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宋東利習了點兒武，和我二姐一樣從小自視武藝高強，總想著發揚和傳承武術精神，卻並不喜歡將腦筋往學習上用一點，勉強上到初中，畢業後，無論我媽貨郎子怎樣打罵，都沒有讓他去到家裏相中的職業高中電鉗班就讀，而是異常瀟灑自由自在地踏入了社會，在礦上招工掛號上班。
為了不被分配在井下工作，我媽逼著我爸帶著具體我不知道都有什麽的禮物，托人給辦到了地麵機電廠工作。幾年後，礦上要保送一批工人到市工學院進修培訓，為期兩年，畢業合格後直接按照幹部重新分配。我媽又逼著我爸帶著一些禮物，托人給我哥要來了名額。
於是，我哥宋東利每天騎著家裏花4000多塊錢給買的幸福牌紅色大摩托車，風風光光地在技師學院入學學習。
第一學期，總體還給單位和家裏拿迴了滿意的成績，結業的五個科目均在及格以上。
然而第二個學期，他就被除名了。
原因是幫助同學打架被治安拘留，那是我哥人生第一次“進局子”。拘留了十五天，任憑我爸媽怎麽托人，都沒有成功把宋東利撈出來，他們運作的最大成果就是我哥在拘留所裏呆得比較自在，沒有遭到體罰或者同室嫌犯的打罵。
被退迴單位後，我哥也正正經經上了幾年班，在廠裏的大修車間成了技術骨幹。
因為他從小就對一些鐵器的東西格外感興趣，家裏的小馬蹄表和我爸的自行車一類的，都被他偷摸拆卸過，很早就展現出了自己在機械方麵的獨特天賦，胡同裏的小孩子們大都得到過他用自行車鏈子給製作的鳥槍、用鐵線彎製的彈弓、用釺杆磨製的冰釧、冰爬犁等等鐵質玩具。對於單位裏的各種設備器材和元件，他總是能比別人更先琢磨出維修維護技法。嫻熟的技術不但讓他毫無爭議地提升為班長，而且給他時不時往家倒騰一些廢舊材料配件翻新後到我二姐商店以二手價出售帶來了很大便利。
嚐到賣東西甜頭的宋東利，後來在九十年代初全民下海經商大潮的推動下，幹脆辦了停薪留職，全心開起了工礦企業設備商店，做起了經銷商，光明正大地掙起了錢，用他的話說，是掙起了共產黨的錢。因為他麵向的客戶主要是國有企業廠礦，大多以競標的方式成為供應商，將設備以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利潤推給企業。達成這樣的結果隻需拿出足夠多的迴扣，就可以搞定。
據我哥說，他成功攻下了臨近的東山市一個企業主管采購的大領導，自己從中獲利頗豐。這個領導的貪腐及奢靡程度令人咂舌，依靠供應商的迴扣和行賄等不法收入，花巨資在省城五星級酒店包下總統套房長期居住。
“他常年不在單位上班，遙控指揮工作，有些會議召集下屬到省城總統套房開。這名領導最大的愛好就是讓供應商陪他打麻將。隻要他想玩，供應商們無論在哪個城市，不管你是坐飛機還是趕火車，必須隨叫隨到。每次陪他玩，這些老板都要帶著巨額資金來，並且，隻能輸，贏他他就摔牌翻臉，然後供應商的供貨資格就有可能隨之取消。一場輸贏幾萬的牌局對他來說，都是小菜一碟。”
我哥在一次酒後這樣跟我說。
而我哥，就是靠著投其所好，成功搭上了這位財神，並從中撈到了大實惠。具體說來，作為家庭中的一員，我也間接享受到了這些實惠所帶來的豐厚利益。
對於這位神秘的領導和他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哥自有一番托詞，他整天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
我爸早發現我哥宋東利的發財之道有些“陡”，曾經不止一次勸誡他，要悠著點兒，不能幹違法的事兒。我哥總是不以為然。
“沒事兒，你不是也沒少掙錢嗎爸！”
“我跟你不一樣，我是掙錢，你這是搞錢啊小子！”
“放心吧爸，我這都是跟著領導幹呢！”
我爸很早就在國有企業體製改革後到個人承包的小煤礦工作，憑借自己豐富的井下采煤經驗，在當時也一度是各個礦主爭相聘請的炙手可熱之人，作為管理人員或者合夥人，往往能得到非常高額的薪水或分紅。所以，實事求是說，我父親所掙的錢，每一分都是完全合法且問心無愧的。
作為一名全憑本事掙錢的老黨員，我父親發現了我哥的錢來的太快且不合情理，他稱之為“陡”，總感覺我哥堆起來的錢，有些岌岌可危。
父親的擔心是正確的。
1999年年末，全國上下都沉浸在澳門迴歸前的喜悅和激動之中，也有一部分人沉浸在全球範圍內盛傳的世界末日到來之前的恐怖擔憂中。
然而令人惶恐不安的世界末日沒來到，我哥風光無限好日子的末日先到了。
他終於栽在自己所走的歧路上。
我哥依附的那位財神落馬了，並且牽出了多位涉案的供應商，其中包括宋東利。好在比起其他人，宋東利的行賄數額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而且在辦案人員談話期間，能認真對待，積極交代問題，符合自首情節，在看守所關押了一個月後，免於起訴，但交了相當數額的罰金。
後來我哥從其他供應商的口中得知，“財神”根本沒看上我哥行賄給他的那點小錢兒，能保持與我哥的來往，是因為看上了我哥這小子有“靈氣”但沒有“賊氣”，說白了就是比較“傻”，必要時可以充分利用的人。
這對我哥來說，未免有些恥辱了，因為他曾經吹過的牛擺過的譜，通通被這個“傻氣”的定位打得稀碎，原來自己被當成了小醜還不自知。
不過我哥憑借自己天生樂觀的本性，很快就將這種鬱悶抵消在把自己人生第二次“進局子”的見聞感受與人分享的快感上了。
他被送進看守所時，正趕上十二月初的深冬時節，在公安機關拘審之前，允許他最後一次聯絡家人。那天晚上九點，他給我打了電話，告知兩件事：一是幾個小時之後他就進看守所了，我要以家屬的身份負責去公安機關辦理相關事宜；二是這件事不要告訴我嫂子和我媽。
在他二十歲第一次被拘留時，我還小，在上學，家裏的事情都由我父母進行操辦，而我除了感受到家裏的氣氛有些凝重以外，父母並沒有讓我對哥哥被拘留有太多的了解。
這次我接到他聲音低沉而緊張地打過來的電話時，說實在的，我出現了一瞬間的不知所措。這是我第一次要自己承擔我家裏的重大責任。我腦袋裏瞬間交替著他在看守所裏的狼狽不堪和曾經的不可一世之間的反複對比。
東山市距離我們有300多公裏，我連夜把單位的客貨車借出來，自己驅車往東山走，試圖能在我哥進看守所之前見到他。但是當我趕到公安局刑偵科時，隻見到了他的衣物以及手機、鑰匙、錢包等物品。辦案人員告訴我，他已經在一個小時之前被押送至東山市第二看守所。
“這是他的物品，你清點一下簽個字。”
“為什麽要把他的外衣褲脫下？”我見到了我哥的凱撒毛領皮夾克外套和褲子。
“進去必須穿號服。”
辦案人員生冷地說。
“要押多久？”
“不知道，具體得看案件進展情況。”
辦案人員一邊翻動著讓我簽字的紙張，一邊繼續說：
“明天正趕上二看探視時間，你可以給他送些行李，存點兒錢。”
“我能見到他嗎？”
“看守所羈押期間嚴禁探視。”
看他的態度也是懶得跟我多解釋，我就簡單問了二看的地址，拿起我哥的物品離開了那裏，開車一路打聽到了二看附近，找個賓館臨時住下。
幾乎一宿沒睡，終於熬到天亮，我早早地出來步行到看守所門外，與陸續趕來的其他家屬打探著這裏的規矩。
八點半鍾，一個警察從裏麵走出來準時打開了大門，同時有人從裏麵推開了大門旁邊的看守所接待室的門，聚集在大門外的幾十號家屬蜂擁而入，衝進接待室。
準確地說這裏是一個小賣部。一圈櫃台，分別出售在押人員需用的生活用品。因為禁止外部用品進入監舍，所以家屬們都是空手而來，然後在這裏匆忙地挑選東西。
隻有一上午的開放時間，所以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往前擠。
我被人流推擠著先在各個櫃台前看了一遍，然後買了一套被褥、一套秋衣褲，一雙棉鞋，一個帽子、一雙手套以及一大包的食物，但凡接待室便利店裏賣的東西，我差不多買了個遍。
在等待過程中通過與家屬聊天，我知道可以往裏麵傳紙條。夾在物品裏，請警察避過監控攝像頭就能送進去。於是我從車裏找到一個筆記本撕下一條紙，簡單給我哥寫了幾句話，一方麵告訴他，我在外麵，暗示他會盡力撈他出去，另一方麵，要他務必本著坦白從寬的原則爭取寬大處理。寫完折好塞在衣物包袱裏麵的最上層，把寫有宋東利名字的紙條用曲別針別在包袱外麵，來到羈押監舍樓，交給門衛警察。
在警察接包袱的時候，我在下麵順手把疊好的一張100元現金觸到警察手裏，小聲說了一句，“這100塊錢給您自己買點兒煙抽。”
這是我一早上聽別的家屬傳授的。
那個跟我哥年齡差不多大的警察很自如地用手指夾走了錢，隨手把包袱放在了門衛室的外窗台上，然後低聲說，在這等著吧。
我所站的監舍大樓，隻有進門的門衛方廳處是自由通向外麵的，其餘都是用敦實的鐵柵欄封閉著，包括門衛室的窗戶，都嵌著鐵柵欄，不過現在窗戶上留出的小柵欄門是敞開的。
大約過了有十幾分鍾，從鐵柵欄裏麵的走廊走來一個年輕一些的警察，進到門衛室，從窗口拿走了我哥的包袱，看了一眼紙條上的名字，又走進了鐵柵欄裏麵的走廊深處。
我和其他等待的家屬們心照不宣地站在柵欄外麵的門廳中，焦急地接連抽了幾根煙。所有的人都沒有說話，包括手指自如的警察。
大家都知道站在這裏一舉一動、一聲一響都在法眼之下，既然每個人都做了律法禁止的小動作，必定要有所敬畏。
又過了一陣，那個年輕警察從走廊深處走了出來，進到門衛室裏麵，從兜裏掏出一小打紙條，趴在裏麵的窗台上，挨個念在押人的名字。
在他喊“宋東利”的一刻，我的心放佛被人攥了一下，一股氣流從心口一下子衝到嗓子眼下邊，我急切地盼望著看到我哥的迴複。
我接過了宋東利的紙條，是我送進去的那個，他在背麵寫了迴複，七個字：“給我買好煙——宋東利”。
拿著這張有手心大小的紙條，我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不覺又失落又心疼。我期望著由這張紙片傳遞出我哥的內心想法和事件因由，以及監舍裏的居住環境、夥食狀況、監友情況等等，希望由此推斷了解他在裏麵心理和身體兩方麵的狀況。
但是，我隻感受到了我哥的煙癮。
我走到手指警察身邊，小聲問他，可不可以再幫我給宋東利送進去一條煙。
警察嚴肅又不屑地說：“不可能，裏麵不讓吸煙。”
我轉頭看了一眼鐵柵欄裏麵長長的走廊，深吸了一口氣，無奈地攥著我哥的字條，走出了監舍。
到了大門外，我站住腳，試圖找到之前告訴我很多內幕的那個家屬，再跟他打探一下，怎麽樣能把煙送進去，但是沒有見到他。
據他說，嫌疑人進去之後必須先挨揍的，被所謂的“大馬牙子”及其手下揍，打服就成為最弱的那個，處處受欺侮，不服的繼續打。但是新人打贏的概率很低，一般比較好的結果是打了平手，然後與大馬牙子互不幹涉，誰也不招惹誰。而警察對此常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經常有被打得不省人事的，甚至在他上次來的時候，也就是一周之前，遇到拉走一個人，應該是非正常死亡，多半是在監舍裏被大馬牙子指使長期受欺淩的，而且這種現象每年都有發生。
本來我從電影電視中看到過港台或者歐美片裏麵，獄舍中經常發生打鬥，情節觸目驚心，現在自己的親人可能要遭遇同樣的境遇，我不免更加擔心起來，無暇再顧及我哥抽煙的願望，趕緊拿出手機給我的大學同學丁玉臣打了電話。
為了不被分配在井下工作，我媽逼著我爸帶著具體我不知道都有什麽的禮物，托人給辦到了地麵機電廠工作。幾年後，礦上要保送一批工人到市工學院進修培訓，為期兩年，畢業合格後直接按照幹部重新分配。我媽又逼著我爸帶著一些禮物，托人給我哥要來了名額。
於是，我哥宋東利每天騎著家裏花4000多塊錢給買的幸福牌紅色大摩托車，風風光光地在技師學院入學學習。
第一學期，總體還給單位和家裏拿迴了滿意的成績，結業的五個科目均在及格以上。
然而第二個學期，他就被除名了。
原因是幫助同學打架被治安拘留，那是我哥人生第一次“進局子”。拘留了十五天，任憑我爸媽怎麽托人，都沒有成功把宋東利撈出來，他們運作的最大成果就是我哥在拘留所裏呆得比較自在，沒有遭到體罰或者同室嫌犯的打罵。
被退迴單位後，我哥也正正經經上了幾年班，在廠裏的大修車間成了技術骨幹。
因為他從小就對一些鐵器的東西格外感興趣，家裏的小馬蹄表和我爸的自行車一類的，都被他偷摸拆卸過，很早就展現出了自己在機械方麵的獨特天賦，胡同裏的小孩子們大都得到過他用自行車鏈子給製作的鳥槍、用鐵線彎製的彈弓、用釺杆磨製的冰釧、冰爬犁等等鐵質玩具。對於單位裏的各種設備器材和元件，他總是能比別人更先琢磨出維修維護技法。嫻熟的技術不但讓他毫無爭議地提升為班長，而且給他時不時往家倒騰一些廢舊材料配件翻新後到我二姐商店以二手價出售帶來了很大便利。
嚐到賣東西甜頭的宋東利，後來在九十年代初全民下海經商大潮的推動下，幹脆辦了停薪留職，全心開起了工礦企業設備商店，做起了經銷商，光明正大地掙起了錢，用他的話說，是掙起了共產黨的錢。因為他麵向的客戶主要是國有企業廠礦，大多以競標的方式成為供應商，將設備以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利潤推給企業。達成這樣的結果隻需拿出足夠多的迴扣，就可以搞定。
據我哥說，他成功攻下了臨近的東山市一個企業主管采購的大領導，自己從中獲利頗豐。這個領導的貪腐及奢靡程度令人咂舌，依靠供應商的迴扣和行賄等不法收入，花巨資在省城五星級酒店包下總統套房長期居住。
“他常年不在單位上班，遙控指揮工作，有些會議召集下屬到省城總統套房開。這名領導最大的愛好就是讓供應商陪他打麻將。隻要他想玩，供應商們無論在哪個城市，不管你是坐飛機還是趕火車，必須隨叫隨到。每次陪他玩，這些老板都要帶著巨額資金來，並且，隻能輸，贏他他就摔牌翻臉，然後供應商的供貨資格就有可能隨之取消。一場輸贏幾萬的牌局對他來說，都是小菜一碟。”
我哥在一次酒後這樣跟我說。
而我哥，就是靠著投其所好，成功搭上了這位財神，並從中撈到了大實惠。具體說來，作為家庭中的一員，我也間接享受到了這些實惠所帶來的豐厚利益。
對於這位神秘的領導和他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哥自有一番托詞，他整天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
我爸早發現我哥宋東利的發財之道有些“陡”，曾經不止一次勸誡他，要悠著點兒，不能幹違法的事兒。我哥總是不以為然。
“沒事兒，你不是也沒少掙錢嗎爸！”
“我跟你不一樣，我是掙錢，你這是搞錢啊小子！”
“放心吧爸，我這都是跟著領導幹呢！”
我爸很早就在國有企業體製改革後到個人承包的小煤礦工作，憑借自己豐富的井下采煤經驗，在當時也一度是各個礦主爭相聘請的炙手可熱之人，作為管理人員或者合夥人，往往能得到非常高額的薪水或分紅。所以，實事求是說，我父親所掙的錢，每一分都是完全合法且問心無愧的。
作為一名全憑本事掙錢的老黨員，我父親發現了我哥的錢來的太快且不合情理，他稱之為“陡”，總感覺我哥堆起來的錢，有些岌岌可危。
父親的擔心是正確的。
1999年年末，全國上下都沉浸在澳門迴歸前的喜悅和激動之中，也有一部分人沉浸在全球範圍內盛傳的世界末日到來之前的恐怖擔憂中。
然而令人惶恐不安的世界末日沒來到，我哥風光無限好日子的末日先到了。
他終於栽在自己所走的歧路上。
我哥依附的那位財神落馬了，並且牽出了多位涉案的供應商，其中包括宋東利。好在比起其他人，宋東利的行賄數額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而且在辦案人員談話期間，能認真對待，積極交代問題，符合自首情節，在看守所關押了一個月後，免於起訴，但交了相當數額的罰金。
後來我哥從其他供應商的口中得知，“財神”根本沒看上我哥行賄給他的那點小錢兒，能保持與我哥的來往，是因為看上了我哥這小子有“靈氣”但沒有“賊氣”，說白了就是比較“傻”，必要時可以充分利用的人。
這對我哥來說，未免有些恥辱了，因為他曾經吹過的牛擺過的譜，通通被這個“傻氣”的定位打得稀碎，原來自己被當成了小醜還不自知。
不過我哥憑借自己天生樂觀的本性，很快就將這種鬱悶抵消在把自己人生第二次“進局子”的見聞感受與人分享的快感上了。
他被送進看守所時，正趕上十二月初的深冬時節，在公安機關拘審之前，允許他最後一次聯絡家人。那天晚上九點，他給我打了電話，告知兩件事：一是幾個小時之後他就進看守所了，我要以家屬的身份負責去公安機關辦理相關事宜；二是這件事不要告訴我嫂子和我媽。
在他二十歲第一次被拘留時，我還小，在上學，家裏的事情都由我父母進行操辦，而我除了感受到家裏的氣氛有些凝重以外，父母並沒有讓我對哥哥被拘留有太多的了解。
這次我接到他聲音低沉而緊張地打過來的電話時，說實在的，我出現了一瞬間的不知所措。這是我第一次要自己承擔我家裏的重大責任。我腦袋裏瞬間交替著他在看守所裏的狼狽不堪和曾經的不可一世之間的反複對比。
東山市距離我們有300多公裏，我連夜把單位的客貨車借出來，自己驅車往東山走，試圖能在我哥進看守所之前見到他。但是當我趕到公安局刑偵科時，隻見到了他的衣物以及手機、鑰匙、錢包等物品。辦案人員告訴我，他已經在一個小時之前被押送至東山市第二看守所。
“這是他的物品，你清點一下簽個字。”
“為什麽要把他的外衣褲脫下？”我見到了我哥的凱撒毛領皮夾克外套和褲子。
“進去必須穿號服。”
辦案人員生冷地說。
“要押多久？”
“不知道，具體得看案件進展情況。”
辦案人員一邊翻動著讓我簽字的紙張，一邊繼續說：
“明天正趕上二看探視時間，你可以給他送些行李，存點兒錢。”
“我能見到他嗎？”
“看守所羈押期間嚴禁探視。”
看他的態度也是懶得跟我多解釋，我就簡單問了二看的地址，拿起我哥的物品離開了那裏，開車一路打聽到了二看附近，找個賓館臨時住下。
幾乎一宿沒睡，終於熬到天亮，我早早地出來步行到看守所門外，與陸續趕來的其他家屬打探著這裏的規矩。
八點半鍾，一個警察從裏麵走出來準時打開了大門，同時有人從裏麵推開了大門旁邊的看守所接待室的門，聚集在大門外的幾十號家屬蜂擁而入，衝進接待室。
準確地說這裏是一個小賣部。一圈櫃台，分別出售在押人員需用的生活用品。因為禁止外部用品進入監舍，所以家屬們都是空手而來，然後在這裏匆忙地挑選東西。
隻有一上午的開放時間，所以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往前擠。
我被人流推擠著先在各個櫃台前看了一遍，然後買了一套被褥、一套秋衣褲，一雙棉鞋，一個帽子、一雙手套以及一大包的食物，但凡接待室便利店裏賣的東西，我差不多買了個遍。
在等待過程中通過與家屬聊天，我知道可以往裏麵傳紙條。夾在物品裏，請警察避過監控攝像頭就能送進去。於是我從車裏找到一個筆記本撕下一條紙，簡單給我哥寫了幾句話，一方麵告訴他，我在外麵，暗示他會盡力撈他出去，另一方麵，要他務必本著坦白從寬的原則爭取寬大處理。寫完折好塞在衣物包袱裏麵的最上層，把寫有宋東利名字的紙條用曲別針別在包袱外麵，來到羈押監舍樓，交給門衛警察。
在警察接包袱的時候，我在下麵順手把疊好的一張100元現金觸到警察手裏，小聲說了一句，“這100塊錢給您自己買點兒煙抽。”
這是我一早上聽別的家屬傳授的。
那個跟我哥年齡差不多大的警察很自如地用手指夾走了錢，隨手把包袱放在了門衛室的外窗台上，然後低聲說，在這等著吧。
我所站的監舍大樓，隻有進門的門衛方廳處是自由通向外麵的，其餘都是用敦實的鐵柵欄封閉著，包括門衛室的窗戶，都嵌著鐵柵欄，不過現在窗戶上留出的小柵欄門是敞開的。
大約過了有十幾分鍾，從鐵柵欄裏麵的走廊走來一個年輕一些的警察，進到門衛室，從窗口拿走了我哥的包袱，看了一眼紙條上的名字，又走進了鐵柵欄裏麵的走廊深處。
我和其他等待的家屬們心照不宣地站在柵欄外麵的門廳中，焦急地接連抽了幾根煙。所有的人都沒有說話，包括手指自如的警察。
大家都知道站在這裏一舉一動、一聲一響都在法眼之下，既然每個人都做了律法禁止的小動作，必定要有所敬畏。
又過了一陣，那個年輕警察從走廊深處走了出來，進到門衛室裏麵，從兜裏掏出一小打紙條，趴在裏麵的窗台上，挨個念在押人的名字。
在他喊“宋東利”的一刻，我的心放佛被人攥了一下，一股氣流從心口一下子衝到嗓子眼下邊，我急切地盼望著看到我哥的迴複。
我接過了宋東利的紙條，是我送進去的那個，他在背麵寫了迴複，七個字：“給我買好煙——宋東利”。
拿著這張有手心大小的紙條，我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不覺又失落又心疼。我期望著由這張紙片傳遞出我哥的內心想法和事件因由，以及監舍裏的居住環境、夥食狀況、監友情況等等，希望由此推斷了解他在裏麵心理和身體兩方麵的狀況。
但是，我隻感受到了我哥的煙癮。
我走到手指警察身邊，小聲問他，可不可以再幫我給宋東利送進去一條煙。
警察嚴肅又不屑地說：“不可能，裏麵不讓吸煙。”
我轉頭看了一眼鐵柵欄裏麵長長的走廊，深吸了一口氣，無奈地攥著我哥的字條，走出了監舍。
到了大門外，我站住腳，試圖找到之前告訴我很多內幕的那個家屬，再跟他打探一下，怎麽樣能把煙送進去，但是沒有見到他。
據他說，嫌疑人進去之後必須先挨揍的，被所謂的“大馬牙子”及其手下揍，打服就成為最弱的那個，處處受欺侮，不服的繼續打。但是新人打贏的概率很低，一般比較好的結果是打了平手，然後與大馬牙子互不幹涉，誰也不招惹誰。而警察對此常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經常有被打得不省人事的，甚至在他上次來的時候，也就是一周之前，遇到拉走一個人，應該是非正常死亡，多半是在監舍裏被大馬牙子指使長期受欺淩的，而且這種現象每年都有發生。
本來我從電影電視中看到過港台或者歐美片裏麵，獄舍中經常發生打鬥，情節觸目驚心，現在自己的親人可能要遭遇同樣的境遇，我不免更加擔心起來，無暇再顧及我哥抽煙的願望，趕緊拿出手機給我的大學同學丁玉臣打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