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晚秋,這位《慕錢滬劇團》藝術總監的靈魂人物,自接到那通充滿挑戰與機遇的任務起,便深知自己肩負的使命非同小可——為滬劇這一傳統藝術尋得一方璀璨舞台,重現《牡丹亭》的絕代風華。


    她深知,在這個快節奏、多元化發展的都市上海,要讓傳統戲曲煥發新生,就必須找到那個能與《牡丹亭》靈魂共鳴的劇場,讓每一位踏入劇場的觀眾,都能穿越時空,沉醉於那段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裏。


    “哇,好多劇場盼我們去演呢!”


    這句話不僅是錢晚秋對團隊士氣的鼓舞,更是她內心真實感受的流露。從外灘邊曆史悠久的劇院,到浦東新崛起的文化地標,再到那些隱匿於弄堂深處的小劇場,每一處都留下了她匆匆的腳步和期盼的目光。她堅信,在這座城市的某個角落,定有一個舞台,能完美承載《牡丹亭》的細膩情感與深厚文化底蘊。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錢晚秋走進了位於靜安寺附近的一座複古風格劇場。


    這座劇場外表雖不起眼,但內部裝飾卻別有洞天,古老的木質座椅散發著淡淡的沉香,舞台上的燈光柔和而富有層次,仿佛能瞬間將觀眾帶入另一個時空。


    更重要的是,劇場的管理者對滬劇抱有極大的熱情與尊重,他們願意為《牡丹亭》的連演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從宣傳推廣到票務管理,無一不體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尊重與傳承。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錢晚秋心中暗自激動。立刻與劇場方展開了深入的合作洽談,從劇目編排到舞台設計,每一個細節都力求完美,力求讓這場《牡丹亭》的演出成為一次視覺與心靈的雙重盛宴。


    隨著演出的臨近,消息不脛而走,上海的文化愛好者們紛紛聞風而動,票務係統幾度癱瘓,社交媒體上關於《牡丹亭》的討論熱度持續攀升。首演之夜,劇場內座無虛席,燈光漸暗,音樂響起,錢晚秋帶領的滬劇團以精湛的演技,將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恨情仇演繹得淋漓盡致,觀眾席上掌聲雷動,淚光閃爍。


    《牡丹亭》在上海這座現代都市中綻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不僅吸引了大量年輕觀眾的目光,也讓更多海外遊客領略到了中國傳統戲曲的魅力。錢晚秋和他的團隊,用一場場精彩的演出,證明了傳統藝術在現代社會依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無限可能。而這一切的開始,不過是一個信念,一個走遍上海,隻為尋找那個能讓《牡丹亭》綻放光彩的舞台的信念。


    慕錢滬劇團錢晚秋為尋找演出牡丹亭的長篇連台本戲,走遍了上海灘。


    說起上海文化娛樂場所的出現和發展,老劇場老影院是繞不開的話題。尋覓上海戲院能讓我們從中選出適合我滬劇演出的舞台梳理出我們需要的脈絡。


    上海老劇場老影院最初出現時的情形卻堪稱簡單甚或簡陋。許多場所可以說就是利用茶樓或學校禮堂等。


    清末話劇演出時,就經常假座學校禮堂作舞台,這樣的地方還包括美國教會辦的聖約翰書院,王培孫辦的育才學堂,還有南洋公學等。


    直到1907年8月15日在春仙茶園演出新劇,這才標誌著早期滬劇首次進入正式劇場。


    春仙茶園坐落在當時的大新街三馬路(湖北路漢口路)轉角。1903年由京劇武生李春來創辦。1904年8月5日首演時裝京劇《瓜種蘭因》。春仙茶園也是早期話劇主要演出場所。


    1908年3月,王鍾聲和剛從日本迴國的任天知合作,以通鑒學校的名義在此上演《迦茵小傳》,兩人分飾男女主角。


    此劇一掃京劇痕跡,使觀眾覺得“不象戲,象真的事情”。春仙茶園在1912年改稱新桂茶園,不久受新式劇場影響,又先後易名中華舞台和中華大戲院。


    是年10月16日,孫中山先生曾在此登台宣傳民主革命。1913年春仙茶園由江夢花、馮子和等接手,改名共和中舞台,旋又改名共舞台,後再改名民新劇場。


    1917年由孫少安等接辦,改名亦舞台。1924年因房基損壞嚴重而拆除,翻建後成為惠中旅館,這裏就此與戲院無幹。


    且說當年除受“西風東漸”影響外,隨著上海城市的發展,本土市民娛樂文化也在興起,演出及觀賞戲劇即是一個重要內容。


    據《上海通史》說,“晚清上海的戲劇,由於采用了與以前不同的經營機製,所以市場迅速拓展。


    這個市場的容量,要大大超過中國其他地方,包括北京在內的優秀演員,全部聚集於上海掘金。


    從19世紀60年代以後,由於上海戲劇業繁榮,各路投資的資金也不斷匯聚到這裏,19世紀90年代,上海戲劇業的競爭已經非常激烈。


    1866年(同治五年)時,‘夷場大小戲園,共有30餘所’,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上海的戲園已經超過100家”。


    有這麽多的演出場所,上海舞台想不熱鬧也難。這當然也帶來了原有的劇場包括舞台不敷應用的情況,這就自然引發了戲劇和舞台變革的趨勢。


    如我國第一個具有先進舞台設備的新式劇場——上海新舞台的出現,使“上海從茶園式的帶柱方台演變到半月形的舞台,並且采用了布景轉台,是新舞台開其端的”。


    《中國京劇史》,它的建立和在這裏的演出活動,就標誌著上海戲曲改良運動已達到一個高潮。


    新舞台始建於十六鋪老太平碼頭附近,麵臨黃浦江。


    1907年冬,由姚伯欣、沈縵雲、李平書、張逸槎等聯合京劇藝人夏月珊、潘月樵等創議修建,耗資三萬銀元,於第二年舊曆八月落成,十月初二由“老丹桂”全部班底開演。


    新式舞台作伸出式半月形,取消兩柱四方形的傳統形式,但保留可三麵觀看的特點,設新式轉台,可同時搭兩台布景,注重燈光布景。


    1910年初次改建舞台,將單轉台改為雙轉台。上海光複後,新舞台進入鼎盛時期,多演時裝京劇。


    1913年新舞台遷入九畝地新址,竟遭火災。旋重建九畝地新舞台。新舞台曾演出過幾十出新劇,如《宦海潮》《新茶花》《恨海》《猛迴頭》《黑奴籲天錄》《華倫夫人之職業》等。


    歐陽予倩、劉藝舟、王鍾聲、陳秋風、汪優遊、徐卓呆、查天影、夏天人、杜如心、沈冰血等,都參加過新舞台的新劇演出。1924年“齊盧戰爭”之後,夏月珊去世,新舞台漸趨歇業。


    新舞台雖經六次遷移,四易其名,但人們始終習慣叫“新舞台”,直至1924年新舞台被改建為民房出租為止。


    可見新舞台初建時的影響之深遠。新舞台取法西式劇場和運用新技術,對舞台建築進行了改造,受到觀眾歡迎,一時間引發效仿,新式舞台紛紛出現,無形之中也給各地各劇種的戲曲和戲劇在上海的推廣,營造出了良好的氛圍。


    劇場影院的興起,而劇場影院在上海的出現,又和西方外來者,尤其是隨同他們來到上海的家屬對文化的需求相關。


    在他們的諸多文化需求中,就有對新劇的喜歡;新劇也稱文明戲。比如當時西僑在上海有個愛美劇社,就經常在堪稱現代的“蘭心戲院”演出。


    《上海研究資料》上說,“那時西人僑居上海不久,荒涼的環境沒有什麽可以滿足他們的社會(文化)生活,‘愛美’的演劇就成了當時普遍的娛樂。


    這固然是當時還沒有職業劇團要到東方來,而僑民們在他們自己當中找出演員和一切,也是一種愉快的生活。‘浪子’和‘好漢’兩個‘愛美’劇社就是那時候的活動者,每次出現於那些舊而空著的貨棧裏的臨時舞台上”。


    因為在1866年“浪子”和“好漢”兩社合並另組“愛美劇社”,因為不甘心“每次出現於那些舊而空著的貨棧裏的臨時舞台上”,於是便有了“蘭心戲院”的出現。


    “蘭心”一名後來幾乎成為人們一旦談起上海老戲院老劇場,就會提起的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名詞。它不僅代表著戲院或劇場的檔次,更意味著在裏麵上演的戲劇的品質。能出入於其間的人,多自視甚高。


    我們知道的“蘭心大戲院”已不是最初的那個“蘭心”,前者坐落在茂名路長樂路口,而最早的“蘭心”則在蘇州河畔,那時的地名叫博物院路(圓明園路)。


    最初的“蘭心”是木結構建築。因為是木結構,容易被引燃。果然,木結構的“蘭心”不幸於1871年3月2日在一場祝融之災中毀於一旦。


    於是就有了1872年5月籌資再造“蘭心劇院”的動議。兩年後,即1874年初,一座全新的磚結構“蘭心戲院”亦稱a·d·c戲院,矗立在了博物院路毗鄰英領館處。


    1928年斯文洋行在a·d·c戲院原址建大樓,內設光陸大戲院,專映歐美電影。設座位837個。


    到了1929年,“蘭心劇院”的擁有者打算在西區另行建造一座新的“蘭心”,同時有個中國人也願意斥資17.5萬兩銀子買下博物院路上的“蘭心劇院”,雙方一拍即合,皆大歡喜。


    而原“蘭心”主人也在蒲石路(長樂路)邁而西愛路(茂名南路)另外覓到一塊合適的地皮。


    1931年2月,一座同樣以“蘭心”命名,但規模、氣勢更大的劇院在此矗立。


    這就是坐落在長樂路茂名南路轉角處的“蘭心大戲院”。它一度曾改名“上海藝術劇場”,這裏除了演話劇,也兼映電影。至於原先的“蘭心”,後來叫光陸大戲院,曾幾度歇業複業;1943年2月,易名文化電影院,專映日本新聞紀錄片。1946年成為美軍俱樂部。


    當然,提起早期一些簡單乃至簡陋的戲院場所,還得一提位於大馬路(南京東路)3號的謀得利琴行。


    1909年初,琴行公司將樓上倉庫改建成戲館,人稱謀得利戲院,由美國僑民業餘劇團演出話劇,觀眾多為歐美人士。


    辛亥革命前後,謀得利劇場也常上演新劇。如1911年夏,徐半梅創立的社會教育團曾在此演出《鏡中緣》《猛迴頭》《遺囑》《閏門訓》等劇。


    1913年8月,鄭正秋創立新民社,在蘭心戲院和謀得利戲院連續演出由他本人編劇的十本(集)講述家庭故事的《惡家庭》,引起轟動,被譽為“新劇中興之奠基作”,也創下文明新戲最高票房紀錄。


    1914年4月中旬,春柳社同人在此掛出“春柳劇場”招牌,並發表開幕宣言,連續九個月公演《不如歸》《浮雲》《家庭恩怨記》《十姐妹》等新劇,在很長時期裏一直成為新劇主要演出場所。後一度改稱謀得利影戲院,兼映電影。


    另外這一時期新新舞台、大舞台、丹桂第一台、徐園及青年會等也紛紛出現。20年代天蟾舞台、更新舞台、夏令配克大戲院、梨園公會禮堂等也開始陸續上演新劇,一時間引得觀眾紛紛慕名而往。


    名氣叫的響戲院20世紀30年代前期,影響較大的劇場當數中央大戲院、黃金大戲院、共和大戲院、金城大戲院、湖社禮堂等。尤其是1936年起,卡爾登大戲院堪稱上海主要的話劇劇場。卡爾登大戲院坐落在靜安寺路(南京西路)與白克路(鳳陽路)之間的派克路(黃河路)上。


    1922年由英國人投資興建。第二年落成揭幕。建築考究,裝飾華麗,設有包廂,氣派豪華。


    起初專映歐美電影和演出外國歌舞劇,1927年1月14日,32歲的創造社作家鬱達夫前往馬浪路(馬當路)尚賢坊40號看望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及同鄉孫百剛。


    結果在孫家不期遇上畢業於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時年18歲的王映霞,對其一見傾心,當天他做東約了孫、王一幹人到南京路“新雅飯店”吃罷午餐,即坐黃包車到“卡爾登”看電影,這在當時可謂是一次極具規格和夠檔次的請客了。


    後來也偶有外國話劇團體在“卡爾登”演出。1932年後,“卡爾登”為大影院商英籍粵人盧根所擁有。


    抗戰前夕又轉手粵商曾煥堂。1936年4月,唐槐秋主持的中國旅行劇團來滬,在“卡爾登”演出《茶花女》《雷雨》,日夜連演10天,大獲成功。


    1937年2月,戲劇工作社在此首演曹禺的《日出》。8月5日也是首演曹禺另一出名作《原野》,轟動一時。


    8月20日,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假座“卡爾登”召開大會,決定成立抗日救亡演劇隊。此後“卡爾登”即成為抗戰期間上海重要的話劇演出場所。


    初步梳理一下,此一時期上演的較有影響的劇目就有1941年10月10日上海職業劇團的《蛻變》;1942年4月底苦幹劇團的《荒島英雄》;1943年下旬新藝劇團的《浮生六記》。


    第二年的《小鳳仙》;1945年9月1日上海藝術劇團的《自由萬歲》(即《雲南起義》)等。此後“卡爾登”則以放映電影為主,兼演話劇。


    後來卡爾登”改名長江劇場,此時多數上演越劇。方言話劇團在此連演了100多場根據張恨水同名小說改編的方言話劇《啼笑因緣》,使得“卡爾登”門前經常出現車水馬龍的盛況。


    值得一說的影劇院,追溯起來,要說話劇演出在上海集一時之盛,其實也可分為若幹個時期。往早裏說,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堪稱是一個重要時期。


    是年8月7日蓬萊大戲院演出《保衛盧溝橋》可謂轟動一時。“孤島”時期上海話劇也呈現空前繁榮的盛況,當時上演話劇的場所達數十家。


    除“蘭心”、“卡爾登”外,還有皇後劇院、綠寶劇場、璿宮劇場、新光大戲院、辣斐劇場、天宮劇場等。


    “淪陷”時期紅寶劇場、龍門大戲院、麗華大戲院、金都大戲院、巴黎大戲院、美華大戲院、大華戲院等也演話劇,其中多數劇場兼演戲曲、歌舞和放映電影。其中不少劇場和影院的知名度都名聞遐邇。


    這其中就有“蘭心”(今蘭心大戲院),“金城”(後改黃浦劇場),“金都”(後改瑞金劇場,),“黃金”(後改大眾劇場)。


    就是這些至今猶存或已不存的戲院和影院,細數起來,多有值得一說的驕傲曆史。


    巴黎大戲院:位於霞飛路(今淮海中路550號),原為1926年開張的東華大戲院,專映電影。


    1927年1月起一度改稱孔雀東華大戲院。1930年改稱巴黎大戲院,兼演話劇和滬劇。1943年10月著名戲劇家黃佐臨領導的苦幹劇團在此正式亮出牌子,先後演出《飄》《梁上君子》《林衝》《牛郎織女》等話劇。


    1945年1月,苦幹劇團遷至辣斐大戲院。後來劇院改名淮海電影院,專映電影。


    虹光大戲院:坐落於四川北路橫浜橋南側,坐東朝西。為粵商吳朝和投資於1928年動工興建,1931年竣工開業,初名廣東大戲院,主演粵劇,兼放電影。同年9月黃金榮接手,兼演京劇。


    1943年上海“淪陷”時期被日本人接管,改名虹口中華大戲院:抗戰勝利後,改稱虹口大戲院,演過一陣話劇。後改稱和平電影院,後再易名群眾電影院、群眾劇場、群眾影劇院。


    金城大戲院:坐落於北京東路780號貴州路口。1933年由柳中浩、柳中亮兄弟籌資租地建造,第二年2月1日建成開業。專映電影。


    1935年1月,田漢邀請金焰、王人美、袁牧之、趙丹、胡萍、王瑩、英茵、鄭君裏、劉瓊等著名影星組織上海舞台協會,假座金城大戲院上演田漢編劇的《迴春之曲》和《水銀燈下》,轟動一時。


    同年11月3日,魯迅偕許廣平到此觀看由業餘劇人協會演出的《欽差大臣》。


    上海“淪陷”時期電影業蕭條,故兼演話劇。周恩來提議改名“黃浦劇場”,並親筆題寫劇場名,留下一段佳話。


    蓬萊大戲院:坐落於小西門學前街近蓬萊路。由匡寶瑩創辦,1930年1月18日開張,主要放映電影,兼演戲曲。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7日為歡迎郭沫若從日本迴國、“七君子”出獄,上海百多名影劇界愛國人士在此演出由中國劇作者協會會員集體創作的大型話劇《保衛盧溝橋》,產生強烈反響。後來,蓬萊大戲院易名蓬萊電影院。現已


    辣斐劇場:位於辣斐德路(複興中路)貝勒路(黃坡南路)口。原為上世紀30年代初創立的辣斐大戲院,專映電影。抗戰中上海成為“孤島”時期主要演出話劇。


    1939年9月1日由國華影片公司演員組成的影聯劇社成立,在此作固定公演,先後演出《雷雨》《桃花夢》等。是年底,上海劇藝社遷此演出《祖國》《上海屋簷下》《夜上海》等。


    1941年3月10日,複旦劇社在此演出《少奶奶的扇子》。這一年底至第二年4月,美藝劇團在此演出《家》《春》等。1945年起又恢複稱辣斐大戲院。


    抗戰勝利後,這裏還先後演出《清宮外史》《結婚進行曲》《棠棣之花》等。後易名長城電影院,專映電影。


    金都大戲院:坐落於福煦路(延安中路)同孚路(石門一路)轉角。


    1938年由柳中浩、柳中亮兄弟集資建造。戲院建築麵積1200多平方米,舞台寬14米,深13米,總高19米。觀眾席共兩層設座位1300多個。初時專映電影,抗戰後期一度頻演話劇。抗戰勝利後,國聯劇社在此上演《大明英烈傳》。


    1947年7月,戲院發生警察與憲兵衝突事件,釀成6名警察被槍殺,2名觀眾被誤殺的“金都血案”。後改稱金都劇場。因其地處瑞金路,又改名瑞金劇場。主要演越劇,兼映電影。曾改建為小型演出場所。


    解放劇場:位於乍浦路近海寧路口。原為日本人於1927年創辦的東和館劇場,專門演出日本戲劇和放映日本電影。


    1945年抗戰勝利後改為勝利劇場。次年由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接收,易名文化會堂。演出京戲和話劇。


    後易名解放劇場,主要演出話劇。時稱“南有蘭心,北有解放”。上海第一次文代會也在此召開。建築麵積960平方米,舞台寬9米,深10.5米,總高14米。設座1006個。


    笑舞台:坐落於廣西北路71號半汕頭路口濂溪坊,1915年2月揭幕,為早期話劇主要演出場所。先由李天然創立的沐塵社演出新劇《狠女婿》《薄情郎》等,稱“沐塵舞台”。同年4月由周耕記接辦,改稱小舞台。


    半年後在翻造房屋擴展舞台基礎上再改名“中華笑舞台”,也稱笑舞台。1927年6月起又易名“越郡笑舞台”,專演紹劇。


    是年包括此前的1924年,蘇州昆劇傳習所假座這裏演過昆劇。1928年上演時裝時事新劇《黎元洪》《黃慧如與陸根榮》。


    晚秋站在外灘邊,望著對麵燈火闌珊的陸家嘴,心中湧動著前所未有的堅定與期待。


    經過數周市場調研的不懈努力,她終於將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裏每一個戲劇影視場館的角落都踏遍了。從曆史悠久的蘭心大戲院,再到那些藏匿於弄堂深處、充滿故事感的小劇場,每一處都留下了她探尋的腳步和敏銳的目光。


    這份詳盡的調查不僅讓她對上海的文化演藝市場有了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慕錢滬劇團走向輝煌的鑰匙——精準定位與多元化發展。 每個場館的特色、觀眾群體的偏好、甚至是季節性的演出潮流,都被晚秋一一記錄在案,形成了一份詳盡無遺的“作戰地圖”。


    迴到劇團簡陋卻溫馨的排練室,晚秋將這份沉甸甸的“寶藏”展現在了團長錢殊和全體演員麵前。她的眼神閃爍著光芒,聲音裏滿是激情與自信:


    “從今以後,慕錢滬劇團將不再局限於某一個固定的舞台,我們要像秋風掃落葉般,席卷上海的每一個角落!”


    在她的規劃下,慕錢滬劇團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場館巡演計劃”。


    春天,他們在擁有古典韻味的老場子裏演繹傳統滬劇,讓觀眾在古色古香的環境中感受老上海的風情萬種;


    夏日炎炎,則轉戰開放的現代劇院,推出結合現代元素的新編滬劇,吸引年輕觀眾的目光;


    到了晚秋時節,正是情感最為豐富、思緒萬千之時,劇團選擇在有曆史沉澱的劇場,上演那些講述人生百態、悲歡離合的經典劇目,引發觀眾深深的共鳴。


    而冬季,則是慕錢滬劇團最為大膽的創新時刻,他們會嚐試在戶外搭建臨時劇場,利用燈光、音響和特效,營造出夢幻般的演出環境,讓觀眾在寒風中也能感受到戲劇帶來的溫暖與希望。


    這樣的嚐試,不僅打破了傳統劇場的界限,也讓滬劇這一傳統藝術形式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慕錢滬劇團的名字開始在上海乃至全國的戲劇愛好者中口口相傳。他們的演出票總是一票難求,每場演出結束後,觀眾的掌聲與淚水成為了對劇團最好的讚譽。


    晚秋,這個曾經默默無聞的女子,用她的智慧與堅持,不僅讓慕錢滬劇團走出了困境,更讓滬劇這一文化遺產在新時代綻放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


    而這一切,都始於那個晚秋,她站在外灘邊,心中有底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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