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遂寧內外:唐德宗的統治策略(下)
大唐帝國的輝煌與變遷 作者：方憶lt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姑息藩鎮
削藩戰爭的挫折，特別是“奉天之難”的爆發，使唐德宗對藩鎮的態度由最初的強硬轉為了後來的姑息。從而使得地方割據勢力逐漸增強。據說，在朱泚反叛後，德宗曾考慮逃亡成都，這也暴露了他對局勢的絕望。但最終在李晟和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的勸阻之下，德宗才選擇留在了長安。唐德宗對藩鎮態度的轉變，也讓原本解決藩鎮問題的良好機遇被錯過，此號藩鎮割據的局麵愈發難以收拾，最終成為積重難返的問題。
依重宦官
在遭遇“涇師之變”出逃避難的過程中，唐德宗李適逐漸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原因在於他在東宮時的內侍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人，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了對他的忠誠和支持，遠超過那些本應效忠於他的禁軍將領。這也給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終將統領禁軍的重任交給了宦官。
興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師三個月後，便決定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並任命竇文場和霍仙鳴為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開啟了宦官分典禁軍的先河。隨著神策軍地位的提升，逐漸成為比羽林軍、龍武軍更為重要的中央禁軍和精銳機動部隊。
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適進一步擴建神策軍為左、右神策軍，並繼續由宦官擔任監軍。至貞元十二年（796年），李適設立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分別由竇文場和霍仙鳴擔任，直接授予他們高於神策軍大將軍的地位，成為實際的統帥。
從此，神策軍的指揮權落入宦官手中。此外，德宗還通過設立監軍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擔任各地藩鎮監軍的做法，提高了監軍的地位並使之製度化。這一係列舉措表明，宦官已從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為政治中樞的重要力量，對後續唐朝皇帝的影響深遠，甚至出現了兩位皇帝亡於宦官之手的情況。史學家普遍認為，宦官專權是唐代晚期政治腐敗和黑暗的表現之一，而這一狀況的形成，與德宗對宦官態度的改變密切相關。
寵信奸臣
在建中年間（780年－783年），唐德宗對奸相盧杞的崇信達到了頂峰。盧杞為人陰險狡詐，善於迎合聖意，嫉妒賢能，黨同伐異，陷害了許多忠良之士，如顏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亂，加劇了建中年間的動蕩局勢。盧杞的專權不僅破壞了朝廷內部的和諧，也削弱了國家治理的有效性，為後來的叛亂埋下了隱患。
進入貞元年間，德宗又寵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齡，任命他掌管國家財政。裴延齡為人奸詐，欺君罔上，為了迎合李適的貪欲，不顧百姓的貧困和疾苦，大肆聚斂財物。他的政策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也引發了社會不滿，進一步加深了國家的財政危機和社會矛盾。宰相陸贄曾上奏書，極力揭露裴延齡的奸詐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於下”，警告這樣終將會招致禍亂。陸贄的諫言極為深切，直指問題的核心，但他忠直的聲音未能打動唐德宗李適。相反，唐德宗不僅不聽忠告，反而貶斥了陸贄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們受到打壓，進一步惡化了政治環境。
唐德宗李適對盧杞和裴延齡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誤。這些奸臣的存在不僅破壞了朝廷的政治生態，也影響了國家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尤其是裴延齡的財政政策，直接導致了民生困苦和社會動蕩，動搖了唐朝的根基。李適未能采納賢臣的建議，反而將他們排擠出權力中心，這不僅削弱了他的統治基礎，也為後續的曆史進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文體革新運動與古文運動
大曆至貞元年間（766年－805年），唐朝經曆了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隨著複古主義思潮的興起，反對駢文、提倡古文的文體革新運動逐漸形成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這一運動旨在打破駢文的空洞華美，追求更加自然自由的表達方式，以適應社會現實的需求。古文不僅語言簡潔、抒寫自由，更便於表達複雜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和支持。
唐德宗李適本人擅長文章與詩歌創作，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的支持之下，古文運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和發展。德宗重視科舉製度，廣納賢才，鼓勵文學創作，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了文化繁榮的重要階段。在此影響下，“唐傳奇”小說創作也進入了興盛期，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個亮點。
“開元禮”科的設立
貞元二年（786年），為了選拔更多具備實際才能的人才，唐德宗在科舉考試中增設了“開元禮”科，其考試形式包括問義與試策兩部分。這項改革不僅拓寬了人才選拔的渠道，也為國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通過這種方式，唐德宗希望培養出一批既懂經典又具有實務能力的官員，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促進儒釋道調和
貞元年間，唐德宗每逢壽誕之時，便會組織儒釋道三教代表人物進行“三教論衡”。這些討論會不僅是一個展示學術風采的平台，更是德宗倡導辯難切磋、求同存異理念的具體體現。他希望通過這樣的交流活動，促進三教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和諧共存，進而達到社會思想的融合與統一。
唐德宗提倡的“三教論衡”不僅是宗教與哲學領域的交流，也是政治統治策略的一部分。通過對不同思想流派的支持和引導，唐德宗試圖構建一個多元包容的文化環境，以此鞏固其統治合法性，並為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提供思想保障。
總之，大曆、貞元年間是唐朝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唐德宗通過支持古文運動、改革科舉製度以及組織三教論衡，展現了他對文化建設的重視和遠見卓識。這些舉措不僅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也為唐朝的政治和社會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唐德宗時期的外交活動
唐德宗統治期間，為了維持和平、促進貿易以及展示帝國的威嚴，唐朝與周邊國家和民族進行了廣泛的外交互動。
與吐蕃的關係
- 大曆十四年（779年）：德宗允許外國商旅按本國傳統著裝入京，顯示了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 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派遣韋倫出使吐蕃，並成功帶迴了吐蕃使者及禮物，象征兩國友好關係的建立。
-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采取平等姿態，調整詔書中用詞以體現與吐蕃的對等地位。
- 建中四年（783年）：鳳翔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大相尚結讚會盟，確定邊界。同年，發生平涼川會盟事件，吐蕃設伏企圖劫持唐使渾瑊，未遂。
- 貞元三年至二十年（787-804年）：雙方經曆了從頻繁交流到因平涼川事件而冷淡，再到逐步恢複接觸的過程。
與迴紇\/迴鶻的關係
- 建中三年（782年）：李涵被任命為吊祭使前往迴紇。
- 貞元三年（787年）：迴紇再次表示臣服於唐朝。
- 貞元四年（788年）：鹹安公主下嫁迴紇可汗，加強了兩國之間的聯係。次年，新任可汗獲得唐廷正式冊封。
- 貞元十二年（796年）：迴鶻可汗親自朝賀，體現了兩國關係的密切。
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往來
- 南詔：自貞元四年開始，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積極修複與南詔的關係，最終於貞元十年在點蒼山神祠會盟，結束雙方長期敵對的狀態。
- 日本：建中元年和貞元二十年，日本兩次派遣使者前來朝貢。
- 黑衣大食：貞元年間，雙方互派使者，加深了了解與合作。
- 其他少數民族：包括東僰、烏蠻、牂柯、室韋、靺鞨等也紛紛遣使朝貢，表明唐朝對外交的吸引力。
特別事件
- 貞元十六年（800年）：南詔進獻《奉聖樂舞曲》，展示了文化交流的一麵；同年內，李適任命金俊邕為新羅國王。
- 驃國：貞元十八年，驃國國王派遣使者攜樂曲與樂工來華，促進了音樂藝術的交流。
這些外交行動反映了德宗時期唐朝試圖通過和平手段鞏固其國際地位的努力，同時也揭示了當時複雜多變的政治格局。盡管存在挑戰，如平涼川事件導致的短暫緊張，但總體上，這一時期見證了唐朝與鄰國之間較為活躍且富有成果的互動。
患病離世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按照傳統，各宗室與外戚齊聚宮中向唐德宗李適祝賀新年。然而，太子李誦因病未能前來，他的缺席令唐德宗深感悲痛，不禁流淚哀歎。自此之後，唐德宗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天裏，內宮與外廷之間的訊息完全中斷。
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唐德宗李適在長安會寧殿離世，享年六十四歲。同年九月一日，群臣為德宗上諡號“神武孝文皇帝”，廟號“德宗”，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績和對國家的貢獻。十月十四日，唐德宗被安葬於崇陵，結束了這位曾力圖振興唐朝的君主的最後一程。
關於李適的一些逸事
玄宗預言
根據《隋唐嘉話》的記載，當李適出生僅三天的時候，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前來探視。當時，太子李亨（即後來的唐肅宗）和他的兒子李豫（即唐代宗）依次站在一旁陪同。保姆用嬰兒的衣服包裹著李適，將他展示給在場的人看。李適的膚色並不白皙，而且身體微微前傾，這樣的外貌並未得到李亨和李豫的喜愛。然而，當他們輪流將李適呈現在玄宗麵前時，玄宗一眼便稱讚道：“這才是真正的皇家子弟啊！”並對李亨說：“你比不上他。”接著又對李豫說：“你也比不上他，他真是與我相似。”
這段描述不僅體現了玄宗對幼年李適的特殊青睞，還似乎預示了李適未來的命運。確實，曆史證明李適——也就是後來的唐德宗，在位時間較長，統治時期也比他的父親李亨和哥哥李豫更為長久。此外，據說在安史之亂期間，當玄宗被迫避難至四川的路上，他曾預言道：
“我的小孫子迢郎（李適的小名）將來也要走過這裏。”而曆史的發展正如玄宗所言，李適日後的確到訪過陝西韓城，這個地方正是玄宗當年避亂途中經過之處。
追尋生母
李適的生母沈氏，即後來被追尊為睿真皇後的她，在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陽之際不幸失蹤。代宗李豫登基後，盡管派出使者四處尋訪，曆經十餘年仍未能找到她的蹤跡。到了李適即位成為唐德宗之後，他於建中元年（780年）遙尊沈氏為“睿貞皇太後”，並在含元殿舉行了莊重的冊立儀式，李適親自奉上冊書，朝服加身，伏拜痛哭，場麵感人至深，左右群臣亦為之動容落淚。為了尋找失散多年的生母，李適采納了中書舍人高參的建議，任命睦王李述為奉迎使，並指派四位沈氏族人為判官，派遣多路使者分赴全國各地進行尋訪。同時，對沈氏家族成員進行了大範圍的封贈，以期能夠借此線索實現母子團聚的願望。
建中二年（781年），終於傳來了在洛陽發現沈氏的消息，整個長安城都沉浸在一片喜悅之中。然而，很快便查明這位所謂的“沈太後”實際上是高力士的一位養女，由於其年齡和外貌與沈氏極為相似且曾在宮中有過接觸，受名利驅使而冒充了沈氏。麵對這一情況，李適身邊的官員們無不感到憤怒，紛紛要求追究責任，但思念母親心切的李適不僅沒有治罪於她，反而表示：“隻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即便我受到一百次欺騙也無妨。”此後，冒名者層出不窮，但遺憾的是，直至德宗去世，真正的沈氏依然下落不明，成為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隻複一家
在一次前往辛店打獵的過程中，唐德宗李適來到了農民趙光奇的家中。他詢問趙光奇：“百姓們的生活是否安樂？”趙光奇直言不諱地迴答：“並不快樂。”麵對李適提到當年莊稼豐收，趙光奇解釋道：
“國家政策朝令夕改，失去了公信力。起初承諾除了兩稅之外不再征收其他徭役，但事實上額外的強製性收費遠超過兩稅本身。所謂的‘和糴’（政府向百姓購買糧食）也變成了對百姓的巧取豪奪，並且沒有給予相應的補償。原本說官府會上門收取糧食，現在卻要求百姓將糧食運送到幾百裏外的京西行營，路途遙遠，不僅使家中的牲畜累死、車輛損壞，還導致家庭破產，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國家發布的優恤政策對於百姓來說不過是空文罷了！聖上居住在深宮之中，難以了解民間疾苦。”
聽了趙光奇的一席話後，李適當即決定免除趙光奇家的賦稅和徭役。
司馬光對此事有深刻的評點，他認為李適此舉未能體現出真正的治國之道。並指出，李適應當徹查並懲處相關部門的貪官汙吏以及身邊的小人，深入了解民情，改革現存的問題，推行新的政令，摒棄浮華的形式主義。然而，李適僅免除了一戶人家的徭役，這顯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司馬光最後評論道：“天下如此之廣，百姓如此之多，怎麽可能讓每個人都直接向天子陳情，每戶都免除徭役賦稅呢？”
這段曆史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底層民眾所麵臨的困境，也揭示了統治者與普通百姓之間的隔閡，以及治理國家時需要更加全麵和深入的考慮。
曆史評價
崔寧曾評價德宗：“聖上聰明英邁，接納良言如同轉動圓規般迅速，然而不幸被盧杞所迷惑，以至於此。”
杜黃裳則指出：“德宗經曆憂患之後，行事趨於姑息，不願直接任命節度使。每當有節度使去世，他總是先派遣宦官中使去考察軍心所向，然後將職位授予得軍心者。有時，這些中使私下接受了大將的賄賂，在迴朝後便極力推薦這些人，結果朝廷往往不加甄別地授予他們權力，從未真正出於朝廷的戰略考慮。”
李吉甫這樣評價唐德宗道：“德宗自恃其聖明智慧，卻不信任宰相而更傾向於聽信他人，這使得奸佞之人得以乘虛而入，玩弄權術。”
三位大臣從不同角度對唐德宗的統治風格提出了批評，既認可了他的某些優點，也毫不避諱地指出了他在用人和決策上的不足。這些觀點反映了當時政治環境中的複雜性和挑戰，也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曆史教訓。
蘇轍的評價:唐德宗即位之初，心懷好名之誌，急於建立功業。麵對河朔三鎮長期的叛亂——這些勢力父子相傳，盤踞已達三十年之久——德宗決意以全國之力平定此亂。田悅因驚疑而起兵，朱滔與王武俊隨之響應。德宗派遣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將領迎戰，但勝負未分之際，他急切求勝，又調遣李晟率領禁衛軍，李懷光帶領朔方軍隊加入戰鬥，使得五路大軍齊聚魏博附近。
然而，淮西的李希烈趁機崛起，戰爭連綿不斷，常規賦稅已無法支撐龐大的軍費開支。為了籌集資金，德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如抽取貫算、向商人借貸，甚至掏空國庫以支持外部軍事行動。關中的局勢逐漸失控，而德宗對此卻渾然不覺。涇原兵變突然爆發，德宗被迫倉皇逃離長安，曆經半年才得以重返。
這次經曆讓他心力交瘁，對戰爭產生了深深的厭倦。從此以後，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安撫政策，特別是對於藩鎮的處理上轉向了極端的姑息態度。每當有節度使去世，德宗總是任命那些得人心的地方將領為留後，即使這些人是通過篡奪手段獲得權力的也不例外。
蘇轍認為，正是因為德宗常常持有無常之心，所以前期勇猛，後期卻變得怯懦；而陸贄則始終持有一顆恆常之心，因此在勇敢和謹慎之間找到了恰當的平衡。由此觀之，德宗的態度前後反差巨大，從最初的急功近利到後來的過度姑息，最終導致了一係列不良後果。而真正明智的領導者應當保持一貫且穩定的治理原則，避免因個人情緒或一時衝動而改變國家的大政方針。
愛新覺羅·弘曆在評價唐德宗時，深刻分析了其統治期間的得失，並指出了導致國家動蕩的根本原因。他認為世人普遍認為德宗有三大失誤：一是過於姑息，二是任用宦官，三是喜好聚斂財富。然而，弘曆指出這些表象背後的真正問題是“用小人而忌君子”
- 即位之初的清明：德宗初登基時，重用賢相崔佑甫，天下因此得以安寧，政績斐然。他拒絕李正己的賄賂，將其賞賜給軍隊，顯示出不務姑息的態度；杖責中使邵光超，表明他對宦官的控製；下詔停止各地貢品，體現了他並不貪婪。這一時期的治理成就幾乎可以媲美貞觀之治。
- 盧杞的影響：然而，隨著盧杞的上台，上述優點被一一逆轉，最終導致了涇原之亂的發生。這成為治亂興衰的一個顯著例證。
- 朱泚圍城與陸贄的作用：在奉天被朱泚圍困時，德宗開始信任陸贄，言聽計從，並發布罪己詔書，使得士兵感動落淚。當懷光再次叛亂，德宗逃往梁州途中失去陸贄時，甚至痛哭流涕。正是依靠陸贄的謀略，社稷才得以複安。
- 複國後的轉變：複國之後，德宗卻逐漸疏遠了陸贄，轉而采取更加保守和姑息的政策，同時增加了對財富的追求。宦官勢力日益強大，國家逐漸走向衰落。弘曆形容這種變化如同病人剛剛康複卻立即暴飲暴食一樣危險。
弘曆最後總結說，唐德宗之所以導致混亂，是因為他在危機時刻能夠警醒並采取正確措施，但在太平時期卻不能保持謹慎。德宗的治亂交替，根本在於是否重用了如崔佑甫、陸贄這樣的賢臣，而非小人如盧杞等人。
結語
曆史人物的評論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君主的英明與否不僅取決於他們能否識別人才，更在於是否真心誠意地任用賢能，並始終保持警惕，避免陷入偏聽偏信的小人圈套。唐德宗的經曆為後世提供了重要的警示——用人之道決定國家興衰。
削藩戰爭的挫折，特別是“奉天之難”的爆發，使唐德宗對藩鎮的態度由最初的強硬轉為了後來的姑息。從而使得地方割據勢力逐漸增強。據說，在朱泚反叛後，德宗曾考慮逃亡成都，這也暴露了他對局勢的絕望。但最終在李晟和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的勸阻之下，德宗才選擇留在了長安。唐德宗對藩鎮態度的轉變，也讓原本解決藩鎮問題的良好機遇被錯過，此號藩鎮割據的局麵愈發難以收拾，最終成為積重難返的問題。
依重宦官
在遭遇“涇師之變”出逃避難的過程中，唐德宗李適逐漸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原因在於他在東宮時的內侍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人，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了對他的忠誠和支持，遠超過那些本應效忠於他的禁軍將領。這也給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終將統領禁軍的重任交給了宦官。
興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師三個月後，便決定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並任命竇文場和霍仙鳴為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開啟了宦官分典禁軍的先河。隨著神策軍地位的提升，逐漸成為比羽林軍、龍武軍更為重要的中央禁軍和精銳機動部隊。
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適進一步擴建神策軍為左、右神策軍，並繼續由宦官擔任監軍。至貞元十二年（796年），李適設立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分別由竇文場和霍仙鳴擔任，直接授予他們高於神策軍大將軍的地位，成為實際的統帥。
從此，神策軍的指揮權落入宦官手中。此外，德宗還通過設立監軍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擔任各地藩鎮監軍的做法，提高了監軍的地位並使之製度化。這一係列舉措表明，宦官已從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為政治中樞的重要力量，對後續唐朝皇帝的影響深遠，甚至出現了兩位皇帝亡於宦官之手的情況。史學家普遍認為，宦官專權是唐代晚期政治腐敗和黑暗的表現之一，而這一狀況的形成，與德宗對宦官態度的改變密切相關。
寵信奸臣
在建中年間（780年－783年），唐德宗對奸相盧杞的崇信達到了頂峰。盧杞為人陰險狡詐，善於迎合聖意，嫉妒賢能，黨同伐異，陷害了許多忠良之士，如顏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亂，加劇了建中年間的動蕩局勢。盧杞的專權不僅破壞了朝廷內部的和諧，也削弱了國家治理的有效性，為後來的叛亂埋下了隱患。
進入貞元年間，德宗又寵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齡，任命他掌管國家財政。裴延齡為人奸詐，欺君罔上，為了迎合李適的貪欲，不顧百姓的貧困和疾苦，大肆聚斂財物。他的政策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也引發了社會不滿，進一步加深了國家的財政危機和社會矛盾。宰相陸贄曾上奏書，極力揭露裴延齡的奸詐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於下”，警告這樣終將會招致禍亂。陸贄的諫言極為深切，直指問題的核心，但他忠直的聲音未能打動唐德宗李適。相反，唐德宗不僅不聽忠告，反而貶斥了陸贄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們受到打壓，進一步惡化了政治環境。
唐德宗李適對盧杞和裴延齡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誤。這些奸臣的存在不僅破壞了朝廷的政治生態，也影響了國家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尤其是裴延齡的財政政策，直接導致了民生困苦和社會動蕩，動搖了唐朝的根基。李適未能采納賢臣的建議，反而將他們排擠出權力中心，這不僅削弱了他的統治基礎，也為後續的曆史進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文體革新運動與古文運動
大曆至貞元年間（766年－805年），唐朝經曆了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隨著複古主義思潮的興起，反對駢文、提倡古文的文體革新運動逐漸形成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這一運動旨在打破駢文的空洞華美，追求更加自然自由的表達方式，以適應社會現實的需求。古文不僅語言簡潔、抒寫自由，更便於表達複雜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和支持。
唐德宗李適本人擅長文章與詩歌創作，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的支持之下，古文運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和發展。德宗重視科舉製度，廣納賢才，鼓勵文學創作，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了文化繁榮的重要階段。在此影響下，“唐傳奇”小說創作也進入了興盛期，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個亮點。
“開元禮”科的設立
貞元二年（786年），為了選拔更多具備實際才能的人才，唐德宗在科舉考試中增設了“開元禮”科，其考試形式包括問義與試策兩部分。這項改革不僅拓寬了人才選拔的渠道，也為國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通過這種方式，唐德宗希望培養出一批既懂經典又具有實務能力的官員，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促進儒釋道調和
貞元年間，唐德宗每逢壽誕之時，便會組織儒釋道三教代表人物進行“三教論衡”。這些討論會不僅是一個展示學術風采的平台，更是德宗倡導辯難切磋、求同存異理念的具體體現。他希望通過這樣的交流活動，促進三教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和諧共存，進而達到社會思想的融合與統一。
唐德宗提倡的“三教論衡”不僅是宗教與哲學領域的交流，也是政治統治策略的一部分。通過對不同思想流派的支持和引導，唐德宗試圖構建一個多元包容的文化環境，以此鞏固其統治合法性，並為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提供思想保障。
總之，大曆、貞元年間是唐朝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唐德宗通過支持古文運動、改革科舉製度以及組織三教論衡，展現了他對文化建設的重視和遠見卓識。這些舉措不僅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也為唐朝的政治和社會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唐德宗時期的外交活動
唐德宗統治期間，為了維持和平、促進貿易以及展示帝國的威嚴，唐朝與周邊國家和民族進行了廣泛的外交互動。
與吐蕃的關係
- 大曆十四年（779年）：德宗允許外國商旅按本國傳統著裝入京，顯示了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 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派遣韋倫出使吐蕃，並成功帶迴了吐蕃使者及禮物，象征兩國友好關係的建立。
-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采取平等姿態，調整詔書中用詞以體現與吐蕃的對等地位。
- 建中四年（783年）：鳳翔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大相尚結讚會盟，確定邊界。同年，發生平涼川會盟事件，吐蕃設伏企圖劫持唐使渾瑊，未遂。
- 貞元三年至二十年（787-804年）：雙方經曆了從頻繁交流到因平涼川事件而冷淡，再到逐步恢複接觸的過程。
與迴紇\/迴鶻的關係
- 建中三年（782年）：李涵被任命為吊祭使前往迴紇。
- 貞元三年（787年）：迴紇再次表示臣服於唐朝。
- 貞元四年（788年）：鹹安公主下嫁迴紇可汗，加強了兩國之間的聯係。次年，新任可汗獲得唐廷正式冊封。
- 貞元十二年（796年）：迴鶻可汗親自朝賀，體現了兩國關係的密切。
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往來
- 南詔：自貞元四年開始，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積極修複與南詔的關係，最終於貞元十年在點蒼山神祠會盟，結束雙方長期敵對的狀態。
- 日本：建中元年和貞元二十年，日本兩次派遣使者前來朝貢。
- 黑衣大食：貞元年間，雙方互派使者，加深了了解與合作。
- 其他少數民族：包括東僰、烏蠻、牂柯、室韋、靺鞨等也紛紛遣使朝貢，表明唐朝對外交的吸引力。
特別事件
- 貞元十六年（800年）：南詔進獻《奉聖樂舞曲》，展示了文化交流的一麵；同年內，李適任命金俊邕為新羅國王。
- 驃國：貞元十八年，驃國國王派遣使者攜樂曲與樂工來華，促進了音樂藝術的交流。
這些外交行動反映了德宗時期唐朝試圖通過和平手段鞏固其國際地位的努力，同時也揭示了當時複雜多變的政治格局。盡管存在挑戰，如平涼川事件導致的短暫緊張，但總體上，這一時期見證了唐朝與鄰國之間較為活躍且富有成果的互動。
患病離世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按照傳統，各宗室與外戚齊聚宮中向唐德宗李適祝賀新年。然而，太子李誦因病未能前來，他的缺席令唐德宗深感悲痛，不禁流淚哀歎。自此之後，唐德宗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天裏，內宮與外廷之間的訊息完全中斷。
正月二十三日（2月25日），唐德宗李適在長安會寧殿離世，享年六十四歲。同年九月一日，群臣為德宗上諡號“神武孝文皇帝”，廟號“德宗”，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績和對國家的貢獻。十月十四日，唐德宗被安葬於崇陵，結束了這位曾力圖振興唐朝的君主的最後一程。
關於李適的一些逸事
玄宗預言
根據《隋唐嘉話》的記載，當李適出生僅三天的時候，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前來探視。當時，太子李亨（即後來的唐肅宗）和他的兒子李豫（即唐代宗）依次站在一旁陪同。保姆用嬰兒的衣服包裹著李適，將他展示給在場的人看。李適的膚色並不白皙，而且身體微微前傾，這樣的外貌並未得到李亨和李豫的喜愛。然而，當他們輪流將李適呈現在玄宗麵前時，玄宗一眼便稱讚道：“這才是真正的皇家子弟啊！”並對李亨說：“你比不上他。”接著又對李豫說：“你也比不上他，他真是與我相似。”
這段描述不僅體現了玄宗對幼年李適的特殊青睞，還似乎預示了李適未來的命運。確實，曆史證明李適——也就是後來的唐德宗，在位時間較長，統治時期也比他的父親李亨和哥哥李豫更為長久。此外，據說在安史之亂期間，當玄宗被迫避難至四川的路上，他曾預言道：
“我的小孫子迢郎（李適的小名）將來也要走過這裏。”而曆史的發展正如玄宗所言，李適日後的確到訪過陝西韓城，這個地方正是玄宗當年避亂途中經過之處。
追尋生母
李適的生母沈氏，即後來被追尊為睿真皇後的她，在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陽之際不幸失蹤。代宗李豫登基後，盡管派出使者四處尋訪，曆經十餘年仍未能找到她的蹤跡。到了李適即位成為唐德宗之後，他於建中元年（780年）遙尊沈氏為“睿貞皇太後”，並在含元殿舉行了莊重的冊立儀式，李適親自奉上冊書，朝服加身，伏拜痛哭，場麵感人至深，左右群臣亦為之動容落淚。為了尋找失散多年的生母，李適采納了中書舍人高參的建議，任命睦王李述為奉迎使，並指派四位沈氏族人為判官，派遣多路使者分赴全國各地進行尋訪。同時，對沈氏家族成員進行了大範圍的封贈，以期能夠借此線索實現母子團聚的願望。
建中二年（781年），終於傳來了在洛陽發現沈氏的消息，整個長安城都沉浸在一片喜悅之中。然而，很快便查明這位所謂的“沈太後”實際上是高力士的一位養女，由於其年齡和外貌與沈氏極為相似且曾在宮中有過接觸，受名利驅使而冒充了沈氏。麵對這一情況，李適身邊的官員們無不感到憤怒，紛紛要求追究責任，但思念母親心切的李適不僅沒有治罪於她，反而表示：“隻要能找到真正的生母，即便我受到一百次欺騙也無妨。”此後，冒名者層出不窮，但遺憾的是，直至德宗去世，真正的沈氏依然下落不明，成為了他心中永遠的遺憾。
隻複一家
在一次前往辛店打獵的過程中，唐德宗李適來到了農民趙光奇的家中。他詢問趙光奇：“百姓們的生活是否安樂？”趙光奇直言不諱地迴答：“並不快樂。”麵對李適提到當年莊稼豐收，趙光奇解釋道：
“國家政策朝令夕改，失去了公信力。起初承諾除了兩稅之外不再征收其他徭役，但事實上額外的強製性收費遠超過兩稅本身。所謂的‘和糴’（政府向百姓購買糧食）也變成了對百姓的巧取豪奪，並且沒有給予相應的補償。原本說官府會上門收取糧食，現在卻要求百姓將糧食運送到幾百裏外的京西行營，路途遙遠，不僅使家中的牲畜累死、車輛損壞，還導致家庭破產，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國家發布的優恤政策對於百姓來說不過是空文罷了！聖上居住在深宮之中，難以了解民間疾苦。”
聽了趙光奇的一席話後，李適當即決定免除趙光奇家的賦稅和徭役。
司馬光對此事有深刻的評點，他認為李適此舉未能體現出真正的治國之道。並指出，李適應當徹查並懲處相關部門的貪官汙吏以及身邊的小人，深入了解民情，改革現存的問題，推行新的政令，摒棄浮華的形式主義。然而，李適僅免除了一戶人家的徭役，這顯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司馬光最後評論道：“天下如此之廣，百姓如此之多，怎麽可能讓每個人都直接向天子陳情，每戶都免除徭役賦稅呢？”
這段曆史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底層民眾所麵臨的困境，也揭示了統治者與普通百姓之間的隔閡，以及治理國家時需要更加全麵和深入的考慮。
曆史評價
崔寧曾評價德宗：“聖上聰明英邁，接納良言如同轉動圓規般迅速，然而不幸被盧杞所迷惑，以至於此。”
杜黃裳則指出：“德宗經曆憂患之後，行事趨於姑息，不願直接任命節度使。每當有節度使去世，他總是先派遣宦官中使去考察軍心所向，然後將職位授予得軍心者。有時，這些中使私下接受了大將的賄賂，在迴朝後便極力推薦這些人，結果朝廷往往不加甄別地授予他們權力，從未真正出於朝廷的戰略考慮。”
李吉甫這樣評價唐德宗道：“德宗自恃其聖明智慧，卻不信任宰相而更傾向於聽信他人，這使得奸佞之人得以乘虛而入，玩弄權術。”
三位大臣從不同角度對唐德宗的統治風格提出了批評，既認可了他的某些優點，也毫不避諱地指出了他在用人和決策上的不足。這些觀點反映了當時政治環境中的複雜性和挑戰，也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曆史教訓。
蘇轍的評價:唐德宗即位之初，心懷好名之誌，急於建立功業。麵對河朔三鎮長期的叛亂——這些勢力父子相傳，盤踞已達三十年之久——德宗決意以全國之力平定此亂。田悅因驚疑而起兵，朱滔與王武俊隨之響應。德宗派遣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將領迎戰，但勝負未分之際，他急切求勝，又調遣李晟率領禁衛軍，李懷光帶領朔方軍隊加入戰鬥，使得五路大軍齊聚魏博附近。
然而，淮西的李希烈趁機崛起，戰爭連綿不斷，常規賦稅已無法支撐龐大的軍費開支。為了籌集資金，德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如抽取貫算、向商人借貸，甚至掏空國庫以支持外部軍事行動。關中的局勢逐漸失控，而德宗對此卻渾然不覺。涇原兵變突然爆發，德宗被迫倉皇逃離長安，曆經半年才得以重返。
這次經曆讓他心力交瘁，對戰爭產生了深深的厭倦。從此以後，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安撫政策，特別是對於藩鎮的處理上轉向了極端的姑息態度。每當有節度使去世，德宗總是任命那些得人心的地方將領為留後，即使這些人是通過篡奪手段獲得權力的也不例外。
蘇轍認為，正是因為德宗常常持有無常之心，所以前期勇猛，後期卻變得怯懦；而陸贄則始終持有一顆恆常之心，因此在勇敢和謹慎之間找到了恰當的平衡。由此觀之，德宗的態度前後反差巨大，從最初的急功近利到後來的過度姑息，最終導致了一係列不良後果。而真正明智的領導者應當保持一貫且穩定的治理原則，避免因個人情緒或一時衝動而改變國家的大政方針。
愛新覺羅·弘曆在評價唐德宗時，深刻分析了其統治期間的得失，並指出了導致國家動蕩的根本原因。他認為世人普遍認為德宗有三大失誤：一是過於姑息，二是任用宦官，三是喜好聚斂財富。然而，弘曆指出這些表象背後的真正問題是“用小人而忌君子”
- 即位之初的清明：德宗初登基時，重用賢相崔佑甫，天下因此得以安寧，政績斐然。他拒絕李正己的賄賂，將其賞賜給軍隊，顯示出不務姑息的態度；杖責中使邵光超，表明他對宦官的控製；下詔停止各地貢品，體現了他並不貪婪。這一時期的治理成就幾乎可以媲美貞觀之治。
- 盧杞的影響：然而，隨著盧杞的上台，上述優點被一一逆轉，最終導致了涇原之亂的發生。這成為治亂興衰的一個顯著例證。
- 朱泚圍城與陸贄的作用：在奉天被朱泚圍困時，德宗開始信任陸贄，言聽計從，並發布罪己詔書，使得士兵感動落淚。當懷光再次叛亂，德宗逃往梁州途中失去陸贄時，甚至痛哭流涕。正是依靠陸贄的謀略，社稷才得以複安。
- 複國後的轉變：複國之後，德宗卻逐漸疏遠了陸贄，轉而采取更加保守和姑息的政策，同時增加了對財富的追求。宦官勢力日益強大，國家逐漸走向衰落。弘曆形容這種變化如同病人剛剛康複卻立即暴飲暴食一樣危險。
弘曆最後總結說，唐德宗之所以導致混亂，是因為他在危機時刻能夠警醒並采取正確措施，但在太平時期卻不能保持謹慎。德宗的治亂交替，根本在於是否重用了如崔佑甫、陸贄這樣的賢臣，而非小人如盧杞等人。
結語
曆史人物的評論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君主的英明與否不僅取決於他們能否識別人才，更在於是否真心誠意地任用賢能，並始終保持警惕，避免陷入偏聽偏信的小人圈套。唐德宗的經曆為後世提供了重要的警示——用人之道決定國家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