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我，胡惟庸，身處這大明的朝堂之上，可謂是站在了權力的漩渦中心，外人瞧著我是風光無限，貴為丞相，位極人臣，可這其中的滋味，卻隻有我自己知曉，那是如履薄冰，步步驚心呐。
《明史·胡惟庸傳》記載：“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每每念及這日後記載我“謀反”之事的文字，我心中便是五味雜陳，雖此刻尚未事發，可那隱隱的不安，卻如同那附骨之疽，怎麽也甩不掉呀。
我本是靠著自己的幾分才學與鑽營，一步步在這官場中熬了過來，曆經諸多坎坷，才坐到了這丞相的位子上。初時，我也是滿心想著要為這大明的江山社稷出份力，輔佐聖上，成就一番大業，讓這天下人都能知曉我胡惟庸的能耐。
記得剛當上丞相那會兒，每日天還未亮，我便起身進宮，準備應對那如山般的政務。聖上對我也算信任有加，諸多事兒都交由我來決斷，我走在那宮廷的廊道上，聽著身旁官員們恭敬的問候，心中也曾湧起過一股豪邁之情，覺得自己終於能一展抱負了。
我時常與朝中的大臣們商議國事，那戶部尚書是個謹慎之人，每每談及賦稅之事，總是皺著眉頭，說道：“胡丞相，如今這天下初定，百姓雖漸有生機，可賦稅征收仍需斟酌，切不可過重，以免傷了百姓元氣呀。”
我點頭稱是，說道：“尚書大人所言極是，這賦稅關乎民生，自當謹慎對待，我等還需細細盤算，既能滿足朝廷用度，又不使百姓困苦才好。”
而那兵部的官員，則常來與我商討邊防軍備之事，說道：“丞相，北方邊境時有蠻夷侵擾，我軍雖說能抵禦，可這軍備物資不可短缺，還望丞相能在聖上麵前多美言幾句，多撥些錢糧呐。”
我亦是應承下來，想著這邊防安穩，乃是國之大事，定要妥善處理。
在府中，我也算是個說一不二的主兒，家中下人眾多，皆對我畢恭畢敬。夫人常勸我，說道：“老爺，您如今這官位雖高，可伴君如伴虎呐，行事還得低調些，莫要得罪了人，招來禍患呀。”
我卻笑道：“夫人多慮了，我為聖上盡心盡力，處理政務，哪會有什麽禍患，隻要我一心為公，聖上定會明白我的苦心的。”
可這官場之中，又哪有那麽簡單呢。隨著我權力漸大，朝中漸漸有了些不同的聲音，有人嫉妒我的地位，在背後說我專權，說我行事獨斷，那些風言風語，起初我並未放在心上，隻當是旁人的酸話，可慢慢地，卻也讓我心裏有了疙瘩。
有一迴，我在朝堂上提出了一項關於整頓吏治的新舉措，本想著能讓這官場風氣清正些，可卻遭到了幾位大臣的反對。
一位老臣站出來說道：“胡丞相，您這舉措雖看似好意，可實施起來，怕是會擾亂了現有的官場秩序，還望丞相再斟酌斟酌呀。”
我一聽，心中不悅，說道：“大人這是何意？如今這吏治確有弊端，若不整頓，如何能讓朝廷更好地治理天下？我這也是為了大明著想，大人莫要因循守舊才是。”
兩人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朝堂上的氣氛頓時變得有些緊張起來，最後還是聖上出麵，說了幾句和稀泥的話，才把這事兒暫且壓了下去，可我與那幾位大臣之間，卻也結下了些嫌隙。
而在宮外，我也結識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有那富商巨賈，想著能靠我這丞相的關係，在生意上謀些便利；也有那江湖人士，說是能為我打探些消息，以備不時之需。我起初本不想與他們過多糾纏，可經不住他們的阿諛奉承，又想著多些人脈總歸沒壞處，便也與他們有了些往來。
其中有個叫王二的商人，為人頗為精明，時常給我送些奇珍異寶，說是一點心意。
有次，他來府中拜訪，笑著對我說道：“丞相大人，小人近日得了一件稀罕玩意兒，是海外來的珊瑚，那色澤、那模樣，可真是世間少有，特來獻給大人，也好讓大人的府上添些光彩呀。”
我看著那珊瑚，確實精美，心中雖有些猶豫，可還是收下了，說道：“王二啊，你這心意我領了，不過往後莫要再這般破費了，我身為丞相，可不能隨意收受財物呀。”
王二趕忙說道：“大人說笑了，小人這是敬重大人，些許小物件，哪算得了什麽呀，隻要大人日後能多多關照小人的生意，便是小人的福氣了。”
我聽了，隻是笑笑，並未再多說什麽，可心裏卻明白，這事兒若是傳出去，怕是會落人口實呀。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我在這朝堂與宮外的周旋中，越發覺得疲憊，那心中的不安也愈發強烈起來。
我聽聞聖上對官員的監察越發嚴格了，那錦衣衛的眼線仿佛無處不在，我生怕自己平日裏的一些言行被人抓住把柄，每日迴到府中，都要迴想一番當日的事兒，看看有沒有不妥之處。
我的親信李福見我如此憂心，便勸慰道：“丞相大人，您莫要太過擔憂了，您行事向來謹慎，哪會有什麽事兒呀，那些個傳言，不過是些小人的嫉妒之詞罷了。”
我歎了口氣，說道：“福子，你不懂，這官場的水太深了，稍有不慎，便是萬劫不複啊，我如今隻盼著能平平安安的，繼續為朝廷效力就好。”
可天不遂人願，那隱隱的禍事，終究還是朝著我席卷而來了。
先是有人告發我與那被流放的李存義有往來，說我們暗中謀劃著什麽，聖上聽聞後，雖未即刻對我怎樣，可那眼神中的審視，卻讓我如芒在背。
我趕忙進宮，向聖上解釋道：“陛下，臣與那李存義不過是往日的舊交，並無什麽不軌之心呐，還望陛下明察呀。”
聖上卻隻是淡淡說道：“胡丞相，此事朕自會讓人去查清楚，你且先迴府，莫要再生事端了。”
我從宮中出來，隻覺雙腿發軟，心中滿是惶恐，知道這事兒怕是沒那麽容易就過去了。
而後，又傳出我通倭的消息，說是我與那海外的倭寇有勾結，意圖對大明不利，這罪名可就大了去了，我聽聞後，又是氣憤又是害怕，氣憤的是有人如此汙蔑我，害怕的是聖上一旦信了這些謠言，那我可就完了。
我在府中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四處找人想辦法，可這時候，往日那些圍著我轉的人，大多都躲得遠遠的，生怕被牽連進去，我這才真正體會到了世態炎涼。
隨著調查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被牽扯進來，那些曾經與我有過些許往來的官員、商人，甚至是家中的奴仆，都被一一審問，各種“罪證”仿佛一下子都冒了出來，可我心裏清楚，這裏麵有多少是真，多少是被屈打成招或是胡亂攀咬的呀。
我的好友，禦史大夫陳寧，也被卷入了此事，他來見我時，滿臉的絕望，說道：“胡兄，如今這事兒越鬧越大了，我等怕是逃不過去了呀，也不知是何人在背後算計我們，竟如此狠毒。”
我咬牙切齒地說道：“定是那些平日裏嫉恨我們的小人，見有機可乘，便落井下石，想要置我們於死地啊，可我不甘心，我要向聖上申訴，還我等一個清白。”
可申訴又哪有那麽容易呢，聖上此時已對我等起了疑心，那些所謂的證據擺在麵前，又怎會輕易聽信我的辯解呢。
終於，那最可怕的一天還是來臨了，聖上認定我謀反，下令將我逮捕下獄，我被關在那陰暗潮濕的牢房裏，心中滿是憤恨與絕望，想著自己一生的抱負還未實現，卻落得這般下場，實在是可悲可歎呐。
在獄中，我遭受了各種嚴刑拷打，那些獄卒逼我承認那莫須有的罪名，我起初還咬著牙不肯認罪，可終究是受不了那折磨，在那屈打成招之下，還是認下了那謀反的罪名，隻盼著能少受些痛苦，可我知道，這一認，便是千古罵名了呀。
隨著我的認罪，那一場牽連甚廣的大清洗開始了，三萬餘人因我而被牽連處死，一時間，整個大明的官場乃至民間，都被這恐怖的氛圍所籠罩，人人自危，往日的繁華景象仿佛也蒙上了一層陰霾。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的權臣與權力鬥爭以及麵臨懲處等方麵的情況，且與1390年我是胡惟庸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其國內的宮廷之中，也時常有貴族大臣們爭權奪利的情況。國王為了平衡各方勢力，會任命一些權臣來協助管理國家事務，可這些權臣一旦權力過大，威脅到王權或者引起其他貴族的不滿，便會遭到打壓。不過英國的懲處方式多是通過剝奪爵位、沒收部分財產等相對溫和的手段，而且往往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和貴族議會的審判，不會像我在大明這般被以謀反的罪名，遭受嚴刑拷打且大規模株連眾多人，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體製與權力鬥爭手段的差異，英國重法律程序下的權力製衡，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嚴厲打擊與廣泛株連。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王權與地方領主之間的矛盾也較為突出，國王身邊的一些近臣，若想擴大自己的權力，便會在國王與領主之間周旋，試圖從中謀取利益，可一旦被發現有不軌之舉，領主們會聯合起來向國王施壓，要求懲處。法國在處理這類情況時，多是通過談判、妥協，讓涉事者辭去官職或者減少權力範圍等方式解決，很少出現像大明因我而引發的那種血腥的、大規模的清洗行動，體現出不同國家治理理念與權力鬥爭策略的差異，法國重協商妥協下的權力紛爭解決，大明則重皇權權威下的嚴厲打擊與廣泛株連。
在奧斯曼帝國，其疆域遼闊，宮廷內部權力爭鬥頻繁，蘇丹身邊的一些大臣、維齊爾等，若有妄圖擴大自己權勢、結黨營私的行為，也會麵臨蘇丹的懲處。不過奧斯曼帝國在懲處時，會較多地考慮宗教因素，借助宗教的名義和宗教領袖的支持來進行，而且對於被牽連的人員，也會根據其在宗教中的地位、與不同勢力的關聯等情況進行區分對待，不會像大明這般幾乎無差別地株連眾多人，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與權力更迭手段的差異，奧斯曼重宗教認可下的權力清洗與差別對待，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全麵株連式清洗。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內部權力鬥爭多圍繞著商業利益展開，不同的商業家族之間為了爭奪海上貿易的主導權、港口資源等，會互相排擠、打壓。那些在商業領域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物，若被發現有不正當競爭或者損害城邦利益的行為，會受到商業議會的製裁，比如限製其家族的貿易活動、罰款等。但通常不會出現像我在大明因政治原因而被以謀反罪名處置，進而牽連大量無關人員的情況，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與權力鬥爭形式的差異，威尼斯重商業利益博弈下的勢力調整，大明則重政治權力鬥爭下的廣泛株連。
在阿拉伯地區，部落眾多，各部落首領以及一些有影響力的長老等，在部落聯盟或者與外部交往中，也會存在權力爭奪的情況。若有人被懷疑有不利於部落團結或者違背部落傳統的行為，會由部落內部的長老會議等進行評判和懲處，方式多是罰款、剝奪一定的部落權益等，且範圍相對較小，比較注重人情關係和部落內部的和諧，不會出現像大明那樣因我而引發大規模、血腥的權力清洗情況，體現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與權力構建形式的差異，阿拉伯重部落習俗協調下的權力清理，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大規模株連式權力鬥爭。
在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各地的大名對幕府將軍的權力存在一定的製衡，幕府將軍身邊的一些親信、家臣等，若有越權或者違背將軍命令的行為，會受到將軍的懲處。不過日本的這種懲處多是在封建等級秩序以及武士道精神的約束下進行，比如責令其切腹自盡、沒收部分領地等符合武士道規範的方式，即便有牽連，範圍也相對較小，不會出現像大明因我而引發大規模株連眾多人的情況，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格局與權力鬥爭特性的差異，日本重封建秩序維護與武士道約束下的權力製衡，大明則重皇權權威下的大規模株連式權力鬥爭。
在朝鮮李朝，秉持儒家思想，其國內較為遵循嫡長子繼承等正統原則來進行王位傳承，若有大臣妄圖幹預朝政、結黨營私等行為，朝中的言官等會依據儒家的道德規範和禮儀製度進行勸諫和彈劾，國王會根據情況進行懲處，多是通過貶謫、降職等相對溫和的方式，注重以文化教育、道德感化等手段來維護朝廷的清正廉潔，很少出現像大明因我而引發的那種大規模、血腥的權力清洗情況，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根基與權力交替方式的差異，朝鮮李朝重儒家教化下的權力平衡，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大規模株連式權力鬥爭。
《明史·胡惟庸傳》記載：“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每每念及這日後記載我“謀反”之事的文字，我心中便是五味雜陳，雖此刻尚未事發，可那隱隱的不安，卻如同那附骨之疽，怎麽也甩不掉呀。
我本是靠著自己的幾分才學與鑽營，一步步在這官場中熬了過來，曆經諸多坎坷，才坐到了這丞相的位子上。初時，我也是滿心想著要為這大明的江山社稷出份力，輔佐聖上，成就一番大業，讓這天下人都能知曉我胡惟庸的能耐。
記得剛當上丞相那會兒，每日天還未亮，我便起身進宮，準備應對那如山般的政務。聖上對我也算信任有加，諸多事兒都交由我來決斷，我走在那宮廷的廊道上，聽著身旁官員們恭敬的問候，心中也曾湧起過一股豪邁之情，覺得自己終於能一展抱負了。
我時常與朝中的大臣們商議國事，那戶部尚書是個謹慎之人，每每談及賦稅之事，總是皺著眉頭，說道：“胡丞相，如今這天下初定，百姓雖漸有生機，可賦稅征收仍需斟酌，切不可過重，以免傷了百姓元氣呀。”
我點頭稱是，說道：“尚書大人所言極是，這賦稅關乎民生，自當謹慎對待，我等還需細細盤算，既能滿足朝廷用度，又不使百姓困苦才好。”
而那兵部的官員，則常來與我商討邊防軍備之事，說道：“丞相，北方邊境時有蠻夷侵擾，我軍雖說能抵禦，可這軍備物資不可短缺，還望丞相能在聖上麵前多美言幾句，多撥些錢糧呐。”
我亦是應承下來，想著這邊防安穩，乃是國之大事，定要妥善處理。
在府中，我也算是個說一不二的主兒，家中下人眾多，皆對我畢恭畢敬。夫人常勸我，說道：“老爺，您如今這官位雖高，可伴君如伴虎呐，行事還得低調些，莫要得罪了人，招來禍患呀。”
我卻笑道：“夫人多慮了，我為聖上盡心盡力，處理政務，哪會有什麽禍患，隻要我一心為公，聖上定會明白我的苦心的。”
可這官場之中，又哪有那麽簡單呢。隨著我權力漸大，朝中漸漸有了些不同的聲音，有人嫉妒我的地位，在背後說我專權，說我行事獨斷，那些風言風語，起初我並未放在心上，隻當是旁人的酸話，可慢慢地，卻也讓我心裏有了疙瘩。
有一迴，我在朝堂上提出了一項關於整頓吏治的新舉措，本想著能讓這官場風氣清正些，可卻遭到了幾位大臣的反對。
一位老臣站出來說道：“胡丞相，您這舉措雖看似好意，可實施起來，怕是會擾亂了現有的官場秩序，還望丞相再斟酌斟酌呀。”
我一聽，心中不悅，說道：“大人這是何意？如今這吏治確有弊端，若不整頓，如何能讓朝廷更好地治理天下？我這也是為了大明著想，大人莫要因循守舊才是。”
兩人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朝堂上的氣氛頓時變得有些緊張起來，最後還是聖上出麵，說了幾句和稀泥的話，才把這事兒暫且壓了下去，可我與那幾位大臣之間，卻也結下了些嫌隙。
而在宮外，我也結識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有那富商巨賈，想著能靠我這丞相的關係，在生意上謀些便利；也有那江湖人士，說是能為我打探些消息，以備不時之需。我起初本不想與他們過多糾纏，可經不住他們的阿諛奉承，又想著多些人脈總歸沒壞處，便也與他們有了些往來。
其中有個叫王二的商人，為人頗為精明，時常給我送些奇珍異寶，說是一點心意。
有次，他來府中拜訪，笑著對我說道：“丞相大人，小人近日得了一件稀罕玩意兒，是海外來的珊瑚，那色澤、那模樣，可真是世間少有，特來獻給大人，也好讓大人的府上添些光彩呀。”
我看著那珊瑚，確實精美，心中雖有些猶豫，可還是收下了，說道：“王二啊，你這心意我領了，不過往後莫要再這般破費了，我身為丞相，可不能隨意收受財物呀。”
王二趕忙說道：“大人說笑了，小人這是敬重大人，些許小物件，哪算得了什麽呀，隻要大人日後能多多關照小人的生意，便是小人的福氣了。”
我聽了，隻是笑笑，並未再多說什麽，可心裏卻明白，這事兒若是傳出去，怕是會落人口實呀。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我在這朝堂與宮外的周旋中，越發覺得疲憊，那心中的不安也愈發強烈起來。
我聽聞聖上對官員的監察越發嚴格了，那錦衣衛的眼線仿佛無處不在，我生怕自己平日裏的一些言行被人抓住把柄，每日迴到府中，都要迴想一番當日的事兒，看看有沒有不妥之處。
我的親信李福見我如此憂心，便勸慰道：“丞相大人，您莫要太過擔憂了，您行事向來謹慎，哪會有什麽事兒呀，那些個傳言，不過是些小人的嫉妒之詞罷了。”
我歎了口氣，說道：“福子，你不懂，這官場的水太深了，稍有不慎，便是萬劫不複啊，我如今隻盼著能平平安安的，繼續為朝廷效力就好。”
可天不遂人願，那隱隱的禍事，終究還是朝著我席卷而來了。
先是有人告發我與那被流放的李存義有往來，說我們暗中謀劃著什麽，聖上聽聞後，雖未即刻對我怎樣，可那眼神中的審視，卻讓我如芒在背。
我趕忙進宮，向聖上解釋道：“陛下，臣與那李存義不過是往日的舊交，並無什麽不軌之心呐，還望陛下明察呀。”
聖上卻隻是淡淡說道：“胡丞相，此事朕自會讓人去查清楚，你且先迴府，莫要再生事端了。”
我從宮中出來，隻覺雙腿發軟，心中滿是惶恐，知道這事兒怕是沒那麽容易就過去了。
而後，又傳出我通倭的消息，說是我與那海外的倭寇有勾結，意圖對大明不利，這罪名可就大了去了，我聽聞後，又是氣憤又是害怕，氣憤的是有人如此汙蔑我，害怕的是聖上一旦信了這些謠言，那我可就完了。
我在府中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四處找人想辦法，可這時候，往日那些圍著我轉的人，大多都躲得遠遠的，生怕被牽連進去，我這才真正體會到了世態炎涼。
隨著調查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被牽扯進來，那些曾經與我有過些許往來的官員、商人，甚至是家中的奴仆，都被一一審問，各種“罪證”仿佛一下子都冒了出來，可我心裏清楚，這裏麵有多少是真，多少是被屈打成招或是胡亂攀咬的呀。
我的好友，禦史大夫陳寧，也被卷入了此事，他來見我時，滿臉的絕望，說道：“胡兄，如今這事兒越鬧越大了，我等怕是逃不過去了呀，也不知是何人在背後算計我們，竟如此狠毒。”
我咬牙切齒地說道：“定是那些平日裏嫉恨我們的小人，見有機可乘，便落井下石，想要置我們於死地啊，可我不甘心，我要向聖上申訴，還我等一個清白。”
可申訴又哪有那麽容易呢，聖上此時已對我等起了疑心，那些所謂的證據擺在麵前，又怎會輕易聽信我的辯解呢。
終於，那最可怕的一天還是來臨了，聖上認定我謀反，下令將我逮捕下獄，我被關在那陰暗潮濕的牢房裏，心中滿是憤恨與絕望，想著自己一生的抱負還未實現，卻落得這般下場，實在是可悲可歎呐。
在獄中，我遭受了各種嚴刑拷打，那些獄卒逼我承認那莫須有的罪名，我起初還咬著牙不肯認罪，可終究是受不了那折磨，在那屈打成招之下，還是認下了那謀反的罪名，隻盼著能少受些痛苦，可我知道，這一認，便是千古罵名了呀。
隨著我的認罪，那一場牽連甚廣的大清洗開始了，三萬餘人因我而被牽連處死，一時間，整個大明的官場乃至民間，都被這恐怖的氛圍所籠罩，人人自危，往日的繁華景象仿佛也蒙上了一層陰霾。
在這同一時期，世界其他國家也有著各自的權臣與權力鬥爭以及麵臨懲處等方麵的情況，且與1390年我是胡惟庸有著諸多關聯與可比之處。
在英國，當時正處於中世紀晚期，其國內的宮廷之中，也時常有貴族大臣們爭權奪利的情況。國王為了平衡各方勢力，會任命一些權臣來協助管理國家事務，可這些權臣一旦權力過大，威脅到王權或者引起其他貴族的不滿，便會遭到打壓。不過英國的懲處方式多是通過剝奪爵位、沒收部分財產等相對溫和的手段，而且往往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和貴族議會的審判，不會像我在大明這般被以謀反的罪名，遭受嚴刑拷打且大規模株連眾多人，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體製與權力鬥爭手段的差異，英國重法律程序下的權力製衡，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嚴厲打擊與廣泛株連。
在法國，中世紀晚期的法國，王權與地方領主之間的矛盾也較為突出，國王身邊的一些近臣，若想擴大自己的權力，便會在國王與領主之間周旋，試圖從中謀取利益，可一旦被發現有不軌之舉，領主們會聯合起來向國王施壓，要求懲處。法國在處理這類情況時，多是通過談判、妥協，讓涉事者辭去官職或者減少權力範圍等方式解決，很少出現像大明因我而引發的那種血腥的、大規模的清洗行動，體現出不同國家治理理念與權力鬥爭策略的差異，法國重協商妥協下的權力紛爭解決，大明則重皇權權威下的嚴厲打擊與廣泛株連。
在奧斯曼帝國，其疆域遼闊，宮廷內部權力爭鬥頻繁，蘇丹身邊的一些大臣、維齊爾等，若有妄圖擴大自己權勢、結黨營私的行為，也會麵臨蘇丹的懲處。不過奧斯曼帝國在懲處時，會較多地考慮宗教因素，借助宗教的名義和宗教領袖的支持來進行，而且對於被牽連的人員，也會根據其在宗教中的地位、與不同勢力的關聯等情況進行區分對待，不會像大明這般幾乎無差別地株連眾多人，體現出不同民族宗教構成與權力更迭手段的差異，奧斯曼重宗教認可下的權力清洗與差別對待，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全麵株連式清洗。
在威尼斯共和國，作為商業城邦，內部權力鬥爭多圍繞著商業利益展開，不同的商業家族之間為了爭奪海上貿易的主導權、港口資源等，會互相排擠、打壓。那些在商業領域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物，若被發現有不正當競爭或者損害城邦利益的行為，會受到商業議會的製裁，比如限製其家族的貿易活動、罰款等。但通常不會出現像我在大明因政治原因而被以謀反罪名處置，進而牽連大量無關人員的情況，體現出不同發展模式與權力鬥爭形式的差異，威尼斯重商業利益博弈下的勢力調整，大明則重政治權力鬥爭下的廣泛株連。
在阿拉伯地區，部落眾多，各部落首領以及一些有影響力的長老等，在部落聯盟或者與外部交往中，也會存在權力爭奪的情況。若有人被懷疑有不利於部落團結或者違背部落傳統的行為，會由部落內部的長老會議等進行評判和懲處，方式多是罰款、剝奪一定的部落權益等，且範圍相對較小，比較注重人情關係和部落內部的和諧，不會出現像大明那樣因我而引發大規模、血腥的權力清洗情況，體現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與權力構建形式的差異，阿拉伯重部落習俗協調下的權力清理，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大規模株連式權力鬥爭。
在日本，當時處於室町幕府時代，各地的大名對幕府將軍的權力存在一定的製衡，幕府將軍身邊的一些親信、家臣等，若有越權或者違背將軍命令的行為，會受到將軍的懲處。不過日本的這種懲處多是在封建等級秩序以及武士道精神的約束下進行，比如責令其切腹自盡、沒收部分領地等符合武士道規範的方式，即便有牽連，範圍也相對較小，不會出現像大明因我而引發大規模株連眾多人的情況，體現出不同國家政治格局與權力鬥爭特性的差異，日本重封建秩序維護與武士道約束下的權力製衡，大明則重皇權權威下的大規模株連式權力鬥爭。
在朝鮮李朝，秉持儒家思想，其國內較為遵循嫡長子繼承等正統原則來進行王位傳承，若有大臣妄圖幹預朝政、結黨營私等行為，朝中的言官等會依據儒家的道德規範和禮儀製度進行勸諫和彈劾，國王會根據情況進行懲處，多是通過貶謫、降職等相對溫和的方式，注重以文化教育、道德感化等手段來維護朝廷的清正廉潔，很少出現像大明因我而引發的那種大規模、血腥的權力清洗情況，體現出不同國家文化根基與權力交替方式的差異，朝鮮李朝重儒家教化下的權力平衡，大明則重皇權主導下的大規模株連式權力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