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短經》首卷《大政大體》猶如一篇高屋建瓴的政論篇章，係統且深入地闡述了君主推行王道過程中，知人善任的極端重要性，為後世理解古代政治治理智慧提供了深邃視角 。
開篇，作者援引老子 “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的著名論斷。老子的這一思想，為國家治理勾勒出宏觀的策略框架，強調治理國家需遵循正道，用兵作戰要善用奇謀，而獲取天下則需盡量減少對百姓的無端幹擾，讓社會自然發展。緊接著，引入荀卿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 的觀點，清晰地界定了君主與普通人的職能差異。君主的核心能力在於選拔和任用人才，而普通民眾則以憑借自身能力做事為專長。傅子 “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 的言論，進一步描繪出理想的政治分工模式：士大夫依照各自的職責處理政務，諸侯國君守護分封的土地，三公統籌各方事務並進行商議，如此一來，天子隻需垂拱而治，國家便能走上正軌。這些言論共同為後文觀點的論述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隨後，作者以堯和劉邦的成功事跡作為典型案例展開論證。堯帝任用舜、契、禹等九位賢能之士，根據他們各自的才能授予相應的事務，這些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勝任各自的崗位。在眾人的齊心協力下，堯憑借這份成功登上了天下共主的寶座，開創了太平盛世。漢高祖劉邦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重用張良、蕭何、韓信三人。張良足智多謀，為劉邦出謀劃策，在戰略決策上發揮了關鍵作用；蕭何善於管理後勤，保障了軍隊的物資供應和後方的穩定；韓信則擁有卓越的軍事才能，屢戰屢勝，為劉邦開疆拓土。正是因為劉邦善於任用這三位傑出人才，充分發揮他們的優勢，才得以成就帝業。通過這兩個例子，有力地證明了 “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 的觀點。作者將君主比作樂隊中的鼓，鼓本身並不演奏具體的五音，卻能掌控五音的節奏與和諧，是整個樂隊的靈魂所在。同理，君主不應陷入瑣碎的事務之中，而應牢牢守住用人之道，讓各級官員各司其職，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從而實現國家的有效治理。
文章還從反麵進行論述，指出君主若不深諳為君之道，就無法做到任人唯賢。在這種情況下，賢能之士往往會因得不到重用而心生厭惡，選擇離去。長此以往，君主的功名必將受到損害，國家也會陷入危險的境地。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湯和周武王，他們善於運用不屬於自己的財富和人才，通過科學合理地設官分職，明確各官員的職責；實行委任責成，充分信任下屬；始終保持積極謀劃的態度，毫不懈怠；以寬厚的態度對待眾人，營造寬鬆的政治氛圍；包容他人的缺點和不足，展現出廣闊的胸懷。正因如此，他們贏得了臣民的敬畏與愛戴，最終成就了帝王之業。
綜上所述，《大政大體》圍繞君主知人善任這一核心主題，從正反兩個方麵展開論述，強調君主隻有具備知人善任的能力，合理分配權力，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一思想對後世的政治治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除了堯、劉邦的經典事例，《大政大體》理念在眾多曆史典故中均有體現，從不同角度驗證這一為政智慧。下麵從用人得當、用人失察兩個維度，為你介紹相關典故。
用人得當
1. 齊桓公與管仲：春秋時期，齊國公子小白與公子糾爭奪君位，管仲曾為公子糾效力，並差點射殺小白。小白即位成為齊桓公後，聽從鮑叔牙的舉薦，摒棄前嫌，重用管仲。管仲推行一係列改革措施，在經濟上，發展鹽鐵專賣，鼓勵商業貿易，使齊國經濟迅速繁榮；軍事上，建立了多層次的軍事組織，增強了齊國的軍事實力；政治上，整頓行政機構，加強中央集權。在管仲的輔佐下，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業 。
2. 劉備與諸葛亮：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劉備求賢若渴，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諸葛亮為劉備分析天下形勢，提出《隆中對》，製定了三分天下的戰略規劃。此後，諸葛亮輔佐劉備，聯孫抗曹，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為劉備贏得立足之地，進而奪取荊州、益州，建立蜀漢政權。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又盡心竭力地輔佐後主劉禪，對內發展經濟、嚴明法治，對外多次北伐中原，以興複漢室為己任，踐行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諾言。
用人失察
1. 趙王遷與趙括：戰國時期，秦國進攻趙國，趙王遷中了秦國的反間計，用趙括取代廉頗擔任趙軍主將。趙括熟讀兵書，談起兵法來頭頭是道，但缺乏實際作戰經驗，隻會紙上談兵。長平之戰中，他盲目出擊，被秦軍包圍，最終趙軍四十餘萬大軍全軍覆沒，趙國元氣大傷，加速了趙國的滅亡，這一事件成為用人不當導致嚴重後果的典型案例。
2. 唐玄宗與安祿山：唐玄宗統治後期，政治日益腐敗，生活逐漸奢靡。安祿山善於偽裝，通過阿諛奉承獲得唐玄宗的寵信，被任命為範陽等三地節度使，掌握了大量的軍事力量。然而，安祿山野心勃勃，發動了安史之亂。這場叛亂持續了八年之久，使唐朝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中央集權被削弱，唐朝從此由盛轉衰，唐玄宗因用人失察，為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開篇，作者援引老子 “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的著名論斷。老子的這一思想，為國家治理勾勒出宏觀的策略框架，強調治理國家需遵循正道，用兵作戰要善用奇謀，而獲取天下則需盡量減少對百姓的無端幹擾，讓社會自然發展。緊接著，引入荀卿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 的觀點，清晰地界定了君主與普通人的職能差異。君主的核心能力在於選拔和任用人才，而普通民眾則以憑借自身能力做事為專長。傅子 “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 的言論，進一步描繪出理想的政治分工模式：士大夫依照各自的職責處理政務，諸侯國君守護分封的土地，三公統籌各方事務並進行商議，如此一來，天子隻需垂拱而治，國家便能走上正軌。這些言論共同為後文觀點的論述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隨後，作者以堯和劉邦的成功事跡作為典型案例展開論證。堯帝任用舜、契、禹等九位賢能之士，根據他們各自的才能授予相應的事務，這些人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勝任各自的崗位。在眾人的齊心協力下，堯憑借這份成功登上了天下共主的寶座，開創了太平盛世。漢高祖劉邦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重用張良、蕭何、韓信三人。張良足智多謀，為劉邦出謀劃策，在戰略決策上發揮了關鍵作用；蕭何善於管理後勤，保障了軍隊的物資供應和後方的穩定；韓信則擁有卓越的軍事才能，屢戰屢勝，為劉邦開疆拓土。正是因為劉邦善於任用這三位傑出人才，充分發揮他們的優勢，才得以成就帝業。通過這兩個例子，有力地證明了 “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 的觀點。作者將君主比作樂隊中的鼓，鼓本身並不演奏具體的五音，卻能掌控五音的節奏與和諧，是整個樂隊的靈魂所在。同理，君主不應陷入瑣碎的事務之中，而應牢牢守住用人之道，讓各級官員各司其職，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從而實現國家的有效治理。
文章還從反麵進行論述，指出君主若不深諳為君之道，就無法做到任人唯賢。在這種情況下，賢能之士往往會因得不到重用而心生厭惡，選擇離去。長此以往，君主的功名必將受到損害，國家也會陷入危險的境地。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湯和周武王，他們善於運用不屬於自己的財富和人才，通過科學合理地設官分職，明確各官員的職責；實行委任責成，充分信任下屬；始終保持積極謀劃的態度，毫不懈怠；以寬厚的態度對待眾人，營造寬鬆的政治氛圍；包容他人的缺點和不足，展現出廣闊的胸懷。正因如此，他們贏得了臣民的敬畏與愛戴，最終成就了帝王之業。
綜上所述，《大政大體》圍繞君主知人善任這一核心主題，從正反兩個方麵展開論述，強調君主隻有具備知人善任的能力，合理分配權力，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一思想對後世的政治治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除了堯、劉邦的經典事例，《大政大體》理念在眾多曆史典故中均有體現，從不同角度驗證這一為政智慧。下麵從用人得當、用人失察兩個維度，為你介紹相關典故。
用人得當
1. 齊桓公與管仲：春秋時期，齊國公子小白與公子糾爭奪君位，管仲曾為公子糾效力，並差點射殺小白。小白即位成為齊桓公後，聽從鮑叔牙的舉薦，摒棄前嫌，重用管仲。管仲推行一係列改革措施，在經濟上，發展鹽鐵專賣，鼓勵商業貿易，使齊國經濟迅速繁榮；軍事上，建立了多層次的軍事組織，增強了齊國的軍事實力；政治上，整頓行政機構，加強中央集權。在管仲的輔佐下，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業 。
2. 劉備與諸葛亮：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劉備求賢若渴，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諸葛亮為劉備分析天下形勢，提出《隆中對》，製定了三分天下的戰略規劃。此後，諸葛亮輔佐劉備，聯孫抗曹，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為劉備贏得立足之地，進而奪取荊州、益州，建立蜀漢政權。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又盡心竭力地輔佐後主劉禪，對內發展經濟、嚴明法治，對外多次北伐中原，以興複漢室為己任，踐行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諾言。
用人失察
1. 趙王遷與趙括：戰國時期，秦國進攻趙國，趙王遷中了秦國的反間計，用趙括取代廉頗擔任趙軍主將。趙括熟讀兵書，談起兵法來頭頭是道，但缺乏實際作戰經驗，隻會紙上談兵。長平之戰中，他盲目出擊，被秦軍包圍，最終趙軍四十餘萬大軍全軍覆沒，趙國元氣大傷，加速了趙國的滅亡，這一事件成為用人不當導致嚴重後果的典型案例。
2. 唐玄宗與安祿山：唐玄宗統治後期，政治日益腐敗，生活逐漸奢靡。安祿山善於偽裝，通過阿諛奉承獲得唐玄宗的寵信，被任命為範陽等三地節度使，掌握了大量的軍事力量。然而，安祿山野心勃勃，發動了安史之亂。這場叛亂持續了八年之久，使唐朝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中央集權被削弱，唐朝從此由盛轉衰，唐玄宗因用人失察，為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