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駱一禾給餘切帶來了《人民文學》的新一期,上麵的最後一頁,就寫上了獲獎名單。


    駱一禾所說的那些小說全在裏麵,但餘切更關心的是小說背後的首發雜誌:《昆侖》、《青春》、《滬城文學》、《花城》、《十月》……


    首都和滬市的刊物,竟然占據了大半壁江山,把《軍文藝》、《醜小鴨》等也算進去,首都又占了其中的大半部分。


    看來,中國的文壇在首都啊,當一個作家怎麽能不在首都呢?


    在首都,提前一周就知道內幕消息,在外地,光是寄信通知就得一周多,前後就是半個月。


    這邊已經喝上慶祝的小酒,那邊還在懷疑自己是否落選……


    餘切問駱一禾:“這個通知一定得那麽麻煩嗎?咱用電視機……哦不,收音機通知不行嗎?”


    電視確實太貴了,一台熊貓牌的黑白電視賣六七百,普通人得攢兩年。大家買不起。


    駱一禾卻說,“不是每個作家,都像餘老師你一樣寫得快的,有些人創作十分困難,過的也窘迫,連生活也不能自理。”


    “所以,還是得寄信?”


    “當然了,寄信是最穩妥的。餘社長,咱新現實社團還開不開會了?”駱一禾忽然話鋒一轉。


    餘切說:“開個屁,人都跑完了。”


    現在燕大已經到了考試季,大家都不玩了,宿舍走廊有學生靠著牆壁抱著書本,低聲默念;食堂也很安靜,大家邊吃邊翻書,筆夾在碗沿上。


    教學樓因為燈光徹夜通明,每間教室都被占滿,有些學生幹脆帶著墊子坐在走廊裏複習。


    就連五四文學社的詩人們,現在也不搞行為藝術了嘛,不及格是要被勸退的。


    餘切也忙著寫課程論文,他有個“雙軌製”影響的課程論文要寫,這事兒現在是熱門話題。燕大一些教師,本身也是社科院的智囊,他們當然會把自己研究的當做考題。


    啥是“雙軌製”?


    簡單說,就是社會上一個價(高),國營廠一個價(低)。


    改開後,國內很快開始搞“雙軌製”,但是84年之前是農村和生產資料的雙軌製,它沒有劇烈的傳達到城市居民,也沒有大規模在消費品上麵搞雙軌製。


    因為當時本來沒有考慮在城市和消費品上搞雙軌製,但是時局逼迫下,發覺不得不搞。


    這麽說吧,燕大經濟係下麵的政治經濟學係,有個叫林一夫的人,他是寶島人,原先已經在那邊拿了碩士學位了。


    然後,某天林一夫遊過海峽跑來這邊投誠,燕大學院這邊火速給了他學籍,然後一年就讓他碩士畢業,送去美國芝加哥大學,師從西奧多·舒爾茨(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門搞農村改革的研究,寫的論文全是農業、農村、農民相關的——顯然對他委以重任。


    他是首位接受完整現代經濟學教育返迴國內工作的學者,等他迴來就會傻眼了,因為城市竟然也放開了,而且造成的影響遠遠大於農村。


    還記得萬縣首富嗎?


    牟期中的好日子就快要來了,倒爺的春天即將到來。


    所以,餘切就在自己的論文中大概描述了一下後果:會迎來暫時的陣痛,但長久看是好的。


    為啥呢?


    餘切在自己的論文中用大白話寫道:


    原先的經濟就是單軌製,國家來定價格和生產,這一套已經執行不下去了,但如果立刻的徹底放開,那就是等同於“休克療法”,會有極其猛烈的通貨膨脹,這會引起城市居民喪失對政策的信心,也執行不下去。


    而雙軌製產生的疼痛,痛的久,痛的慢,但不至於一下痛死人,它是當前不體麵但最務實的選擇。


    至於怎麽緩解這些疼痛呢?


    餘切是真不知道,曆史沒有答案給他抄。


    接下來一周,餘切到處搜羅資料,支撐自己的觀點。這篇論文是他本學期最大的活兒,傳言中是下一屆經濟係主任來批改論文,評定成績。所以必須要體現自己的水平。


    但是,又不能過於精確,隻可做模糊預測,否則是解釋不清的。


    有天生的作家,可沒有天生的經濟學家啊。


    兩周後,這篇論文寫完了,連帶著其他作業全完成了,餘切開始搞自己的《大撒把》小說。


    同時,繼續迴來自於前線戰士的信件——《天若有情》入選優秀中篇小說選後,更多雜誌開始轉載和評論這部小說,它還在給餘切帶來稿酬。


    而在前線,因為很多戰士們渴望看到女性的閃光點,渴望迴來後,會有一段美好的感情,不要被辜負……這當然是人之常情了。


    《天若有情》已流傳遍整個前線。政委們常常說:


    “如果華弟這種走了錯路的人,也能得到愛情,我們是真正的英雄,更會得到姑娘們的喜愛。”


    它已給人帶來了真切的精神力量。


    餘切知道,這部小說在戰士們那裏流行,是比較偶然的,由看過小說的人口口相傳,而且故事本身引發過爭議。


    但《未婚妻的信》於明年刊登之後,恐怕會真正引發巨大的震動,豈不是與餘切徹底成為軍旅文學代表作家?


    這真是未曾預想過的道路。


    12月的《軍文藝》上刊登了作家劉兆麟對《天若有情》的賞析和評鑒:


    “它確實不是一個軍旅故事,但它的花香飄到了橄欖綠。”


    “《天若有情》作為一個反應時事的文章,意外的在前線受到熱捧,顯示出其本身故事上的優秀。作家餘切以其細膩的情感描寫和宿命式的悲劇張力,真正切中了時代中每一個人對真摯感情的渴望……”


    “華弟是一個邊緣性質的人物,桀驁不馴,生於底層,對社會充滿抗爭;而喬喬則是家庭的‘叛逃者’,她純真而勇敢,生於富豪家庭,身份與性格的對比構成了極大的敘事張力,加之浪漫和暴力的結合……然而,這並非是我們在軍旅文學上想要討論的。”


    “筆者想要說的是,它為何在前線流行?”


    “論暴力,有什麽比得上戰爭?”


    “論浪漫,有什麽比得上忠誠與等待?”


    “論正義,有什麽比得上保家衛國?”


    “答案唿之欲出,因為他給予了特殊身份的讀者,超越現實的合理想象,以‘英雄人物’的身份迴來,去匹配自己的真摯感情。這恐怕是作者本人都沒有意識到的。”


    餘切看到這一篇賞析後驚呆了。說實話,小說發了之後不少人寫評價恰爛錢,但都沒聊到點子上。


    偏偏這個人是寫對了的,他簡直是比我還知道這個小說。


    於是,餘切拿著小說問做編輯的駱一禾,“劉兆麟是誰?”


    “寫軍旅題材作品的創作者,他原先也是一名士兵,因為有寫小說的天賦,退伍後專職在軍區政治部門搞創作,《啊,索倫河穀的槍聲》就是他寫的,上半年他的小說和李存寶的小說在前線最受歡迎。”


    餘切說:“《啊,索倫河穀的槍聲》不也是優秀中篇小說嗎?他也是那個二十分之一。”


    駱一禾卻說,“你不是寫軍旅題材,卻超越了他,這不正是新現實主義的勝利嗎?用真情實感來打動人,戰士們也是普通人,渴望愛情,所以喜歡你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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