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武宗李炎:會識人用人的英武之主(下)
大唐帝國的輝煌與變遷 作者：方憶lt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會昌三年（843年）八月，烏介可汗再次南下，逼近振武。劉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率前鋒襲擊迴鶻牙帳，烏介驚慌失措，棄輜重而逃。石雄乘勝追擊，大破迴鶻軍，斬首萬人，收降二萬餘人。烏介向東北方向逃走，最終歸附黑車子族，其潰散部隊三萬多人向盧龍鎮投降。三年後，烏介可汗在被黠戛斯追擊時，遭到部下的謀害。自此，迴鶻汗國徹底瓦解，分散成為多個小部落，再也無法構成對唐朝的重大威脅。此後，唐朝北部邊境享受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安寧。
通過這一係列事件，可以看出唐朝在處理邊疆危機時的果斷與智慧，不僅有效遏製了迴鶻的威脅，還維護了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唐武宗通過靈活的戰略部署，成功的化解了這場潛在的危機，鞏固了唐朝在北方的統治地位。
5.謀劃西域
隨著迴鶻的衰微和吐蕃內部的混亂，唐朝看到了收複河西走廊地區（即河、湟四鎮十八州）的機會。唐武宗決定采取行動，以恢複唐朝在這一重要戰略區域的控製權。為此，他任命給事中劉蒙為巡邊使，負責儲備兵器和軍糧，並偵察吐蕃邊境的防禦情況，為未來的軍事行動做準備。
劉蒙的任務不僅限於物資籌備，還包括詳細調查吐蕃邊防的兵力部署，以便製定出更為精確的作戰計劃。這一係列措施表明了唐武宗對於重新掌控河西走廊的決心，也為後續的實際軍事行動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唐朝也在考慮是否應該趁機光複曾經失去的西域領土。安史之亂後，唐朝勢力逐漸退出西域，而迴鶻汗國覆亡後，黠戛斯占據了安西和北庭都護府。黠戛斯有意將這些地區交還給唐朝，這給了武宗一個難得的機會來重振唐朝在西域的影響力。
然而，當武宗派遣趙蕃出使黠戛斯商議此事時，宰相李德裕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指出，安西距離長安七千多裏，北庭也有五千多裏遠，即便黠戛斯願意歸還，朝廷也需要重新設立都護府，並征發大約一萬名士兵進行駐守。考慮到後勤補給線過長，以及大量軍需物資運輸的困難，李德裕認為這樣做會耗費過多的人力物力，僅僅是為了一個光複失地的好名聲，可能並不值得。
鑒於這些實際困難，唐武宗最終擱置了光複西域的計劃。盡管如此，武宗對河、湟地區的重視並未減弱，繼續推進針對吐蕃的準備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唐武宗時期的西域光複計劃未能實現，但到了唐宣宗時期，張議潮成功收複了河西地區，完成了武宗未竟的心願。張議潮的勝利不僅恢複了唐朝對河西走廊的控製，也標誌著唐朝在西北邊疆政策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通過上述決策過程可以看出，唐武宗及其智囊團在麵對外部機遇時保持了謹慎的態度，既抓住了可以立即實施的機會（如複河、湟），又審慎評估了長遠目標的風險與收益（如光複西域）。這種務實的戰略思考，反映了當時唐朝高層對於國家資源的有效管理和對外政策的理性選擇。
經濟改革與成效
1.禁止官吏經營質庫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致力於整頓吏治和改善民生，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禁止官吏從事質庫（即古代的當鋪）業務。根據會昌五年（845年）的赦文，唐武宗強調：“古時享受俸祿的家庭，僅依靠俸祿生活，不應與其他民眾爭奪生計機會，如此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家家自足。”因此，對於那些既做官又經商、放高利貸的官員，朝廷明確表示將予以禁止，並委托禦史台負責監督和上報違規行為。
這項政策不僅體現了武宗對官僚隊伍廉潔性的高度重視，也在客觀上減少了官吏通過私營高利貸獲取不當利益的情況，從而保護了普通百姓的利益。雖然此舉可能部分影響了政府從高利貸中獲得的收入，但它有效地防止了官民爭利的現象，有助於營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
2.設置備邊庫
為了儲備物資，強化邊防能力，會昌五年（845年）九月，在宰相李德裕的建議下，武宗設立了“備邊庫”。按照規定，戶部每年需從賦稅中儲存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則從鹽鐵稅收中同樣儲存十二萬緡匹；次年起，這一數額減少三分之一。此外，各地進獻給朝廷的助軍財貨也將全部存入備邊庫。度支郎中被指定為該庫的主要管理者。
設立備邊庫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國家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應對邊境安全挑戰，同時也反映了唐武宗對軍事防禦的重視。通過集中管理和合理調配財政資源，唐朝能夠在關鍵時刻迅速動員必要的物資支持，增強了國防實力。
3.經濟複蘇與人口增長
得益於這些政策和其他相關措施，會昌年間，唐代的戶口數量顯著增加，相比安史之亂期間翻了一番以上，人口也逐漸恢複並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這也表明，唐武宗李炎時期實施的一係列經濟和社會改革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促進了社會的繁榮與發展。
綜上所述，武宗在會昌年間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有效提升了官僚隊伍的廉潔性，還加強了邊防儲備，為國家的安全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同時，這些措施也促進了經濟複蘇和人口增長，使得唐朝在經曆了長期動蕩後開始重現生機。
文化方麵
自會昌元年（841年）起，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議下開始了一係列針對佛教和其他外來宗教的改革措施。首先，朝廷淘汰了部分僧尼，並拆毀了大量小寺、山房和蘭若等非正式宗教場所，對僧尼的某些活動也進行了嚴格限製。
1.加強對僧尼的管理
會昌二年，唐武宗進一步加強了對僧尼的管理。他下令遣返“保外無名僧”，禁止設立“童子沙彌”，並且要求原從事雜工或不守戒律的僧尼還俗。此外，武宗還規定僧尼不得無限占有奴婢，每位僧人限留一名奴隸，每位尼姑限留兩名婢女。這些措施也是為了規範宗教人員的行為，減少寺院經濟對社會資源的占用。
會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廢除了摩尼大慈恩寺，處決了摩尼教僧侶，並沒收其財產。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並拆毀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勒令相關僧尼還俗並送歸原籍。
2.大規模滅佛運動
從會昌四年（844年）二月開始，唐武宗李炎頒布了一係列更為嚴厲的規定，包括禁止供養佛牙，嚴禁在特定寺廟如五台山、普光寺、終南山五台寺、鳳翔府法門寺等地供奉佛指骨，違者將受到杖責處罰。至會昌五年（845年），更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展開：
- 還俗命令：起初規定40歲以下僧侶全部還俗，隨後擴大到50歲以下，最終連50歲以上沒有祠部度牒的僧侶也被迫還俗。甚至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國上州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則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最初允許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侶10人；後來改為各留兩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師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莊嚴寺。
- 財產處理：拆毀寺院所得金、銀、銅交由鹽鐵使鑄錢，鐵則用於鑄造農具。還俗僧侶被編入國家的納稅戶，外國人則遣返迴國。
影響與後果
這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26萬餘僧尼被迫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擁有的良田數千萬頃及奴婢15萬人。同時，武宗還取締了其他外來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聶斯托利派基督教）和迴教（伊斯蘭教），撤毀所有相關寺廟，驅逐或強製還俗相關人員。
動機分析
唐武宗采取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
- 經濟考量：佛教寺院規模龐大，不參與國家賦稅體係，這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損失。過多的僧侶減少了勞動力，影響農業生產和社會穩定。
- 個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傾向於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趙歸真等人入宮修道場，並親自受籙。一些道士利用這一機會鼓動滅佛，提出了關於“黑衣天子”的讖言，暗示佛教會對李唐皇權構成威脅。
- 政治合法性：有觀點認為，唐武宗通過崇道抑佛來鞏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質，能夠強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後續發展
盡管會昌法難對佛教造成了沉重打擊，但並未徹底消滅佛教勢力。唐武宗李炎離開後，他的後繼者唐宣宗李忱，不僅恢複了佛教的地位，還杖斃了之前參與滅佛的道士趙歸真等人。因此，會昌法難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滅絕。佛教在一些半割據的藩鎮地區仍然得以保存，從而為後來的複興奠定了基礎。總之，會昌法難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不僅改變了當時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統治者對於國家治理和宗教關係的複雜思考。
會昌時期的民族與對外關係
會昌年間，唐朝的外交活動十分活躍，展現了其作為東亞強國的地位和影響力。會昌二年二月，牂柯（位於今貴州一帶）和南詔（位於今雲南地區）派遣使者前往長安朝貢，表明了這兩個南方政權對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態。
同年九月，契丹首領屈戍表示歸順唐朝，被授予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的官職。盧龍節度使張仲武收迴了迴鶻曾經賜予契丹的舊印，並改賜唐朝鑄造的新印——“奉國契丹之印”。這標誌著契丹正式成為唐朝的附屬勢力，也體現了唐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讚普朗達瑪逝世後，吐蕃使者論讚等人前來唐朝通報哀訊。李炎派遣將作少監李璟前往吐蕃進行吊祭，此舉不僅表達了對盟友的尊重，也有助於維持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會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人入朝進貢。黠戛斯可汗計劃遷居原迴鶻可汗居住的牙帳，並請求出兵平定迴鶻烏介可汗的具體日期及與唐軍會合地點。對此，唐武宗迴應以詔書，表示將在當年秋季下令幽州、河東、振武、天德四鎮出兵屯守要道，攔擊迴鶻和黑車子族的逃亡人員，並按照過去冊封迴鶻的慣例冊封黠戛斯可汗。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與黠戛斯在對抗共同敵人時的合作意願。
到了會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見了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儀與包容。特別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親自入朝覲見，進一步鞏固了兩國間的友好關係。
通過上述外交活動可以看出，會昌年間唐朝積極維護和發展與周邊各民族及國家的關係，既體現了大唐帝國的強大吸引力，也為邊疆穩定和社會和諧做出了貢獻。武宗及大臣們巧妙運用外交手段，在處理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取得了顯著成效，確保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
曆史評價
李德裕對武宗的評價
宰相李德裕在不同場合對唐武宗李炎給予了高度評價，特別是在軍事和政治決策方麵。他曾在《資治通鑒》中提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複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這句話強調了唐武宗李炎在麵對內外雙重挑戰時所展現出來的果斷決策能力。李德裕認為，正是由於武宗的堅定決心，才使得兩次叛亂得以成功平定。
此外，李德裕還為武宗撰寫了《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詩中充滿了崇敬之情。他描述了武宗統治時期的輝煌成就，包括北伐獫狁、西服堅昆等軍事勝利，以及通過智慧和勇氣解決國內紛爭的能力。李德裕將武宗比作天上的星辰，光照四方，涵育萬物，尊嚴如神，讚美他在治理國家時秉持中和之道，以德化民，以仁持盈，展現了他對儒家理想的實踐。
官方《遺詔》中的功績總結
在總結唐武宗執政生涯的《遺詔》中，朝廷對其功績做出了正式而全麵的評價。《遺詔》指出，武宗即位以來，恭守先人留下的偉大基業，臨禦天下整整七年。這期間，他日夜憂心國事，致力於推行重大政策。他成功翦除了狡猾的外敵，與遠方的堅昆建立了友好關係；討伐了壺關的劉稹，擒獲了並州的楊弁，確保了邊疆的安全穩定。同時，他還廢除了摩尼教的非法活動，革除了佛教中的不良風氣，避免了這些宗教勢力對民生的侵蝕，促進了正統教義的發展，逐步改變了社會風俗，向著更加和諧的方向前進。唐武宗李炎始終關心百姓的生活，努力營造一個合理有序的社會環境，隨著施政理念的深化，親自處理政務的態度更加勤奮。
無論是李德裕個人的讚譽還是官方《遺詔》中的評價，都一致肯定了武宗在其短暫但充滿活力的七年統治期內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顯著成果，在內政管理尤其是宗教改革方麵也展現出了非凡的決心和遠見，為唐朝後期的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努力不僅鞏固了中央政權，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
北宋學者石介的高度讚譽
石介在其著作中對唐武宗李炎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尤其讚賞他在處理佛教問題上的英明決斷。他這樣評價道：“在有唐之時，憲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韓愈上疏切諫。到了武宗皇帝，則徹底拆毀全國寺廟，遣散所有僧尼，銷毀一切佛像。武皇帝的英威如此顯著，諡之曰‘武’，實至名歸。”石介進一步指出，古代帝王以武力定天下而使人心服者，有周武王；以征伐威懾四夷而來朝者，有漢武帝；而以睿智英斷、聰明正直去除佛教弊端者，則首推唐武宗。
他認為，佛教在唐朝根基深厚，成為社會的一大隱患，曆經數百年，即使如唐太宗之聖神、唐明皇之仁勇、唐憲宗之英睿，皆未能根除其影響。然而，武宗皇帝在眾多先王之後，憑借個人智慧和果斷決策，毅然決然地清除了這一長期困擾國家的問題，其功績遠超周武王與漢武帝。
歐陽修對李德裕及武宗的肯定
歐陽修在其《論乞諭陝西將官劄子》中也高度評價了唐武宗及其宰相李德裕。他提到：“臣見唐武宗乃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為賢能，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領，處置軍國大事，總是通過詔書來約束和激勵，因此最終成就了輝煌的功業。”歐陽修強調了李德裕在軍事指揮和政策製定方麵的卓越才能，以及他如何輔佐武宗實現了國家的強大與穩定。
範祖禹對李德裕治理三鎮的讚揚
北宋史學家範祖禹同樣對李德裕讚不絕口，特別是他對河北三鎮（成德、魏博、盧龍）的有效治理。範祖禹認為，“李德裕以一相之身，卻能夠製禦三鎮，如同運轉於掌心之間，使得唐武宗得以長久享國，若此局麵得以持續，天下豈有不平之事？”範祖禹讚揚了李德裕的治國能力和政治智慧，指出他不僅成功解決了地方割據的問題，還為國家帶來了長時間的和平與繁榮。
無論是石介對武宗教改革的激賞，還是歐陽修、範祖禹對李德裕輔政能力的認可，都反映了武宗時期在政治、軍事和宗教政策上的顯著成就。這些評論不僅突顯了李炎作為一位英明君主的形象，也彰顯了李德裕作為賢相的關鍵作用，他們的合作為唐朝後期的曆史書寫了光輝的一章。
關於武宗李炎的軼事典故
《十玩圖》與動物別號
武宗還是穎王時，對各種動物有著濃厚的興趣，並在其邸中豢養了許多不同種類的動物。他挑選了其中“可人”的十種動物，繪成了一幅名為《十玩圖》的作品，流傳後世。這些動物被賦予了富有詩意的外號：鶴被稱為“九皋處士”，白鷳為“玄素先生”，雞為“長鳴都尉”，龜為“靈壽子”，猴為“惺惺奴”，犬為“守門使”，驢為“長耳公”，貓為“鼠將”，鹿為“茸客”，鸚鵡則被稱為“辨哥”。這不僅展現了李炎對自然界的熱愛，也體現了他對生活的細膩品味。
心熱病的治愈
據《普濟方》等古籍記載，李炎曾患過心熱病，病情嚴重到讓群醫束手無策。關鍵時刻，青城山的一位姓邢的道人獻上紫花梨，絞汁服用之後，李炎的病情得以痊愈。這事不僅反映了古代醫藥知識的局限性，也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中國傳統醫學中的特殊地位。
震懾神策軍
會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首領仇士良因見武宗皇帝日益親近宰相李德裕而感到恐懼，便散布流言，稱“宰相作赦書，要削減禁軍衣糧和馬草料等費用”，企圖煽動禁軍鬧事。李德裕得知後立即向武宗報告了此事。李炎迅速采取行動，派遣使者前往神策軍宣布禦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安排都是朕的決定，與宰相無關。”這一果斷舉措震懾住了將士們，就此平息了潛在的動亂，也彰顯了李炎作為君主的權威和決策力。仇士良因此惶恐不安。
與王才人的故事
邯鄲人王氏十三歲時因擅長歌舞入宮，後被唐穆宗賜予當時還是藩王的李炎。王氏機智聰慧，在文宗病重期間協助李炎取得了帝位。武宗即位後，王氏晉升為才人，深得恩寵。她身材修長，麵容與李炎相似，每當李炎在苑中遊獵時，王才人總是身著類似的服飾跟隨，甚至讓人難以分辨誰是皇帝。這種獨特的互動方式成為宮廷中的一段佳話。
武宗曾有意立王才人為皇後，但遭到宰相李德裕的反對，理由是王才人無子且家族背景不顯赫，可能引發非議。盡管如此，王才人始終忠心耿耿地陪伴在武宗身邊。武宗長期服食丹藥追求長生不老，身體逐漸衰弱。王才人時常對親近的人表達她的憂慮。當武宗病重時，王才人日夜侍奉，武宗感歎自己氣息奄奄，情慮耗盡，表達了訣別的意思。武宗去世後，王才人在幄下自盡，其義節感動了所有人。唐宣宗即位後，表彰王才人的節義，追贈她為賢妃。
通過這一係列事件，可以看出唐朝在處理邊疆危機時的果斷與智慧，不僅有效遏製了迴鶻的威脅，還維護了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唐武宗通過靈活的戰略部署，成功的化解了這場潛在的危機，鞏固了唐朝在北方的統治地位。
5.謀劃西域
隨著迴鶻的衰微和吐蕃內部的混亂，唐朝看到了收複河西走廊地區（即河、湟四鎮十八州）的機會。唐武宗決定采取行動，以恢複唐朝在這一重要戰略區域的控製權。為此，他任命給事中劉蒙為巡邊使，負責儲備兵器和軍糧，並偵察吐蕃邊境的防禦情況，為未來的軍事行動做準備。
劉蒙的任務不僅限於物資籌備，還包括詳細調查吐蕃邊防的兵力部署，以便製定出更為精確的作戰計劃。這一係列措施表明了唐武宗對於重新掌控河西走廊的決心，也為後續的實際軍事行動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唐朝也在考慮是否應該趁機光複曾經失去的西域領土。安史之亂後，唐朝勢力逐漸退出西域，而迴鶻汗國覆亡後，黠戛斯占據了安西和北庭都護府。黠戛斯有意將這些地區交還給唐朝，這給了武宗一個難得的機會來重振唐朝在西域的影響力。
然而，當武宗派遣趙蕃出使黠戛斯商議此事時，宰相李德裕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指出，安西距離長安七千多裏，北庭也有五千多裏遠，即便黠戛斯願意歸還，朝廷也需要重新設立都護府，並征發大約一萬名士兵進行駐守。考慮到後勤補給線過長，以及大量軍需物資運輸的困難，李德裕認為這樣做會耗費過多的人力物力，僅僅是為了一個光複失地的好名聲，可能並不值得。
鑒於這些實際困難，唐武宗最終擱置了光複西域的計劃。盡管如此，武宗對河、湟地區的重視並未減弱，繼續推進針對吐蕃的準備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唐武宗時期的西域光複計劃未能實現，但到了唐宣宗時期，張議潮成功收複了河西地區，完成了武宗未竟的心願。張議潮的勝利不僅恢複了唐朝對河西走廊的控製，也標誌著唐朝在西北邊疆政策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通過上述決策過程可以看出，唐武宗及其智囊團在麵對外部機遇時保持了謹慎的態度，既抓住了可以立即實施的機會（如複河、湟），又審慎評估了長遠目標的風險與收益（如光複西域）。這種務實的戰略思考，反映了當時唐朝高層對於國家資源的有效管理和對外政策的理性選擇。
經濟改革與成效
1.禁止官吏經營質庫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致力於整頓吏治和改善民生，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禁止官吏從事質庫（即古代的當鋪）業務。根據會昌五年（845年）的赦文，唐武宗強調：“古時享受俸祿的家庭，僅依靠俸祿生活，不應與其他民眾爭奪生計機會，如此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家家自足。”因此，對於那些既做官又經商、放高利貸的官員，朝廷明確表示將予以禁止，並委托禦史台負責監督和上報違規行為。
這項政策不僅體現了武宗對官僚隊伍廉潔性的高度重視，也在客觀上減少了官吏通過私營高利貸獲取不當利益的情況，從而保護了普通百姓的利益。雖然此舉可能部分影響了政府從高利貸中獲得的收入，但它有效地防止了官民爭利的現象，有助於營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
2.設置備邊庫
為了儲備物資，強化邊防能力，會昌五年（845年）九月，在宰相李德裕的建議下，武宗設立了“備邊庫”。按照規定，戶部每年需從賦稅中儲存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則從鹽鐵稅收中同樣儲存十二萬緡匹；次年起，這一數額減少三分之一。此外，各地進獻給朝廷的助軍財貨也將全部存入備邊庫。度支郎中被指定為該庫的主要管理者。
設立備邊庫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國家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應對邊境安全挑戰，同時也反映了唐武宗對軍事防禦的重視。通過集中管理和合理調配財政資源，唐朝能夠在關鍵時刻迅速動員必要的物資支持，增強了國防實力。
3.經濟複蘇與人口增長
得益於這些政策和其他相關措施，會昌年間，唐代的戶口數量顯著增加，相比安史之亂期間翻了一番以上，人口也逐漸恢複並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這也表明，唐武宗李炎時期實施的一係列經濟和社會改革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促進了社會的繁榮與發展。
綜上所述，武宗在會昌年間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有效提升了官僚隊伍的廉潔性，還加強了邊防儲備，為國家的安全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同時，這些措施也促進了經濟複蘇和人口增長，使得唐朝在經曆了長期動蕩後開始重現生機。
文化方麵
自會昌元年（841年）起，唐武宗李炎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議下開始了一係列針對佛教和其他外來宗教的改革措施。首先，朝廷淘汰了部分僧尼，並拆毀了大量小寺、山房和蘭若等非正式宗教場所，對僧尼的某些活動也進行了嚴格限製。
1.加強對僧尼的管理
會昌二年，唐武宗進一步加強了對僧尼的管理。他下令遣返“保外無名僧”，禁止設立“童子沙彌”，並且要求原從事雜工或不守戒律的僧尼還俗。此外，武宗還規定僧尼不得無限占有奴婢，每位僧人限留一名奴隸，每位尼姑限留兩名婢女。這些措施也是為了規範宗教人員的行為，減少寺院經濟對社會資源的占用。
會昌三年（843年），唐武宗廢除了摩尼大慈恩寺，處決了摩尼教僧侶，並沒收其財產。翌年，他下令禁止供奉佛牙，並拆毀各地的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勒令相關僧尼還俗並送歸原籍。
2.大規模滅佛運動
從會昌四年（844年）二月開始，唐武宗李炎頒布了一係列更為嚴厲的規定，包括禁止供養佛牙，嚴禁在特定寺廟如五台山、普光寺、終南山五台寺、鳳翔府法門寺等地供奉佛指骨，違者將受到杖責處罰。至會昌五年（845年），更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展開：
- 還俗命令：起初規定40歲以下僧侶全部還俗，隨後擴大到50歲以下，最終連50歲以上沒有祠部度牒的僧侶也被迫還俗。甚至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不得幸免。
- 寺院裁撤：全國上州僅保留一所寺院，下州則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最初允許保留十所寺院，每寺僧侶10人；後來改為各留兩寺，每寺限留僧30人。京師左街保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和莊嚴寺。
- 財產處理：拆毀寺院所得金、銀、銅交由鹽鐵使鑄錢，鐵則用於鑄造農具。還俗僧侶被編入國家的納稅戶，外國人則遣返迴國。
影響與後果
這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26萬餘僧尼被迫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擁有的良田數千萬頃及奴婢15萬人。同時，武宗還取締了其他外來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聶斯托利派基督教）和迴教（伊斯蘭教），撤毀所有相關寺廟，驅逐或強製還俗相關人員。
動機分析
唐武宗采取這些措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麵的：
- 經濟考量：佛教寺院規模龐大，不參與國家賦稅體係，這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損失。過多的僧侶減少了勞動力，影響農業生產和社會穩定。
- 個人信仰：武宗本人更傾向於道教，即位之初便召道士趙歸真等人入宮修道場，並親自受籙。一些道士利用這一機會鼓動滅佛，提出了關於“黑衣天子”的讖言，暗示佛教會對李唐皇權構成威脅。
- 政治合法性：有觀點認為，唐武宗通過崇道抑佛來鞏固自己的皇位合法性，因為道教具有皇家宗教的特質，能夠強化敬宗法祖的形象。
後續發展
盡管會昌法難對佛教造成了沉重打擊，但並未徹底消滅佛教勢力。唐武宗李炎離開後，他的後繼者唐宣宗李忱，不僅恢複了佛教的地位，還杖斃了之前參與滅佛的道士趙歸真等人。因此，會昌法難更多地是一次行政手段下的宗教改革，而非完全的宗教滅絕。佛教在一些半割據的藩鎮地區仍然得以保存，從而為後來的複興奠定了基礎。總之，會昌法難是唐代宗教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不僅改變了當時的宗教格局，也反映了統治者對於國家治理和宗教關係的複雜思考。
會昌時期的民族與對外關係
會昌年間，唐朝的外交活動十分活躍，展現了其作為東亞強國的地位和影響力。會昌二年二月，牂柯（位於今貴州一帶）和南詔（位於今雲南地區）派遣使者前往長安朝貢，表明了這兩個南方政權對唐朝的臣服和友好姿態。
同年九月，契丹首領屈戍表示歸順唐朝，被授予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的官職。盧龍節度使張仲武收迴了迴鶻曾經賜予契丹的舊印，並改賜唐朝鑄造的新印——“奉國契丹之印”。這標誌著契丹正式成為唐朝的附屬勢力，也體現了唐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有效管理和整合能力。
同年的十月，吐蕃讚普朗達瑪逝世後，吐蕃使者論讚等人前來唐朝通報哀訊。李炎派遣將作少監李璟前往吐蕃進行吊祭，此舉不僅表達了對盟友的尊重，也有助於維持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會昌四年（844年）二月，黠戛斯可汗派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人入朝進貢。黠戛斯可汗計劃遷居原迴鶻可汗居住的牙帳，並請求出兵平定迴鶻烏介可汗的具體日期及與唐軍會合地點。對此，唐武宗迴應以詔書，表示將在當年秋季下令幽州、河東、振武、天德四鎮出兵屯守要道，攔擊迴鶻和黑車子族的逃亡人員，並按照過去冊封迴鶻的慣例冊封黠戛斯可汗。這次交流反映了唐朝與黠戛斯在對抗共同敵人時的合作意願。
到了會昌六年（846年）正月，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再次派遣使者入朝。十七日，武宗在麟德殿隆重接見了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使者，展示了唐朝的威儀與包容。特別是二十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親自入朝覲見，進一步鞏固了兩國間的友好關係。
通過上述外交活動可以看出，會昌年間唐朝積極維護和發展與周邊各民族及國家的關係，既體現了大唐帝國的強大吸引力，也為邊疆穩定和社會和諧做出了貢獻。武宗及大臣們巧妙運用外交手段，在處理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取得了顯著成效，確保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
曆史評價
李德裕對武宗的評價
宰相李德裕在不同場合對唐武宗李炎給予了高度評價，特別是在軍事和政治決策方麵。他曾在《資治通鑒》中提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複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這句話強調了唐武宗李炎在麵對內外雙重挑戰時所展現出來的果斷決策能力。李德裕認為，正是由於武宗的堅定決心，才使得兩次叛亂得以成功平定。
此外，李德裕還為武宗撰寫了《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讚》，詩中充滿了崇敬之情。他描述了武宗統治時期的輝煌成就，包括北伐獫狁、西服堅昆等軍事勝利，以及通過智慧和勇氣解決國內紛爭的能力。李德裕將武宗比作天上的星辰，光照四方，涵育萬物，尊嚴如神，讚美他在治理國家時秉持中和之道，以德化民，以仁持盈，展現了他對儒家理想的實踐。
官方《遺詔》中的功績總結
在總結唐武宗執政生涯的《遺詔》中，朝廷對其功績做出了正式而全麵的評價。《遺詔》指出，武宗即位以來，恭守先人留下的偉大基業，臨禦天下整整七年。這期間，他日夜憂心國事，致力於推行重大政策。他成功翦除了狡猾的外敵，與遠方的堅昆建立了友好關係；討伐了壺關的劉稹，擒獲了並州的楊弁，確保了邊疆的安全穩定。同時，他還廢除了摩尼教的非法活動，革除了佛教中的不良風氣，避免了這些宗教勢力對民生的侵蝕，促進了正統教義的發展，逐步改變了社會風俗，向著更加和諧的方向前進。唐武宗李炎始終關心百姓的生活，努力營造一個合理有序的社會環境，隨著施政理念的深化，親自處理政務的態度更加勤奮。
無論是李德裕個人的讚譽還是官方《遺詔》中的評價，都一致肯定了武宗在其短暫但充滿活力的七年統治期內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顯著成果，在內政管理尤其是宗教改革方麵也展現出了非凡的決心和遠見，為唐朝後期的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努力不僅鞏固了中央政權，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
北宋學者石介的高度讚譽
石介在其著作中對唐武宗李炎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尤其讚賞他在處理佛教問題上的英明決斷。他這樣評價道：“在有唐之時，憲宗迎佛骨，刑部侍郎韓愈上疏切諫。到了武宗皇帝，則徹底拆毀全國寺廟，遣散所有僧尼，銷毀一切佛像。武皇帝的英威如此顯著，諡之曰‘武’，實至名歸。”石介進一步指出，古代帝王以武力定天下而使人心服者，有周武王；以征伐威懾四夷而來朝者，有漢武帝；而以睿智英斷、聰明正直去除佛教弊端者，則首推唐武宗。
他認為，佛教在唐朝根基深厚，成為社會的一大隱患，曆經數百年，即使如唐太宗之聖神、唐明皇之仁勇、唐憲宗之英睿，皆未能根除其影響。然而，武宗皇帝在眾多先王之後，憑借個人智慧和果斷決策，毅然決然地清除了這一長期困擾國家的問題，其功績遠超周武王與漢武帝。
歐陽修對李德裕及武宗的肯定
歐陽修在其《論乞諭陝西將官劄子》中也高度評價了唐武宗及其宰相李德裕。他提到：“臣見唐武宗乃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為賢能，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領，處置軍國大事，總是通過詔書來約束和激勵，因此最終成就了輝煌的功業。”歐陽修強調了李德裕在軍事指揮和政策製定方麵的卓越才能，以及他如何輔佐武宗實現了國家的強大與穩定。
範祖禹對李德裕治理三鎮的讚揚
北宋史學家範祖禹同樣對李德裕讚不絕口，特別是他對河北三鎮（成德、魏博、盧龍）的有效治理。範祖禹認為，“李德裕以一相之身，卻能夠製禦三鎮，如同運轉於掌心之間，使得唐武宗得以長久享國，若此局麵得以持續，天下豈有不平之事？”範祖禹讚揚了李德裕的治國能力和政治智慧，指出他不僅成功解決了地方割據的問題，還為國家帶來了長時間的和平與繁榮。
無論是石介對武宗教改革的激賞，還是歐陽修、範祖禹對李德裕輔政能力的認可，都反映了武宗時期在政治、軍事和宗教政策上的顯著成就。這些評論不僅突顯了李炎作為一位英明君主的形象，也彰顯了李德裕作為賢相的關鍵作用，他們的合作為唐朝後期的曆史書寫了光輝的一章。
關於武宗李炎的軼事典故
《十玩圖》與動物別號
武宗還是穎王時，對各種動物有著濃厚的興趣，並在其邸中豢養了許多不同種類的動物。他挑選了其中“可人”的十種動物，繪成了一幅名為《十玩圖》的作品，流傳後世。這些動物被賦予了富有詩意的外號：鶴被稱為“九皋處士”，白鷳為“玄素先生”，雞為“長鳴都尉”，龜為“靈壽子”，猴為“惺惺奴”，犬為“守門使”，驢為“長耳公”，貓為“鼠將”，鹿為“茸客”，鸚鵡則被稱為“辨哥”。這不僅展現了李炎對自然界的熱愛，也體現了他對生活的細膩品味。
心熱病的治愈
據《普濟方》等古籍記載，李炎曾患過心熱病，病情嚴重到讓群醫束手無策。關鍵時刻，青城山的一位姓邢的道人獻上紫花梨，絞汁服用之後，李炎的病情得以痊愈。這事不僅反映了古代醫藥知識的局限性，也展示了道教文化在中國傳統醫學中的特殊地位。
震懾神策軍
會昌二年（842年）四月，宦官首領仇士良因見武宗皇帝日益親近宰相李德裕而感到恐懼，便散布流言，稱“宰相作赦書，要削減禁軍衣糧和馬草料等費用”，企圖煽動禁軍鬧事。李德裕得知後立即向武宗報告了此事。李炎迅速采取行動，派遣使者前往神策軍宣布禦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安排都是朕的決定，與宰相無關。”這一果斷舉措震懾住了將士們，就此平息了潛在的動亂，也彰顯了李炎作為君主的權威和決策力。仇士良因此惶恐不安。
與王才人的故事
邯鄲人王氏十三歲時因擅長歌舞入宮，後被唐穆宗賜予當時還是藩王的李炎。王氏機智聰慧，在文宗病重期間協助李炎取得了帝位。武宗即位後，王氏晉升為才人，深得恩寵。她身材修長，麵容與李炎相似，每當李炎在苑中遊獵時，王才人總是身著類似的服飾跟隨，甚至讓人難以分辨誰是皇帝。這種獨特的互動方式成為宮廷中的一段佳話。
武宗曾有意立王才人為皇後，但遭到宰相李德裕的反對，理由是王才人無子且家族背景不顯赫，可能引發非議。盡管如此，王才人始終忠心耿耿地陪伴在武宗身邊。武宗長期服食丹藥追求長生不老，身體逐漸衰弱。王才人時常對親近的人表達她的憂慮。當武宗病重時，王才人日夜侍奉，武宗感歎自己氣息奄奄，情慮耗盡，表達了訣別的意思。武宗去世後，王才人在幄下自盡，其義節感動了所有人。唐宣宗即位後，表彰王才人的節義，追贈她為賢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