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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府內的會議室裏,徐天寶早就恭候多時,另外楊士琦、楊度、梁啟超等人也都在座。黃興與他們一一握手,他看著徐天寶,說道:“大總統年輕有為,國之幸事。”


    “克強先生客氣了。”徐天寶笑著說道,“我也是早就盼望和你這位革命前輩見麵了,不要大總統大總統這麽見外,克強先生可以稱唿我為振華。”


    黃興說道:“學無先後達者為師,革命也是一樣,我革了半輩子的命,結果一事無成百不堪,大總統你一出手便扭轉乾坤,黃興慚愧的很。”


    徐天寶說道:“怎麽說是一事無成呢?至少你與孫文讓共和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這才使得袁世凱、張勳等人的陰謀不得人心,我才能因勢利導,二位的功勞實在我之上。”


    一旁徐宗漢插嘴道:“你們二人再這樣相互恭維,莫不是要等到三更半夜才談正事?”


    眾人聞言哈哈大笑


    分賓主落座之後,黃興到也不客氣了,說道:“振華,我到不是恭維你,論功績,你在辛亥和二次革命中,為共和民主的確立立下了不朽功勳,論能力,你擔當東北巡閱使的過程中將東北治理地相當完善,論品格,你謙虛謹慎,禮賢下士,眾人對你的影響都頗好,論影響,這數十萬國防軍和廣大百姓的人心相悖都是明證,這總統的位置,你來擔當最為合適。我和孫先生鬧革命多年,聲勢不小,成績不大。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隻要你能辦好,不要說這一任的大總統,我們還要支持你連任,希望你幹個三十年,使中國的麵貌能完全得到改觀。”


    徐天寶笑了笑,說道:“當三十年大總統?那豈不是和當皇帝差不多?克強先生對我推心置腹,我也坦誠不公,開門見山了。眼下的中國,不能搞多黨選舉的政黨政治,《臨時約法》所確立的責任內閣製,竊認為並不適合中國眼下的國情,還是應當仿效美國,確立總統製。當然,某些人可能有不同意見,認為我徐天寶想做個大權獨攬的總統,想做第二個袁世凱,對此我隻能說,我完全是出於公心,隻要時機一成熟,我自會自行下野,把權力還給人民。”


    說罷,徐天寶又苦笑道:“隻是此時此刻,我這番肺腑之言,又有幾人能信呢?”


    眾人一陣沉默


    “我信!”忽然,楊度大聲說道:“我相信!”


    “哦?為何楊先生對振華這麽有信心?”黃興笑問


    楊度問梁啟超道:“梁先生能不能說一說王霸之道有何異同?”


    梁啟超想了想,說道:““所謂王道。乃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所謂霸道。則是憑借手中強權強力推行,以力服人。兩者可謂殊途同歸。”


    楊度點了點頭,說道:“說得好,眼下的中國名義上雖然是一國,然各地軍閥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以大總統的品格,眾人都不能確信他能自行下野,還政於民,更何況他人乎?”


    眾人默然不語,隻是認真地在傾聽


    楊度說道:“目前共和民主深入人心,討袁本身就以道義口號相號召,可見人心向背。但中國千年以來以人治為主,並無西方之憲政體係,無發達之法律傳統,實現通過法律和道義的手段來鞏固國家乃是黃粱美夢;眼下國防軍兵強馬壯,國內任何一路軍閥都不是對手,大總統大可一統宇內,橫掃**。但倘若唯憑武力,非但不能服眾,也不能從根本上解釋推翻袁世凱的合法性。因為那樣就是用一個新地軍事強權來代替另一個軍事強權,反倒留下一個‘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而’的壞榜樣。”


    黃興說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依你之見,該如何是好呢?”


    楊度笑道:“第一乃是修改《臨時約法》,變責任內閣為總統製,總統不僅有高位,而且有實權,這比較符合中國的習慣;第二乃是權力的相互製衡,三權分立雖然是西洋學說,但可取之處很多,中國之所以停滯不前,與皇帝**有很大幹係,因此,我認為國體的根本問題並不在於有沒有皇帝,而在於權力有沒有製約。不然,何以解釋英、日、德均有皇帝而國富民強,中國也有皇帝偏積貧積弱?”


    梁啟超點了點頭,說道:“我當年支持立憲是這個道理,現在還是這個立場,權力,特別是不受製約地權力是萬萬不可取的,沒有監督的權力,最後得到的隻能是暴君和**!”


    黃興也說道:“中國剛剛實現從帝製到共和的轉變,百姓還沒有擺脫那種皇權至上的觀念,需要一個強力人物來給他們希望,這個強力人物將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舊時代的代表,又是新時代的第一位先驅。”


    楊度又繼續說道:“第三乃是軍隊的歸誰,如果軍隊統屬個人,隻知有個人不知有國家,這是相當危險的,說不定到時候就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如果當權者野心再大,卻得不到軍隊的支持,那麽法律和法院就能將他製服。軍人應該**於政治,不幹涉政治方是百姓之福。”


    楊士琦說道:“那麽軍人一定要涉政呢?”


    不等楊度開口,徐天寶便說道:“那麽他必須辭去軍職,以普通人的身份參與政治。而且辭去軍職之後,五年內不能參加政治活動,以防止軍政勾結。”


    隨後,楊士琦、梁啟超等人又各抒己見,在政治、政體上說了很多。隨後,話題又從政治移到了經濟上。


    長期掌管北洋財政的梁士詒說道:“革命以來,各地紛紛**,雖然名義上擁護中央,但在前清時期規定的解款卻遲遲未到~”梁士詒說道此處頓了頓,看了看王永江,苦笑道:“其中尤以東北為最。鹽稅、郵費、鐵路收入等,統統截留地方。”


    徐天寶笑了,他看了看麵色有些不悅的王永江,又說道:“那時候不上繳國庫是因為信不過袁世凱,如今是此一時彼一時,東北地方上該上繳的還得上繳。”


    王永江這才麵色緩和了下來


    梁士詒心裏也踏實了,便繼續說道:“政府財政,一般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國家稅收,二是對外貿易。就我國目前來說,稅收中,以田賦最為大頭。田賦曆來自古便是主要稅源,所謂有土斯有財。前清田賦淩亂無章,弊端百出,民國後基本承襲舊製。田賦包括地丁、漕糧、租課、附加四大類共九種,其中以地丁、漕糧為主要稅目。田賦除正額外,還有各種附加,既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由於有永不加賦之言,故田賦主體不動,附加節節升高。前清以來,凡是舉辦什麽事情財政緊張,一般都是利用田賦附加籌措抵充地,故而目前附加是正稅地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


    徐天寶說道:“一個國家若不能對外掠奪別國百姓,便隻能對內剝削本國百姓,如此日甚一日,最後官逼民反,改朝換代。我國自古曆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隻知道關起門來刮地皮。你們看洋人,打一次勝仗就得一筆巨款,所以他們本國的老百姓負擔不重,再加上洋人政府處處為本國百姓撐腰,所以洋人百姓也擁護洋人政府。反觀前清,屢戰屢敗,每敗一次就割地賠款,百姓就收一次盤剝,最後積重難返。所以,我以為,中國要富強,第一是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確保割地賠款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而後再努力發展工商業,狠狠地賺洋人的錢,用洋人的錢來供我們開銷,以減輕百姓的負擔。”


    梁啟超笑了,說道:“這倒符合《孫子兵法》就糧於敵的說法,吃敵人一鬥糧,等於節省自己十鬥糧。”


    眾人又是哈哈大笑


    1914年年初的這次政治會議影響深遠,後來的國史編撰者們把這次會議成為“徐黃會議”,這次會議之後,中華民族複興黨和國民黨越走越近,兩黨互相之間的交流日多,隱然有了合並了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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