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寫過一篇散文，題目是《感激》。
在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講到了當年複旦中文係的老師們對我的關愛。在當年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對我，他們的關愛還體現為一種不言而喻的、真情係之的保護。非是時下之人言，老師們對學生們的關愛所能包含的。在當年，那一份具有保護性質的關愛，銘記在一名學生內心裏，任什麽時候迴憶起來都是凝重的。
我還講到了另一位並非中文係的老師。
那麽他是複旦哪一個係的老師呢？
事隔三十餘年，我卻怎麽也不能確切地迴憶起來了。
我所記住的隻是一九七四年，他受複旦大學之命在黑龍江招生。中文係創作專業的兩個名額也在他的工作範圍以內。據說那一年複旦大學總共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招收了二十幾名知識青年，他肩負著對複旦大學五六個專業的責任感。而創作專業的兩個名額中的一個，萬分幸運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事情大致是這樣的——為了替中文係創作專業招到一名將來或能從事文學創作的學生，他在兵團總部翻閱了所有知青文學創作作品集。當年，兵團總部每隔兩年舉辦一次文學創作學習班，創作成果編為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通訊報道與時政評論六類集子。一九七四年，兵團已經培養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學創作隊伍，分散在各師、各團，直至各基層連隊。我是他們中的一個，在基層連隊抬木頭。兵團總部編輯的六類集子中，僅小說集中收錄過我的一篇短篇《向導》。那是我唯一被編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發表在《團戰士報》上。
《向導》的內容是這樣的：一個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職工的率領下進山伐木。那老職工在知青們看來，性格孤倔而專斷——這一片林子不許伐，那一片林子也堅決不許伐，總之已經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樹，一棵也不許伐。於是在這一名老“向導”的率領之下，知青離連隊越來越遠，直至天黑，才勉強湊夠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迴連隊也難以劈為燒材的那一類。而且，老“向導”為了保護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還被倒樹砸傷了。即使他在危險關頭那麽舍己為人，知青們的內心裏卻沒對他起什麽敬意，反而認為那是他自食惡果。伐木拉到了連隊，指責紛起。許多人都質問：“這是拉迴了一爬犁什麽木頭？劈起來多不容易？你怎麽當的向導？”——而他卻用手一指讓眾人看：遠處的山林，已被伐得東禿一片，西禿一片。他說：“這才幾年工夫？別隻圖今天我們省事兒，給後人留下的卻是一座座禿山！那要被後代子孫罵的……”
這樣的一篇短篇小說在當年是比較特別的。主題的“環保”思想鮮明。而當年中國人的詞典裏根本沒有“環保”一詞。我自己的頭腦裏也沒有。隻不過所見之濫伐現象，使我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罷了。
而這一篇僅三千字的短篇小說，卻引起了複旦大學招生老師的共鳴，於是他要見一見名叫梁曉聲的知識青年。於是他乘了十二個小時的列車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再轉乘八九個小時的列車從哈爾濱到北安，那是那一條鐵路的終端，往前已無鐵路了，改乘十來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黑河，第二天上午從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團。如此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識青年梁曉聲正在連隊抬大木，團部通知他，招待所裏有位客人想見他。
當我聽說對方是複旦大學的老師，內心一點兒也沒有驚喜的非分之想。認為那隻不過是招生工作中的一個過場，按今天的說法是作秀。而且，說來慚愧，當年的我這一名哈爾濱知青，竟沒聽說過複旦這一所著名的大學。一名北方青年，當年對南方有一所什麽樣的大學，一向不會發生興趣的。但有人和我談文學，我很高興。
我們竟談了近一個半小時。
我對於“**”中的“文藝”現象“大放厥詞”，倍覺宣泄。
他從自己的包裏取出一本當年的“革命文學”的“樣板書”《牛田洋》，問我看過沒有，有什麽讀後感。
我竟說：“那樣的書翻一分鍾就應該放下，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學作品！”
而那一本書中，整頁整頁地用黑體字印了幾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頭腦中有著當年流行的“左”，則我後來根本不可能成為複旦的一名學子。倘他行前再向團裏留下對我的壞印象，比如“梁曉聲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問題”，那麽我其後的日子更加不好過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們分手時，他說的是“你跟我說過的那些話，不要再跟別人說了，那將會對你不利”。這是關愛。在當年，也是保護性的。後來我知道，他確實去見了團裏的領導，當麵表達了這麽一種態度——如果複旦大學決定招收該名知青，那麽名額不可以被替換。沒有這一位老師的認真，當年我根本不可能成為複旦學子。我入學幾年後，就因為轉氨酶超標，被隔離在衛生所的二樓。他曾站在衛生所平台下仰視著我，安慰了我半個多小時。三個月後我轉到虹橋醫院，他又到衛生所去送我……至今想來，點點滴滴，倍覺溫馨。進而想到——從前的大學生（他似乎是一九六二年留校的）與現在的大學生是那麽不同。雖然我已不認得他是哪一個係哪一個專業的老師了，但卻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係的老師。而當年在我們一團的招待所裏，他這一位並非中文係的老師，和我談到了古今中外那麽多作家和作品。這是耐人尋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人皆一命，是謂生日。但有人是幸運的，能獲二次誕辰。大學者，脫胎換骨之界也。“母校”說法，其意深焉。複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學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間。是複旦當年認認真真地給予了我一種人生的幸運。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師身上所體現出的認真，我認為，當是複旦之傳統精神的一方麵吧！我感激，亦心向複旦之精神也。故我這一篇粗陋的迴憶文字的題目是《複旦與我》，而不是反過來，更非下筆輕妄。我很想在複旦百年校慶之典，見到一九七四年前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招生的那一位老師。
在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講到了當年複旦中文係的老師們對我的關愛。在當年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對我，他們的關愛還體現為一種不言而喻的、真情係之的保護。非是時下之人言，老師們對學生們的關愛所能包含的。在當年，那一份具有保護性質的關愛，銘記在一名學生內心裏，任什麽時候迴憶起來都是凝重的。
我還講到了另一位並非中文係的老師。
那麽他是複旦哪一個係的老師呢？
事隔三十餘年，我卻怎麽也不能確切地迴憶起來了。
我所記住的隻是一九七四年，他受複旦大學之命在黑龍江招生。中文係創作專業的兩個名額也在他的工作範圍以內。據說那一年複旦大學總共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招收了二十幾名知識青年，他肩負著對複旦大學五六個專業的責任感。而創作專業的兩個名額中的一個，萬分幸運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事情大致是這樣的——為了替中文係創作專業招到一名將來或能從事文學創作的學生，他在兵團總部翻閱了所有知青文學創作作品集。當年，兵團總部每隔兩年舉辦一次文學創作學習班，創作成果編為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通訊報道與時政評論六類集子。一九七四年，兵團已經培養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學創作隊伍，分散在各師、各團，直至各基層連隊。我是他們中的一個，在基層連隊抬木頭。兵團總部編輯的六類集子中，僅小說集中收錄過我的一篇短篇《向導》。那是我唯一被編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發表在《團戰士報》上。
《向導》的內容是這樣的：一個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職工的率領下進山伐木。那老職工在知青們看來，性格孤倔而專斷——這一片林子不許伐，那一片林子也堅決不許伐，總之已經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樹，一棵也不許伐。於是在這一名老“向導”的率領之下，知青離連隊越來越遠，直至天黑，才勉強湊夠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迴連隊也難以劈為燒材的那一類。而且，老“向導”為了保護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還被倒樹砸傷了。即使他在危險關頭那麽舍己為人，知青們的內心裏卻沒對他起什麽敬意，反而認為那是他自食惡果。伐木拉到了連隊，指責紛起。許多人都質問：“這是拉迴了一爬犁什麽木頭？劈起來多不容易？你怎麽當的向導？”——而他卻用手一指讓眾人看：遠處的山林，已被伐得東禿一片，西禿一片。他說：“這才幾年工夫？別隻圖今天我們省事兒，給後人留下的卻是一座座禿山！那要被後代子孫罵的……”
這樣的一篇短篇小說在當年是比較特別的。主題的“環保”思想鮮明。而當年中國人的詞典裏根本沒有“環保”一詞。我自己的頭腦裏也沒有。隻不過所見之濫伐現象，使我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罷了。
而這一篇僅三千字的短篇小說，卻引起了複旦大學招生老師的共鳴，於是他要見一見名叫梁曉聲的知識青年。於是他乘了十二個小時的列車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再轉乘八九個小時的列車從哈爾濱到北安，那是那一條鐵路的終端，往前已無鐵路了，改乘十來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黑河，第二天上午從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團。如此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識青年梁曉聲正在連隊抬大木，團部通知他，招待所裏有位客人想見他。
當我聽說對方是複旦大學的老師，內心一點兒也沒有驚喜的非分之想。認為那隻不過是招生工作中的一個過場，按今天的說法是作秀。而且，說來慚愧，當年的我這一名哈爾濱知青，竟沒聽說過複旦這一所著名的大學。一名北方青年，當年對南方有一所什麽樣的大學，一向不會發生興趣的。但有人和我談文學，我很高興。
我們竟談了近一個半小時。
我對於“**”中的“文藝”現象“大放厥詞”，倍覺宣泄。
他從自己的包裏取出一本當年的“革命文學”的“樣板書”《牛田洋》，問我看過沒有，有什麽讀後感。
我竟說：“那樣的書翻一分鍾就應該放下，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學作品！”
而那一本書中，整頁整頁地用黑體字印了幾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頭腦中有著當年流行的“左”，則我後來根本不可能成為複旦的一名學子。倘他行前再向團裏留下對我的壞印象，比如“梁曉聲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問題”，那麽我其後的日子更加不好過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們分手時，他說的是“你跟我說過的那些話，不要再跟別人說了，那將會對你不利”。這是關愛。在當年，也是保護性的。後來我知道，他確實去見了團裏的領導，當麵表達了這麽一種態度——如果複旦大學決定招收該名知青，那麽名額不可以被替換。沒有這一位老師的認真，當年我根本不可能成為複旦學子。我入學幾年後，就因為轉氨酶超標，被隔離在衛生所的二樓。他曾站在衛生所平台下仰視著我，安慰了我半個多小時。三個月後我轉到虹橋醫院，他又到衛生所去送我……至今想來，點點滴滴，倍覺溫馨。進而想到——從前的大學生（他似乎是一九六二年留校的）與現在的大學生是那麽不同。雖然我已不認得他是哪一個係哪一個專業的老師了，但卻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係的老師。而當年在我們一團的招待所裏，他這一位並非中文係的老師，和我談到了古今中外那麽多作家和作品。這是耐人尋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人皆一命，是謂生日。但有人是幸運的，能獲二次誕辰。大學者，脫胎換骨之界也。“母校”說法，其意深焉。複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學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間。是複旦當年認認真真地給予了我一種人生的幸運。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師身上所體現出的認真，我認為，當是複旦之傳統精神的一方麵吧！我感激，亦心向複旦之精神也。故我這一篇粗陋的迴憶文字的題目是《複旦與我》，而不是反過來，更非下筆輕妄。我很想在複旦百年校慶之典，見到一九七四年前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招生的那一位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