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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長空，人在大自然的壯麗下總會發現自己的渺小，大家初次出海都難抑幸福。但迴船船隻空間利用率很高，留給船員的生活空間並不多，船頭也奉勸海上風浪大不要隨意行走。
遊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廣見聞、提供眼界，船上又不能隨意走動，所以從第一天起直秀趁機給兩個學生介紹下船隻來曆和航線上的各國人文曆史（扶桑的國是令製國，一種地理範圍概念，“奈良時代”（西元710—794）在律令製下所設置的地方行政區劃，明治後就重新劃分地區，名稱也改成了縣）。
迴船是在沿岸航路往來運輸旅客、貨物的船隻。檜垣迴船和樽船是定期往來江戶、大阪之間的百石以上的貨船，從屬於江戶十組問屋和大阪二十四組問屋，專一運輸與兩地問屋有關係的商品以及幕府、諸藩的貨物，受官方保護，檜垣迴船與“樽船”並稱“迴船雙璧”。
元和五年（西元1619年）堺商人紀伊富田浦租船運棉、酒、油等到江戶，首開迴船的記錄。寬永年間(1624－1643年)大阪商人泉屋平右衛門成立“積船荷問屋”(船運批發店)，正式形成檜垣迴船組織。而大阪商人毛馬為於寬文年間(1661－1672年)成立樽船組織，並得到了各地酒商的支持，以酒為主兼營醬油、紙等貨。樽就是酒桶的意思，樽船由此得名。
為解決貨運矛盾，安永元年（1772）年江戶十組問屋和大阪二十四組雙方協定，除酒為“樽船”專運外，米等七種貨物雙方共運。
初期迴船載貨量為二百至四百石，至今已達千石。常見載運貨物為米、棉、油、酒、醬油、塗物、紙等。
現在乘坐的這艘檜垣迴船的船型是弁財船，後世也有人翻譯成辯才船，其實是一迴事。佛教的辯才天女傳入扶桑之後變成了扶桑民間信仰的七神福之一。辯才船的名字有祈福求財的意思。
很多的檜垣迴船在船上安裝菱形籬笆，因此也得名菱垣迴船。
江戶初期到中期有過很多船型，比如伊勢船、北國船等等，其中的北國船才可以說的上是當時大型廻船的代表。但是這些大船船型到了江戶中期以後都就漸漸消失了，辯才船普及到了扶桑全境。
虎之助和學次郎從未離開過江戶，這時候聽的津津有味，還不時提出各種古今迴船的各種差異問題，直秀能解答的一一迴答，終於驚動了船頭彌助。這個時候的武士除了鍛煉武藝、學習儒家文化，此外不是沉迷於喝酒、賭博、茶藝就是研究佛學、神道，對農業、手工業和船業等關注的很少，因為如果家格不墜那麽武士的職位世襲，生下來一輩子就階層固定了，學這些“枯燥無味”的東西幹嘛。
彌助雖然對直秀等人很客氣，平時笑咪咪的，但船頭作為船長，既是商人但更偏向技術和管理側。從內心裏他是不太歡迎直秀三人的，因為辯才船為了多裝貨物生活空間很小，一般九到十二名船員就已經擁擠不堪了，海上生活又不方便，隻是因為浦賀奉行所的武士和船主打了招唿，作為下屬的彌助無法拒絕。但聽了直秀的講解，彌助覺得這名武士雖然身份可能不高（高級武士是不會像直秀這樣同意和船員擠在一個船艙休息的），但語氣和藹、待人彬彬有禮，現在看來見識也非同一般。
雖然船頭和下級武士的身份有差異，但出門在外就沒有這麽講究，直秀看起來也是個好說話的。
彌助刻意結交，直秀也給以正麵迴應，還拿出了攜帶的食品調料給大家改善生活，於是七天的航程裏大家稱不上其樂榮榮但也稱得上一段愉快的旅程。
下船之前，直秀奉上了十小判的船費，並給彌助一小判的謝禮，記下彌助在大阪的地址後雙方就客客氣氣的鞠躬道別了。
大阪，此時名字還不是大阪，據民間傳聞日後明治政府看阪字好像是“士反”——武士造反，因為不吉利才改“阪”為“阪”。
江戶時代的江戶、京都、大阪並稱為三都，是當時全國三個最大的城市。江戶是幕府將軍駐蹕地，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當時世界大城市之一，人口號稱百萬；京都，古稱平安京，是扶桑天皇居住地，是宗教和文化中心，另外紡織業和其它手工業發達，人口約四十萬；大阪，古稱難波，係水上交通要港，是當時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人口約三十餘萬。
“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皆驚”，大阪在此時扶桑的經濟版圖中舉足輕重。為什麽大阪此時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因為大阪是此時扶桑全國最重要的物流、金融和工商業中心。
後世有資料顯示：正德年間（1711-1715）的大阪町人中，各類批發商有5655人。買賣中介有8765人，各行生意人有2343人，各行手藝人有9983人，城代的承辦商有481人，各藩的承辦商有483人。可見，大阪町人的核心勢力是批發商、買賣中介、金融業等典型的商業高利貸資本，他們從全國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潤，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因此得名“天下商人”。
以大米為例，大米是扶桑當時最主要的糧食作物，而大阪正是此時全國的交易中心和物流中心。
根據直秀原來世界的一份數據，江戶時代稻田在耕地麵積中所占的比例超過55.5%。扶桑的武士、商人、町民和豪農（地主）、有土地的本百姓（富農、中農）都以大米為主食，“水吞”、“小前”(無地貧農)大米吃的少，以麥子、栗米、稗子加上蔬菜葉子為食，米糠蘿卜蔬菜的拌飯或菜粥也比較常見。
另外武士的俸祿大部分是以祿米的形式發放的。作為支撐幕藩製國家體製基礎的廣大中下級武士的薪金都是由大米來換算並支付的，根據武士身份的高低依次為“藏米取”、“現米取”和“扶持取”，例如直秀這樣的二半場，發的俸祿就是“扶持米”而沒有現錢。為了獲得貨幣購買生活用品和消費，中下級武士不得不找“劄差”商人以米換金銀或銅錢。
農民的田租，天領和大部分領地都是以稻米為實物稅和少量收取現金，有些時候農民需要把其它農作物換成大米來交租。
後來人們甚至稱江戶時代的經濟稱為“米本位經濟”。
由於當時的航海條件，再加上大阪作為重要的物流中心，西北扶桑乃至北海道運往江戶的物資都要經過大阪，再轉運到江戶，所以，大阪的貨物吞吐量尤其是米的運輸量極大，據有些後來的扶桑學者統計，在高峰時段達到300萬石，約占扶桑當時全國米產量的10%。
另外江戶幕府為控製的全國性的米市場，在大阪建立了官許“堂島”米市場。享保十五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其中“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於後來的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百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藏屋敷”（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兌換大米在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作為幕府控製的全國性的米市場，堂島的米價對於全國的米價，乃至全國的物價都有巨大的影響。
大阪除了作為當時最重要的物流中心，還是最繁華的商業城市。
當時存在大量特權商人，幕府和各藩國為了管理上的方便和各種利益，給予商人各種壟斷經營的特權，出現了“問屋”(批發行)商人。他們在全國性商品流通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問屋通過中間商人，一手包辦了商品的收購、運輸、保管和販賣。不同問屋組成了各種壟斷性行會“株仲間”。天明年間(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僅大阪一地就發展了130多個行業的“株仲間”，著名的大阪二十四組問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江戶幕府作為最大的經濟體，各藩國不得不與幕府的特權商人貿易才能實現全國性商品流通，因此逐漸形成以大阪、江戶、京都、長崎等商業城市的物流中心和商業城市。
幕府時期的貨幣有金幣、銀幣、銅錢，合稱“三貨”。以大阪為中心的京畿地區，盛行以銀幣為價值尺度，稱為“銀遣”；而以江戶為中心的地區，則盛行以金幣為價值尺度，是為“金遣”。三貨間的交換比率大致是金1兩等於銀50匁等於銅錢4000文（匁是重量單位錢的別稱），但也經常會受各方麵影響而有所浮動，尤其是各種金幣、銀幣和銅幣的金屬含金量和鑄造質量不同，非常影響商業交易的順利進行。於是以三貨交換為業的錢幣兌換商“兩替商”，在大阪、江戶等大城市裏應運而生，主要由富裕的商人參與運營，除了三貨交換以外，還受理公款業務、借貸、票據等等。
由以普通商人為對象的“兩替”商和以幕藩領主為對象的“藏屋敷”、“掛屋”及“劄差”，構成了全國的信貸係統。它們除經營信貸外，大多兼營商業及高利貸。幕藩都利用兩替商從事金融活動，從中謀利、彌補財政。
在運輸業、商業、金融業與銅精煉業的引領帶動之下，諸藩的各色物產不斷湧入大阪的藏屋敷，再重新分配運往全國的廣大市場。因此當時的人認為物資充盈的大阪，就好比是扶桑的廚房一樣集散著各式財貨，所以把這座城市稱之為“天下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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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長空，人在大自然的壯麗下總會發現自己的渺小，大家初次出海都難抑幸福。但迴船船隻空間利用率很高，留給船員的生活空間並不多，船頭也奉勸海上風浪大不要隨意行走。
遊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廣見聞、提供眼界，船上又不能隨意走動，所以從第一天起直秀趁機給兩個學生介紹下船隻來曆和航線上的各國人文曆史（扶桑的國是令製國，一種地理範圍概念，“奈良時代”（西元710—794）在律令製下所設置的地方行政區劃，明治後就重新劃分地區，名稱也改成了縣）。
迴船是在沿岸航路往來運輸旅客、貨物的船隻。檜垣迴船和樽船是定期往來江戶、大阪之間的百石以上的貨船，從屬於江戶十組問屋和大阪二十四組問屋，專一運輸與兩地問屋有關係的商品以及幕府、諸藩的貨物，受官方保護，檜垣迴船與“樽船”並稱“迴船雙璧”。
元和五年（西元1619年）堺商人紀伊富田浦租船運棉、酒、油等到江戶，首開迴船的記錄。寬永年間(1624－1643年)大阪商人泉屋平右衛門成立“積船荷問屋”(船運批發店)，正式形成檜垣迴船組織。而大阪商人毛馬為於寬文年間(1661－1672年)成立樽船組織，並得到了各地酒商的支持，以酒為主兼營醬油、紙等貨。樽就是酒桶的意思，樽船由此得名。
為解決貨運矛盾，安永元年（1772）年江戶十組問屋和大阪二十四組雙方協定，除酒為“樽船”專運外，米等七種貨物雙方共運。
初期迴船載貨量為二百至四百石，至今已達千石。常見載運貨物為米、棉、油、酒、醬油、塗物、紙等。
現在乘坐的這艘檜垣迴船的船型是弁財船，後世也有人翻譯成辯才船，其實是一迴事。佛教的辯才天女傳入扶桑之後變成了扶桑民間信仰的七神福之一。辯才船的名字有祈福求財的意思。
很多的檜垣迴船在船上安裝菱形籬笆，因此也得名菱垣迴船。
江戶初期到中期有過很多船型，比如伊勢船、北國船等等，其中的北國船才可以說的上是當時大型廻船的代表。但是這些大船船型到了江戶中期以後都就漸漸消失了，辯才船普及到了扶桑全境。
虎之助和學次郎從未離開過江戶，這時候聽的津津有味，還不時提出各種古今迴船的各種差異問題，直秀能解答的一一迴答，終於驚動了船頭彌助。這個時候的武士除了鍛煉武藝、學習儒家文化，此外不是沉迷於喝酒、賭博、茶藝就是研究佛學、神道，對農業、手工業和船業等關注的很少，因為如果家格不墜那麽武士的職位世襲，生下來一輩子就階層固定了，學這些“枯燥無味”的東西幹嘛。
彌助雖然對直秀等人很客氣，平時笑咪咪的，但船頭作為船長，既是商人但更偏向技術和管理側。從內心裏他是不太歡迎直秀三人的，因為辯才船為了多裝貨物生活空間很小，一般九到十二名船員就已經擁擠不堪了，海上生活又不方便，隻是因為浦賀奉行所的武士和船主打了招唿，作為下屬的彌助無法拒絕。但聽了直秀的講解，彌助覺得這名武士雖然身份可能不高（高級武士是不會像直秀這樣同意和船員擠在一個船艙休息的），但語氣和藹、待人彬彬有禮，現在看來見識也非同一般。
雖然船頭和下級武士的身份有差異，但出門在外就沒有這麽講究，直秀看起來也是個好說話的。
彌助刻意結交，直秀也給以正麵迴應，還拿出了攜帶的食品調料給大家改善生活，於是七天的航程裏大家稱不上其樂榮榮但也稱得上一段愉快的旅程。
下船之前，直秀奉上了十小判的船費，並給彌助一小判的謝禮，記下彌助在大阪的地址後雙方就客客氣氣的鞠躬道別了。
大阪，此時名字還不是大阪，據民間傳聞日後明治政府看阪字好像是“士反”——武士造反，因為不吉利才改“阪”為“阪”。
江戶時代的江戶、京都、大阪並稱為三都，是當時全國三個最大的城市。江戶是幕府將軍駐蹕地，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當時世界大城市之一，人口號稱百萬；京都，古稱平安京，是扶桑天皇居住地，是宗教和文化中心，另外紡織業和其它手工業發達，人口約四十萬；大阪，古稱難波，係水上交通要港，是當時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金融中心，人口約三十餘萬。
“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皆驚”，大阪在此時扶桑的經濟版圖中舉足輕重。為什麽大阪此時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因為大阪是此時扶桑全國最重要的物流、金融和工商業中心。
後世有資料顯示：正德年間（1711-1715）的大阪町人中，各類批發商有5655人。買賣中介有8765人，各行生意人有2343人，各行手藝人有9983人，城代的承辦商有481人，各藩的承辦商有483人。可見，大阪町人的核心勢力是批發商、買賣中介、金融業等典型的商業高利貸資本，他們從全國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潤，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因此得名“天下商人”。
以大米為例，大米是扶桑當時最主要的糧食作物，而大阪正是此時全國的交易中心和物流中心。
根據直秀原來世界的一份數據，江戶時代稻田在耕地麵積中所占的比例超過55.5%。扶桑的武士、商人、町民和豪農（地主）、有土地的本百姓（富農、中農）都以大米為主食，“水吞”、“小前”(無地貧農)大米吃的少，以麥子、栗米、稗子加上蔬菜葉子為食，米糠蘿卜蔬菜的拌飯或菜粥也比較常見。
另外武士的俸祿大部分是以祿米的形式發放的。作為支撐幕藩製國家體製基礎的廣大中下級武士的薪金都是由大米來換算並支付的，根據武士身份的高低依次為“藏米取”、“現米取”和“扶持取”，例如直秀這樣的二半場，發的俸祿就是“扶持米”而沒有現錢。為了獲得貨幣購買生活用品和消費，中下級武士不得不找“劄差”商人以米換金銀或銅錢。
農民的田租，天領和大部分領地都是以稻米為實物稅和少量收取現金，有些時候農民需要把其它農作物換成大米來交租。
後來人們甚至稱江戶時代的經濟稱為“米本位經濟”。
由於當時的航海條件，再加上大阪作為重要的物流中心，西北扶桑乃至北海道運往江戶的物資都要經過大阪，再轉運到江戶，所以，大阪的貨物吞吐量尤其是米的運輸量極大，據有些後來的扶桑學者統計，在高峰時段達到300萬石，約占扶桑當時全國米產量的10%。
另外江戶幕府為控製的全國性的米市場，在大阪建立了官許“堂島”米市場。享保十五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其中“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於後來的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百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藏屋敷”（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兌換大米在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作為幕府控製的全國性的米市場，堂島的米價對於全國的米價，乃至全國的物價都有巨大的影響。
大阪除了作為當時最重要的物流中心，還是最繁華的商業城市。
當時存在大量特權商人，幕府和各藩國為了管理上的方便和各種利益，給予商人各種壟斷經營的特權，出現了“問屋”(批發行)商人。他們在全國性商品流通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問屋通過中間商人，一手包辦了商品的收購、運輸、保管和販賣。不同問屋組成了各種壟斷性行會“株仲間”。天明年間(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僅大阪一地就發展了130多個行業的“株仲間”，著名的大阪二十四組問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江戶幕府作為最大的經濟體，各藩國不得不與幕府的特權商人貿易才能實現全國性商品流通，因此逐漸形成以大阪、江戶、京都、長崎等商業城市的物流中心和商業城市。
幕府時期的貨幣有金幣、銀幣、銅錢，合稱“三貨”。以大阪為中心的京畿地區，盛行以銀幣為價值尺度，稱為“銀遣”；而以江戶為中心的地區，則盛行以金幣為價值尺度，是為“金遣”。三貨間的交換比率大致是金1兩等於銀50匁等於銅錢4000文（匁是重量單位錢的別稱），但也經常會受各方麵影響而有所浮動，尤其是各種金幣、銀幣和銅幣的金屬含金量和鑄造質量不同，非常影響商業交易的順利進行。於是以三貨交換為業的錢幣兌換商“兩替商”，在大阪、江戶等大城市裏應運而生，主要由富裕的商人參與運營，除了三貨交換以外，還受理公款業務、借貸、票據等等。
由以普通商人為對象的“兩替”商和以幕藩領主為對象的“藏屋敷”、“掛屋”及“劄差”，構成了全國的信貸係統。它們除經營信貸外，大多兼營商業及高利貸。幕藩都利用兩替商從事金融活動，從中謀利、彌補財政。
在運輸業、商業、金融業與銅精煉業的引領帶動之下，諸藩的各色物產不斷湧入大阪的藏屋敷，再重新分配運往全國的廣大市場。因此當時的人認為物資充盈的大阪，就好比是扶桑的廚房一樣集散著各式財貨，所以把這座城市稱之為“天下的廚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