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遷
郭沫若自傳.第四卷，洪波曲 作者：郭沫若..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脫離孤島
上海成了孤島之後，在抗戰初期的宣傳工作上起過很大作用的《救亡日報》，首先被迫停刊。各報都改變了論調，各種救亡刊物和活動都先後停止了。以販賣抗戰書報盛極一時的各處街頭巷口的小書攤也完全改變模樣。上海是癱瘓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這樣的地方已經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慮著並計劃著怎樣脫離這個孤島。有的北赴革命聖地——延安，有的則轉移到大後方去繼續工作。後者有采取了集體行動的，如像戲劇界的朋友們便組織了十個救亡演劇隊，分別向後方出發；也有采取個別的行動。我就是後一種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開上海的，這個日期在我可記得很清楚：因為它和我從日本逃迴到上海時的日期巧合，那是盧溝橋事變後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個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經到過南洋的廣東人，北伐時在總政治部做過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現在記不起來了。我那時有過這樣一種打算，想到南洋去，向僑胞募集一些款項來辦報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選擇了這樣的一位同路人。
離開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隻法國郵船。這船是靠在公和祥碼頭的，不能夠直接到達，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劃子由黃浦灘邊分批送去。
郵船靠的地方和當時日寇的主力艦有名的“出雲號”毗鄰。當載著我們一批的小劃子到達郵船的時候，出雲艦附近飛起了一隻水上敵機，飛到郵船的頭上來，故意地十分低飛，繞船三匝而去。這樣耀武揚威的惡作劇不知道為的是什麽，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著表示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們要求乘客們躲進艙裏。據說，要出了吳淞口之後才能安全。
其實這隻郵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幾枚**的，而它卻沒有投。出了吳淞口後我才知道，船上滿載著國民黨的所謂黨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謂上海聞人，都在這隻船上。我們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鄒韜奮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這隻船上。
二、遙望宋皇台
到了**之後，我住在六國飯店。一個人在三樓臨海的一間房間裏住定了，情緒相當寂寞。
南京**的抗戰態度，住在上海的四個月是已經領略夠了的。在軍事上雖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卻隻時而做些姿態，絲毫也沒有改變作風的誠意。尤其對於民眾動員工作，他們是死不放鬆的。你要說他們不動員吧，“抗敵後援委員會”的組織到處成立了，但無非是借故斂錢，包而不辦，占著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雖然有決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沒有把握。南洋不曾去過，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僅僅靠著文筆的宣傳，又會有什麽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悵。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緒又會是完全兩樣的。我很失悔，為什麽沒有和周揚同誌一道去延安？
這些情緒為那陰鬱的天氣成了內應，夾攻著我。我站在騎樓上望著煙霧迷蒙著的海，煙霧迷蒙著九龍對岸的遠山，不知不覺地成了兩首舊詩。
十載一來複，兩番此地遊。
興亡增感慨，有責在肩頭。（其一）
遙望宋皇台，煙雲鬱不開。
臨風思北地，何事卻南來？（其二）
十年前的一九二七年，我是到過**的。那是在“八一”革命遭了挫折後，我從神泉乘帆船浮海而來。那一次在**住了將近一個月，曾經往宋皇台去遊覽過，也曾發過一些感慨。爾來已經整整十年了，中國的情形進步了多少呢？十年內戰，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經過了二萬五千裏長征，並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狂暴侵略，像海嘯一樣，幾個月期間席卷了半個中國。那些罪孽深重的人們絲毫也不知道悔過呢！
宋皇台不又成為了時代的象征嗎？
我的古物學的知識也曾經告訴過我：那三兩個堆積在一段高地上的龐大的頑石，說不定會是冰河時代的孑遺，其中會包含有更豐富的科學的意義；然而它們所關聯著的一段曆史悲劇，卻沉重地壓抑著我。
曆史在它長期停滯的期間，就像流水離開了主流一樣，隻是打迴旋。
宋朝在南邊攪完了，明朝又到南邊來攪完，現在不又是宋末明末的時代了嗎？
衝破那種迴旋，不讓曆史重演，正是我們當今的急務。
三、街頭遇故人
由上海撤退的朋友，經由海路南下的，大都以**為中繼站，在這兒停留一會兒之後再轉入內地。因此，在這並不怎麽寬大的島市，隻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隨處都可以碰見熟人。
就在我到**的第二天，我從九龍訪問了一位朋友迴來，在皇後大道轉雪廠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那是從日本被迫迴國的林林、姚潛修、葉文津，和兩位沒有到過日本的小姐，一位是鬱達夫的侄女鬱風，另一位是我現在的愛人於立群
。他們在上海時在法租界的一所國際難民收容所裏工作，我們是時常見麵的。尤其是立群，我們有好幾次還一同上前線去慰問過抗戰將士。就在大場失守的那一天晚上，她也和我和別的朋友們同車上過前線，我在中途分了手，到昆山去了。她們折迴上海，車過大場時便遇著敵人的大舉進攻，幾乎成了炮灰。
立群是《大公報》的駐日記者於立忱的胞妹，她們是於式枚的侄孫女。原籍雖然是廣西賀縣，但她們都生長在北平。她們的家庭悲劇，由官宦人家成為破落戶的經過，立忱在日本時曾經告訴過我。立忱為了貧病交迫，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四個月，迴到了上海，但不久便自殺了。她的喪葬，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輕朋友經手措辦的。在那時，立群已經和林林他們常在一道了。
七月我也迴到上海，經過林林諸位的介紹，我認識了立群，頓時感到驚異。僅僅二十來往歲，在戲劇電影界已經能夠自立的人，對一般時髦的氣息，卻絲毫也沒有感染著。兩條小辮子，一身藍布衫，一個被陽光曬得半黑的麵孔，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而她對於抗戰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後時常看見她在外邊奔跑。
當大家正籌劃著怎樣離開上海轉移到後方去的時候，立群本來已經參加了洪深所領導的一隊演劇隊，在臨走的前夜我勸她改變了計劃，不如和別的朋友們取海道繞到武漢去，再設法到陝北去讀書。她聽從了我的勸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們比我先一天離開了上海。
在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的行期也已經定了，但我為保密起見，卻沒有告訴他們。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幾天之後，一定可以在**會麵。幾天之後，果然遇見了，在他們卻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見了我，向來不大說話的她，首先叫了出來。
“哦，我們還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鬱風接過去，帶著幾分誇張的調子這樣說。
他們是住在海陸通旅館的，商量的結果，就在當天下午都搬到六國飯店來了。
四、輾轉反側
**的救亡工作在當時也相當緊張，公開的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進行著出國的事，連護照都已經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勸告：到南洋去並沒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國內先搞好一個基礎，再去募集也比較容易一些？
這意見我采納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報》提前恢複。假使這一著成功，那麽好些朋友的工作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了。但要把《救亡日報》恢複，根據地最好是設在廣州，可能時就使它成為華南的一座精神堡壘吧。假使設在**那是沒有意義的，那樣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這樣，在**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廣州去。林林、潛修、文津、鬱風、立群，也都同路。
廣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過三個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舊地重遊了。市麵並沒有什麽改變，隻是在郊外聽說多開拓出了一些住宅區。我得到朋友的介紹，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他是湖北人，在曾養甫下邊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時的漢口我們是時常見麵的。
那是兩層樓的房子，還有些附屬建築和庭園，相當闊氣。是兩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諶小岑，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的主任委員。他和我是第一次見麵，但他對我的第一句話便是：“國共合作的恢複，是我和曾養甫的功勞。”——這話，他以後還向我提說過好多次。我也問過朋友，據說他們經過間接的關係最初送達過一封信，倒是事實。
主人派了一間小樓房給我，小巧玲瓏，應該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覺的。但不知怎的，我在那頭一天晚上，在那樣清靜的別墅裏，卻輾轉反側地怎麽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個受過舊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兒醞釀著詩了。這次做的卻是一首七律：
竟隨太歲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業難成嗟北伐，長纓未係愧南遷。
雞鳴劍起中宵舞，狗吠關開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過，帝秦誓不有臣連。
五、碰壁之餘
有什麽辦法呢？為了要辦報，不能不打通黨政軍各方麵的關係，而且還希望他們出些錢。這種工作，照我的性格來說，是有點不相容的，然而我自己卻主動地來擔任了。
盡管是怎樣化了石的廣州，經受著抗戰的大風暴，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脈搏在鼓動。時而有敵機的空襲。市麵上偶爾有畫著虎皮般的裝甲小炮車出動，防空設備雖然十分簡陋，但也總在設備了。軍隊裏也在開始恢複政治工作，有好些地方在開短期訓練班，想火迫地訓練出一些宣傳人員。至少為抗戰而宣傳，是不犯禁的了。
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參加了好些次歡迎會、講演會，也被官方的訓練班請去講演過。廣州無線電台也請我去廣播，我的廣播詞是《動員民眾之必要》。這倒真是一個核心問題，然而這個核心卻和在上海、南京一樣，根本沒有被人重視。並不是民眾不肯動，而是當局害怕民眾，害怕民眾動。這樣能夠抗戰嗎？抗戰能有前途嗎？
我靠著居停主人的介紹，去見過一次曾養甫（那時的廣州市長兼財政廳長）。我把恢複《救亡日報》的意思向他提出了，不用說是希望他津貼一點。他對我說：你最好向吳主席提出，隻要他答應了，那就沒有問題了。
吳主席是吳鐵城。湊巧得很，隔不幾天，他請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飯。席麵是很豐盛的，有好些人同席。席上談到抗戰如持久，將來各種物資都會缺乏，白報紙的來源也會大成問題。因此，他說廣州的報刊實在太多了，應該取締一下才行。這樣，先給我一杯閉門羹，使我連開口的餘地都沒有了。
我想，這一定是曾養甫幹的鬼，他們是串通好了的。看來這廣州之行，隻會是一張畫餅。廣州都是這樣，到南洋去又會怎樣呢？本來並沒有存多大希望的我，到這兒倒認真地開始失望了。
然而，意外得很！在毫無希望的地方卻又鑽出了希望來！
那是一位“軍人”，在他看見我四處碰壁的時候，卻向我開出了一個條陳：你何不去見見餘幄奇（餘漢謀）呢？
餘幄奇，我無一麵之識。那位“軍人”便自告奮勇，替我當了說客，而居然也就說通了。
餘漢謀請我到他軍部裏麵去見了麵。他沒有等我開口，便說他願意支持《救亡日報》，每月願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從十二月便開始，可以作為開辦費，容易周轉一些。
他能這樣“慷慨”，我是能夠了解的。因為他不是蔣介石的直係，為了好買空賣空，不免也來小試一下兩麵三刀。
六、“拍拖”
《救亡日報》的複刊有了著落，朋友們的工作崗位也就定下來了。林林、潛修、文津、鬱風都決定暫時留在廣州幫忙編輯，同時打電去上海，請總編輯夏衍迅速趕來。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隻等夏衍來，把一切關係接頭好了，便慢慢動身。
荏苒之間快要過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軍人”的邀約，索性搬到城內的新亞酒樓和他同住。在那時他還為我介紹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會關係。吃蛇肉，吃狗肉，遊荔枝灣，逛六榕寺，聽廣東戲，訪胥戶船，日子倒也過得著實古怪。南京城的淪陷，“國民**”的西遷，軍事陣地的轉移，在廣州看來，似乎是另外一個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卻接到了一通由武漢打來的電報。內容倒很簡單：“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駕，陳誠。”就隻有這麽幾個字。自京滬失守後，軍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經移到武漢，陳誠在那兒擔任著警備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麽“要事”要和我商量呢？這倒是一個悶葫蘆了。
我考慮的結果，決定到武漢去一趟。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邊去看了一趟，再轉赴南洋並不算遲。八路軍已經在漢口設立辦事處，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都出來了，多年闊別，很想去看看他們。
這樣一來，立群可有伴了。她本來是要到武漢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們分開，也搬進了新亞酒樓。她一搬來，不聲不響地整天價隻是讀書寫字。她寫一手黑頓頓的大顏字，還用懸肘。這使我吃驚了。我從前也學寫過顏字，在懸肘用筆上也是用過一番工夫的。我便問她，是什麽時候學過書法？她告訴我：是他們的家傳，祖父是寫顏字的，母親也是寫顏字的，從小便學來這一套。這大概也是一種家庭教育吧？顏字的嚴肅性可能起規範作用，使一個人的生活也嚴肅了起來。有了這樣一位嚴肅的“小妹妹”在旁邊寫顏字，惹得我也陪著她寫了幾天大顏字。
夏衍是在五號這天趕到的，我們也歡迎他住到新亞酒樓。一切關係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報》在元旦已正式複刊，在長壽東路還找定了一個社址。我留在廣州的任務算告了一個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號的晚上，我們便乘粵漢路的火車，由黃沙車站動身。我和立群，另外還有一位姓蘇的青年同路，這也是“軍人”介紹給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們。
很多朋友都到車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嚀地說：“到了武漢，千切不要做官啊！無官一身輕，希望你早些迴廣州來！”這話使我很受感動。——但這位朋友，在廣州淪陷後他卻變了節，真真是一件遺憾的事。他是應著“當事者昏，旁觀者清”的老話，他懂得“無官一身輕”，卻沒有懂得“無產也一身輕”的。
在昏黃中火車快要開了，我們從窗口伸出頭去向朋友們一一惜別，握了不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後，夏衍半正經半開玩笑地告訴立群說：“到了那邊，不要和別人‘拍拖’呀！”
大家都在爽朗地笑，但我自己明白，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可不是嗎？我在精神上已經緊緊地把她“拍拖”著了。
上海成了孤島之後，在抗戰初期的宣傳工作上起過很大作用的《救亡日報》，首先被迫停刊。各報都改變了論調，各種救亡刊物和活動都先後停止了。以販賣抗戰書報盛極一時的各處街頭巷口的小書攤也完全改變模樣。上海是癱瘓了。
文化工作者留在這樣的地方已經完全失掉作用，大家都在考慮著並計劃著怎樣脫離這個孤島。有的北赴革命聖地——延安，有的則轉移到大後方去繼續工作。後者有采取了集體行動的，如像戲劇界的朋友們便組織了十個救亡演劇隊，分別向後方出發；也有采取個別的行動。我就是後一種人之一。
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離開上海的，這個日期在我可記得很清楚：因為它和我從日本逃迴到上海時的日期巧合，那是盧溝橋事變後的七月二十七。我在上海算整整住了四個月。
和我同路的是一位曾經到過南洋的廣東人，北伐時在總政治部做過工作，可是他的姓名我現在記不起來了。我那時有過這樣一種打算，想到南洋去，向僑胞募集一些款項來辦報或者搞其他的文化工作，所以選擇了這樣的一位同路人。
離開上海是清早，坐的是一隻法國郵船。這船是靠在公和祥碼頭的，不能夠直接到達，所有的乘客都用小劃子由黃浦灘邊分批送去。
郵船靠的地方和當時日寇的主力艦有名的“出雲號”毗鄰。當載著我們一批的小劃子到達郵船的時候，出雲艦附近飛起了一隻水上敵機，飛到郵船的頭上來，故意地十分低飛，繞船三匝而去。這樣耀武揚威的惡作劇不知道為的是什麽，乘船的人大家都沉默著表示憤怒。
上了船，船上的管事們要求乘客們躲進艙裏。據說，要出了吳淞口之後才能安全。
其實這隻郵船原是值得日本鬼子投下幾枚**的，而它卻沒有投。出了吳淞口後我才知道，船上滿載著國民黨的所謂黨政要人，差不多全部的所謂上海聞人，都在這隻船上。我們自己的朋友也不少，廖夫人和鄒韜奮便都不期然地也同在這隻船上。
二、遙望宋皇台
到了**之後，我住在六國飯店。一個人在三樓臨海的一間房間裏住定了，情緒相當寂寞。
南京**的抗戰態度，住在上海的四個月是已經領略夠了的。在軍事上雖然被逼得拿起了武器，在政治上卻隻時而做些姿態，絲毫也沒有改變作風的誠意。尤其對於民眾動員工作，他們是死不放鬆的。你要說他們不動員吧，“抗敵後援委員會”的組織到處成立了，但無非是借故斂錢，包而不辦，占著茅坑不拉屎而已。
自己雖然有決心，想到南洋去募款，但也沒有把握。南洋不曾去過，募集是不是可以成功？成功了，僅僅靠著文筆的宣傳，又會有什麽效果呢？
前途的渺茫，不免增加了自己的惆悵。假如是到了北方去，那情緒又會是完全兩樣的。我很失悔，為什麽沒有和周揚同誌一道去延安？
這些情緒為那陰鬱的天氣成了內應，夾攻著我。我站在騎樓上望著煙霧迷蒙著的海，煙霧迷蒙著九龍對岸的遠山，不知不覺地成了兩首舊詩。
十載一來複，兩番此地遊。
興亡增感慨，有責在肩頭。（其一）
遙望宋皇台，煙雲鬱不開。
臨風思北地，何事卻南來？（其二）
十年前的一九二七年，我是到過**的。那是在“八一”革命遭了挫折後，我從神泉乘帆船浮海而來。那一次在**住了將近一個月，曾經往宋皇台去遊覽過，也曾發過一些感慨。爾來已經整整十年了，中國的情形進步了多少呢？十年內戰，逼得革命的人民武力經過了二萬五千裏長征，並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狂暴侵略，像海嘯一樣，幾個月期間席卷了半個中國。那些罪孽深重的人們絲毫也不知道悔過呢！
宋皇台不又成為了時代的象征嗎？
我的古物學的知識也曾經告訴過我：那三兩個堆積在一段高地上的龐大的頑石，說不定會是冰河時代的孑遺，其中會包含有更豐富的科學的意義；然而它們所關聯著的一段曆史悲劇，卻沉重地壓抑著我。
曆史在它長期停滯的期間，就像流水離開了主流一樣，隻是打迴旋。
宋朝在南邊攪完了，明朝又到南邊來攪完，現在不又是宋末明末的時代了嗎？
衝破那種迴旋，不讓曆史重演，正是我們當今的急務。
三、街頭遇故人
由上海撤退的朋友，經由海路南下的，大都以**為中繼站，在這兒停留一會兒之後再轉入內地。因此，在這並不怎麽寬大的島市，隻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隨處都可以碰見熟人。
就在我到**的第二天，我從九龍訪問了一位朋友迴來，在皇後大道轉雪廠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那是從日本被迫迴國的林林、姚潛修、葉文津，和兩位沒有到過日本的小姐，一位是鬱達夫的侄女鬱風，另一位是我現在的愛人於立群
。他們在上海時在法租界的一所國際難民收容所裏工作，我們是時常見麵的。尤其是立群，我們有好幾次還一同上前線去慰問過抗戰將士。就在大場失守的那一天晚上，她也和我和別的朋友們同車上過前線，我在中途分了手，到昆山去了。她們折迴上海，車過大場時便遇著敵人的大舉進攻，幾乎成了炮灰。
立群是《大公報》的駐日記者於立忱的胞妹，她們是於式枚的侄孫女。原籍雖然是廣西賀縣，但她們都生長在北平。她們的家庭悲劇，由官宦人家成為破落戶的經過，立忱在日本時曾經告訴過我。立忱為了貧病交迫，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四個月，迴到了上海，但不久便自殺了。她的喪葬，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輕朋友經手措辦的。在那時，立群已經和林林他們常在一道了。
七月我也迴到上海，經過林林諸位的介紹，我認識了立群，頓時感到驚異。僅僅二十來往歲，在戲劇電影界已經能夠自立的人，對一般時髦的氣息，卻絲毫也沒有感染著。兩條小辮子，一身藍布衫，一個被陽光曬得半黑的麵孔，差不多就和鄉下姑娘那樣。而她對於抗戰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後時常看見她在外邊奔跑。
當大家正籌劃著怎樣離開上海轉移到後方去的時候，立群本來已經參加了洪深所領導的一隊演劇隊，在臨走的前夜我勸她改變了計劃，不如和別的朋友們取海道繞到武漢去，再設法到陝北去讀書。她聽從了我的勸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們比我先一天離開了上海。
在他們離開上海的時候，我的行期也已經定了，但我為保密起見，卻沒有告訴他們。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幾天之後，一定可以在**會麵。幾天之後，果然遇見了，在他們卻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見了我，向來不大說話的她，首先叫了出來。
“哦，我們還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鬱風接過去，帶著幾分誇張的調子這樣說。
他們是住在海陸通旅館的，商量的結果，就在當天下午都搬到六國飯店來了。
四、輾轉反側
**的救亡工作在當時也相當緊張，公開的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進行著出國的事，連護照都已經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勸告：到南洋去並沒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國內先搞好一個基礎，再去募集也比較容易一些？
這意見我采納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報》提前恢複。假使這一著成功，那麽好些朋友的工作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了。但要把《救亡日報》恢複，根據地最好是設在廣州，可能時就使它成為華南的一座精神堡壘吧。假使設在**那是沒有意義的，那樣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這樣，在**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廣州去。林林、潛修、文津、鬱風、立群，也都同路。
廣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過三個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舊地重遊了。市麵並沒有什麽改變，隻是在郊外聽說多開拓出了一些住宅區。我得到朋友的介紹，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他是湖北人，在曾養甫下邊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時的漢口我們是時常見麵的。
那是兩層樓的房子，還有些附屬建築和庭園，相當闊氣。是兩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諶小岑，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的主任委員。他和我是第一次見麵，但他對我的第一句話便是：“國共合作的恢複，是我和曾養甫的功勞。”——這話，他以後還向我提說過好多次。我也問過朋友，據說他們經過間接的關係最初送達過一封信，倒是事實。
主人派了一間小樓房給我，小巧玲瓏，應該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覺的。但不知怎的，我在那頭一天晚上，在那樣清靜的別墅裏，卻輾轉反側地怎麽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個受過舊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兒醞釀著詩了。這次做的卻是一首七律：
竟隨太歲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業難成嗟北伐，長纓未係愧南遷。
雞鳴劍起中宵舞，狗吠關開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過，帝秦誓不有臣連。
五、碰壁之餘
有什麽辦法呢？為了要辦報，不能不打通黨政軍各方麵的關係，而且還希望他們出些錢。這種工作，照我的性格來說，是有點不相容的，然而我自己卻主動地來擔任了。
盡管是怎樣化了石的廣州，經受著抗戰的大風暴，也微微地有生命的脈搏在鼓動。時而有敵機的空襲。市麵上偶爾有畫著虎皮般的裝甲小炮車出動，防空設備雖然十分簡陋，但也總在設備了。軍隊裏也在開始恢複政治工作，有好些地方在開短期訓練班，想火迫地訓練出一些宣傳人員。至少為抗戰而宣傳，是不犯禁的了。
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參加了好些次歡迎會、講演會，也被官方的訓練班請去講演過。廣州無線電台也請我去廣播，我的廣播詞是《動員民眾之必要》。這倒真是一個核心問題，然而這個核心卻和在上海、南京一樣，根本沒有被人重視。並不是民眾不肯動，而是當局害怕民眾，害怕民眾動。這樣能夠抗戰嗎？抗戰能有前途嗎？
我靠著居停主人的介紹，去見過一次曾養甫（那時的廣州市長兼財政廳長）。我把恢複《救亡日報》的意思向他提出了，不用說是希望他津貼一點。他對我說：你最好向吳主席提出，隻要他答應了，那就沒有問題了。
吳主席是吳鐵城。湊巧得很，隔不幾天，他請我到他官邸去吃晚飯。席麵是很豐盛的，有好些人同席。席上談到抗戰如持久，將來各種物資都會缺乏，白報紙的來源也會大成問題。因此，他說廣州的報刊實在太多了，應該取締一下才行。這樣，先給我一杯閉門羹，使我連開口的餘地都沒有了。
我想，這一定是曾養甫幹的鬼，他們是串通好了的。看來這廣州之行，隻會是一張畫餅。廣州都是這樣，到南洋去又會怎樣呢？本來並沒有存多大希望的我，到這兒倒認真地開始失望了。
然而，意外得很！在毫無希望的地方卻又鑽出了希望來！
那是一位“軍人”，在他看見我四處碰壁的時候，卻向我開出了一個條陳：你何不去見見餘幄奇（餘漢謀）呢？
餘幄奇，我無一麵之識。那位“軍人”便自告奮勇，替我當了說客，而居然也就說通了。
餘漢謀請我到他軍部裏麵去見了麵。他沒有等我開口，便說他願意支持《救亡日報》，每月願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從十二月便開始，可以作為開辦費，容易周轉一些。
他能這樣“慷慨”，我是能夠了解的。因為他不是蔣介石的直係，為了好買空賣空，不免也來小試一下兩麵三刀。
六、“拍拖”
《救亡日報》的複刊有了著落，朋友們的工作崗位也就定下來了。林林、潛修、文津、鬱風都決定暫時留在廣州幫忙編輯，同時打電去上海，請總編輯夏衍迅速趕來。我自己是依然想到南洋去的，隻等夏衍來，把一切關係接頭好了，便慢慢動身。
荏苒之間快要過新年了。住在梅村不大方便，我又受到“軍人”的邀約，索性搬到城內的新亞酒樓和他同住。在那時他還為我介紹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會關係。吃蛇肉，吃狗肉，遊荔枝灣，逛六榕寺，聽廣東戲，訪胥戶船，日子倒也過得著實古怪。南京城的淪陷，“國民**”的西遷，軍事陣地的轉移，在廣州看來，似乎是另外一個星球的事。
突然在元旦那一天我卻接到了一通由武漢打來的電報。內容倒很簡單：“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駕，陳誠。”就隻有這麽幾個字。自京滬失守後，軍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經移到武漢，陳誠在那兒擔任著警備司令，我是知道的。但他有什麽“要事”要和我商量呢？這倒是一個悶葫蘆了。
我考慮的結果，決定到武漢去一趟。這一去是有必要的。到那邊去看了一趟，再轉赴南洋並不算遲。八路軍已經在漢口設立辦事處，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都出來了，多年闊別，很想去看看他們。
這樣一來，立群可有伴了。她本來是要到武漢去的，便和其他的朋友們分開，也搬進了新亞酒樓。她一搬來，不聲不響地整天價隻是讀書寫字。她寫一手黑頓頓的大顏字，還用懸肘。這使我吃驚了。我從前也學寫過顏字，在懸肘用筆上也是用過一番工夫的。我便問她，是什麽時候學過書法？她告訴我：是他們的家傳，祖父是寫顏字的，母親也是寫顏字的，從小便學來這一套。這大概也是一種家庭教育吧？顏字的嚴肅性可能起規範作用，使一個人的生活也嚴肅了起來。有了這樣一位嚴肅的“小妹妹”在旁邊寫顏字，惹得我也陪著她寫了幾天大顏字。
夏衍是在五號這天趕到的，我們也歡迎他住到新亞酒樓。一切關係很容易地交代清楚了，《救亡日報》在元旦已正式複刊，在長壽東路還找定了一個社址。我留在廣州的任務算告了一個段落，我是可以走了。
六號的晚上，我們便乘粵漢路的火車，由黃沙車站動身。我和立群，另外還有一位姓蘇的青年同路，這也是“軍人”介紹給我的，希望他能在路上照拂我們。
很多朋友都到車站上送行，有一位工商界的朋友再三叮嚀地說：“到了武漢，千切不要做官啊！無官一身輕，希望你早些迴廣州來！”這話使我很受感動。——但這位朋友，在廣州淪陷後他卻變了節，真真是一件遺憾的事。他是應著“當事者昏，旁觀者清”的老話，他懂得“無官一身輕”，卻沒有懂得“無產也一身輕”的。
在昏黃中火車快要開了，我們從窗口伸出頭去向朋友們一一惜別，握了不僅一次的手又彼此再握。
最後，夏衍半正經半開玩笑地告訴立群說：“到了那邊，不要和別人‘拍拖’呀！”
大家都在爽朗地笑，但我自己明白，我笑得要算最不自然。可不是嗎？我在精神上已經緊緊地把她“拍拖”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