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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的進步,是有代價和成本的。為了不改變,最好的辦法是不交往,把社會封閉起來。


    清朝覆滅之前,我們一直都是這麽幹的,外國的使團,基本上都被視為為效忠而來。


    交往是彼此看重,但交往的核心價值,是建立自我更新係統,使自身不斷強化。


    清朝因封閉而終結,但接下來開始的


    “交往”,實在讓中國人臉麵無光。20世紀,是大中華漫漫曆史中唯一一個失去自信力的100年,洋車、洋火、洋蠟、洋油,東洋與西洋的東西,幾乎滲入所有角落。


    乃至今天,從開發商新建樓盤的洋名字,到大學課堂上的洋學說,風勢正足。


    國家交往的危險,在於讓本民族的遺傳信息丟失了,像基因變異的植物,為改良而變種。


    確實,


    “洋為中用”帶來了巨大變化,有經濟的繁榮,也有政治的逐步澄明,正因為這種巨變,強化中國傳統元素才顯得更為迫切。


    一個國家的大學,特別是人文學科領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風,是讓後輩人不幸的大事。


    1792年9月26日,3艘大船組成的700人的英國使團,從樸茨茅斯港出發,目的地是中國,團長叫馬戛爾尼勳爵。


    1793年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乾隆皇帝在


    “紙燈籠照耀著天子帷幄”裏,接見了使團的代表。其中給馬戛爾尼提鬥篷下擺的是一位12歲的男孩,叫托馬斯·斯當東,就是這個小男孩,長大以後直接導致了兩個國家的戰爭。


    他天資聰穎,在船上向擔任翻譯的教士學習漢語,乾隆因為他的


    “流利漢語”龍顏大悅,


    “解下掛在腰間的黃色絲織荷包,破例將它賜給孩子”。隨龐大使團一起來到中國的,還有新發明的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和熱氣球。


    乾隆爺的迴答是天朝什麽都不缺。他給英王的迴贈是一件玉雕權杖,給馬戛爾尼的是玉石節杖。


    24年之後,1816年8月28日,英國第二個使團抵達北京,由阿美士德勳爵領銜,副職是已經36歲的托馬斯·斯當東,此時他已在廣州生活了多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商務代表。


    但嘉慶皇帝沒有接見他們,並且下令驅逐了使團。官方記錄是,


    “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團迴國,不治重罪”。


    據坊間說法,原因有兩個,一是特使不接受三拜九叩的覲見禮儀,二是斯當東的身份是商人,皇帝不能屈尊見商人。


    又過了24年。1840年4月7日,近60歲的托馬斯·斯當東在英國下議院


    “慷慨陳詞”:“我們進行鴉片貿易,是否違反了國際法呢?沒有。……北京朝廷有權強化司法措施以製止鴉片貿易。但迄今為止對外國人最重的處罰是禁止經商或驅逐出境。現在它能粗暴地判處他們死刑嗎?……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麽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逐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盡管令人遺憾,但我還是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170年前,英國人就是這麽理解正義戰爭的。


    1840年6月,一支由40艘戰艦,4000名士兵組成的艦隊,經過孟加拉抵達廣州海麵。


    中國人沒有顏麵的近代史生活,就此被強行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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