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的走近這首詩歌，首先我們應該了解作者在創作這首詩時的時代背景，這是一個漢末落魄文人創作的詩歌，有了這個大前提之後，我們理解起來就會更加容易。
慨歎著“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的漢末文人，麵對的卻是一個君門深遠、宦官擋道的苦悶時代，所以對於那些壯誌難酬的文人來說，他們的內心是極度痛苦的。
這首詩的首聯，作者寫到了一座與浮雲齊高的高樓，這高樓是那樣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間又很眼熟：“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刻鏤著花紋的木條，交錯成綺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翹的閣簷，階梯有層疊三重，正是詩人所見過的帝宮氣象。所以首聯之中看似是對景物的描寫，實則是對自己“心有淩雲誌，不得廟堂門”心中的感慨和失落的一種映射。
頷聯寫到了那高樓之上有悲涼的弦聲，是誰在彈奏這首曲子呢？大概就是杞梁妻吧。在這裏，作者運用典故，以那杞梁之妻彈奏的淒涼的弦聲，提出了兩大思考：一、在這般巍峨壯闊的高樓之上，為何會傳出如此悲涼的曲子？二、那彈唱之人為何是那位因為夫君戰死沙場而哭塌城樓的杞梁之妻？
而在頸聯之中，寫到這彈琴之人啊，彈奏的曲子哀轉徘徊，還要一彈三歎，即使是彈奏那些慷慨激昂的樂曲，其中也會有餘悲穿插其中，可以說是極力營造了一種哀憤的氛圍。
於是,在尾聯之中，作者就開始直抒胸臆，為讀者解惑，那彈歌之人為何會如此憂傷？因為無人知道他內心的淒苦，也尋不到真正的知音，其實看到這裏，相信大家已經有一點明悟，其實這備個之人不是別人，正是作者自己，他的懷才不遇，他的知音難覓，都在這裏十分直接的表露了出來。但在最後一句，他還是表達了自己永遠不會放棄的信念，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成為那一隻鴻鵠，奮力的展翅高飛。
生活在三國時期的阮籍是一個迷茫、悲觀的人，對於儒家所提倡的“禮法”，他認為是“束縛下民”的可怕又可惡的東西，而他們所鼓吹的那些神聖的原則不過是“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因此，他不願為這些原則奉獻自己，但又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究竟何在，這使他的詩歌經常顯示出一種焦灼的情緒和悲觀的色彩，這首詩也是如此。
在這首詩的前兩句，作者寫到像東園桃李般的嘉樹，人們在樹下都踩出來了一條小徑，這說明它原來的熱鬧。但是接下來兩句詩人又寫到，當那秋風一吹啊，桃李就會開始凋零，最終便隻能剩下光禿的樹枝了。
由此，詩人領悟到了一個真理：有盛必有衰，有繁華必有憔悴；今日的高堂大廈，不久就會倒塌，而成為長滿荊棘、枸杞等植物的荒涼之地。——這就是第五、六句的詩意。
既然一切都是轉瞬即逝，再大的繁華也都有落寞的那一天，那我還有什麽理由在乎這些俗世顯赫、名利呢？所以，作者才會在接下來的四句寫到：既然如此，那還是讓我騎馬到西山去隱居吧；這樣做雖然要拋妻撇子，但在這個世界上我連自身都保不住，又何必對妻子戀戀不舍？
但是，作者終究是糾結的與痛苦的，他心中也很清楚他為自己找到的那條路並不是真正的明路，所以他才會在兩句寫到桃李開始凋零時，野草雖然仍很茂密，但到了年底，嚴霜覆蓋在野草之上，野草也就完結了。這是詩人否定了他自己找出來的那條解脫之路。
鍾嶸在《詩品》中曾經寫到：“曹植詩富有風骨，辭藻文采十分的華麗繁茂，情感上也兼有雅怨，身體被文化。”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中說道：“（曹植詩）五言十分流調，是那麽的清麗宗旨；華實際用法不同，隻有才學才是安定。所以你得讓自己變得很公平，叔夜具有溫潤，茂先凝聚著清新，景陽振十分美麗。兼好那麽你就可以建、整，如果偏美的話就是太衝、公幹了。”
（2）
從上文提到的“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我們就可以先得出一個小結論，曹植詩是很有文人風骨的，他的詩中尤其突出地表現著這股“慷慨“、“骨氣“，同時辭藻也十分的華麗。
曹植的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主要是樂觀開朗、豪放俊逸，但到後期就變得隱曲深沉、哀怨憂憤，然而那種“慷慨““任氣“的風骨卻始終充溢侵人。
而造成曹植的詩風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其實也並不複雜，甚至和大多數文人一樣，命途優渥時詩風便較為開闊，命途多舛時詩風自然也就變得深沉起來。
曹植前期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與曹丕一起，以貴公子的身份與曹操屬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寫下不少記敘宴遊及唱和贈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鬥雞》等，大抵情調平和，辭采華麗，很有些貴族氣。這一類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為突出。這種詩當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內涵，但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它反映了建安時代詩歌題材不斷擴大，更多地反映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反映了隨著文人文學集團的出現，詩歌的娛樂性與社交功能更加明顯了。曹植後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作品的內容與風格發生顯著變化。那種雍容華貴的詩作極少再出現，一些表達不甘閑置、要求施展才能的願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樣豪邁自信，而是顯得深沉悲涼。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寫了對個人命運的失望，和對曹丕政治集團的怨恨。這些詩文中，充滿受壓迫的痛苦，對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預感生命將在屈辱與碌碌無為中消耗、失去其應有價值而產生的悲哀。
陶淵明是一位田園詩人，他的詩具有樸實無華和平淡自然的特點，“風格即人”這條藝術的規律，在陶淵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證明。讀陶淵明的詩總有一種讀詩如見其人的感覺。他的詩不是吟風弄月的文字遊戲，而是詩人的生活及真情實感的抒發。從其作品看他對自己作品意象的塑造，率真、任情，不掩飾、不做作，不為世俗所左右，我行我素。詩人一生不斷追求的是樸實、自然、率真、耿直。這種求真的思想，是對自然主義的追求與向往。例如他在《飲酒》中所描繪的，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又是“采菊”，又是“飛鳥”，最後提到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說明他是真的發自內心的喜歡現在的這種生活，短短幾句，就將他的率真、自然表達了出來。
而謝靈運正如作者在上文中所提到的一樣，他寫的詩“在新在俊”。謝靈運所開創的山水詩，把自然界的美景引進詩中，使山水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他的創作，不僅把詩歌從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來，而且加強了詩歌的藝術技巧和表現力，並影響了一代詩風。
慨歎著“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的漢末文人，麵對的卻是一個君門深遠、宦官擋道的苦悶時代，所以對於那些壯誌難酬的文人來說，他們的內心是極度痛苦的。
這首詩的首聯，作者寫到了一座與浮雲齊高的高樓，這高樓是那樣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間又很眼熟：“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刻鏤著花紋的木條，交錯成綺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翹的閣簷，階梯有層疊三重，正是詩人所見過的帝宮氣象。所以首聯之中看似是對景物的描寫，實則是對自己“心有淩雲誌，不得廟堂門”心中的感慨和失落的一種映射。
頷聯寫到了那高樓之上有悲涼的弦聲，是誰在彈奏這首曲子呢？大概就是杞梁妻吧。在這裏，作者運用典故，以那杞梁之妻彈奏的淒涼的弦聲，提出了兩大思考：一、在這般巍峨壯闊的高樓之上，為何會傳出如此悲涼的曲子？二、那彈唱之人為何是那位因為夫君戰死沙場而哭塌城樓的杞梁之妻？
而在頸聯之中，寫到這彈琴之人啊，彈奏的曲子哀轉徘徊，還要一彈三歎，即使是彈奏那些慷慨激昂的樂曲，其中也會有餘悲穿插其中，可以說是極力營造了一種哀憤的氛圍。
於是,在尾聯之中，作者就開始直抒胸臆，為讀者解惑，那彈歌之人為何會如此憂傷？因為無人知道他內心的淒苦，也尋不到真正的知音，其實看到這裏，相信大家已經有一點明悟，其實這備個之人不是別人，正是作者自己，他的懷才不遇，他的知音難覓，都在這裏十分直接的表露了出來。但在最後一句，他還是表達了自己永遠不會放棄的信念，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成為那一隻鴻鵠，奮力的展翅高飛。
生活在三國時期的阮籍是一個迷茫、悲觀的人，對於儒家所提倡的“禮法”，他認為是“束縛下民”的可怕又可惡的東西，而他們所鼓吹的那些神聖的原則不過是“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因此，他不願為這些原則奉獻自己，但又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究竟何在，這使他的詩歌經常顯示出一種焦灼的情緒和悲觀的色彩，這首詩也是如此。
在這首詩的前兩句，作者寫到像東園桃李般的嘉樹，人們在樹下都踩出來了一條小徑，這說明它原來的熱鬧。但是接下來兩句詩人又寫到，當那秋風一吹啊，桃李就會開始凋零，最終便隻能剩下光禿的樹枝了。
由此，詩人領悟到了一個真理：有盛必有衰，有繁華必有憔悴；今日的高堂大廈，不久就會倒塌，而成為長滿荊棘、枸杞等植物的荒涼之地。——這就是第五、六句的詩意。
既然一切都是轉瞬即逝，再大的繁華也都有落寞的那一天，那我還有什麽理由在乎這些俗世顯赫、名利呢？所以，作者才會在接下來的四句寫到：既然如此，那還是讓我騎馬到西山去隱居吧；這樣做雖然要拋妻撇子，但在這個世界上我連自身都保不住，又何必對妻子戀戀不舍？
但是，作者終究是糾結的與痛苦的，他心中也很清楚他為自己找到的那條路並不是真正的明路，所以他才會在兩句寫到桃李開始凋零時，野草雖然仍很茂密，但到了年底，嚴霜覆蓋在野草之上，野草也就完結了。這是詩人否定了他自己找出來的那條解脫之路。
鍾嶸在《詩品》中曾經寫到：“曹植詩富有風骨，辭藻文采十分的華麗繁茂，情感上也兼有雅怨，身體被文化。”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中說道：“（曹植詩）五言十分流調，是那麽的清麗宗旨；華實際用法不同，隻有才學才是安定。所以你得讓自己變得很公平，叔夜具有溫潤，茂先凝聚著清新，景陽振十分美麗。兼好那麽你就可以建、整，如果偏美的話就是太衝、公幹了。”
（2）
從上文提到的“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我們就可以先得出一個小結論，曹植詩是很有文人風骨的，他的詩中尤其突出地表現著這股“慷慨“、“骨氣“，同時辭藻也十分的華麗。
曹植的詩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主要是樂觀開朗、豪放俊逸，但到後期就變得隱曲深沉、哀怨憂憤，然而那種“慷慨““任氣“的風骨卻始終充溢侵人。
而造成曹植的詩風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其實也並不複雜，甚至和大多數文人一樣，命途優渥時詩風便較為開闊，命途多舛時詩風自然也就變得深沉起來。
曹植前期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與曹丕一起，以貴公子的身份與曹操屬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寫下不少記敘宴遊及唱和贈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鬥雞》等，大抵情調平和，辭采華麗，很有些貴族氣。這一類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為突出。這種詩當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內涵，但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它反映了建安時代詩歌題材不斷擴大，更多地反映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反映了隨著文人文學集團的出現，詩歌的娛樂性與社交功能更加明顯了。曹植後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極為悲憤苦悶，作品的內容與風格發生顯著變化。那種雍容華貴的詩作極少再出現，一些表達不甘閑置、要求施展才能的願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樣豪邁自信，而是顯得深沉悲涼。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寫了對個人命運的失望，和對曹丕政治集團的怨恨。這些詩文中，充滿受壓迫的痛苦，對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預感生命將在屈辱與碌碌無為中消耗、失去其應有價值而產生的悲哀。
陶淵明是一位田園詩人，他的詩具有樸實無華和平淡自然的特點，“風格即人”這條藝術的規律，在陶淵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證明。讀陶淵明的詩總有一種讀詩如見其人的感覺。他的詩不是吟風弄月的文字遊戲，而是詩人的生活及真情實感的抒發。從其作品看他對自己作品意象的塑造，率真、任情，不掩飾、不做作，不為世俗所左右，我行我素。詩人一生不斷追求的是樸實、自然、率真、耿直。這種求真的思想，是對自然主義的追求與向往。例如他在《飲酒》中所描繪的，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又是“采菊”，又是“飛鳥”，最後提到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說明他是真的發自內心的喜歡現在的這種生活，短短幾句，就將他的率真、自然表達了出來。
而謝靈運正如作者在上文中所提到的一樣，他寫的詩“在新在俊”。謝靈運所開創的山水詩，把自然界的美景引進詩中，使山水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他的創作，不僅把詩歌從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來，而且加強了詩歌的藝術技巧和表現力，並影響了一代詩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