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兩類人,還有一部分官員選擇了自殺為皇帝殉難。他們深受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的影響,心中秉持著“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觀念,將對君主的忠誠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這部分人不在少數,比如監察禦史魏冕、前文提到的王艮、大理丞鄒瑾,他們以絕食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用這種決絕的行為,扞衛著自己心中的那份忠誠與大義。太常寺少卿廖昇,亦是痛哭著與家人訣別,而後自縊而死,以死來表明自己絕不屈服於新主的決心,令人動容之餘,也讓人感歎傳統思想對人影響之深。


    再有就是那些抗節不屈的官員了。他們恪守儒家大義,對朱棣通過軍事政變奪取皇位這一有違“禮製”的行為極為不滿,不但不歸順、不自殺、不合作,反而當麵斥責朱棣,甚至想盡自己所能去反抗。明知此舉是以卵擊石,卻依舊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可謂是錚錚鐵骨,盡顯氣節。


    當然,他們的反抗也引來了朱棣慘無人道的屠戮,被族誅者眾多,甚至出現了“瓜蔓抄”這樣令人觸目驚心的手段,除了被誅十族的方孝孺外,還有被誅五族或株連鄉鄰的景清、鐵弦、卓敬等等。他們用生命和家族的覆滅,譜寫了一曲悲壯的忠誠之歌,雖身死卻名留青史,成為了後世傳頌的忠義典範,隻是這代價,實在是太過沉重了。


    各路藩王在此時也都紛紛開始選擇站隊。他們本就對朝廷的削藩之策心懷不滿,而朱棣正是因削藩一事而起兵,如今朱棣大功告成,對於這些藩王來說,當下歸順朱棣,最起碼自己的王位是能夠保住的。而且朱棣在諸藩中實力最強,他們即便有心去爭一爭那皇帝寶座,可麵對燕軍的強大兵力,也是有心無力,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權衡利弊之後,選擇站在朱棣這一邊,似乎成了最為穩妥的選擇。


    朱棣迴龍江駐紮後,並未放鬆警惕,反而越發謹小慎微起來。此刻,皇位已然可以說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但越是到了這個關鍵時候,他越明白不能為以後留下任何隱患,每一個決策、每一個舉動,都可能影響到他未來統治的穩固性。


    而那些選擇歸順朱棣的文武官員們,也開始暗自謀劃起來,不管建文帝是不知所蹤還是崩逝於大火,大明已經經曆了這麽多年的戰亂,必須盡早確立新主,讓天下安定,百姓休養生息。他們期望朱棣能早日登基,如此一來,自己也好盡快在新朝之中找準位置,施展自己的抱負,為家族謀得榮耀與安穩。


    翌日,也就是六月十四日這一天起,諸王以及文武群臣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一般,多次上表勸進。他們言辭懇切地表示,大明不可一日無主,希望朱棣早日登基,繼承大統,以穩定這動蕩不安的局勢,讓天下重新恢複秩序。


    然而,朱棣卻皆不允諾。 這背後,其實有著深厚的文化與政治緣由。按照上古傳統和儒家禮儀教化,雖說建文帝已經下落不明,但此時的朱棣和文武百官,依舊要上演一場“三辭三讓”的好戲。


    “三辭三讓”的做法,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傳說時代,像堯禪讓於舜、舜禪讓於禹的故事中,就有著類似謙遜推讓的情節記載。這些傳說經過後世一代又一代的傳頌和渲染,逐漸成為了一種被廣泛認可的理想的權力交接模式,被視為一種極具典範意義的禮儀傳統。


    後代在進行禪讓皇位等重大權力交接活動時,便有意識地模仿這種模式,以此來顯示對上古賢君品德和做法的尊崇,讓自身的行為符合傳統所認可的規範,進而彰顯權力交接的正統性與嚴肅性。


    漢。史書記載,當時漢獻帝被迫 “禪位” 給曹丕,曹丕方麵也進行了多次辭讓,假意表示不敢接受皇位,說自己德不配位之類的話語,實際上這更多是一種政治表演,是為了讓自己稱帝這件事顯得更具合法性,仿佛是順應天命、眾望所歸,在經過這 “三辭三讓” 的程序後,曹丕最終登上皇位,建立了曹魏政權。


    到了曹魏後期,司馬氏家族逐漸掌握了軍政大權,權傾朝野。到司馬炎時,他意圖取代曹魏建立晉朝。同樣,在所謂 “禪讓” 過程中,司馬炎也對曹丕的後世子孫進行了 “三辭三讓”,先是推辭曹魏皇帝的 “禪位” 之意,對外表現出很為難、不敢接受的姿態,然後在群臣的再三勸進下,才接受皇位,完成朝代更替,這同樣是出於在政治程序和輿論上營造合理合法形象的目的。


    到了當下這個時代,儒家思想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而程朱理學經曆了多年發展更是成為了當下儒家的主流思想,它所強調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和謙遜、克己等品德,早已深入人心。


    而“三辭三讓”的行為,恰恰契合了儒家所倡導的這些道德準則。通過反複地推辭謙讓,朱棣這樣的即將接受皇位之人能夠展現出自己謙遜的姿態,表明自己並非貪圖權勢,而是在眾人的推舉、上天的眷顧之下,不得已才接受這一重任。這在禮儀層麵上,將儒家的道德觀念具象化地表現了出來,使得權力交接能夠在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框架下進行,從而贏得更多文人士大夫以及普通民眾基於文化認同上的認可。


    再者,從皇位傳承的合法性角度來看,朱棣雖然身為太祖高皇帝的皇子,可畢竟是通過起兵靖難這一類似於造反的途徑獲得皇位的,總有得位不正之嫌。“三辭三讓”這種做法,正好可以向天下人表明新君即位是順應天意、符合民心的。


    在推辭的過程中,就表現出朱棣並非主動謀求皇位,而是在各方的推舉之下,順理成章且得到各方認可後,眾望所歸之下才不得不接受這一重任,如此一來,便能夠鞏固新皇統治的正當性根基,讓天下臣民更易於接受朱棣這位新的統治者。


    同時,朱棣也可借這多次的辭讓,暗中觀察朝廷內外各方勢力以及文武百官的態度,看看究竟誰是真心支持自己登基即位,誰還持有保留意見,又有誰依舊冥頑不靈,忠心於那不知所蹤的建文帝朱允炆。


    畢竟,在這複雜的局勢下,人心難測,他需要通過這樣的方式,進一步摸清情況,能為自己日後掌控朝政、坐穩皇位和對官員的任用做好充分的準備。 而且,朱棣還記得楊榮當時對自己說過的話,即便自己再心急登基,也要等到拜謁孝陵之後


    。所以,在這段時間裏,他必須和歸順的文武百官一起,把這出關乎權力交接與正統性的戲,好好地演下去,不容有絲毫差池。這一場“三辭三讓”,既是一場禮儀的展示,更是一場政治的博弈,關乎著大明未來的走向與朱棣統治的根基穩固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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