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汴揚鐵路的動工修建，就引起了京杭大運河各家船幫的注意，畢竟鐵路的建設就有沿線各路州巨賈大商的參與，揚州方麵是大糧商、大鹽商、絲綢商，具體是鹽商梁家，糧商袁家，絲綢商林家；徐州方麵是馬幫；順德府的糧油商齊家；泗州的茶商李家。原來這些商家的貨物運送都是各家船幫來運送的，鐵路一旦建成，將從中分一杯羹，這就是從他們身上割肉。這些船幫也打聽到了火車的運力驚人，一列貨運火車的運力竟達一萬七千擔，現在運河上運力最大的船也隻有五百八十擔，一列貨車的運力趕上了三十艘船的運力。所以他們都感到了巨大的危機，他們覺得火車運輸要大興，而船運要衰敗下去。
現在在大運河裏的船幫以揚州船幫為龍頭，它所轄的河段：南到宿州沿河經過楚州，再向西到泗州，所轄的河段占運河的三分之一強。說到船幫，就是因水路運輸聚集在一起的跺工、水手、纖夫所形成的組織，在這裏所說的是在大運河上討生活的一個特殊群體，它最初是應漕運而生。它和明清的漕幫相似，此時沒有漕幫的說法，但也有了堂口的雛形。
大宋朝已經把各路州的地方財政處置權收迴中央，於是宋初便規定每年地方的稅收，除了當地合理開銷必須保留的一部分之外，其餘所有稅收皆要上繳至中央。在運輸物資的過程中，漕運這一方式成為了主要途徑。
現在的淮揚蘇杭都是魚米之鄉、富庶繁華之地，大宋一半以上的錢糧賦稅都來自這裏，所以押解國家收繳物資的船運就叫漕運，最初這些參加漕運的船都是官船，由廂軍押運；自真宗後，官府多雇傭私船押運，但仍有軍士押運。由於船工、水手經常受到運河沿岸稅務官、閘壩槽頭的刁難，更有各級官府的盤剝、壓榨，所以最後一些跺工、水手、纖夫就抱成一團，形成一個互助的團體，共同抵禦官府、皂吏的欺壓、盤剝，主要是與官府談判水手酬金待遇、與同行競爭工作機會。
就說這揚州船幫是由現任幫主常傳明一手組織壯大的。相傳他自幼家境貧寒，十三歲就闖碼頭，但此人天賦異於常人，頗具經商頭腦，也頗有江湖豪氣，二十出頭就盤下了十幾條船，他常感於官府的欺壓和同行的欺壓，就決心成立一個由眾多舵工、船工、水手的組成的互助團體，他們這些人聯合在一起，原本是強勢的官府，也得禮讓三分，不敢再造次。
最有名的一次是揚州漕運主官發運使王有道強征民船，拖欠餉銀，造成多家船戶血本無歸、家破人亡。常傳明就站出來替他們出頭，於是到揚州州衙擊鼓鳴冤，控告王有道，聲稱王有道強取豪奪、貪汙受賄、盤剝欺壓船工、拖欠船工餉銀，要求知州懲處。由於此時民告官，就以下犯上的，就犯下忤逆之罪，先須杖責二十大板。常傳明巋然不懼，以身試法，當場被打的皮開肉綻，血肉模糊，人事不省。最後揚州知州受理了訴狀，查清王有道罪證，將他繩之以法，並發放了拖欠的餉銀，安置了死難者的家屬。這也為常傳明帶來巨大的聲譽和名望，大量的船戶加入了他的船幫。
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把船運的業務做到了蘇杭一帶，也招攬了朝廷的大量漕運生意。家有巨財以後，他將加入的船戶編入名冊，建立幫規，並規定了“凡投充水手者，須拜幫中一人為師。”禁止幫內船戶爭活搶活，自相競爭。常傳明把自己的招攬的船運生意分包下去，並抽取一定的傭金，保證了幫內的船工、水手都有活幹，都有飯吃。
常傳明又向朝廷爭取了參與漕運的資格，雖然朝廷對漕運有較嚴苛管理製度和考核標準，比如有時不幸糧船沉沒，漕糧漂失，朝廷強令包賠。若出現這種情況則“同幫公攤”，共同承擔損失。參與漕運的船戶都會從朝廷那裏得到屯田權，每戶有數百畝，多的近千畝，田和船不許轉賣，船的維修、拆造都有國家津貼；船工、水手都有餉銀，家裏還給發月糧；還有其他的補貼和免稅的待遇；而且享有攜帶土產、雜貨、私鹽販賣的優待。正因為漕運船幫擁有相當朝廷優待政策，所以才擁有相當資產。否則漕糧漂失包賠，由“同幫公攤”就是一句空話。參與漕運的船戶需三年一輪換，幫內的眾人都有參與權，體現公正，所以幫內的船戶都很認可、信服。
另外常傳明頗懂醫術，他也時時為幫眾治病施藥，他還在揚州的運河碼頭建立了一所慈善堂，供奉船家神靈，當第一年漕運結束、第二年漕運未開啟時。水手就吃住在這裏，後來幫眾越來越多了，慈善堂就沿河修建了五十多處。這這些庵堂由“各水手每年攢出銀錢，供給養贍”，當一年漕運結束，“冬日迴空時，即在此內安歇，不算房錢”，還有“飯食供給餘剩，即留為沿途有事訟費之需”。這些庵堂外都置有田地，一來供養看守庵堂的教徒，二來也作為水手死後的墓地。羅教信仰使漂泊途中的水手，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其庵堂更能為水手提供實際利益，水手們自然相繼加入幫會。
大運河上的舵工、水手走過了一個從漂泊無依，到抱團取暖，成為船幫的過程。一批無產者為求生存當了船工，後為了獲得一點保障，就拜師入堂。在這個基礎上，水手行幫之船幫脫穎而出，將水手們結集在一起，向官府索要更高的薪酬。
常傳明此時已經年過五旬了，水裏來雨裏去，掌管揚州船幫已經三十年了，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從小長大變強壯一樣，揚州幫就是他的一輩子的心血，更是他的驕傲。現在揚州船幫以有五千之眾，養活就兩三萬人，現在自己主持著幫裏的一切，對內可以說能做到不偏不倚；對外無論是對官府還是對同行，都能應對的遊刃有餘，最大程度到為幫眾爭取權益和利益。所以幫眾兄弟也是同氣連枝，異常團結；對他也愈加信服了，基本唯他馬首是瞻了。
常傳明此時已經察覺到了船幫遇到了巨大的危機，自打鐵路修建以來，他就覺得東京到杭州的漕運，十年之內必將一落千丈了。他現在已經是家財千萬的巨富之家了，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了。但是想想幫裏的人連同家屬幾萬人還要過活，自己也得給他們謀條出路。
同時他也決定讓幫裏楊軍師帶著他的兒子去東京，和朝中熟稔大臣通通氣、探探風，即使把握朝廷在漕運方麵的政策調整和變動，已提早找出應對之策。再去汴梁船幫走訪一番，聽聽他們的想法和意見，互通有無。現在畢竟大家都是同氣連枝，也是同病相憐。更得集思廣益、共謀出路。於是他就給相關的人等寫了信，然後就叫過軍師楊奉龍和兒子常益林，仔細吩咐了一番，又把信交給兒子，讓他們去東京，按照他剛才的囑托去辦理。他還讓常益明一行人乘坐火車前往。
現在在大運河裏的船幫以揚州船幫為龍頭，它所轄的河段：南到宿州沿河經過楚州，再向西到泗州，所轄的河段占運河的三分之一強。說到船幫，就是因水路運輸聚集在一起的跺工、水手、纖夫所形成的組織，在這裏所說的是在大運河上討生活的一個特殊群體，它最初是應漕運而生。它和明清的漕幫相似，此時沒有漕幫的說法，但也有了堂口的雛形。
大宋朝已經把各路州的地方財政處置權收迴中央，於是宋初便規定每年地方的稅收，除了當地合理開銷必須保留的一部分之外，其餘所有稅收皆要上繳至中央。在運輸物資的過程中，漕運這一方式成為了主要途徑。
現在的淮揚蘇杭都是魚米之鄉、富庶繁華之地，大宋一半以上的錢糧賦稅都來自這裏，所以押解國家收繳物資的船運就叫漕運，最初這些參加漕運的船都是官船，由廂軍押運；自真宗後，官府多雇傭私船押運，但仍有軍士押運。由於船工、水手經常受到運河沿岸稅務官、閘壩槽頭的刁難，更有各級官府的盤剝、壓榨，所以最後一些跺工、水手、纖夫就抱成一團，形成一個互助的團體，共同抵禦官府、皂吏的欺壓、盤剝，主要是與官府談判水手酬金待遇、與同行競爭工作機會。
就說這揚州船幫是由現任幫主常傳明一手組織壯大的。相傳他自幼家境貧寒，十三歲就闖碼頭，但此人天賦異於常人，頗具經商頭腦，也頗有江湖豪氣，二十出頭就盤下了十幾條船，他常感於官府的欺壓和同行的欺壓，就決心成立一個由眾多舵工、船工、水手的組成的互助團體，他們這些人聯合在一起，原本是強勢的官府，也得禮讓三分，不敢再造次。
最有名的一次是揚州漕運主官發運使王有道強征民船，拖欠餉銀，造成多家船戶血本無歸、家破人亡。常傳明就站出來替他們出頭，於是到揚州州衙擊鼓鳴冤，控告王有道，聲稱王有道強取豪奪、貪汙受賄、盤剝欺壓船工、拖欠船工餉銀，要求知州懲處。由於此時民告官，就以下犯上的，就犯下忤逆之罪，先須杖責二十大板。常傳明巋然不懼，以身試法，當場被打的皮開肉綻，血肉模糊，人事不省。最後揚州知州受理了訴狀，查清王有道罪證，將他繩之以法，並發放了拖欠的餉銀，安置了死難者的家屬。這也為常傳明帶來巨大的聲譽和名望，大量的船戶加入了他的船幫。
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把船運的業務做到了蘇杭一帶，也招攬了朝廷的大量漕運生意。家有巨財以後，他將加入的船戶編入名冊，建立幫規，並規定了“凡投充水手者，須拜幫中一人為師。”禁止幫內船戶爭活搶活，自相競爭。常傳明把自己的招攬的船運生意分包下去，並抽取一定的傭金，保證了幫內的船工、水手都有活幹，都有飯吃。
常傳明又向朝廷爭取了參與漕運的資格，雖然朝廷對漕運有較嚴苛管理製度和考核標準，比如有時不幸糧船沉沒，漕糧漂失，朝廷強令包賠。若出現這種情況則“同幫公攤”，共同承擔損失。參與漕運的船戶都會從朝廷那裏得到屯田權，每戶有數百畝，多的近千畝，田和船不許轉賣，船的維修、拆造都有國家津貼；船工、水手都有餉銀，家裏還給發月糧；還有其他的補貼和免稅的待遇；而且享有攜帶土產、雜貨、私鹽販賣的優待。正因為漕運船幫擁有相當朝廷優待政策，所以才擁有相當資產。否則漕糧漂失包賠，由“同幫公攤”就是一句空話。參與漕運的船戶需三年一輪換，幫內的眾人都有參與權，體現公正，所以幫內的船戶都很認可、信服。
另外常傳明頗懂醫術，他也時時為幫眾治病施藥，他還在揚州的運河碼頭建立了一所慈善堂，供奉船家神靈，當第一年漕運結束、第二年漕運未開啟時。水手就吃住在這裏，後來幫眾越來越多了，慈善堂就沿河修建了五十多處。這這些庵堂由“各水手每年攢出銀錢，供給養贍”，當一年漕運結束，“冬日迴空時，即在此內安歇，不算房錢”，還有“飯食供給餘剩，即留為沿途有事訟費之需”。這些庵堂外都置有田地，一來供養看守庵堂的教徒，二來也作為水手死後的墓地。羅教信仰使漂泊途中的水手，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其庵堂更能為水手提供實際利益，水手們自然相繼加入幫會。
大運河上的舵工、水手走過了一個從漂泊無依，到抱團取暖，成為船幫的過程。一批無產者為求生存當了船工，後為了獲得一點保障，就拜師入堂。在這個基礎上，水手行幫之船幫脫穎而出，將水手們結集在一起，向官府索要更高的薪酬。
常傳明此時已經年過五旬了，水裏來雨裏去，掌管揚州船幫已經三十年了，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從小長大變強壯一樣，揚州幫就是他的一輩子的心血，更是他的驕傲。現在揚州船幫以有五千之眾，養活就兩三萬人，現在自己主持著幫裏的一切，對內可以說能做到不偏不倚；對外無論是對官府還是對同行，都能應對的遊刃有餘，最大程度到為幫眾爭取權益和利益。所以幫眾兄弟也是同氣連枝，異常團結；對他也愈加信服了，基本唯他馬首是瞻了。
常傳明此時已經察覺到了船幫遇到了巨大的危機，自打鐵路修建以來，他就覺得東京到杭州的漕運，十年之內必將一落千丈了。他現在已經是家財千萬的巨富之家了，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了。但是想想幫裏的人連同家屬幾萬人還要過活，自己也得給他們謀條出路。
同時他也決定讓幫裏楊軍師帶著他的兒子去東京，和朝中熟稔大臣通通氣、探探風，即使把握朝廷在漕運方麵的政策調整和變動，已提早找出應對之策。再去汴梁船幫走訪一番，聽聽他們的想法和意見，互通有無。現在畢竟大家都是同氣連枝，也是同病相憐。更得集思廣益、共謀出路。於是他就給相關的人等寫了信，然後就叫過軍師楊奉龍和兒子常益林，仔細吩咐了一番，又把信交給兒子，讓他們去東京，按照他剛才的囑托去辦理。他還讓常益明一行人乘坐火車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