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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大詩人陸遊晚年寫給兒子的詩中有這麽一句:“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戰爭也是同樣道理,勝敗與否,絕不僅取決於沙場征戰的將士,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裏的齷齪肮髒或高貴純潔,都影響著勝利天平的傾向。


    先後進行了西征和兩次北伐的桓溫對東晉帝國“外難未彌,內弊交興”的狀況深有體會,優秀的將領,勇敢的士兵,最終依然失敗了戰爭。那麽,決定勝負的因素,一定在戰爭之外,在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縮影。


    戰事進行期間,桓溫多次上書朝廷,力求通過改革以增強國力,提高軍隊戰鬥力。最為著名的有《七項事宜疏》等,其內容針砭時弊,足以彰顯桓溫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具體事務方麵,桓溫主持了東晉曆史上第三次“土斷”。


    所謂“土斷”,大可以參考當代的“人口普查”,即通過清查戶口,使廣大人民登記在冊,“黑戶”變“白戶”,以便於統治。


    進行“土斷”的主要原因在於,由於晉人南渡和世家大族的蔭庇,導致大量沒有戶口的“黑戶”產生。“黑戶”由於沒有戶口,所以不需要交賦稅,也不服兵役,隻對“蔭庇”他們的世家大族和地主交租,對國家無任何貢獻和義務。這種情況的產生,嚴重影響國家稅收,損害東晉國家利益。土斷在客觀上具有抑製和打擊世家大族和地主勢力的作用,是東晉迅速提升國力的必然選擇。


    364年,桓溫受命主持“土斷”,史稱“庚戌土斷”。


    與晉元帝、晉明帝年間的兩次土斷不同,庚戌土斷不但要斬斷士族高門與南遷流民的聯係,而且要清理他們隱匿的所有民戶。這些民戶被清理出來後,從此脫離士族高門,並且要向朝廷納賦稅、服兵役。


    在實施進程中,桓溫執法嚴苛,不畏權勢,使“土斷”得以順利貫徹落實。據《晉書》記載,王彪為會稽內史,執行桓溫“土斷”法令,僅會稽一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


    “庚戌土斷”是東晉曆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土地改革,國家控製的人口數量大大增加,賦稅隨之增多,腐朽沒落的東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複蘇。同時,“庚戌土斷”為桓溫第三次北伐及後來謝安當國,組成北府兵,一舉取得在淝水之戰的巨大勝利奠定基礎,更令其後整個南朝皆為之得益的關鍵政績。


    多年以後,再一次實施“土斷”的劉裕這樣評價桓溫的政治改革:“財阜國豐,實由於此”。


    倉皇南渡的東晉,能夠在總體上對北方政權保持攻勢,桓溫承上啟下,功莫大焉。


    對於桓溫而言,一切的改革,全都是為了實現北伐的成功而服務,光複山河的理想才是他的終極追求。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為了實現其日益膨脹的個人私欲所做的必要準備。


    不同的目的,卻需要用同樣的手段來完成。於是,安於享樂的清談家們和寧願孤身犯險的桓溫就有了很深的“誤解”。對錯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坐而論道一定不可能收複淪喪的山河和拯救異族鐵蹄下的百姓。


    唯物的曆史觀說,是、非這兩者是不能夠混為一談的,否則將會影響我們對曆史人物的客觀評價,使真相湮滅在時間的消磨中。人性本就複雜,他年之非不能掩今日之是。


    曆史是一麵照亮人心的鏡子,為什麽隻要是桓溫所做就一定是齷齪肮髒?


    369年四月,桓溫發兵北伐前燕。


    個中原因總結如下:其一,改革完成,國力大增,有了“財阜國豐”的基礎,桓溫認為,晉軍有實力和北方騎兵一戰;其二,前燕南下後,多次進攻東晉,並於365年攻克洛陽等地,給東晉造成極大的威脅;其三,桓溫自363年掌握朝政之後,尚有徐、兗二州及豫州兵力不受控製。據載,由於東晉內部鬥爭,桓溫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獲得以上三州軍政大權,所以急需通過北伐建功以提高自身威望來實現野心,最終達到謀權篡位目的。其四,前燕戰神慕容恪病死之後,慕容垂遠離政治中心,慕容評與太後可足渾氏沆瀣一氣,專權亂政。桓溫認為,北伐前燕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是桓溫曆次北伐中規模聲勢最為浩大的一次,出師時有百官相送,都邑盡傾。北伐軍共有步騎五萬,兵分東西兩路。西路由王導時留下的宿將袁真帶領,任務是穿過譙、梁二郡,打通石門水道,把糧草運送到黃河前線;東路由桓溫親自率領,從駐地姑孰出發,經水路進入黃河,沿河西上與袁真會師。


    北伐軍途徑金城(今江蘇句容縣北),桓溫看到曾經在此任職琅琊太守時種下的柳樹已有十圍粗,當時場景曆曆在目,悲憤之情油然而生,於是折枝在手,潸然淚下,感慨良多: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草木無情,人生易老,桓溫第三次北伐時,中原淪落已經五十餘年,晉氏南渡,也已經傳到了第五代皇帝。南渡遺民已經老去、凋零,在南方長大的新一代遺民子弟,早已將他鄉認作故鄉。桓溫所感慨的,不僅是自己壯誌難伸,也是無數仁人誌士北望中原而無可奈何的歎息。


    壯誌未酬身已老,中原北望唿奈何!但有三千精騎在,為君百死定風波。感慨中的桓溫正手握數萬大軍,肩負著太多人的夢。


    晉軍過淮、泗,沿河北上,桓溫率眾將登船樓北望,但見滿目瘡痍,破敗不堪。飽經戰亂的中原各地蕭條荒涼,早已經不複當年景象,桓溫慨然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時有袁宏在側,聞之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


    桓溫很生氣,以劉表有千斤大牛能吃飯卻不能幹活最後被曹操所殺為喻,用以反駁袁弘,意指如袁弘這樣身居高位者,徒有高官厚祿卻不能為國盡職出力,誤國誤民。當時滿座駭然,盡皆失色,袁弘隨即被免職。


    不過故事還是有續集的,此事的不久之後,桓溫發現自己尚缺北伐檄文一份,於是命袁弘賦之。當時正在進軍途中,沒有條件為袁弘提供一張安靜的書桌,文房四寶也不齊全,袁弘以馬背當案幾,以口水潤狼毫,頃刻間寫就檄文,洋洋灑灑數千言,精彩非常,寓意深刻,揚我軍威,挫敵膽氣,桓溫覽之大悅。後來,這段故事便流傳了下來,成了一句形容人們才華橫溢、才思敏捷的成語:“倚馬千言”。


    359年六月,北伐軍將領檀玄在湖陸擊敗前燕攔截軍隊,俘獲敵寧東將軍慕容忠,北伐軍軍至山東金鄉。


    時值大旱,桓溫命冠軍將軍毛虎生鑿巨野澤(在今山東巨野北)三百裏,引汶水(今大汶水)會於清水(古濟水自巨野澤以下又稱清水)。這條航道後人稱之為“桓公瀆”。桓溫率大軍乘船自清水入黃河,舳艫連綿數百裏。


    在北伐軍進入黃河前,晉軍內部曾對下一步進軍方略產生爭論。謀士郗超認為:北方正值旱季,漕運難通,北伐軍可原地駐守,積聚軍需,過冬之後再繼續進兵,方法雖遲緩,但我軍必能立於不敗之地;或者大軍直撲鄴城,逼迫燕軍主力出城決戰,即使燕軍據城堅守,也可盡收城外百姓、財貨,防止敵人堅壁清野,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


    桓溫沒有采納,既不肯直趨鄴城,決勝負於一役,又不肯頓兵河、濟,以待來年。堅持按原定計劃沿河西上與袁真會合。北伐軍進入黃河,逆流西進。


    很多人認為,這是桓溫無心真正北伐的憑據,若從郗超之言,必不至後來的慘敗。


    直趨鄴城固然能達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效果,但是,同樣意味著北伐軍需要舍棄船舶輜重,遠距離徒步奔襲,而據城而守的前燕軍卻是以逸待勞,這是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在敵方有生力量並未受損的情況下,桓溫隻要進攻稍有不利,前燕四方援軍轉瞬即至,是時,內外夾擊,北伐軍必敗。事實上,在當時,前燕已經有所反應,開始派兵攔截北伐軍進軍。作為首都的鄴城,前燕不可能毫無防備。


    對於“頓兵河、濟,積蓄糧草,來年再戰”的建議,桓溫就更不可能采納了。懸師日久,會對軍心士氣造成極大損害,導致師老兵疲,這不是一番慷慨激昂的鼓勵話語就能夠改變的。而且也會給前燕太多的準備時間,從容調度,到時候依然是勝負難料的結果。


    桓溫真正的勝算在於:東西兩路大軍全部達成預定戰役目標,會師於前燕首都鄴城城下。那時,北伐軍體力充沛,士氣如虹,兵精糧足。前燕卻會因為無法阻止晉軍北上而陷入恐慌,屢戰屢敗之後,軍心渙散,不可能阻止北伐軍攻破鄴城。


    開戰初期,戰事發展正是桓溫想要的樣子,直到負責打通糧道的袁真出了問題。


    六月,北伐軍在黃墟(今河南民權北)大敗前燕下邳王慕容厲兩萬步騎,慕容厲僅以身免;燕軍繼任者慕容藏節節敗退;同月,前燕高平太守徐翻投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響應;同月,桓溫前鋒鄧遐、朱序大破燕將傅顏八萬大軍於林渚(今河南鄭州市東北)。


    七月,北伐軍進至枋頭(今河南浚縣),距前燕國都鄴城僅二百餘裏。


    接連的戰敗讓燕國君臣驚慌失措,惶恐不安,皇帝慕容暐及主政者慕容評連逃往和龍(今遼寧省朝陽市)的馬車都已經準備好了,正在搬家。


    想起那座代表著慕容家族精神的大棘城,那年,大棘城下,慕容廆激勵將士,親自出擊,重創宇文素延數十萬大軍。那年,依然是大棘城下,刀槍如林,馬嘶震天,慕容恪僅以兩千騎兵即擊破後趙天王石虎,一戰而名揚天下。


    國都遷到了鄴城,皇帝也換成了慕容暐,桓溫還沒有圍城,情況並不比當年糟糕,先輩的榮光也還在,但前燕君臣的骨頭,酥了。


    慕容垂阻止了前燕皇帝陛下的逃跑行動,“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


    在國家危難之際,慕容垂發揮了自己在關鍵節點上的關鍵作用,阻止皇帝的逃跑,穩定了前燕的軍心、民心。為下一步行動的有效實施奠定了基礎。


    慕容暐停下腳步,任命慕容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率眾五萬抵抗晉軍。同時派遣使者赴前秦求援,許諾割讓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以西土地,換取前秦出兵救援。大家請注意這一點,戰後,前燕食言,這成為前秦滅燕的導火索。


    當時,到達枋頭的晉軍情況並不樂觀,雖然北伐軍節節勝利,但西路軍袁真在平定譙、梁之後,並沒能順利打通石門漕運糧道,完成戰役目標。慕容垂派燕範陽王慕容德、蘭台侍禦史劉當率騎兵一萬五千駐屯石門,完全斷絕晉軍東、西兩路會師可能。桓公瀆也由於幹旱而水位下降,不能通運。北伐軍水運不通,退路及糧食供應均被切斷,桓溫頓兵枋頭,鄴城雖近在咫尺卻不敢揮兵直進。


    而且,在頓兵枋頭之後,桓溫和慕容垂幾次交手均遭失敗,又有傳言前秦援軍將至,北伐軍士氣愈發低迷,此消彼長之下,退兵已成必然。


    369年九月,由於水路不通,桓溫命令燒掉所有船隻,放棄全部輜重,從陸路撤軍。沿途為防止燕軍投毒,一路鑿井而飲,行七百餘裏而追兵不至,晉軍於是放鬆警惕,開始大踏步後撤。


    其實,前燕的追兵一直就在北伐軍的身後,慕容垂親自率領八千騎兵尾隨追蹤,並不是不願出擊,而是在等待一擊而勝的時機。


    當晉軍認為燕軍並沒有派出追兵時,當晉軍放鬆警惕防備鬆散時,當晉軍思鄉心切戰意漸消時,當晉軍日夜兼程疲憊不堪時,那就是燕軍進攻的時機。


    很榮幸,慕容垂等到了這樣的機會;很不幸,晉軍正如慕容垂所料。


    桓溫見追兵未至,於是大膽撤軍,命令晉軍兼程而進。緊隨北伐軍身後的慕容垂隨即下令急速追趕,並使慕容德率精騎四千於襄邑(今河南睢縣西)設伏。


    九月,慕容垂在襄邑追及晉軍,慕容德伏兵盡出,前後夾擊,大敗桓溫,殺傷晉軍達三萬人。前秦援軍也應邀而至,前秦將領苟池在譙國再次擊敗桓溫,晉軍傷亡以萬計。


    369年十月,桓溫收攏散兵,屯駐山陽(今江蘇淮安),第三次北伐以慘敗告終。


    這是桓溫最後一次北伐,此敗之後,再不北伐。


    值得一提的是,勸說前秦苻堅出兵救援前燕的人,就是那個在桓溫軍帳中捫虱論天下的王猛。一別經年,各為其主。


    總體而言,桓溫三次北伐並無建樹,最後一次更是損失慘重,在此對於北伐失敗的原因總結如下:


    首先,借用史書話語,桓溫北伐動機不夠純粹。“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誌,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北伐成了桓溫立威東晉,名震江東的工具,收複失地還我山河反倒成了次要願望了。也正因為此,桓溫害怕失敗,進軍務求持重,大好形勢下常觀望不前,貽誤戰機。


    其次,在將領的個人謀略上,正如前燕申胤所評,桓溫“驕而恃眾,怯於應變”。固然有其務求持重的原因,但也反映桓溫不善於捕捉戰機,指揮作戰缺乏靈活性。尤其在第三次北伐撤軍途中,其個人謀略明顯比慕容垂很是遜一籌。


    最後,東晉君臣偏安東南一隅,誌在割江自保,無意恢複失地。反倒是對桓溫權勢日盛而深懷戒心,不願看到桓溫北伐成功。因此,桓溫的北伐並不能得到東晉朝廷的全力支持。正如前燕申胤所評:“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微,溫專製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誌,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桓溫的北伐是孤獨的,前有強敵,後有掣肘。一段偉大的事業,本該上下同心、全力以赴的征程,在上位者各自利益的驅動下,成了桓溫一個人的旅程。


    桓溫所進行的北伐,雖然損失慘重,建樹無多,但卻為北方人民反抗剝削與壓迫的鬥爭提供了支援,沉重打擊了少數民族的殘暴統治,這是符合當時北方人民願望的。桓溫的北伐,猶如一盞明燈,在黑夜中帶給了北方人民戰勝異族奴役的信心和希望。


    戰後,慕容垂功高遭嫉,被迫出逃。


    戰後,渡過難關的前燕沒有兌現向前秦求援時的割地許諾,燕主慕容暐遣使苻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雙方因之反目。這直接導致前秦發動滅亡前燕的戰爭。


    桓溫的北伐沒有滅亡前燕,前燕卻因為桓溫的北伐而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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