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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請說‘大海’。”
二條城天守閣裏，政事總裁一橋慶喜的寵妾阿芳，聞言對著照相機鏡頭做出了一個明媚的笑容。
看著有些手舞足蹈的攝影師武藏小金井，久未開顏的慶喜，也不禁露出些許微笑——畢竟，如今政事亂成了一團麻，煩心之餘，隻有善解人意的阿芳和戲虐的小金井，才能給他帶來少許歡樂。
但盡管如此，慶喜心中還是放不下，他就不明白了，事情怎麽會窘迫成這樣呢？
慶應二年（1866年）年，受慶應兇作和高麗丙寅洋擾的影響，扶桑攘夷風潮再起。
借此良機，慶應三年（1867年）二月，在將軍家茂按例上洛，同時六位國是參與齊聚京都的時候，慶喜聯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績一同發難，扶桑政局由此大變。
事後，作為維新派首腦的政事總裁，鬆平慶永被迫辭職，而慶喜和酒井則分享了權勢：
作為朝廷“禁裏禦守衛總督”的慶喜，又被幕府委任為“政事總裁”兼“大阪城代”;
而出身德川譜代四名家的酒井忠績，則升任新設的“國內事務總裁”，成了名符其實的幕臣第一人！
至於將軍家茂，則被留在京都輔政。
畢竟登基的扶桑新皇才十五歲，不能親政的他，需要征夷大將軍暫且輔佐一年，這不正說明了公武合體的成功麽——可憐的家茂，他在老婆和宮的勸說下，是真的信了。
對這樣的結果，雙方都很滿意：
慶喜的地位再次超然不說，而且他和會津容保、桑名定敬組成的聯盟“一會桑”，這次徹底控製了近畿禦領——大阪城代、京都守護加京都所司代，三項役職加起來，畿內筋的六十一萬石，就算徹底落入三人的口袋了。
而以酒井為首的幕臣也不吃虧，不但扳倒了以慶永為首的維新派，還把安撫武力攘夷派的苦出差事甩鍋給慶喜一係。
按酒井所想，近畿的六十一萬石禦領，慶喜等人也不可能全部吞下去。
其中三成是旗本名下的領地，這個出產，除非慶喜想自絕於德川家，否則他還得老老實實上繳所得年貢。
另外慶喜的“禁裏禦守衛總督”，本來每月就要從幕府支取七千五百俵，一年折合下來，也是九萬石的份額。
至於大阪的出讓，不是還有大阪城番、大阪町奉行嘛，大家互相扯皮也就是了。
再說了，沒有足夠的好處，慶喜怎麽肯幫著溝通朝廷扳倒維新派！
要知道，幕府內部酒井等人有辦法，可六位國是參與中，有薩摩、土佐、宇和島三家，這些諸侯如今可是妥妥的維新一係。
如果這次不是朝廷幫助壓製，有這些外援的支持，慶永等人如何肯低頭認輸。
而慶喜、酒井等人敢發難，而且最終能如願以償，其實還是受了三件事的影響：
第一件，是慶應兇作。
因為大批良田被改做桑園、茶園等，慶應元年（1865年），稍微穩當一些的扶桑米價，就又開始飛速上漲。
而到了慶應二年（1866年），雖然有維新一派的勘定奉行堀直秀等人奔走協調，米價還是翻了一倍——當然了，各路有心人士扯後腿的事咱就不提了。
誰讓你維新派做主，在慶應二年又和彌爾尼壬（比~利時）、丹墨（丹~麥）、意達裏亞三國簽約通商，這糧價上漲的黑鍋不扣在你們身上，那不是太可惜了。
糧食都被洋人買走了！
因此各地攘夷的風暴又開始高漲，維新派的名聲開始狼藉。
至於是不是真的，大家各執一詞，沒事就扯唄。
其實慶喜、酒井等人都明白，因為生絲、茶葉、白蠟
、樟腦等價格一路高企，這些年扶桑各地糧田不斷被轉為它用，扶桑的糧荒，到元治元年（1864年）就特別嚴重了。
以前價格飛漲，是有部分奸商囤積炒作的因素，可在元治元年，糧食是真的開始不夠吃了！
當年呢，治政的慶永等人從米人洋商處購來了糧食，才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呢，這個鍋其實不是維新派搞出來的。
但溯本尋源，糧荒是開國通商導致的，所以維新派背這個鍋，一點也不冤！
第二件對維新派不利的事，就是發生在高麗的“丙寅洋擾”。
慶應二年（1866年）七月，米人武裝商船舍門將軍號跑到高麗沿海，要求其對外開埠通商。
當時米人做出了諸多蠻橫的行為，高麗人一怒之下與之開戰，
結果米人眼大手小，令大家莫名驚詫的是，舍門將軍號居然被擊沉了！
你說說，這“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啊，米人就此丟了大臉。
而且呢，米人雖然叫囂的厲害，可雷聲大雨點小，此事居然好像要不了了之了。
此事傳到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高麗能行扶桑也可以嘛。
更為詭異的，則是丙寅洋擾還沒完，洋人之後又吃了一個大虧：
因為這一年的春天，高麗大肆捕殺切支丹教徒，其中就有九名佛蘭西洋和尚。
可能是受亞羅號之戰的鼓勵，畢竟張和尚馬和尚差不多嘛，因此佛人以七艘戰船征高麗。
西洋曆1866年10月14日，佛人開始入侵江華島。
這江華島呢，是高麗陪都，又是其京城屏障。
本來呢，大家覺得這次高麗慘了，雖然佛蘭西人少，即使其不敢大舉登陸進攻高麗京城，但江華島嘛，肯定會被劫掠一空。
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一直鎖國的高麗，不知道從哪裏搞到的西洋新式軍械，就在佛人登岸的當晚，兩艘戰艦就被炸毀了。
而且呢，增援江華島的高麗兵馬，居然和佛人的陸戰隊打的有來有往、不亦樂乎。
本來呢，佛人就有後患之憂。
在當年西洋曆6月，其就在安南挑起戰端，想要侵占永隆、安江、河仙三地。
同樣坑爹的是，在退入安南的唐人長發軍餘部的幫助下，佛人被打得狼狽不堪——尤其是唐人客將首領石亞達，每戰皆勝，幾乎讓佛蘭西人聞風喪膽。
因此這次征高麗，佛人歐羅巴官府就不同意，完全是其遠東軍頭自作主張。
可安南不好欺負，就到高麗來找便宜，這純屬長的美想得美啊。
眼見速勝無望——其實是求勝不能，佛蘭西人隻好怏怏不快地撤離，然後找高麗的宗主唐人嚴重抗議去了。
高麗在“丙寅洋擾”中戰勝了米、佛兩國，加上後來安南抵抗佛蘭西成功，這讓得知此事的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
可這些人威風起來，那堅持開國的維新派不就有難了。
至於最後一件對維新派不利的，自然是扶桑皇帝薨了這件事。
扶桑皇帝雖然一直要求攘夷，但他還是比較明智的，對激進攘夷派一直保持著警惕和距離，另外他還一直堅持公武合體，認為沒有幕府的攘夷不能成功。
可慶應二年（1866年）十二月，扶桑皇帝暴病而死，接替他的，是十五歲的皇太子。
而這個皇太子呢，年幼的他信任的是叔叔和外公。
叔叔是誰呢，熾仁親王，就是和宮的原定夫君，和將軍家茂有奪妻之恨。
而其外公中山忠能就更別提了，其滿門上下，全都是武力攘夷的狂熱者——
文久三年（1863年）的天誅組之變，擊斃幕府五條城代官，並糾合十津川鄉士進攻大和高取城，這帶頭大哥就是忠能的兒子、皇太子的舅舅，中山忠光。
因此呢，如今京都小朝廷的風向變了，武力攘夷又成了主流。
總而言之，慶應兇作、丙寅洋擾加朝廷轉向，這三件事就是維新派失勢的誘因。
可讓慶喜萬萬沒想到的是，維新派是倒台了，可得勢的自己麵對的局麵，還不是維新派當政時呢——但這次，黑鍋就得自己抗了。
其實，這事誰也沒想到，之前維新派舉步維艱，可換了人之後，那還不如人家維新派呢。
慶應三年（1867年）二月底，政事總裁慶永辭職。
四月初，返迴江戶的國內事務總裁，播磨國姫路藩譜代大名酒井忠績，代理幕臣的他開始清理維新派幕臣：
政事總裁慶永倒了，那他的心腹們，橋本綱紀、三岡八郎自然和橫井時存一樣，都迴越前福井啃老米飯了；
之前主持簽署彌爾尼壬、丹墨、意達裏亞三國通商約定的外國惣奉行，堀利熙，他被迫隱居；
原留守居井戶弘道，被命令退隱；
軍艦奉行岡部長常、中濱萬次郎離職待命，轉入旗本寄合；
歩兵奉行村田永敏被轉入講武所做學頭；
中途反水的維新派幕臣永井尚誌，被提升為大目付；
水野忠徳及時投誠，大目付之位得以保留；
好不容易重新成為大目付的駒井朝溫，被降為勘定奉行；
勘定奉行竹內保德、岩瀨忠震，被明升暗降為西丸留守居；
神奈川奉行大久保利濟，因過份交接洋人、有辱扶桑體統，減封加永蟄居。
……
算上之前辭職的慶永和病死的兩位留守居堀利堅、伊澤政義，維新派近乎全麵失勢。
但是呢，實話實話，國內事務總裁酒井等人下手還是比較有分寸的：
首先，對維新派的處罰都不重。
不光沒有剝奪家名這樣的重罰，連嚴懲都都很少——除了大久保利濟，倒黴的他被殺雞儆猴了，但永蟄居也沒剝奪大久保家的旗本地位。
其次呢，漏網之魚也有幾條，比如江戶南北町奉行小栗忠順、井上清直、勘定奉行堀直秀和外國奉行川路聖謨。
而且呢，維新派還有升職的，比如堀利熙的兒子堀利孟，小小年紀就被提拔為大目付。
但堀利熙被迫隱居，堀利孟哪裏肯做大目付，不怕被人陰死啊。
可無論堀利孟如何推脫，最後他還是被任命為作事奉行。
說白了，酒井等保守幕臣還是認可維新一係的能力的，因此隻是進行了小懲大誡：
希望他們能知情識趣，別再搞什麽“原領奉還”這樣過激的革新了。
如果肯識時務和光同塵，那以後還可以出來做事嘛。
而且，維新派的根基，是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來訪後，湧現出的大將能臣，這些人不是做過海防掛，就是出身於長崎奉行、浦賀奉行、箱館奉行等重要役職。
如果真的一網打盡，那恐怕幕府的新政就搞不下去了——不變則死，其實酒井等人也知道這個道理。
可問題是，這以誰為主，那得分清楚啊，如果旗本地位動搖甚至不保，那維新成功了，又能如何？
完全和我們沒關係了不是。
可這批維新幕臣的失勢,隨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畢竟，酒井等人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維新幕臣這一缺失，洋人的壓力那可是難以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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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請說‘大海’。”
二條城天守閣裏，政事總裁一橋慶喜的寵妾阿芳，聞言對著照相機鏡頭做出了一個明媚的笑容。
看著有些手舞足蹈的攝影師武藏小金井，久未開顏的慶喜，也不禁露出些許微笑——畢竟，如今政事亂成了一團麻，煩心之餘，隻有善解人意的阿芳和戲虐的小金井，才能給他帶來少許歡樂。
但盡管如此，慶喜心中還是放不下，他就不明白了，事情怎麽會窘迫成這樣呢？
慶應二年（1866年）年，受慶應兇作和高麗丙寅洋擾的影響，扶桑攘夷風潮再起。
借此良機，慶應三年（1867年）二月，在將軍家茂按例上洛，同時六位國是參與齊聚京都的時候，慶喜聯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績一同發難，扶桑政局由此大變。
事後，作為維新派首腦的政事總裁，鬆平慶永被迫辭職，而慶喜和酒井則分享了權勢：
作為朝廷“禁裏禦守衛總督”的慶喜，又被幕府委任為“政事總裁”兼“大阪城代”;
而出身德川譜代四名家的酒井忠績，則升任新設的“國內事務總裁”，成了名符其實的幕臣第一人！
至於將軍家茂，則被留在京都輔政。
畢竟登基的扶桑新皇才十五歲，不能親政的他，需要征夷大將軍暫且輔佐一年，這不正說明了公武合體的成功麽——可憐的家茂，他在老婆和宮的勸說下，是真的信了。
對這樣的結果，雙方都很滿意：
慶喜的地位再次超然不說，而且他和會津容保、桑名定敬組成的聯盟“一會桑”，這次徹底控製了近畿禦領——大阪城代、京都守護加京都所司代，三項役職加起來，畿內筋的六十一萬石，就算徹底落入三人的口袋了。
而以酒井為首的幕臣也不吃虧，不但扳倒了以慶永為首的維新派，還把安撫武力攘夷派的苦出差事甩鍋給慶喜一係。
按酒井所想，近畿的六十一萬石禦領，慶喜等人也不可能全部吞下去。
其中三成是旗本名下的領地，這個出產，除非慶喜想自絕於德川家，否則他還得老老實實上繳所得年貢。
另外慶喜的“禁裏禦守衛總督”，本來每月就要從幕府支取七千五百俵，一年折合下來，也是九萬石的份額。
至於大阪的出讓，不是還有大阪城番、大阪町奉行嘛，大家互相扯皮也就是了。
再說了，沒有足夠的好處，慶喜怎麽肯幫著溝通朝廷扳倒維新派！
要知道，幕府內部酒井等人有辦法，可六位國是參與中，有薩摩、土佐、宇和島三家，這些諸侯如今可是妥妥的維新一係。
如果這次不是朝廷幫助壓製，有這些外援的支持，慶永等人如何肯低頭認輸。
而慶喜、酒井等人敢發難，而且最終能如願以償，其實還是受了三件事的影響：
第一件，是慶應兇作。
因為大批良田被改做桑園、茶園等，慶應元年（1865年），稍微穩當一些的扶桑米價，就又開始飛速上漲。
而到了慶應二年（1866年），雖然有維新一派的勘定奉行堀直秀等人奔走協調，米價還是翻了一倍——當然了，各路有心人士扯後腿的事咱就不提了。
誰讓你維新派做主，在慶應二年又和彌爾尼壬（比~利時）、丹墨（丹~麥）、意達裏亞三國簽約通商，這糧價上漲的黑鍋不扣在你們身上，那不是太可惜了。
糧食都被洋人買走了！
因此各地攘夷的風暴又開始高漲，維新派的名聲開始狼藉。
至於是不是真的，大家各執一詞，沒事就扯唄。
其實慶喜、酒井等人都明白，因為生絲、茶葉、白蠟
、樟腦等價格一路高企，這些年扶桑各地糧田不斷被轉為它用，扶桑的糧荒，到元治元年（1864年）就特別嚴重了。
以前價格飛漲，是有部分奸商囤積炒作的因素，可在元治元年，糧食是真的開始不夠吃了！
當年呢，治政的慶永等人從米人洋商處購來了糧食，才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呢，這個鍋其實不是維新派搞出來的。
但溯本尋源，糧荒是開國通商導致的，所以維新派背這個鍋，一點也不冤！
第二件對維新派不利的事，就是發生在高麗的“丙寅洋擾”。
慶應二年（1866年）七月，米人武裝商船舍門將軍號跑到高麗沿海，要求其對外開埠通商。
當時米人做出了諸多蠻橫的行為，高麗人一怒之下與之開戰，
結果米人眼大手小，令大家莫名驚詫的是，舍門將軍號居然被擊沉了！
你說說，這“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啊，米人就此丟了大臉。
而且呢，米人雖然叫囂的厲害，可雷聲大雨點小，此事居然好像要不了了之了。
此事傳到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高麗能行扶桑也可以嘛。
更為詭異的，則是丙寅洋擾還沒完，洋人之後又吃了一個大虧：
因為這一年的春天，高麗大肆捕殺切支丹教徒，其中就有九名佛蘭西洋和尚。
可能是受亞羅號之戰的鼓勵，畢竟張和尚馬和尚差不多嘛，因此佛人以七艘戰船征高麗。
西洋曆1866年10月14日，佛人開始入侵江華島。
這江華島呢，是高麗陪都，又是其京城屏障。
本來呢，大家覺得這次高麗慘了，雖然佛蘭西人少，即使其不敢大舉登陸進攻高麗京城，但江華島嘛，肯定會被劫掠一空。
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一直鎖國的高麗，不知道從哪裏搞到的西洋新式軍械，就在佛人登岸的當晚，兩艘戰艦就被炸毀了。
而且呢，增援江華島的高麗兵馬，居然和佛人的陸戰隊打的有來有往、不亦樂乎。
本來呢，佛人就有後患之憂。
在當年西洋曆6月，其就在安南挑起戰端，想要侵占永隆、安江、河仙三地。
同樣坑爹的是，在退入安南的唐人長發軍餘部的幫助下，佛人被打得狼狽不堪——尤其是唐人客將首領石亞達，每戰皆勝，幾乎讓佛蘭西人聞風喪膽。
因此這次征高麗，佛人歐羅巴官府就不同意，完全是其遠東軍頭自作主張。
可安南不好欺負，就到高麗來找便宜，這純屬長的美想得美啊。
眼見速勝無望——其實是求勝不能，佛蘭西人隻好怏怏不快地撤離，然後找高麗的宗主唐人嚴重抗議去了。
高麗在“丙寅洋擾”中戰勝了米、佛兩國，加上後來安南抵抗佛蘭西成功，這讓得知此事的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
可這些人威風起來，那堅持開國的維新派不就有難了。
至於最後一件對維新派不利的，自然是扶桑皇帝薨了這件事。
扶桑皇帝雖然一直要求攘夷，但他還是比較明智的，對激進攘夷派一直保持著警惕和距離，另外他還一直堅持公武合體，認為沒有幕府的攘夷不能成功。
可慶應二年（1866年）十二月，扶桑皇帝暴病而死，接替他的，是十五歲的皇太子。
而這個皇太子呢，年幼的他信任的是叔叔和外公。
叔叔是誰呢，熾仁親王，就是和宮的原定夫君，和將軍家茂有奪妻之恨。
而其外公中山忠能就更別提了，其滿門上下，全都是武力攘夷的狂熱者——
文久三年（1863年）的天誅組之變，擊斃幕府五條城代官，並糾合十津川鄉士進攻大和高取城，這帶頭大哥就是忠能的兒子、皇太子的舅舅，中山忠光。
因此呢，如今京都小朝廷的風向變了，武力攘夷又成了主流。
總而言之，慶應兇作、丙寅洋擾加朝廷轉向，這三件事就是維新派失勢的誘因。
可讓慶喜萬萬沒想到的是，維新派是倒台了，可得勢的自己麵對的局麵，還不是維新派當政時呢——但這次，黑鍋就得自己抗了。
其實，這事誰也沒想到，之前維新派舉步維艱，可換了人之後，那還不如人家維新派呢。
慶應三年（1867年）二月底，政事總裁慶永辭職。
四月初，返迴江戶的國內事務總裁，播磨國姫路藩譜代大名酒井忠績，代理幕臣的他開始清理維新派幕臣：
政事總裁慶永倒了，那他的心腹們，橋本綱紀、三岡八郎自然和橫井時存一樣，都迴越前福井啃老米飯了；
之前主持簽署彌爾尼壬、丹墨、意達裏亞三國通商約定的外國惣奉行，堀利熙，他被迫隱居；
原留守居井戶弘道，被命令退隱；
軍艦奉行岡部長常、中濱萬次郎離職待命，轉入旗本寄合；
歩兵奉行村田永敏被轉入講武所做學頭；
中途反水的維新派幕臣永井尚誌，被提升為大目付；
水野忠徳及時投誠，大目付之位得以保留；
好不容易重新成為大目付的駒井朝溫，被降為勘定奉行；
勘定奉行竹內保德、岩瀨忠震，被明升暗降為西丸留守居；
神奈川奉行大久保利濟，因過份交接洋人、有辱扶桑體統，減封加永蟄居。
……
算上之前辭職的慶永和病死的兩位留守居堀利堅、伊澤政義，維新派近乎全麵失勢。
但是呢，實話實話，國內事務總裁酒井等人下手還是比較有分寸的：
首先，對維新派的處罰都不重。
不光沒有剝奪家名這樣的重罰，連嚴懲都都很少——除了大久保利濟，倒黴的他被殺雞儆猴了，但永蟄居也沒剝奪大久保家的旗本地位。
其次呢，漏網之魚也有幾條，比如江戶南北町奉行小栗忠順、井上清直、勘定奉行堀直秀和外國奉行川路聖謨。
而且呢，維新派還有升職的，比如堀利熙的兒子堀利孟，小小年紀就被提拔為大目付。
但堀利熙被迫隱居，堀利孟哪裏肯做大目付，不怕被人陰死啊。
可無論堀利孟如何推脫，最後他還是被任命為作事奉行。
說白了，酒井等保守幕臣還是認可維新一係的能力的，因此隻是進行了小懲大誡：
希望他們能知情識趣，別再搞什麽“原領奉還”這樣過激的革新了。
如果肯識時務和光同塵，那以後還可以出來做事嘛。
而且，維新派的根基，是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來訪後，湧現出的大將能臣，這些人不是做過海防掛，就是出身於長崎奉行、浦賀奉行、箱館奉行等重要役職。
如果真的一網打盡，那恐怕幕府的新政就搞不下去了——不變則死，其實酒井等人也知道這個道理。
可問題是，這以誰為主，那得分清楚啊，如果旗本地位動搖甚至不保，那維新成功了，又能如何？
完全和我們沒關係了不是。
可這批維新幕臣的失勢,隨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畢竟，酒井等人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維新幕臣這一缺失，洋人的壓力那可是難以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