派遣使者向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和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傳達命令，二人均表示願意配合朝廷行動。隨後，朝廷任命王元逵為澤潞北麵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麵招討使，並聯合河陽、河東及河中等節度使共同出兵。
李德裕特別強調了軍隊指揮的重要性，規定監軍不得幹預軍事決策，隻保留少量自衛兵力，賞罰與前線將領相同。此舉簡化了指揮體係，增強了將領的自主權，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此外，針對某些將領行動遲緩的問題，如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李德裕果斷將其替換為了驍勇善戰的石雄，後者迅速取得顯著戰績，鼓舞了士氣。
在戰爭期間，李德裕密切關注前線動態，及時調整策略。當昭義大將李丕前來投降時，盡管有人懷疑其誠意，李德裕仍建議厚賞以示鼓勵，這有助於分化敵方力量。麵對叛軍初期取得的一些勝利，李德裕穩定了皇帝的情緒，堅定了討伐決心，並迅速補充了河陽軍的裝備，鞏固了防線。
最終，在會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相繼投降，劉稹部下的郭誼、王協見局勢不利，除掉了劉稹並向唐軍投降。李德裕認為郭誼等人是此次叛亂的主要責任人，建議將其押送京城嚴懲，得到了武宗皇帝的認可。
戰略意義與影響
昭義鎮之亂的平定標誌著唐王朝最後一次成功的幹涉地方藩鎮割據，極大地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權威，並增強了對地方藩鎮的控製力。這次勝利不僅恢複了唐朝形式上的統一，也為後續的政治穩定奠定了基礎。李德裕在這場戰役中的卓越領導和精準判斷，展現了他在處理複雜政治軍事問題上的非凡才能。通過這次事件，李德裕不僅證明了自己的戰略眼光和決策能力，還展示了他對地方勢力微妙平衡的深刻理解。他的成功經驗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利用盟友、優化指揮體係以及靈活應對戰場變化方麵。昭義鎮之亂的成功平定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中央集權製度的一次重要鞏固，對唐朝後期的曆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平定河東亂
在官軍全力討伐昭義鎮之際，會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卒因不滿朝廷賞賜不足而嘩變，推舉都將楊弁為首領，攻占了太原。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在朝廷中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部分官員建議暫停對昭義鎮和太原兩地的同時軍事行動，以避免戰線過長、資源分散。
麵對這一危機，唐武宗李炎派遣中使馬元實前往太原探查實情。然而，因馬元實收受了楊弁的賄賂，迴朝後誇大其詞，描述楊弁兵力如何強大、裝備如何精良、物資充足，並極力勸阻朝廷不要輕易討伐。他的這些言辭引起了朝野一片恐慌，似乎形勢對朝廷極為不利。
關鍵時刻，宰相李德裕展現了其明察秋毫的能力。他對馬元實的報告當場提出了質疑，並嚴厲詰問，使得後者啞口無言，無法自圓其說。李德裕隨後向武宗皇帝上奏，明確指出：“楊弁出身微賤，其叛亂絕不可饒恕。即便國力不足以同時應對兩處戰事，也寧願放棄對劉稹的討伐。” 李德裕認為，平定河東之亂更為緊迫，因為一旦楊弁坐大，將嚴重威脅到整個北方的安全與穩定。
基於李德裕的判斷，武宗迅速下達詔書，調兵進擊楊弁。最終，在河東監軍呂義忠的指揮之下，成功擒獲了楊弁，並將其檻送京師處斬，就此迅速平息了這場兵變。楊弁的失敗不僅消除了河東地區的不穩定因素，還堅定了朝廷繼續討伐昭義鎮的信心，確保了整體戰略部署不受影響。
此次事件再次證明了李德裕在處理緊急事務時的果敢與智慧。他準確地評估了局勢的輕重緩急，果斷采取行動，既解決了內部危機，又為外部軍事行動掃清了障礙，確保了唐朝中央朝政權威的穩固。李德裕的決策不僅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安全與穩定，也為後續的政治改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
4.安定北疆
應對迴鶻內亂
開成四年（839年），迴鶻經曆了嚴重的內部動蕩。宰相安允合和特勒柴革密謀作亂，被彰信可汗及時發現並處決。另一位宰相掘羅勿在外征戰時擔心受到牽連，遂以三百匹馬賄賂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借兵攻打彰信可汗。彰信敗亡後國人擁立馺特勒為新任可汗。然而，草原上爆發的疾疫和大雪災導致羊馬大量消亡，使得迴鶻國力迅速衰落。
第二年秋天，即開成五年（840年），迴鶻別將句錄莫賀為了給彰信可汗複仇，引黠戛斯騎兵十萬進攻掘羅勿，最終擊敗掘羅勿和新任可汗馺，並焚毀了可汗的牙帳，迫使迴鶻諸部四散逃亡。此次事件標誌著迴鶻帝國的進一步分裂和衰弱。
在這一係列變故之後，迴鶻分為兩支南遷：
一支由十三個部落擁立王子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退守錯子山；另一支則由可汗之弟嗢沒斯及多位重要官員率領。兩支共二十七個部落、約三十萬人南下尋求庇護。與此同時，西遷的一支僅包含少數人。南遷過程中，迴鶻勢力不斷削弱。烏介可汗甚至劫持了送唐太和公主南歸的達幹等人，並將公主作為人質，企圖以此獲取唐朝的支持。他請求暫時借用振武軍的一座城池居住，但遭到了唐武宗的婉拒。盡管如此，唐朝還是提供了糧食援助，幫助他們度過荒年。
麵對迴鶻可能帶來的威脅，朝廷采取了一係列防禦措施。武宗命令河東、振武軍隊加強防範，並派遣劉沔屯兵雲迦關。會昌二年三月，咀沒斯誘消滅了內部勁敵赤心和仆固，那頡啜收留赤心的殘部向東逃竄，侵擾唐境。隨後，張仲武奉命討擊迴鶻，在幽州擊敗那頡啜，俘虜近九萬迴鶻人，並恢複了對契丹和奚兩個部落的控製。
同年八月，烏介可汗率兵進入大同川，掠奪當地戎狄各族的牛馬數萬頭，轉戰至雲州城下。唐武宗征發各地兵力集結於太原、振武軍和天德軍等地，準備來春驅逐迴鶻。次年，劉沔和張仲武分別被任命為招撫迴鶻使和東麵招撫迴鶻使，負責指揮各路兵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