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高宗李治:被低估的君王(上)
大唐帝國的輝煌與變遷 作者：方憶lt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唐高宗李治，字為善，是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孫皇後的第三子，出生於貞觀二年（628年）。在一係列宮廷變故之後，包括原太子李承乾被廢黜和魏王李泰失去繼位資格後，李治於貞觀十七年（643年）被冊立為皇太子。隨後，在貞觀二十三年（649年），隨著太宗李世民的離世，李治順利繼承了帝位，成為了唐朝的第三位皇帝。
高宗李治登基之初，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共掌朝政，李治對二人尊崇有加，恭敬自謙，從而實現“百姓安居樂業，有貞觀之遺風”，史稱“永徽之治”。永徽六年（655 年），王皇後被廢，武則天被立為後。顯慶二年（657 年），定都洛陽，名曰“東都”，通過遷都就糧之策解決糧食問題。
輔政大臣相繼離世後，李治剛愎自用，拒納諫言，“朝野上下皆對進言諱莫如深，無人敢忤逆上意直抒己見”，以致忠臣良將憂心忡忡，奸佞之徒得勢，史稱“先賢而後愚廢”；同時，大肆興建土木，徭役繁重，致使“萬民厭惡勞役，怨聲載道”，“天下人無不失望”。顯慶五年（660 年）起，李治時常頭暈目眩，難以處理政務，遂讓武後參與政事。
李治在位期間，先後剿滅西突厥（657 年）、百濟（660 年）、高句麗（668 年），使唐朝疆域擴至最大。然而，自鹹亨元年（670 年）起，安西四鎮、吐穀渾等地相繼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圖逐漸縮小；同時在與新羅的戰爭中失利，失去朝鮮半島；又因聽信讒言殺害歸降的東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致使東突厥叛離唐朝，建立後突厥汗國，連年侵擾唐朝邊境。
仁孝立儲
貞觀二年六月庚寅日（628年7月21日）李治出生於長安東宮的麗正殿。貞觀五年（631年），被封為晉王。貞觀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並州都督之職。
高宗李治從小聰明伶俐，性格溫和仁慈，與兄弟們相處和睦。他最早由著作郎蕭德言教授《孝經》。有一次，唐太宗問他，《孝經》中什麽最重要。李治迴答說：“孝道最為重要，從小侍奉父母，長大後忠於君王，最終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在朝堂上為國盡忠，迴到家中則思考如何糾正君主的錯誤，幫助其改正。”唐太宗聽後非常高興，稱讚道：“如果你能照此行事，一定能很好地侍奉父兄，做一個好臣子。”
貞觀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後長孫氏去世時，晉王李治才九歲。他對母親的哀思感動了身邊的人，唐太宗多次安慰他，從此對他特別寵愛。不久後，李治被任命為了右武侯大將軍。
在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宮廷陷入了儲位爭奪的風波。太子李承乾為了對抗受到寵愛的四弟魏王李泰，與漢王李元昌、城陽公主駙馬杜荷及侯君集等人密謀發動政變，但計劃泄露，導致李承乾被廢除太子身份。原本唐太宗有意立李泰為新的繼承人，李泰甚至承諾將來會將皇位傳給他的弟弟晉王李治，並用此來威脅與漢王李元昌關係密切的李治。
隨著事態的演變，李治向唐太宗李世民稟報了來自李泰方麵的壓力與威脅，而被廢黜的原太子李承乾也坦白，他的叛亂之舉源於對李泰覬覦儲君之位的深切憂慮。這些接連不斷的事件讓唐太宗深刻認識到皇子們爭奪皇位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痛心。
在一次於兩儀殿召開的朝會上，麵對長孫無忌、房玄齡、李積等朝廷重臣，唐太宗表達了他的沉重心情，說道動情處，甚至想拔劍自刎。長孫無忌等大臣連忙上前勸阻。並一致認為，應選擇性格溫和且忠誠可靠的晉王李治為新的儲君，以此來穩定朝局，避免進一步的紛爭。這一建議得到了唐太宗的認可。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宣布李治為皇太子，並經常讓李治陪同自己上朝，參與決策過程，以此鍛煉他的領導能力。唐太宗多次公開表揚李治的能力，顯示出對這位新任太子的信心和支持。
即位之初的舉措
在唐太宗統治末期，遼東戰役的開展為“貞觀之治”這一時期的繁榮蒙上了一層陰影。隨著高宗李治於650年正式登基，國內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尤其是在永徽四年（653年），江浙地區爆發了由陳碩真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這標誌著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再度激化。
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並鞏固政權，剛剛登基的唐高宗李治實施了一係列減輕民眾負擔和提升朝廷形象的改革措施。他首先下令終止了在遼東的軍事行動，及時停止了多項大型土木工程建設項目。這些決策不僅有效緩解了國家財政的壓力，也大大減少了對民間勞動力的過度征用，從而贏得了民心，並為新朝代奠定了穩定的基礎。通過這些舉措，李治展示了他對內政的關注和對人民福祉的重視，彰顯了一位明君的智慧與決心。
勤勉政務應對挑戰
此外，李治一改其父唐太宗時期每三日上朝一次的習慣，改為每日舉行早朝。這一改變不僅象征著他決心以更加勤勉的態度處理政務，也體現了他積極應對國家挑戰、致力於恢複和發展生產的堅定意誌。通過每日與大臣們會麵，李治能夠更及時地了解民情、解決實際問題，進而安撫民心，逐步化解社會矛盾。此舉向朝廷內外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新皇將以實際行動踐行勤政愛民的理念，為國家的繁榮穩定不懈努力。
重用老臣維護穩定
在人事任用上，唐高宗李治承襲了太宗時期的政策，繼續重用如李積、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等資深重臣。這些老臣不僅經驗豐富，而且忠心耿耿，是支撐朝廷穩定的重要力量。李治基本上延續了太宗時期的治理模式，力求再現貞觀之治的政治清明與高效。通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唐高宗在恢複並維持一個公正、透明且高效的行政體係，以此促進國家的繁榮與發展，重現昔日盛世的輝煌。
歸還土地和房產贏得民心
在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李治頒布了一項重要詔令，決定將之前被占用的民田和住宅歸還給原主。這一舉措體現了他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關注，以及致力於糾正過往不當行為、恢複社會公正的決心。通過歸還土地和房產，李治不僅希望能夠補償受影響的民眾，也意在重建政府與百姓之間的信任，進一步鞏固政權的穩定性和合法性。此舉贏得了民心，展現了新君主對公平正義的承諾。
善於識人用人
唐高宗李治以其出色的識人用人之道，提拔了一大批賢能之士至重要崗位。諸如辛茂將、盧承慶、許圉師、杜正倫、薛元超、韋思謙、戴至、張文瓘和魏元忠等人都在他的任期內獲得了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像韋思謙這樣曾遭受褚遂良打壓的人才，以及杜正倫這樣在太宗時期未獲充分重視的賢士，也都找到了施展才華的機會。
通過這些任命，李治不僅展示了他廣納賢才、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也彰顯了他對公正與能力的高度尊重。此舉不僅充實了朝廷的人才庫，也為國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進了政治清明和社會穩定。
對《貞觀律》的修訂
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長孫無忌等大臣對太宗時期的《貞觀律》進行了修訂，編撰並發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議》。新文本裏不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條文，還引入了新的規定，從而使法律體係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時代的需要。
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對法治建設的重視，以及對民眾福祉的關注。這部法律不僅成為高宗時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據，也展示了中國古代立法技術的頂尖成就，體現了法律製度的高度成熟與完善，堪稱中國古代法製史上的一座重要裏程碑，代表了當時法律思想和實踐的最佳水平。這次對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進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滿足人民的需求，從而跟上時代的變化。
同時，唐高宗還加大了在社會上對法律教育的宣傳力度，希望民眾能夠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從而創造一個更加穩定、公平的社會。經過細致的調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僅覆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充分考慮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和民眾的需求。讓每條法律既符合時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務於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為國家的法治建設注入了強大的助力，將國家治理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不僅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還為民眾營造了一個更加公平和正義的生活環境。
改革振興科舉製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麵的一項重要成就，是重新振興了科舉製度，並在其統治期間顯著擴大了通過科舉選拔官員的規模。這一時期，中舉和應試的人數顯著增加，科舉製度的影響逐漸滲透到最高級別的官僚機構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舉成為了一條重要的入仕途徑。
盡管如此，也不應過分誇大這一趨勢。實際上，在整個官僚體係中，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數。大多數官員依舊依賴於世襲特權或從低級胥吏晉升上來。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資格升遷為正式官員的胥吏數量達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過進士考試的人數僅有22人。這反映出雖然科舉製度正在逐步改變官員選拔的方式，但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下，傳統路徑依然是多數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對科舉製度的重視與推廣，不僅為社會提供了更多流動性，也促進了人才的選拔和官僚體係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變革仍需時日才能全麵實現。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統治的早期，大唐王朝達到了一個繁榮穩定的高峰。那時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員們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規，大家共同努力為國家和百姓謀福利。社會經濟也非常活躍，商業頻繁，市場熱鬧非凡，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這段時期，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給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和諧繁榮的景象。這些輝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府推行的一係列促進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如同春風般溫暖了廣大農民的心，讓他們切實的感受到了來自朝廷的關懷和支持。受到鼓舞的農民們充滿了幹勁，積極投入到農業生產中，田間地頭一片繁忙景象。通過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也增強了農民的生活信心，為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迎武則天迴宮
在高宗李治還是太子時，他便與比自己年長四歲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後，依照宮廷慣例，武氏入感業寺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紀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業寺進香時，再次遇到了武氏，兩人重逢並表達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迴到了皇宮。同年，針對百濟對新羅的侵略行為，唐高宗發出詔令要求百濟歸還所侵占的新羅領土，並警告若不遵從將支持新羅反擊，甚至威脅到高麗，顯示了其作為皇帝處理國際事務的決心。
廢後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則天被封為二品昭儀。她深知王皇後的心理，對其卑躬屈膝，贏得了王皇後的好感和推薦，從而加深了唐高宗對她的寵愛。與此同時，王皇後和蕭淑妃逐漸失去了皇帝的青睞。
麵對廢立皇後這一重大決策，唐高宗意識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當征求顧命大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的意見時，他們堅決反對廢後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積則選擇迴避，而於誌寧未明確表態。盡管麵臨強烈反對，唐高宗最終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決定廢黜王皇後，並在十一月正式冊立武則天為皇後，標誌著皇後位置的更替。隨後，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因反對立後而遭到貶謫，為武則天的權力上升鋪平了道路。
移駕東都
顯慶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陽紫微宮內的乾元殿與應天門，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駕至新修繕的洛陽，並頒布《建東都詔》，頌揚洛陽地理位置優越，能夠有效地連接四方賦貢、促進風雨同舟的國際交流，強調其作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貶重臣獲得更大自主權
因此，他正式將洛陽宮改稱為東都，洛州的官吏編製等同於京師雍州，從而確立了唐朝兩京製的格局。隨著東都的建立，顯慶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愛州去世；而到了顯慶四年（659年）七月，長孫無忌在黔州被逼自盡。長孫無忌的倒台牽連了許多關隴集團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勢力對皇權的製約。自此以後，唐高宗在政治決策上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朝廷內外形成了一種避免進諫的氛圍，長達二十年間鮮有人敢於直言批評。
對異族寬宏大量
顯慶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國公蘇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濟叛亂後，將百濟國王扶餘義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虜獻至東都洛陽的紫微城南門——則天門。
麵對這些戰俘，唐高宗進行了責問，之後下詔將其釋放，展現了他對邊疆事務的掌控力和對異族的寬宏大量。這一係列事件不僅反映了唐高宗時期政治格局的變化，也體現了他在處理國內外事務上的強硬與靈活並用的策略。
廢後深層原因
唐高宗李治決定廢黜王皇後並立武則天為後，這一決策的影響遠超出了宮廷內部的家務事範疇。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堅決反對的主要理由在於，王皇後出身於顯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親自選定的，輕易廢後被視為違背了先帝的遺願。他們認為，如果要更換皇後，也應該從名門望族中挑選，而不是出身相對低微的武氏。
這種對皇後出身的關注，反映了當時士族官僚與庶族官僚之間的深刻矛盾。自南北朝後期以來，隨著曆史的發展，傳統的士族地主勢力逐漸衰退，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勢力正在崛起。這種社會變遷影響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唐高宗敢於冒“違先帝之命”的風險，打破士族勢力的束縛，直接掌控政權，體現了他不願被既有勢力擺布的決心和勇氣。這不僅是個人膽識的表現，也反映出他作為統治者獨立決策的能力。一個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難具備這樣的魄力和行動力。通過這次改換皇後，唐高宗不僅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基礎，也為後來政治改革鋪平了道路，顯示了他在麵對傳統勢力時的果敢和決斷。
權力的移交
顯慶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風眩頭重，視力受到影響，難以有效處理日常政務。麵對百官的奏報，李治開始將部分決策權交由皇後武則天負責。武則天不僅聰明機敏，而且對文史有著廣泛的了解，她處理政務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認可。因此，從這個時候起，李治逐漸將更多的政事委托給武則天處理。
隨著權力的逐步轉移，武則天在朝廷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加，幾乎與皇帝平起平坐。她的決斷力和治理能力不僅贏得了唐高宗李治的信任，也為她在朝堂內外樹立了威信。這一時期標誌著武則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為她日後進一步掌握政權奠定了基礎。
二聖臨朝
武則天為了進一步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一方麵，她積極排除異己，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另一方麵，她組織力量，培植私人勢力，為自己的掌權做準備。隨著她在政局中影響力的逐漸增強，李治對她的主導地位感到擔憂，一度考慮廢黜她的皇後之位。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秘密指示上官儀草擬詔書以廢黜武後。然而，這一計劃很快被武則天得知。她迅速行動，直接向李治申訴辯解，成功地使李治放棄了廢後的念頭。在這次事件中，協助李治擬詔的上官儀及其家族因涉嫌參與廢後陰謀而遭到嚴厲懲罰，上官儀被處死，其家族也受到牽連。
此事件之後，李治在壓製武則天方麵失去了主動權。從那時起，每當唐高宗上朝處理政務時，武則天便垂簾於禦座之後，參與政事決策，史稱“二聖臨朝”。這種安排不僅象征著武則天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也標誌著她實際上已經掌握了相當部分的政權。
泰山封禪大典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率領文武百官及龐大的扈從隊伍，與皇後武則天帶領的內外命婦一同從東都洛陽出發，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此次封禪儀式規模宏大，車乘連綿數百裏，隨行人員還包括來自突厥、於闐、波斯、天竺、倭國（日本）、新羅、百濟和高句麗等多國的使節和酋長，彰顯了唐當時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支持宗教
次年，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成功完成封禪儀式後，頒布詔書命令全國各州分別建立一所道觀和一所佛寺，總計358個州因此新建了716所宗教場所。這一舉措標誌著唐代道教宮觀營建的一個高峰時期，也是唐朝政府對宗教支持的具體體現。學者們指出，盡管唐高祖和太宗時期尊崇道教，但並未大規模增置道觀，真正開始大規模建設道觀的是從唐高宗時期開始
設立安東都護府
總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日，名將李積攻破高麗，占領平壤城，並俘虜了高麗王高藏及其重要大臣男建等人。隨著高麗全境的投降，唐高宗在此地設立了安東都護府，並分置四十二州進行管理，進一步擴大了唐朝的領土和行政控製範圍。這次軍事勝利不僅鞏固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地位，也體現了唐高宗時期的強大國力和對外擴張的決心。
加號天皇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頒布詔書，尊崇皇帝為天皇，皇後為天後。在此背景下，武則天向高宗李治提出了十二項建議：鼓勵農業與絲綢生產，減輕賦稅和勞役；恢複三輔地區的土地給農民；停止戰爭，以德治國；限製奢侈品的製作；減少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以節省人力物力；擴大言論自由；防止謠言傳播；要求王公貴族學習《老子》；在父親健在的情況下，子女應為去世的母親守孝三年；對於在上元年前被授予勳官稱號的人不再追查核實；增加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祿；以及為長期任職但職位未達其才能水平的官員提供晉升機會。高宗對這些建議表示讚同並予以實施。
然而，由於曆史記錄的局限性，關於這些建議實施後的具體效果難以做出準確評估。同時，隨著高宗健康狀況的惡化，武則天憑借其政治才能，在國家治理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政權逐漸向她手中轉移。
建造奢華上陽宮
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偕同宮廷成員前往洛水北岸遊玩，此地地勢較高，提供了極佳的遠眺視野。受到這次出行的啟發，李治命令韋弘機在此建造了一座名為上陽宮的宮殿。該宮殿占地麵積約8平方公裏，據記載是當時世界上麵積最廣的皇宮之一，享有“萬方朝覲”的盛譽。不過，對於上陽宮過於奢華的問題，狄仁傑曾提出批評意見，認為其規模過於宏大。
尊子為帝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太子李弘陪同高宗李治遊覽洛陽西苑的合璧宮。不幸的是，在這次出遊期間，李弘在綺雲殿遭遇不測，據傳因誤飲毒酒而亡，享年僅二十四歲。這一事件震驚了朝廷和民間，李治對愛子的突然離世感到極度悲痛。為了表達對李弘的深切哀悼與敬意，李治破例追尊已故的太子為皇帝，賜諡號“孝敬皇帝”，成為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父親追尊兒子為帝的例子。李治以天子之禮隆重安葬李弘於洛陽郊外的唐恭陵，並且按照皇帝的標準修建陵墓。他還下令百官為李弘服喪三十六日，並親自撰寫了《睿德紀》碑文，立於恭陵旁側，以紀念這位早逝的太子。
唐恭陵的建造規模宏大，耗資巨大，遠超之前的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的陵寢，成為當時中原地區最壯觀的唐代皇陵之一。然而，如此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也給當地民眾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勞役繁重，導致民間怨聲載道，甚至有百姓因不堪忍受而采取極端行動，如向督造官員投擲石塊以示抗議。
高宗李治登基之初，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共掌朝政，李治對二人尊崇有加，恭敬自謙，從而實現“百姓安居樂業，有貞觀之遺風”，史稱“永徽之治”。永徽六年（655 年），王皇後被廢，武則天被立為後。顯慶二年（657 年），定都洛陽，名曰“東都”，通過遷都就糧之策解決糧食問題。
輔政大臣相繼離世後，李治剛愎自用，拒納諫言，“朝野上下皆對進言諱莫如深，無人敢忤逆上意直抒己見”，以致忠臣良將憂心忡忡，奸佞之徒得勢，史稱“先賢而後愚廢”；同時，大肆興建土木，徭役繁重，致使“萬民厭惡勞役，怨聲載道”，“天下人無不失望”。顯慶五年（660 年）起，李治時常頭暈目眩，難以處理政務，遂讓武後參與政事。
李治在位期間，先後剿滅西突厥（657 年）、百濟（660 年）、高句麗（668 年），使唐朝疆域擴至最大。然而，自鹹亨元年（670 年）起，安西四鎮、吐穀渾等地相繼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圖逐漸縮小；同時在與新羅的戰爭中失利，失去朝鮮半島；又因聽信讒言殺害歸降的東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致使東突厥叛離唐朝，建立後突厥汗國，連年侵擾唐朝邊境。
仁孝立儲
貞觀二年六月庚寅日（628年7月21日）李治出生於長安東宮的麗正殿。貞觀五年（631年），被封為晉王。貞觀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並州都督之職。
高宗李治從小聰明伶俐，性格溫和仁慈，與兄弟們相處和睦。他最早由著作郎蕭德言教授《孝經》。有一次，唐太宗問他，《孝經》中什麽最重要。李治迴答說：“孝道最為重要，從小侍奉父母，長大後忠於君王，最終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在朝堂上為國盡忠，迴到家中則思考如何糾正君主的錯誤，幫助其改正。”唐太宗聽後非常高興，稱讚道：“如果你能照此行事，一定能很好地侍奉父兄，做一個好臣子。”
貞觀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後長孫氏去世時，晉王李治才九歲。他對母親的哀思感動了身邊的人，唐太宗多次安慰他，從此對他特別寵愛。不久後，李治被任命為了右武侯大將軍。
在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宮廷陷入了儲位爭奪的風波。太子李承乾為了對抗受到寵愛的四弟魏王李泰，與漢王李元昌、城陽公主駙馬杜荷及侯君集等人密謀發動政變，但計劃泄露，導致李承乾被廢除太子身份。原本唐太宗有意立李泰為新的繼承人，李泰甚至承諾將來會將皇位傳給他的弟弟晉王李治，並用此來威脅與漢王李元昌關係密切的李治。
隨著事態的演變，李治向唐太宗李世民稟報了來自李泰方麵的壓力與威脅，而被廢黜的原太子李承乾也坦白，他的叛亂之舉源於對李泰覬覦儲君之位的深切憂慮。這些接連不斷的事件讓唐太宗深刻認識到皇子們爭奪皇位可能引發的嚴重後果，這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痛心。
在一次於兩儀殿召開的朝會上，麵對長孫無忌、房玄齡、李積等朝廷重臣，唐太宗表達了他的沉重心情，說道動情處，甚至想拔劍自刎。長孫無忌等大臣連忙上前勸阻。並一致認為，應選擇性格溫和且忠誠可靠的晉王李治為新的儲君，以此來穩定朝局，避免進一步的紛爭。這一建議得到了唐太宗的認可。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正式宣布李治為皇太子，並經常讓李治陪同自己上朝，參與決策過程，以此鍛煉他的領導能力。唐太宗多次公開表揚李治的能力，顯示出對這位新任太子的信心和支持。
即位之初的舉措
在唐太宗統治末期，遼東戰役的開展為“貞觀之治”這一時期的繁榮蒙上了一層陰影。隨著高宗李治於650年正式登基，國內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尤其是在永徽四年（653年），江浙地區爆發了由陳碩真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這標誌著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再度激化。
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並鞏固政權，剛剛登基的唐高宗李治實施了一係列減輕民眾負擔和提升朝廷形象的改革措施。他首先下令終止了在遼東的軍事行動，及時停止了多項大型土木工程建設項目。這些決策不僅有效緩解了國家財政的壓力，也大大減少了對民間勞動力的過度征用，從而贏得了民心，並為新朝代奠定了穩定的基礎。通過這些舉措，李治展示了他對內政的關注和對人民福祉的重視，彰顯了一位明君的智慧與決心。
勤勉政務應對挑戰
此外，李治一改其父唐太宗時期每三日上朝一次的習慣，改為每日舉行早朝。這一改變不僅象征著他決心以更加勤勉的態度處理政務，也體現了他積極應對國家挑戰、致力於恢複和發展生產的堅定意誌。通過每日與大臣們會麵，李治能夠更及時地了解民情、解決實際問題，進而安撫民心，逐步化解社會矛盾。此舉向朝廷內外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新皇將以實際行動踐行勤政愛民的理念，為國家的繁榮穩定不懈努力。
重用老臣維護穩定
在人事任用上，唐高宗李治承襲了太宗時期的政策，繼續重用如李積、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等資深重臣。這些老臣不僅經驗豐富，而且忠心耿耿，是支撐朝廷穩定的重要力量。李治基本上延續了太宗時期的治理模式，力求再現貞觀之治的政治清明與高效。通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唐高宗在恢複並維持一個公正、透明且高效的行政體係，以此促進國家的繁榮與發展，重現昔日盛世的輝煌。
歸還土地和房產贏得民心
在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李治頒布了一項重要詔令，決定將之前被占用的民田和住宅歸還給原主。這一舉措體現了他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關注，以及致力於糾正過往不當行為、恢複社會公正的決心。通過歸還土地和房產，李治不僅希望能夠補償受影響的民眾，也意在重建政府與百姓之間的信任，進一步鞏固政權的穩定性和合法性。此舉贏得了民心，展現了新君主對公平正義的承諾。
善於識人用人
唐高宗李治以其出色的識人用人之道，提拔了一大批賢能之士至重要崗位。諸如辛茂將、盧承慶、許圉師、杜正倫、薛元超、韋思謙、戴至、張文瓘和魏元忠等人都在他的任期內獲得了重用。值得一提的是，像韋思謙這樣曾遭受褚遂良打壓的人才，以及杜正倫這樣在太宗時期未獲充分重視的賢士，也都找到了施展才華的機會。
通過這些任命，李治不僅展示了他廣納賢才、不拘一格的用人理念，也彰顯了他對公正與能力的高度尊重。此舉不僅充實了朝廷的人才庫，也為國家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進了政治清明和社會穩定。
對《貞觀律》的修訂
永徽二年，高宗李治令長孫無忌等大臣對太宗時期的《貞觀律》進行了修訂，編撰並發布了新的法律文本《永徽疏議》。新文本裏不僅更新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條文，還引入了新的規定，從而使法律體係更加公平合理，更符合時代的需要。
這次修改也反映了高宗對法治建設的重視，以及對民眾福祉的關注。這部法律不僅成為高宗時期官方遵行的法律依據，也展示了中國古代立法技術的頂尖成就，體現了法律製度的高度成熟與完善，堪稱中國古代法製史上的一座重要裏程碑，代表了當時法律思想和實踐的最佳水平。這次對法律的更新，也是唐朝法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進步，使得法律能更好的滿足人民的需求，從而跟上時代的變化。
同時，唐高宗還加大了在社會上對法律教育的宣傳力度，希望民眾能夠更好地了解和遵守法律，從而創造一個更加穩定、公平的社會。經過細致的調整，新出台的法律文本不僅覆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充分考慮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和民眾的需求。讓每條法律既符合時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務於百姓。新法律文本就像為國家的法治建設注入了強大的助力，將國家治理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不僅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還為民眾營造了一個更加公平和正義的生活環境。
改革振興科舉製度
唐高宗李治在政治改革方麵的一項重要成就，是重新振興了科舉製度，並在其統治期間顯著擴大了通過科舉選拔官員的規模。這一時期，中舉和應試的人數顯著增加，科舉製度的影響逐漸滲透到最高級別的官僚機構中。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宰相皆有功名背景，表明科舉成為了一條重要的入仕途徑。
盡管如此，也不應過分誇大這一趨勢。實際上，在整個官僚體係中，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人仍然是少數。大多數官員依舊依賴於世襲特權或從低級胥吏晉升上來。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有資格升遷為正式官員的胥吏數量達到了1400人，而同年通過進士考試的人數僅有22人。這反映出雖然科舉製度正在逐步改變官員選拔的方式，但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下，傳統路徑依然是多數人入仕的主要渠道。李治對科舉製度的重視與推廣，不僅為社會提供了更多流動性，也促進了人才的選拔和官僚體係的多元化，然而，真正的變革仍需時日才能全麵實現。
永徽之治
在唐高宗李治統治的早期，大唐王朝達到了一個繁榮穩定的高峰。那時候，朝廷政治清明，官員們大多清廉正直、遵守法規，大家共同努力為國家和百姓謀福利。社會經濟也非常活躍，商業頻繁，市場熱鬧非凡，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這段時期，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給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和諧繁榮的景象。這些輝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府推行的一係列促進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如同春風般溫暖了廣大農民的心，讓他們切實的感受到了來自朝廷的關懷和支持。受到鼓舞的農民們充滿了幹勁，積極投入到農業生產中，田間地頭一片繁忙景象。通過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也增強了農民的生活信心，為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迎武則天迴宮
在高宗李治還是太子時，他便與比自己年長四歲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後，依照宮廷慣例，武氏入感業寺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紀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業寺進香時，再次遇到了武氏，兩人重逢並表達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迴到了皇宮。同年，針對百濟對新羅的侵略行為，唐高宗發出詔令要求百濟歸還所侵占的新羅領土，並警告若不遵從將支持新羅反擊，甚至威脅到高麗，顯示了其作為皇帝處理國際事務的決心。
廢後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則天被封為二品昭儀。她深知王皇後的心理，對其卑躬屈膝，贏得了王皇後的好感和推薦，從而加深了唐高宗對她的寵愛。與此同時，王皇後和蕭淑妃逐漸失去了皇帝的青睞。
麵對廢立皇後這一重大決策，唐高宗意識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當征求顧命大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的意見時，他們堅決反對廢後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積則選擇迴避，而於誌寧未明確表態。盡管麵臨強烈反對，唐高宗最終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決定廢黜王皇後，並在十一月正式冊立武則天為皇後，標誌著皇後位置的更替。隨後，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因反對立後而遭到貶謫，為武則天的權力上升鋪平了道路。
移駕東都
顯慶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陽紫微宮內的乾元殿與應天門，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駕至新修繕的洛陽，並頒布《建東都詔》，頌揚洛陽地理位置優越，能夠有效地連接四方賦貢、促進風雨同舟的國際交流，強調其作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貶重臣獲得更大自主權
因此，他正式將洛陽宮改稱為東都，洛州的官吏編製等同於京師雍州，從而確立了唐朝兩京製的格局。隨著東都的建立，顯慶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愛州去世；而到了顯慶四年（659年）七月，長孫無忌在黔州被逼自盡。長孫無忌的倒台牽連了許多關隴集團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勢力對皇權的製約。自此以後，唐高宗在政治決策上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朝廷內外形成了一種避免進諫的氛圍，長達二十年間鮮有人敢於直言批評。
對異族寬宏大量
顯慶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國公蘇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濟叛亂後，將百濟國王扶餘義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虜獻至東都洛陽的紫微城南門——則天門。
麵對這些戰俘，唐高宗進行了責問，之後下詔將其釋放，展現了他對邊疆事務的掌控力和對異族的寬宏大量。這一係列事件不僅反映了唐高宗時期政治格局的變化，也體現了他在處理國內外事務上的強硬與靈活並用的策略。
廢後深層原因
唐高宗李治決定廢黜王皇後並立武則天為後，這一決策的影響遠超出了宮廷內部的家務事範疇。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堅決反對的主要理由在於，王皇後出身於顯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親自選定的，輕易廢後被視為違背了先帝的遺願。他們認為，如果要更換皇後，也應該從名門望族中挑選，而不是出身相對低微的武氏。
這種對皇後出身的關注，反映了當時士族官僚與庶族官僚之間的深刻矛盾。自南北朝後期以來，隨著曆史的發展，傳統的士族地主勢力逐漸衰退，而新興的庶族地主勢力正在崛起。這種社會變遷影響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唐高宗敢於冒“違先帝之命”的風險，打破士族勢力的束縛，直接掌控政權，體現了他不願被既有勢力擺布的決心和勇氣。這不僅是個人膽識的表現，也反映出他作為統治者獨立決策的能力。一個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難具備這樣的魄力和行動力。通過這次改換皇後，唐高宗不僅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基礎，也為後來政治改革鋪平了道路，顯示了他在麵對傳統勢力時的果敢和決斷。
權力的移交
顯慶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風眩頭重，視力受到影響，難以有效處理日常政務。麵對百官的奏報，李治開始將部分決策權交由皇後武則天負責。武則天不僅聰明機敏，而且對文史有著廣泛的了解，她處理政務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認可。因此，從這個時候起，李治逐漸將更多的政事委托給武則天處理。
隨著權力的逐步轉移，武則天在朝廷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加，幾乎與皇帝平起平坐。她的決斷力和治理能力不僅贏得了唐高宗李治的信任，也為她在朝堂內外樹立了威信。這一時期標誌著武則天政治生涯的重要轉折點，為她日後進一步掌握政權奠定了基礎。
二聖臨朝
武則天為了進一步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力，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一方麵，她積極排除異己，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另一方麵，她組織力量，培植私人勢力，為自己的掌權做準備。隨著她在政局中影響力的逐漸增強，李治對她的主導地位感到擔憂，一度考慮廢黜她的皇後之位。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秘密指示上官儀草擬詔書以廢黜武後。然而，這一計劃很快被武則天得知。她迅速行動，直接向李治申訴辯解，成功地使李治放棄了廢後的念頭。在這次事件中，協助李治擬詔的上官儀及其家族因涉嫌參與廢後陰謀而遭到嚴厲懲罰，上官儀被處死，其家族也受到牽連。
此事件之後，李治在壓製武則天方麵失去了主動權。從那時起，每當唐高宗上朝處理政務時，武則天便垂簾於禦座之後，參與政事決策，史稱“二聖臨朝”。這種安排不僅象征著武則天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也標誌著她實際上已經掌握了相當部分的政權。
泰山封禪大典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唐高宗李治率領文武百官及龐大的扈從隊伍，與皇後武則天帶領的內外命婦一同從東都洛陽出發，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此次封禪儀式規模宏大，車乘連綿數百裏，隨行人員還包括來自突厥、於闐、波斯、天竺、倭國（日本）、新羅、百濟和高句麗等多國的使節和酋長，彰顯了唐當時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支持宗教
次年，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在泰山成功完成封禪儀式後，頒布詔書命令全國各州分別建立一所道觀和一所佛寺，總計358個州因此新建了716所宗教場所。這一舉措標誌著唐代道教宮觀營建的一個高峰時期，也是唐朝政府對宗教支持的具體體現。學者們指出，盡管唐高祖和太宗時期尊崇道教，但並未大規模增置道觀，真正開始大規模建設道觀的是從唐高宗時期開始
設立安東都護府
總章元年（668年）九月癸巳日，名將李積攻破高麗，占領平壤城，並俘虜了高麗王高藏及其重要大臣男建等人。隨著高麗全境的投降，唐高宗在此地設立了安東都護府，並分置四十二州進行管理，進一步擴大了唐朝的領土和行政控製範圍。這次軍事勝利不僅鞏固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地位，也體現了唐高宗時期的強大國力和對外擴張的決心。
加號天皇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頒布詔書，尊崇皇帝為天皇，皇後為天後。在此背景下，武則天向高宗李治提出了十二項建議：鼓勵農業與絲綢生產，減輕賦稅和勞役；恢複三輔地區的土地給農民；停止戰爭，以德治國；限製奢侈品的製作；減少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以節省人力物力；擴大言論自由；防止謠言傳播；要求王公貴族學習《老子》；在父親健在的情況下，子女應為去世的母親守孝三年；對於在上元年前被授予勳官稱號的人不再追查核實；增加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祿；以及為長期任職但職位未達其才能水平的官員提供晉升機會。高宗對這些建議表示讚同並予以實施。
然而，由於曆史記錄的局限性，關於這些建議實施後的具體效果難以做出準確評估。同時，隨著高宗健康狀況的惡化，武則天憑借其政治才能，在國家治理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政權逐漸向她手中轉移。
建造奢華上陽宮
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偕同宮廷成員前往洛水北岸遊玩，此地地勢較高，提供了極佳的遠眺視野。受到這次出行的啟發，李治命令韋弘機在此建造了一座名為上陽宮的宮殿。該宮殿占地麵積約8平方公裏，據記載是當時世界上麵積最廣的皇宮之一，享有“萬方朝覲”的盛譽。不過，對於上陽宮過於奢華的問題，狄仁傑曾提出批評意見，認為其規模過於宏大。
尊子為帝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太子李弘陪同高宗李治遊覽洛陽西苑的合璧宮。不幸的是，在這次出遊期間，李弘在綺雲殿遭遇不測，據傳因誤飲毒酒而亡，享年僅二十四歲。這一事件震驚了朝廷和民間，李治對愛子的突然離世感到極度悲痛。為了表達對李弘的深切哀悼與敬意，李治破例追尊已故的太子為皇帝，賜諡號“孝敬皇帝”，成為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父親追尊兒子為帝的例子。李治以天子之禮隆重安葬李弘於洛陽郊外的唐恭陵，並且按照皇帝的標準修建陵墓。他還下令百官為李弘服喪三十六日，並親自撰寫了《睿德紀》碑文，立於恭陵旁側，以紀念這位早逝的太子。
唐恭陵的建造規模宏大，耗資巨大，遠超之前的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的陵寢，成為當時中原地區最壯觀的唐代皇陵之一。然而，如此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也給當地民眾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勞役繁重，導致民間怨聲載道，甚至有百姓因不堪忍受而采取極端行動，如向督造官員投擲石塊以示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