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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二年(1862年)閏八月,橫濱勸業銀行成立,總裁為三岡八郎,其業務呢,主要是短期放貸給與洋人貿易的商人。
原來,洋人收購扶桑物產,這小額還好,大額則往往有三個月的賬期,扶桑商人無不為之苦惱:
一個呢,壓三個月的帳,這資金周轉不就緊張了嘛;
二一個,這其中的風險也不能說沒有,洋商跑路雖然不常見可也是有的,而且為此各家都在橫濱派人盯守,又無端增加了一筆費用。
而洋商這麽做的理由也很強大,扶桑商人往往抱團抬價,這三個月的賬期一出,為了盡早拿到款項,這扶桑商人的聯盟就維係不住了——當然,三個月的錢息積少成多,也算洋商的一筆額外進項。
因此橫濱勸業銀行一出現,對扶桑商人是個大利好:
這洋商的付款單,如今可以直接交給銀行抵押變現,雖然交了些利息,不過看在資金周轉和風險規避的份上,肯定是值得的。
而且願意拿三個月再結賬,也沒說不行啊。
這多一條路,誰敢說不香!
而銀行呢,則因為有幕府的背景,洋商也不好過於刁難,因此也有的賺,而積少成多之下,前景可期。
這橋本綱紀的接風洗塵宴席,舉辦在十月十五日,而橫濱勸業銀行兩個月前開始運作,其收購的第一批洋商付款單,到此時亦然陸續開始變現。
三岡八郎提起這些,自然是躊躇滿誌,而在座的各家陪臣,也很是開心。
這些人為啥開心啊?
當然是因為銀行也有自家股份,這沒賠就是好事,何況聽總裁三岡這麽一說,居然分紅可期,這不是意外之喜嘛。
當初,勝手方老中久世廣周提出建立西式銀行,之後獲得了幕府同意,雖然打著經世濟民的旗號,可奈何外界不這麽看啊:
類似中華錢莊的兩替商等,在扶桑早就出現了,最著名的就是兩百年前成立的大阪“十人組兩替商”。
如今幕府自己搞這個西式銀行,“武士不善於經商”這個先不提,架構、名稱和記賬等的革新也不論,可存錢倒給利息是什麽鬼?
要知道,就算“十人兩替”這樣的豪商,你要上門存錢,也是要給人家交保管費的,至於錢息,是拜托這些豪商放貸才能有。
像這樣隨隨便便就有錢息可拿,幕府你是認真的?
因此諸侯和幕臣,都認為這是幕府研究出來的一種新姿勢,為的就是搜刮錢財。
可後麵這個看法有些動搖,因為幕府並未采用什麽強硬法令要求存款,但畢竟時日尚淺,放長線釣大魚也有可能,因此大家還是觀望的多——扶桑對外開埠以來,經綸凋敝、民不聊生,但其實有錢的還是不少,隻是苦於沒有投資途徑罷了。
但個人可以觀望,可諸侯就無法徹底置身事外了:
六月的小朝廷敕旨,其中不是說讓幕府選拔諸侯五大佬輔政麽,治政的慶喜、慶永一番操作,居然將此事與銀行關聯起來。
原本的幕藩體製,朝廷委大政於幕府,這大權盡落於譜代大名、大身旗本手中,如今嘛,扶桑飄搖、幕藩離心,為了共度時艱也好,為了防止諸侯跑去擁立朝廷也罷,反正這分權共議勢在必行。
可具體怎麽操作,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這扶桑體量小,近年動蕩和對外開埠大有幹係,因此,這內外貿易可以算是當今的頭等大事。
因此,慶喜、慶永將銀行當做深化幕藩合作的探路石,真是一點也不奇怪。
之前呢,幕府獨斷專行把關稅都放到了自己的口袋裏;如今嘛,則是通過橫濱勸業銀行開出了口子,開啟了利益均沾的模式。
別看如今物議洶湧,可幕府畢竟一家獨大了兩百多年,諸侯尤其是外樣,此時還真沒有一步登天的想法,因此,在仔細考慮銀行的利弊之後,大家陸續入股。
此
前,萬延元年(1860年)閏三月,江戶發出了五品江戶迴令,對雜穀、水油、蠟、吳服、生絲五種貨物,要求在橫濱統購統銷,而這經營權嘛,自然落入到和幕府關係密切的豪商手中。
如今借著橫濱勸業銀行成立的契機,幕府放開了口子,表示五品迴令還要繼續實行,但經營權可以放開,如今各家的禦用商人都可以來分一杯羹。
實際上,幕府這也是沒辦法:
五品江戶迴令是規定了統購統銷,奈何很多強力大名他們不遵守啊。
比如利潤最大的生絲,有路子的自己幹起了密貿易,至於沒路子的,那就找有路子的搭夥唄,反正誰也不肯讓幕府白白揩油。
現在這經營權一放開,橫濱的貿易增長指日可待,於是勸業銀行的優勢立馬體現出來,有一句話叫財雄勢大,誰掌握了這家銀行,無疑就變相掌握了商人和貿易份額。
說實話,如果不是顧忌幕府、風險和本錢有限,諸侯恨不得自己開這麽一家銀行。
而且呢,幕府也一改原本橫行霸道的作風,將橫濱勸業銀行作為半官府機構,雖然歸勘定方管轄,但人員和經營完全自主,全部由出資各家協商。
為示人以誠,雖然第一筆本錢十萬金是幕府出的,但連總裁都是由越前福井藩士三岡八郎出任。
被看隻是小小一家銀行,可實際上卻有遙控對洋人貿易的前景,那既然幕府願意分肥,自然有人捧場。
今日晚宴之後留下的,各家在銀行都有出資,其中以慶永、慶喜和島津三家為多,各有三萬金的投入。
看慶永的心腹三岡八郎在那裏誇誇其談,而在座的又多有奉承,慶喜的謀主藤田彪可坐不住了,他忍不住刺了一句:
“攘夷在即,這銀行卻有助洋人貿易,恐怕不妥吧。”
此言大煞風景,因此一出就滿座愕然:
“這位想什麽呢?銀行你家主子也有參與,這是喝多了開始說胡話麽。”
其實大家都不了解其中內情,藤田心裏有刺才會這麽說:
在座的,慶永的越前、老中板倉的鬆山,連帶薩摩、長州、土佐和南樺太,甚至佐久間象山出身的鬆代藩,那都是有錢的,至於錢怎麽來的,都和殖產興業及貿易相關。
而藤田彪出身的水戶,從齊昭的天保革新開始,曆來以農為本、唾棄商業,因此在對外開埠以後受到了重創,如今是窮的不得了。
原本呢,水戶人窮誌不短,諸人還可以用兵強自我安慰:
“歪門邪道啥的,我們隻是不屑於搞而已。
如今是扶桑危難之際,強兵抵禦外侮為首要之事,待攘夷之後,自然河清海晏。”
可白主協同會津上洛,北地雄兵於九月四日乘船趕到那珂湊,穿行水戶三日內趕到江戶,這件事可就把水戶的最後一張遮羞布徹底扒了下來:
白主番兵雖然和水戶沒交手,可看樣子也能看出來優劣啊。
這頭盔明亮、靴聲橐橐,身高體壯兼意氣昂揚,水戶武士無不自慚形穢,這吃不飽、穿不暖倒也罷了,可賴以自傲的精氣神被都比下去了,這可怎麽破?
事後水戶有人特意跑到江戶,跟藤田彪抱怨此事,藤田當時就惱羞成怒了,認為白主鬆前家是佞臣,從那珂湊登岸是有意給水戶立威。
自老家主齊昭起,這水戶和幕府一直不睦,因此藤田這麽想也無可厚非。
而實際上,他還真沒猜錯:
白主出兵的航線,是沿著東海路南下,從奧州到江戶。
至於登陸的港口嘛,這江戶附近的,當然不能違反幕府禁令大兵入港,不過下總國銚子湊、伊豆的下田或韭山,這爭取一下,看在北地出兵路途遙遠的份上,可未必不行。
而直秀非要選那珂湊登岸,確實是不存好心,他就是想震懾一下水戶天狗黨,別整天坐井觀天、自高自大,有那閑心,好好種地或者搞點經濟,把小日子
過得紅火點,比啥不強!
這水戶天狗黨憂國憂民,直秀不敢有意見,可意見不同就動刀動槍,甚至要置人於死地,這也太豪橫了吧,是病就得治啊。
因此,藤田歪打正著,確實沒冤枉北地,從直秀這,白主鬆前家就對藤田乃至將軍後見慶喜不滿。
但藤田不滿歸不滿,當眾挑事就有點不自量力了:
不光直秀,在座的,包括同為慶喜謀主的佐久間象山,誰不和藤田格格不入啊,大家都是本國響當當的角色,這殖產興業、大力通商就是這些人做起來的,怎麽滴,你藤田有意見?
直秀亂入至今,這蝴蝶的翅膀早換成大個的了,就算沒有呂宋鷹翼展2.2米辣麽大,可也有大白鵝展翅1.4米了,做個鵝毛扇的話,也氣派的很。
如今亂入造成的影響之大,就以如今在座的諸人為例好了:
水戶藤田彪,這位沒死於1855年的江戶大地震,如今活蹦亂跳的,還能神清氣足地噴人;
而鬆代藩的佐久間象山,不但沒因為學生吉田矩方的拖累而蟄居,反倒因為北地的扶持,在鬆代藩殖產興業大有成績,如今還提前兩年勾搭上了慶喜——鬆代藩高山與盆地較多,氣候和蝦夷地仿佛,因此和北地農學及養殖業可以無縫連接。
至於橫井時存,這位小楠先生如今在肥後熊本藩根基深厚,雖然還是和家老長岡不睦因而不得本藩重用,可在豪商、豪農口中,這位可如同天神下凡一樣,被膜拜不已。
慶永四大心腹剩下的三位,橋本綱紀沒死於安政大獄,而三岡八郎,他如今做了銀行總裁,成了幕藩深入合作的頭雁,隻有中根師質變化最小,可現在福井藩比原本強了許多,水漲船高之下,他也受益匪淺啊。
接下來是島津家的西鄉隆永、長州毛利家的吉田矩方和土佐的吉田元吉:
這西鄉沒和月照和尚一起投海,反倒在直秀安排下,到北米留學深造,如今迴到扶桑,深得家主齊彬信任,這不,在江戶拋頭露麵的,勾搭各家積極的很。
當然了,沒去荒島流放,這第二春沒有了,但直秀相信,如今早有美眷的西鄉絕對不會在乎這個。
而吉田矩方呢,他也和橋本一樣,逃掉了安政大獄身死的命運,而且還得償所願去了趟英吉利學習,如今赫然已是家主毛利慶親的側用人,得以參與長州大政,堪稱是神一樣的翻轉。
至於另一個吉田,土佐的吉田元吉,真論起來更是威風八麵,別人是家主心腹,他可是就差給家主當爹了。
雖然,在安政四年(1857年),十四代家主山內豐信鑒於其威權日盛,找了個借口將其罷免,可豐信不是在安政大獄裏倒黴了麽,元吉走還健在的十二代家主豐資的路子,趁勢複起。
新任家主豐範年幼,豐信在江戶謹慎,而豐資年歲已高,受了一次教訓的吉田,趁機徹底革新了幕政,一舉打破土佐兩百餘年來的上士、鄉士之分。
靠著這些年苦心經營經綸的影響,如今土佐赫然已是清一色的吉田一黨。
至於原本改在今年四月發生的刺殺,因為土佐勤王黨就沒成氣候,自然就沒有發生——如今土佐各地的生活都不錯,鄉士也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勤王,勤個鬼呦,誰想去自帶幹糧扶貧啊。
至於最後的大久保利濟和龍馬,如今在北地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一個是顧盼自雄的文官之首,一個是深孚眾望的後起之秀,因為大久保沒琢磨著倒幕、龍馬也沒機會做“瀟灑的”浪人了。
可憐的東湖先生藤田彪,如今麵對的,可是直秀二十年亂入後積累的成果,因此,就算他心有芥蒂,即使他自覺格格不入,但實際上,他能翻出啥浪花啊。
說真的,直秀還真沒把藤田放在眼裏,他現在想的,是如何借勢壓製慶喜,然後好進一步推動慶永革新幕政。
文久二年(1862年),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時機,天時、地利、人和都湊全了,這不大幹一場實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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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二年(1862年)閏八月,橫濱勸業銀行成立,總裁為三岡八郎,其業務呢,主要是短期放貸給與洋人貿易的商人。
原來,洋人收購扶桑物產,這小額還好,大額則往往有三個月的賬期,扶桑商人無不為之苦惱:
一個呢,壓三個月的帳,這資金周轉不就緊張了嘛;
二一個,這其中的風險也不能說沒有,洋商跑路雖然不常見可也是有的,而且為此各家都在橫濱派人盯守,又無端增加了一筆費用。
而洋商這麽做的理由也很強大,扶桑商人往往抱團抬價,這三個月的賬期一出,為了盡早拿到款項,這扶桑商人的聯盟就維係不住了——當然,三個月的錢息積少成多,也算洋商的一筆額外進項。
因此橫濱勸業銀行一出現,對扶桑商人是個大利好:
這洋商的付款單,如今可以直接交給銀行抵押變現,雖然交了些利息,不過看在資金周轉和風險規避的份上,肯定是值得的。
而且願意拿三個月再結賬,也沒說不行啊。
這多一條路,誰敢說不香!
而銀行呢,則因為有幕府的背景,洋商也不好過於刁難,因此也有的賺,而積少成多之下,前景可期。
這橋本綱紀的接風洗塵宴席,舉辦在十月十五日,而橫濱勸業銀行兩個月前開始運作,其收購的第一批洋商付款單,到此時亦然陸續開始變現。
三岡八郎提起這些,自然是躊躇滿誌,而在座的各家陪臣,也很是開心。
這些人為啥開心啊?
當然是因為銀行也有自家股份,這沒賠就是好事,何況聽總裁三岡這麽一說,居然分紅可期,這不是意外之喜嘛。
當初,勝手方老中久世廣周提出建立西式銀行,之後獲得了幕府同意,雖然打著經世濟民的旗號,可奈何外界不這麽看啊:
類似中華錢莊的兩替商等,在扶桑早就出現了,最著名的就是兩百年前成立的大阪“十人組兩替商”。
如今幕府自己搞這個西式銀行,“武士不善於經商”這個先不提,架構、名稱和記賬等的革新也不論,可存錢倒給利息是什麽鬼?
要知道,就算“十人兩替”這樣的豪商,你要上門存錢,也是要給人家交保管費的,至於錢息,是拜托這些豪商放貸才能有。
像這樣隨隨便便就有錢息可拿,幕府你是認真的?
因此諸侯和幕臣,都認為這是幕府研究出來的一種新姿勢,為的就是搜刮錢財。
可後麵這個看法有些動搖,因為幕府並未采用什麽強硬法令要求存款,但畢竟時日尚淺,放長線釣大魚也有可能,因此大家還是觀望的多——扶桑對外開埠以來,經綸凋敝、民不聊生,但其實有錢的還是不少,隻是苦於沒有投資途徑罷了。
但個人可以觀望,可諸侯就無法徹底置身事外了:
六月的小朝廷敕旨,其中不是說讓幕府選拔諸侯五大佬輔政麽,治政的慶喜、慶永一番操作,居然將此事與銀行關聯起來。
原本的幕藩體製,朝廷委大政於幕府,這大權盡落於譜代大名、大身旗本手中,如今嘛,扶桑飄搖、幕藩離心,為了共度時艱也好,為了防止諸侯跑去擁立朝廷也罷,反正這分權共議勢在必行。
可具體怎麽操作,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這扶桑體量小,近年動蕩和對外開埠大有幹係,因此,這內外貿易可以算是當今的頭等大事。
因此,慶喜、慶永將銀行當做深化幕藩合作的探路石,真是一點也不奇怪。
之前呢,幕府獨斷專行把關稅都放到了自己的口袋裏;如今嘛,則是通過橫濱勸業銀行開出了口子,開啟了利益均沾的模式。
別看如今物議洶湧,可幕府畢竟一家獨大了兩百多年,諸侯尤其是外樣,此時還真沒有一步登天的想法,因此,在仔細考慮銀行的利弊之後,大家陸續入股。
此
前,萬延元年(1860年)閏三月,江戶發出了五品江戶迴令,對雜穀、水油、蠟、吳服、生絲五種貨物,要求在橫濱統購統銷,而這經營權嘛,自然落入到和幕府關係密切的豪商手中。
如今借著橫濱勸業銀行成立的契機,幕府放開了口子,表示五品迴令還要繼續實行,但經營權可以放開,如今各家的禦用商人都可以來分一杯羹。
實際上,幕府這也是沒辦法:
五品江戶迴令是規定了統購統銷,奈何很多強力大名他們不遵守啊。
比如利潤最大的生絲,有路子的自己幹起了密貿易,至於沒路子的,那就找有路子的搭夥唄,反正誰也不肯讓幕府白白揩油。
現在這經營權一放開,橫濱的貿易增長指日可待,於是勸業銀行的優勢立馬體現出來,有一句話叫財雄勢大,誰掌握了這家銀行,無疑就變相掌握了商人和貿易份額。
說實話,如果不是顧忌幕府、風險和本錢有限,諸侯恨不得自己開這麽一家銀行。
而且呢,幕府也一改原本橫行霸道的作風,將橫濱勸業銀行作為半官府機構,雖然歸勘定方管轄,但人員和經營完全自主,全部由出資各家協商。
為示人以誠,雖然第一筆本錢十萬金是幕府出的,但連總裁都是由越前福井藩士三岡八郎出任。
被看隻是小小一家銀行,可實際上卻有遙控對洋人貿易的前景,那既然幕府願意分肥,自然有人捧場。
今日晚宴之後留下的,各家在銀行都有出資,其中以慶永、慶喜和島津三家為多,各有三萬金的投入。
看慶永的心腹三岡八郎在那裏誇誇其談,而在座的又多有奉承,慶喜的謀主藤田彪可坐不住了,他忍不住刺了一句:
“攘夷在即,這銀行卻有助洋人貿易,恐怕不妥吧。”
此言大煞風景,因此一出就滿座愕然:
“這位想什麽呢?銀行你家主子也有參與,這是喝多了開始說胡話麽。”
其實大家都不了解其中內情,藤田心裏有刺才會這麽說:
在座的,慶永的越前、老中板倉的鬆山,連帶薩摩、長州、土佐和南樺太,甚至佐久間象山出身的鬆代藩,那都是有錢的,至於錢怎麽來的,都和殖產興業及貿易相關。
而藤田彪出身的水戶,從齊昭的天保革新開始,曆來以農為本、唾棄商業,因此在對外開埠以後受到了重創,如今是窮的不得了。
原本呢,水戶人窮誌不短,諸人還可以用兵強自我安慰:
“歪門邪道啥的,我們隻是不屑於搞而已。
如今是扶桑危難之際,強兵抵禦外侮為首要之事,待攘夷之後,自然河清海晏。”
可白主協同會津上洛,北地雄兵於九月四日乘船趕到那珂湊,穿行水戶三日內趕到江戶,這件事可就把水戶的最後一張遮羞布徹底扒了下來:
白主番兵雖然和水戶沒交手,可看樣子也能看出來優劣啊。
這頭盔明亮、靴聲橐橐,身高體壯兼意氣昂揚,水戶武士無不自慚形穢,這吃不飽、穿不暖倒也罷了,可賴以自傲的精氣神被都比下去了,這可怎麽破?
事後水戶有人特意跑到江戶,跟藤田彪抱怨此事,藤田當時就惱羞成怒了,認為白主鬆前家是佞臣,從那珂湊登岸是有意給水戶立威。
自老家主齊昭起,這水戶和幕府一直不睦,因此藤田這麽想也無可厚非。
而實際上,他還真沒猜錯:
白主出兵的航線,是沿著東海路南下,從奧州到江戶。
至於登陸的港口嘛,這江戶附近的,當然不能違反幕府禁令大兵入港,不過下總國銚子湊、伊豆的下田或韭山,這爭取一下,看在北地出兵路途遙遠的份上,可未必不行。
而直秀非要選那珂湊登岸,確實是不存好心,他就是想震懾一下水戶天狗黨,別整天坐井觀天、自高自大,有那閑心,好好種地或者搞點經濟,把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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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水戶天狗黨憂國憂民,直秀不敢有意見,可意見不同就動刀動槍,甚至要置人於死地,這也太豪橫了吧,是病就得治啊。
因此,藤田歪打正著,確實沒冤枉北地,從直秀這,白主鬆前家就對藤田乃至將軍後見慶喜不滿。
但藤田不滿歸不滿,當眾挑事就有點不自量力了:
不光直秀,在座的,包括同為慶喜謀主的佐久間象山,誰不和藤田格格不入啊,大家都是本國響當當的角色,這殖產興業、大力通商就是這些人做起來的,怎麽滴,你藤田有意見?
直秀亂入至今,這蝴蝶的翅膀早換成大個的了,就算沒有呂宋鷹翼展2.2米辣麽大,可也有大白鵝展翅1.4米了,做個鵝毛扇的話,也氣派的很。
如今亂入造成的影響之大,就以如今在座的諸人為例好了:
水戶藤田彪,這位沒死於1855年的江戶大地震,如今活蹦亂跳的,還能神清氣足地噴人;
而鬆代藩的佐久間象山,不但沒因為學生吉田矩方的拖累而蟄居,反倒因為北地的扶持,在鬆代藩殖產興業大有成績,如今還提前兩年勾搭上了慶喜——鬆代藩高山與盆地較多,氣候和蝦夷地仿佛,因此和北地農學及養殖業可以無縫連接。
至於橫井時存,這位小楠先生如今在肥後熊本藩根基深厚,雖然還是和家老長岡不睦因而不得本藩重用,可在豪商、豪農口中,這位可如同天神下凡一樣,被膜拜不已。
慶永四大心腹剩下的三位,橋本綱紀沒死於安政大獄,而三岡八郎,他如今做了銀行總裁,成了幕藩深入合作的頭雁,隻有中根師質變化最小,可現在福井藩比原本強了許多,水漲船高之下,他也受益匪淺啊。
接下來是島津家的西鄉隆永、長州毛利家的吉田矩方和土佐的吉田元吉:
這西鄉沒和月照和尚一起投海,反倒在直秀安排下,到北米留學深造,如今迴到扶桑,深得家主齊彬信任,這不,在江戶拋頭露麵的,勾搭各家積極的很。
當然了,沒去荒島流放,這第二春沒有了,但直秀相信,如今早有美眷的西鄉絕對不會在乎這個。
而吉田矩方呢,他也和橋本一樣,逃掉了安政大獄身死的命運,而且還得償所願去了趟英吉利學習,如今赫然已是家主毛利慶親的側用人,得以參與長州大政,堪稱是神一樣的翻轉。
至於另一個吉田,土佐的吉田元吉,真論起來更是威風八麵,別人是家主心腹,他可是就差給家主當爹了。
雖然,在安政四年(1857年),十四代家主山內豐信鑒於其威權日盛,找了個借口將其罷免,可豐信不是在安政大獄裏倒黴了麽,元吉走還健在的十二代家主豐資的路子,趁勢複起。
新任家主豐範年幼,豐信在江戶謹慎,而豐資年歲已高,受了一次教訓的吉田,趁機徹底革新了幕政,一舉打破土佐兩百餘年來的上士、鄉士之分。
靠著這些年苦心經營經綸的影響,如今土佐赫然已是清一色的吉田一黨。
至於原本改在今年四月發生的刺殺,因為土佐勤王黨就沒成氣候,自然就沒有發生——如今土佐各地的生活都不錯,鄉士也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勤王,勤個鬼呦,誰想去自帶幹糧扶貧啊。
至於最後的大久保利濟和龍馬,如今在北地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一個是顧盼自雄的文官之首,一個是深孚眾望的後起之秀,因為大久保沒琢磨著倒幕、龍馬也沒機會做“瀟灑的”浪人了。
可憐的東湖先生藤田彪,如今麵對的,可是直秀二十年亂入後積累的成果,因此,就算他心有芥蒂,即使他自覺格格不入,但實際上,他能翻出啥浪花啊。
說真的,直秀還真沒把藤田放在眼裏,他現在想的,是如何借勢壓製慶喜,然後好進一步推動慶永革新幕政。
文久二年(1862年),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時機,天時、地利、人和都湊全了,這不大幹一場實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