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了大漢稅製之後，天子劉洵又將目光放到了大漢的國家命脈上麵。
此時能夠稱得上是國家命脈的產業，非鹽、鐵、銅莫屬，銅和鐵都是偏向於生產類的，對此天子劉洵堅定的實行朝廷專營製度，對銅、鐵這兩項戰略性資源進行把控，至少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改變的。
不過對於食鹽來說，天子劉洵看到的不光是一個影響國家命脈的存在，更是真金白銀，是一座耀眼的金山！
對於鹽政，天子劉洵非常熟悉，別的不說，後世滿清時期江南鹽商個個都是富可敵國的存在，隨便拿出一個都是身價幾百、上千萬兩的家底！
後世元末、唐末時期，張士誠、黃巢等人都是鹽梟出身，可見販鹽獲利之巨！
所以，天子劉洵開始思考如何對眼下大漢的鹽政進行改革，進一步增加朝廷的收入，全麵開發鹽政這座“金山”！
早在春秋時期，當年管仲在齊國為相，為富國強兵，管仲大力興鹽鐵之利，推行“官山海”的政策，規定鹽資源屬國家所有，國家對食鹽的生產買賣加以管理，開華夏鹽政之始。
其法以民製為主，官製為輔；民製之鹽須交官府盡數收購，由官運銷，寓租稅於官府專賣鹽價之中，因其產鹽於官製之外複有民製，鹽史學者稱為“部分專賣製”。齊國由是富強，稱霸諸侯。所作《管子??海王篇》，為百代論述鹽政之祖。
眼下，未央宮中便存放有《管子??海王篇》，天子劉洵直接拿過來翻閱，以作為參考之用。
而後秦國自商鞅變法，開始獎勵耕戰、發展生產，民得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自由開采售賣食鹽，官府從而征稅。沿至始皇帝一統天下之後，鹽製依舊未改。惟征稅過重，鹽價昂貴。史載，前秦之時鹽利二十倍於古，鹽商富累巨萬，人食貴鹽，小民貧困。
而後到了大漢初年，因循秦製未改，允許私人經營鹽業，國家征稅，稅入歸主管皇室財政的少府；但諸侯王國以經營鹽業自富，收入不歸中央。
到了元狩四年，孝武皇帝采用禦史大夫張湯的建議，籠羅天下鹽鐵之利歸官，在各地設置國家的鹽鐵機構，任命從前以經營鹽鐵致富的人為吏；將原由豪富占有的產鹽灘灶收歸國家，由朝廷直接組織鹽業的生產、轉輸與銷售，並不借手商販。官自煮鹽，官自賣鹽，產、運、銷三項完全官營。
由此，天子劉洵又想到了後世隋唐時期的鹽政策略。
後世隋朝開皇三年開始除禁榷、通鹽池，鹽井之利與百姓共之，既不行官賣，又免征鹽稅，實行無稅製。到了大業元年隋煬帝即位，漸趨奢華，內興工役，外事征伐，用度大增，遂乃橫賦暴斂，然尚未及於鹽利。自隋開皇三年起直至唐開元初年止，前後這一百三十餘年間相沿未改，是為華夏鹽業無專稅的時期。
到了後世大唐年間，朝廷財用不足，唐玄宗采納左拾遺劉彤的建議，逐步恢複征收鹽稅。寶應元年再變鹽法，將第五琦鹽法中的官運官銷改為商運商銷。又創設鹽商特殊戶籍，隸鹽鐵使，允許子父相承，世代為業。鹽仍由民製，仍由官收;官收之後，將鹽稅加入賣價(寓稅於價)後轉售商人;商人於繳價領鹽之後，得以自由運銷，所過州縣不再征稅(遠鄉僻壤商人罕到之地，官設“常平鹽“以濟其缺)。即民製、官收、官賣、商運、商銷五大綱領。
再到了北宋之時，朝廷行官商並賣製，規定或官賣、或通商得各隨州郡所宜。於是劃分官賣區與通商區，大抵以沿海州郡為官賣區，內地州郡為通商區。在官賣區，鹽斤聽由州縣給賣，每年以所收課利申報計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其鹽業生產，則沿用唐代舊製，設立亭戶戶籍，專事煮鹽，規定產額，償以本錢，即以所煮之鹽折納春秋二稅;於產鹽之地設置場、監等鹽政機構，從事督產收鹽。雍熙年間，北方用兵抗遼，邊儲頗乏，乃縮小官賣區，擴大通商區，推行“折中法“。其法為:令商人輸納糧草至邊塞，計其代價，發給“交引“;商人持赴京師，由政府移交鹽場，給其領鹽運銷。慶曆年間，範祥創行“鹽鈔法“。其法為:令商人交付現錢，買取鹽鈔，鈔中載明鹽量及價格;商人持鈔至產地交驗後，憑鈔領鹽運銷。政和年間，蔡京創行“引法“。其法為:官府印引，編立號簿;每引一號，前後兩券，前為存根，後為憑證;裝鹽以袋，每袋即為一引，限定斤重;商人繳納包括稅款在內的鹽價領引，然後憑引至產地支鹽運銷。與範祥鈔法相比，引不僅是支鹽憑證，且為運輸與銷售憑證。故其批引、繳引立有手續，銷引定有期限。南宋沿用北宋引法不變。終宋一代，雖鹽製多變，然以行就場專賣為主，即民製、官收、官賣、商運、商銷。與唐製相比，僅增加一道商人買取證券(鈔引)的手續;與此同時，對商人支取的鹽類與銷鹽的地界也有了明確規定。引法既創，遂為宋以後各代所沿用(每引鹽的斤重，曆代不盡相同，大多在四百斤上下)。
天子劉洵靠在臥榻上，不斷迴憶著曾經看到過的史料，對於兩宋時期的鹽政雖然頗為讚賞，但是仍然覺得有些不足之處。
於是，天子劉洵便繼續迴憶著前世看到過大的史料：
再往後便是明代的鹽政，循元舊製，仍行引法。
洪武年間，朝廷為抵禦外患，籌備邊儲，仿宋折中之製而行“開中法“。其法為:由戶部出榜召商，令其輸糧於邊塞或其它缺糧地方，朝廷收糧機關登記所納糧數及應支鹽數，填給倉鈔;商人持鈔投產鹽地運鹽使司換取鹽引，持引赴鹽場支鹽，運赴指定地區銷售。
明代的開中法以場鹽官收為基礎，仍屬民製、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製。故其產、運、銷製度大率仍元之舊，而更加完善:全國鹽政歸屬戶部;在產鹽大區設都轉運鹽使司，掌管一區鹽政;鹽場設場署，謂之鹽課司，掌督產收鹽;一區所屬鹽場甚多，乃於運司之下，增設分司，作為運司的派出機構，對分轄的鹽場實行就近管理;複於運鹽使之上，設巡鹽禦史一職，由皇帝按年特遣大臣，綜理一區鹽政大事。其煮海之民，仍編灶籍，官發盤鐵，實行團煎;盤鐵之外，複有鍋鍁，為團煎輪次未到時一家一戶煮鹽之具;所煮之鹽，交場官收納入倉，以備商支，場官付給工本米糧或工本鈔。商人憑引支鹽，例有定場，不得越場支鹽;所赴銷區，亦有定岸，不得越界侵銷;其餘驗引放鹽、查引截角、銷畢繳引等手續，皆與元代同。
開中法施行後，商人為便於納糧報中鹽引，各就邊地召民墾荒種糧，並建築台保，自相保聚，謂之“鹽屯“，收到節省轉運、充實邊餉、開發邊疆之效。史稱“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
而後到了萬曆年間，為疏銷積引，采用鹽法道袁世振建議，廢開中法，立“綱法“。其法為:將各商所領鹽引分為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1綱行積引，9綱行新引;綱冊上所載引數允許各商“永永百年，據為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綱冊上無名的商人不得加入鹽業運營。從此官不收鹽，由商人與煎戶直接交易，收買、運銷之權悉歸於商人，並得世襲。“綱法“的綱領為民製、商收、商運、商銷，鹽史學者稱為“商專賣製“。
天子劉洵迴想了一番，還是比較中意於明代的開中法，不但可以大規模增加食鹽的產量，朝廷可以憑借出賣鹽引獲得巨額的錢糧收入，而且商賈在販賣食鹽的同時，還加速了食鹽的運轉速度和擴散範圍，可以向邊疆地區轉運糧草，省去了朝廷囤積糧草的大量開支，兩全其美！
不過，這開中法也有諸多的缺點，比如商賈重利，肯定會想方設法少運糧草、多賣食鹽，如果朝廷監管不力，就會導致諸多嚴重的後果。
所以，天子劉洵決定對後世明代的開中法進行改良，成立專門的販賣食鹽的商社，由朝廷與經過審核的商賈一同出錢成立，朝廷出七成、商賈出三成，獲利的分成也是如此。
於是，天子劉洵將大司農耿壽昌召入宮內，與其一同完善自己對於鹽政的想法。
大司農耿壽昌聽了天子劉洵的想法之後，頓時驚為天人，讚歎道：“天家此議甚妙！如此，雖然朝廷放開了鹽政專營的政策，但是卻可以讓鹽政收入倍增不止，還能夠讓民間商賈一同獲利！”
天子劉洵笑著說道：“不要光想著賺錢！這新鹽政一旦推行，朝廷將對食鹽進行限價，限定最高售價，讓百姓都能夠吃得起食鹽，這才是朕改革鹽政的初衷！”
聽到這裏，大司農耿壽昌不禁肅然起敬。
此時能夠稱得上是國家命脈的產業，非鹽、鐵、銅莫屬，銅和鐵都是偏向於生產類的，對此天子劉洵堅定的實行朝廷專營製度，對銅、鐵這兩項戰略性資源進行把控，至少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改變的。
不過對於食鹽來說，天子劉洵看到的不光是一個影響國家命脈的存在，更是真金白銀，是一座耀眼的金山！
對於鹽政，天子劉洵非常熟悉，別的不說，後世滿清時期江南鹽商個個都是富可敵國的存在，隨便拿出一個都是身價幾百、上千萬兩的家底！
後世元末、唐末時期，張士誠、黃巢等人都是鹽梟出身，可見販鹽獲利之巨！
所以，天子劉洵開始思考如何對眼下大漢的鹽政進行改革，進一步增加朝廷的收入，全麵開發鹽政這座“金山”！
早在春秋時期，當年管仲在齊國為相，為富國強兵，管仲大力興鹽鐵之利，推行“官山海”的政策，規定鹽資源屬國家所有，國家對食鹽的生產買賣加以管理，開華夏鹽政之始。
其法以民製為主，官製為輔；民製之鹽須交官府盡數收購，由官運銷，寓租稅於官府專賣鹽價之中，因其產鹽於官製之外複有民製，鹽史學者稱為“部分專賣製”。齊國由是富強，稱霸諸侯。所作《管子??海王篇》，為百代論述鹽政之祖。
眼下，未央宮中便存放有《管子??海王篇》，天子劉洵直接拿過來翻閱，以作為參考之用。
而後秦國自商鞅變法，開始獎勵耕戰、發展生產，民得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自由開采售賣食鹽，官府從而征稅。沿至始皇帝一統天下之後，鹽製依舊未改。惟征稅過重，鹽價昂貴。史載，前秦之時鹽利二十倍於古，鹽商富累巨萬，人食貴鹽，小民貧困。
而後到了大漢初年，因循秦製未改，允許私人經營鹽業，國家征稅，稅入歸主管皇室財政的少府；但諸侯王國以經營鹽業自富，收入不歸中央。
到了元狩四年，孝武皇帝采用禦史大夫張湯的建議，籠羅天下鹽鐵之利歸官，在各地設置國家的鹽鐵機構，任命從前以經營鹽鐵致富的人為吏；將原由豪富占有的產鹽灘灶收歸國家，由朝廷直接組織鹽業的生產、轉輸與銷售，並不借手商販。官自煮鹽，官自賣鹽，產、運、銷三項完全官營。
由此，天子劉洵又想到了後世隋唐時期的鹽政策略。
後世隋朝開皇三年開始除禁榷、通鹽池，鹽井之利與百姓共之，既不行官賣，又免征鹽稅，實行無稅製。到了大業元年隋煬帝即位，漸趨奢華，內興工役，外事征伐，用度大增，遂乃橫賦暴斂，然尚未及於鹽利。自隋開皇三年起直至唐開元初年止，前後這一百三十餘年間相沿未改，是為華夏鹽業無專稅的時期。
到了後世大唐年間，朝廷財用不足，唐玄宗采納左拾遺劉彤的建議，逐步恢複征收鹽稅。寶應元年再變鹽法，將第五琦鹽法中的官運官銷改為商運商銷。又創設鹽商特殊戶籍，隸鹽鐵使，允許子父相承，世代為業。鹽仍由民製，仍由官收;官收之後，將鹽稅加入賣價(寓稅於價)後轉售商人;商人於繳價領鹽之後，得以自由運銷，所過州縣不再征稅(遠鄉僻壤商人罕到之地，官設“常平鹽“以濟其缺)。即民製、官收、官賣、商運、商銷五大綱領。
再到了北宋之時，朝廷行官商並賣製，規定或官賣、或通商得各隨州郡所宜。於是劃分官賣區與通商區，大抵以沿海州郡為官賣區，內地州郡為通商區。在官賣區，鹽斤聽由州縣給賣，每年以所收課利申報計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其鹽業生產，則沿用唐代舊製，設立亭戶戶籍，專事煮鹽，規定產額，償以本錢，即以所煮之鹽折納春秋二稅;於產鹽之地設置場、監等鹽政機構，從事督產收鹽。雍熙年間，北方用兵抗遼，邊儲頗乏，乃縮小官賣區，擴大通商區，推行“折中法“。其法為:令商人輸納糧草至邊塞，計其代價，發給“交引“;商人持赴京師，由政府移交鹽場，給其領鹽運銷。慶曆年間，範祥創行“鹽鈔法“。其法為:令商人交付現錢，買取鹽鈔，鈔中載明鹽量及價格;商人持鈔至產地交驗後，憑鈔領鹽運銷。政和年間，蔡京創行“引法“。其法為:官府印引，編立號簿;每引一號，前後兩券，前為存根，後為憑證;裝鹽以袋，每袋即為一引，限定斤重;商人繳納包括稅款在內的鹽價領引，然後憑引至產地支鹽運銷。與範祥鈔法相比，引不僅是支鹽憑證，且為運輸與銷售憑證。故其批引、繳引立有手續，銷引定有期限。南宋沿用北宋引法不變。終宋一代，雖鹽製多變，然以行就場專賣為主，即民製、官收、官賣、商運、商銷。與唐製相比，僅增加一道商人買取證券(鈔引)的手續;與此同時，對商人支取的鹽類與銷鹽的地界也有了明確規定。引法既創，遂為宋以後各代所沿用(每引鹽的斤重，曆代不盡相同，大多在四百斤上下)。
天子劉洵靠在臥榻上，不斷迴憶著曾經看到過的史料，對於兩宋時期的鹽政雖然頗為讚賞，但是仍然覺得有些不足之處。
於是，天子劉洵便繼續迴憶著前世看到過大的史料：
再往後便是明代的鹽政，循元舊製，仍行引法。
洪武年間，朝廷為抵禦外患，籌備邊儲，仿宋折中之製而行“開中法“。其法為:由戶部出榜召商，令其輸糧於邊塞或其它缺糧地方，朝廷收糧機關登記所納糧數及應支鹽數，填給倉鈔;商人持鈔投產鹽地運鹽使司換取鹽引，持引赴鹽場支鹽，運赴指定地區銷售。
明代的開中法以場鹽官收為基礎，仍屬民製、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製。故其產、運、銷製度大率仍元之舊，而更加完善:全國鹽政歸屬戶部;在產鹽大區設都轉運鹽使司，掌管一區鹽政;鹽場設場署，謂之鹽課司，掌督產收鹽;一區所屬鹽場甚多，乃於運司之下，增設分司，作為運司的派出機構，對分轄的鹽場實行就近管理;複於運鹽使之上，設巡鹽禦史一職，由皇帝按年特遣大臣，綜理一區鹽政大事。其煮海之民，仍編灶籍，官發盤鐵，實行團煎;盤鐵之外，複有鍋鍁，為團煎輪次未到時一家一戶煮鹽之具;所煮之鹽，交場官收納入倉，以備商支，場官付給工本米糧或工本鈔。商人憑引支鹽，例有定場，不得越場支鹽;所赴銷區，亦有定岸，不得越界侵銷;其餘驗引放鹽、查引截角、銷畢繳引等手續，皆與元代同。
開中法施行後，商人為便於納糧報中鹽引，各就邊地召民墾荒種糧，並建築台保，自相保聚，謂之“鹽屯“，收到節省轉運、充實邊餉、開發邊疆之效。史稱“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
而後到了萬曆年間，為疏銷積引，采用鹽法道袁世振建議，廢開中法，立“綱法“。其法為:將各商所領鹽引分為十綱，編成綱冊，每年以1綱行積引，9綱行新引;綱冊上所載引數允許各商“永永百年，據為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綱冊上無名的商人不得加入鹽業運營。從此官不收鹽，由商人與煎戶直接交易，收買、運銷之權悉歸於商人，並得世襲。“綱法“的綱領為民製、商收、商運、商銷，鹽史學者稱為“商專賣製“。
天子劉洵迴想了一番，還是比較中意於明代的開中法，不但可以大規模增加食鹽的產量，朝廷可以憑借出賣鹽引獲得巨額的錢糧收入，而且商賈在販賣食鹽的同時，還加速了食鹽的運轉速度和擴散範圍，可以向邊疆地區轉運糧草，省去了朝廷囤積糧草的大量開支，兩全其美！
不過，這開中法也有諸多的缺點，比如商賈重利，肯定會想方設法少運糧草、多賣食鹽，如果朝廷監管不力，就會導致諸多嚴重的後果。
所以，天子劉洵決定對後世明代的開中法進行改良，成立專門的販賣食鹽的商社，由朝廷與經過審核的商賈一同出錢成立，朝廷出七成、商賈出三成，獲利的分成也是如此。
於是，天子劉洵將大司農耿壽昌召入宮內，與其一同完善自己對於鹽政的想法。
大司農耿壽昌聽了天子劉洵的想法之後，頓時驚為天人，讚歎道：“天家此議甚妙！如此，雖然朝廷放開了鹽政專營的政策，但是卻可以讓鹽政收入倍增不止，還能夠讓民間商賈一同獲利！”
天子劉洵笑著說道：“不要光想著賺錢！這新鹽政一旦推行，朝廷將對食鹽進行限價，限定最高售價，讓百姓都能夠吃得起食鹽，這才是朕改革鹽政的初衷！”
聽到這裏，大司農耿壽昌不禁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