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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古齋，晚上經常傳出古樂聲。
袁秋華的古琴，翁師傅的二胡，玄武的蕭，小李子的塤，隔三差五來個古樂合奏。大家精通韻律，喜絲弦，好鍾鼓，與友同樂，以藝會友，其樂融融。純粹是誌趣相投，與君同樂，屬於安身立命之餘暇，養家糊口之外興，既不賣藝，也不應酬，也不收徒，就圖個高興。
聲音撥心弦，樂律長翅膀，關不住。心情舒暢也罷，情緒高漲也罷，興致勃勃也罷，聽眾沒必要猜測奏者是誰，為何而樂，感覺到愉悅就好。街頭巷尾，便有人停下腳步，佇立靜聽。有的唿朋引友，趕到欣賞，稱之為音樂盛宴。甚至有人將它錄音，放到網上，與眾樂友分享，贈與博古齋各種美譽，音樂殿堂、精神食糧、高等樂府。
手舞足蹈，揮毫潑墨，盎然自樂。書畫唱和，。命題之聲，應景之作，本來不打算奏，但經不起編輯一再約稿，隻好披上個馬甲上陣，士氣低落，當然索然無味。
文化基本是玩出來的，古玩是成年後的“玩具”。玩家大多以“玩”為旨，圖的是樂。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的收藏圈，行內小型拍賣會上，客戶有不少是玩家，他們身份各異，大多不是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他們隻是比別人多一點閑錢，及多一點對古玩的興趣。他們今天買，明天也可以賣，高興就買，不高興就不賣，但如果是心頭好，給再多錢也不賣。這就是玩家，不強求係統收藏，也不講究利益迴報。對於玩家而言，買賣沒有貴不貴，隻有喜歡不喜歡。講求“安心”二字，心不安，則玩得不開心。所謂“心安”，就是心裏沒有後悔的事，沒有虧心的事，沒有想不開的事，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役，不利用，不算計，不設防，做人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做事幹幹淨淨，坦蕩體麵。在那個信息不對稱的年代，玩家們如魚得水，買得容易，賣得開心。
什麽是“玩”？就像熟人一樣，你不但能了解他的家事，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氣秉性和興趣愛好。再熟的人，你坐在屋裏，他一說話，你就知道他來了。再進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說話，你聽到他的腳步聲就知道是他。
他們文化程度不高，為什麽也懂得古玩了？這部分人是通過多年的實踐，從感覺意識方麵掌握了一些辨偽要領，但他們多數隻能識別，不能解釋。同時也隻能憑經驗大概進行真偽的判斷，不講理由，也不講證據。
文物發展的不同，曆經可簡單歸結為：夏—陶，商—銅，周—漆，漢—玉，唐—俑（造像），宋—瓷，明—木，清—畫。
國內的文物交流有三大形式，一是由政府及私人設置的文物公司，有出口的特權。二是政府批準成立的拍賣機構。三是民間舊貨市場和收藏者之間的交流。
文物拍賣以近現代器物，現當代書畫家的作品為主，以海外迴流宋代以前文物為輔。中國的高古玉器、新石器時代彩陶、唐三彩、唐以前的石質造像、漢代以前青銅器、明清民窯陶瓷、元代以前的古字畫，一直都是西方收藏家的“寵兒”。但重要的夏、商、周青銅器、石刻、玉器、陶器、俑像、漆器，則由於文物法的限製難以進入拍賣行，這些文物基本處於民間私下交流狀態。交流總量以明清文物，及近代名人書畫，最受藏家追捧，其它則相對較少，但贗品卻泛濫與無製。不管是拍賣會，還是私下交易，都是一棰定音，不保真，不包換，也不退貨，文物變成了牟利、謀生、得名的工具。隔行如隔山，不懂裝懂，“國寶幫”隻想快速升值，甚至是為了炫耀、顯擺。幾十年後，隻能是一堆垃圾，投資必然血本無歸。結果就是花了冤枉錢，做了冤大頭，被一個悶棍打暈。
凡是國有體製的文博人員，考古人員，嚴禁接觸及買賣民間古玩文物。這一政策製約了他們的市場實踐，使體製內人員缺乏真假古玩的辨識能力，不但不允許買賣，還與古玩界隔絕交流和來往，他們被國家養在金字塔內，沒有眼力，也不敢下手買古玩。
有些民間出土和流散的古玩，古玩商也不會讓體製內的專家們鑒賞。說穿了，有些古玩來源並不合法，且認為他們的鑒定水平差得遠，用不著求助他們鑒定，同時也沒必要給自己找麻煩。同一件器物，一二手進價和三四手進價，價格會差數倍。文博人員，古玩商之間，不具備交流溝通的條件，更不會進行買賣交易。
古董商不與那些不懂鑒賞古玩的人，進行交流和交易。主要因為這一群體不懂得欣賞，沒有共同語言和溝通的基礎，不但不懂得曆史價值及收藏價值，且不懂得養護古玩，有的甚至損毀文化遺存。破四舊的時候，這群體，砸寺廟，多起勁，燒書畫，多賣力，批孔鬥孟，多風光。真正內行的古玩商，實際上舍不得把古玩賣給不懂、不愛古玩的人，因為真正的古玩商，內心喜歡酷愛古玩，交易並非完全為了金錢，不像竟拍時價高者得，轉讓主要看對方人品，如果賣給外行，會被看做毀老祖宗的寶貝，良心有愧。古書畫，特別怕氧氣和光照，會造成“光老化”，禁止拍照。近代書畫也不例外，不能長期暴露在陽光下，燈光下，禁止煙熏火繚，蟲咬鼠啃，還特別怕紫外線和潮濕。古玩商對這些人，要麽不交易，要麽賣高仿，認為門外漢隻有資格玩賞一些贗品罷了。自知平庸嘛，甘於凡俗嘛，生活平平淡淡，同時也平平安安。看不清潮頭風向，非要跟風冒險，用一百塊要一萬塊的貨，想撿漏？癡心妄想哦，不可救藥！異想天開哈，騙騙這廝！關公麵前耍花刀，買的沒有賣的精，給他脖子掛一磨盤，大街栽一跟鬥。
古玩這一行，包羅萬象，一個人不可能什麽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單打獨鬥當然也就孤掌難鳴，吃虧的隻能是自己。文物有學術研究價值，但未必都有經濟價值，及市場需求，並非越高古，越老舊，就越價高，也並非宮廷出來的物件，都是無價之寶。玉就是玉，石就是石，萬年的石頭，還是石頭，不可能變成玉。皇上的廁紙，也是廁紙，不可能變成金紙。要和懂規則的聰明人一起幹，最關鍵還要遇對明師，跟對朋友圈，很多想成為收藏家的收藏愛好者，都犧牲在了拍賣行的邊緣。鑒定師要有看到真品的機會，並且進行認真的考察和識別，從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館藏實物，便是通過行家，或商家之手來了解真品了。搞收藏，最重要的不僅是資金，還需要有龐大信息網，朋友多，人緣廣，哪有好東西都能知道，所以說有時候，信息等同於錢。
袁秋華經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帶領下，尋訪各路古玩商店，書畫店，購藏古董，有時在知情人的帶領下，走街串巷，搜尋以前散落在大戶人家裏的珍貴古董，例如，康有為家族，朱汝珍家族，商衍鎏家族，甚至拜訪近現代及當代書畫名家，預訂作品。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書畫名跡，不在故宮，各級博物館，美術館，即在海外，明清名家大作，即便偶現市場，不是偽作，就是天價，遠非一工薪階層所能負擔得起。慣常到近代書畫展，當地畫廊購買書畫作品，不看官銜、頭銜、名氣，不論名頭、流派、行情，隻講作品內涵，藝術水平，囤貨以小名家為主，憑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寶”或“揀漏”。容庚、商承祚的書畫，不準出境，屬於生僻，冷門，收藏是豆腐價。嶺南畫派的高劍父、高奇峰和陳樹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趙少昂、楊善深，在廣州的黎雄才、潘行健，還有後輩楊之光、陳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玨等畫家。當時藝術品市場還未曾升溫，嶺南畫派在藝術市場一直默默無聞，絕大多數嶺南派畫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幾萬之間徘徊，也就有了“價值窪地”之稱。
袁秋華每月逛兩次香港荷裏活道的古玩街，參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賣會，經常收獲驚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畫。潘玉良幼年時就成了孤兒，被舅舅賣進蕪湖青樓，學歌伎。十七歲遇到潘讚化，嫁給他後，移居上海，拜師洪野學畫，考進劉海粟創辦的上海圖畫美術院，師從朱屺瞻、王濟遠。1921年畢業後，又考取安徽省公費津貼留法的資格，是巴黎國立美術專門學校油畫班的插班生，與徐悲鴻是同學。1925年以畢業第一名的成績獲取羅馬獎學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進入羅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學習油畫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羅馬國際藝術展覽會上榮獲金質獎，打破了該院曆史上沒有中國人獲獎的記錄。
潘玉良迴國後，在上海和南京的大學當教授。1936年她舉辦個人第五次美展，《人力壯士》贏得了最高榮譽，但不料在收展時，有人在《人力壯士》上貼了一張紙條，上寫：“妓女對嫖客的頌歌”。她出身藝伎，學校錄取學生，隻認成績；國家用人，隻認人才。這個背景並不是什麽秘密，畫展時受到羞辱，有人故意搗亂，不管是出於嫉妒，還是源於愚昧，或對女子的歧視，都令世人鄙視，男人真正的風度是學問和尊重，隻有下流無恥的男人才會侮辱女人。
結束了一天授課的潘玉良迴到家中，潘讚化的大夫人來了。大夫人倨傲對她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正妻小妾，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你不要以為當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讚讚化無奈地說，“嗨呀！你入鄉隨俗吧！”潘讚化賦閑在家，潘玉良掙錢養家，大夫人是包辦婚姻，鄉村小腳女子，不識字，也不懂洋文，此前呆在老家。潘讚化是留日學生，陳獨秀的同學。潘玉良思前想後，又不由得同情起潘讚化來，“倒是他左右為難呢！”於是她心軟了，為了不為難丈夫，隻好向現實屈服，向大夫人雙膝下跪，磕頭倒茶。
第二年，42歲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遊輪。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歲客死巴黎，也沒有再次踏上中國這片故土。寄居法國，生活拮據，她一直堅持不改國籍，不賣作品，不談情愛。上世紀80年代，她的幾百幅畫作登上了迴國的郵輪，收藏在合肥市博物館。流散作品也在她死後，在海外屢屢被賣出天價。
深信，任何一件古董的獲取，從來都是物在選擇人，而不是人在選擇物，人與物之間的緣分，仿佛前世已經注定。
從2003年起，古玩價格的不斷飛漲和海外淘寶市場的全方位開拓，給了古玩商們迅速發展做大的機會，同時這也是拍賣業、畫廊業野蠻生長的年代。那時候，好東西出來得多，國人在世界各地尋寶，掀起了文物迴流的大潮。一部分“熬不住”的收藏者，以前專門倒賣古董時收的老物件，在折價套現，又或者是行家家中出現變故，囤不住了要出手，所以降價售賣，新入行者的目的基本都是投資和理財。隨著收藏者文化水平的提高，社會層次的提升，藝術品的價值已具有綜合性的特征，從過去比較單純的喜歡、欣賞型，開始轉變為財富管理，兼顧了增值保值、資產質押，金融工具、企業宣傳等功能。實際上，是市場洗牌，也是品質升級。當有“death(死亡)”、“divorce(離婚)、“debt(債務)”發生的時候，家庭變故，也會促使藝術品出現換手。行業裏資金和貨品周轉快，當時不少精品的價格，遠沒達到它該有的位置，恰恰又是大行家收真品，囤積居奇的時機。真正的好東西，一旦鑽進收藏家的保險櫃，就不知何時才能再進入市場了。
袁秋華不僅訂閱國內公開發行的《收藏》、《文物》、《書法》、《畫苑》、《藝術品》等報刊，又到館院借閱內部刊物資料，還托海外親友郵寄《世界藝術品市場周刊》、《藝術品與財富》等期刊，及各大拍賣行的拍賣圖冊。
幾年下來，通才整理刊登的係列文章，對比市場動態，得出了一組數據，可以比較清晰地發現：據不完全統計，近20年來，從港澳台外流的中國出土文物有近千萬件，其中絕大部分是由盜墓者與走私者聯手賣出，少數是文博單位的內賊監守自盜所為。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歐美各國博物館；一部分被以各種名義取得“合法”身份後，由拍賣行公開拍賣；另外一部分，則通過古董市場流向收藏家的儲藏室。
這些文物，大部分售價極低，有些半買半送，甚至一堆一堆地估價賤賣，但經外商轉手後，無論是外國古董商售出，還是拍賣行倒賣，一般都可以獲得幾十倍、甚至幾百、上千倍的利潤。更嚴重的是，對於拍賣行來說，這些拍品不但可以迴歸中國文物的真正價值，可以賺更多錢，且引起的糾紛還會更少，因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國政府都沒有檔案可查，很難舉證追討。當然，最終大部分文物，譬如三代青銅器、戰漢古玉、唐陶、宋瓷、佛像、明爐、清翡翠，還會被中國收藏家花巨款買迴去，物歸原主嘛！
買家追捧的明清瓷器，在歐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還可以拍上幾十年。明代，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瓷器行銷海外。景德鎮青花瓷和龍泉窯青瓷，是明代中前期的暢銷品。明代晚期以後，瓷器外銷則以景德鎮民窯、漳州窯等產品為主，青花瓷器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窯白釉瓷器，也較為多見。器形以盤、碗、蓋盒、瓶、瓷塑為主。還有八十年代至改革開放前，國家為換取外匯，外貿出口的精美仿古瓷。
近幾年送拍的中國高古文物數量，同樣多得超出想象。可以這麽說，過去若幹年拍賣行掌握的這類拍品，還不及現在一年主動上門聯係的數量多。質量也一樣，過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銅器作為拍品，同事就興奮不已，現在賣都賣不過來，一般器物有明顯殘缺，拍賣行都不讓上拍，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喜歡完美無缺的東西！
沒“合法”身份的文物，買賣就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所謂非公開拍賣方式，就是由中間商為自己熟悉的買賣雙方客戶牽線搭橋，對部分對口古董進行價格磋商，達成一致意見後便私下成交。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買賣雙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稅費，而且價格一般都比較適中。
文物甩鍋，套牢，押寶，藏家，炒家、莊家忙得不亦樂乎，評論家、策展人、專家鼓吹，跟進，抬轎，市場澎漲繁榮。
由此可知，圍繞中國文物所展開的一場國際商業運作，有著極為縝密的戰略性布局，手法與股市“莊家”慣用的“高拋低吸”伎倆非常相似——一手持續不斷地拉高明清官窯瓷器的價位，並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批出貨；另一手則利用中國對出土文物的管製政策，大量廉價收購、儲備那些時代久遠、真正有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隻待時機成熟，便豎起新的價格標杆，策動這一部分文物“出口轉內銷”的迴歸運動，源源不斷地用中國人自己的“物”，賺取中國人自己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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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古齋，晚上經常傳出古樂聲。
袁秋華的古琴，翁師傅的二胡，玄武的蕭，小李子的塤，隔三差五來個古樂合奏。大家精通韻律，喜絲弦，好鍾鼓，與友同樂，以藝會友，其樂融融。純粹是誌趣相投，與君同樂，屬於安身立命之餘暇，養家糊口之外興，既不賣藝，也不應酬，也不收徒，就圖個高興。
聲音撥心弦，樂律長翅膀，關不住。心情舒暢也罷，情緒高漲也罷，興致勃勃也罷，聽眾沒必要猜測奏者是誰，為何而樂，感覺到愉悅就好。街頭巷尾，便有人停下腳步，佇立靜聽。有的唿朋引友，趕到欣賞，稱之為音樂盛宴。甚至有人將它錄音，放到網上，與眾樂友分享，贈與博古齋各種美譽，音樂殿堂、精神食糧、高等樂府。
手舞足蹈，揮毫潑墨，盎然自樂。書畫唱和，。命題之聲，應景之作，本來不打算奏，但經不起編輯一再約稿，隻好披上個馬甲上陣，士氣低落，當然索然無味。
文化基本是玩出來的，古玩是成年後的“玩具”。玩家大多以“玩”為旨，圖的是樂。在上世紀90年代早期的收藏圈，行內小型拍賣會上，客戶有不少是玩家，他們身份各異，大多不是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他們隻是比別人多一點閑錢，及多一點對古玩的興趣。他們今天買，明天也可以賣，高興就買，不高興就不賣，但如果是心頭好，給再多錢也不賣。這就是玩家，不強求係統收藏，也不講究利益迴報。對於玩家而言，買賣沒有貴不貴，隻有喜歡不喜歡。講求“安心”二字，心不安，則玩得不開心。所謂“心安”，就是心裏沒有後悔的事，沒有虧心的事，沒有想不開的事，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役，不利用，不算計，不設防，做人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做事幹幹淨淨，坦蕩體麵。在那個信息不對稱的年代，玩家們如魚得水，買得容易，賣得開心。
什麽是“玩”？就像熟人一樣，你不但能了解他的家事，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氣秉性和興趣愛好。再熟的人，你坐在屋裏，他一說話，你就知道他來了。再進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說話，你聽到他的腳步聲就知道是他。
他們文化程度不高，為什麽也懂得古玩了？這部分人是通過多年的實踐，從感覺意識方麵掌握了一些辨偽要領，但他們多數隻能識別，不能解釋。同時也隻能憑經驗大概進行真偽的判斷，不講理由，也不講證據。
文物發展的不同，曆經可簡單歸結為：夏—陶，商—銅，周—漆，漢—玉，唐—俑（造像），宋—瓷，明—木，清—畫。
國內的文物交流有三大形式，一是由政府及私人設置的文物公司，有出口的特權。二是政府批準成立的拍賣機構。三是民間舊貨市場和收藏者之間的交流。
文物拍賣以近現代器物，現當代書畫家的作品為主，以海外迴流宋代以前文物為輔。中國的高古玉器、新石器時代彩陶、唐三彩、唐以前的石質造像、漢代以前青銅器、明清民窯陶瓷、元代以前的古字畫，一直都是西方收藏家的“寵兒”。但重要的夏、商、周青銅器、石刻、玉器、陶器、俑像、漆器，則由於文物法的限製難以進入拍賣行，這些文物基本處於民間私下交流狀態。交流總量以明清文物，及近代名人書畫，最受藏家追捧，其它則相對較少，但贗品卻泛濫與無製。不管是拍賣會，還是私下交易，都是一棰定音，不保真，不包換，也不退貨，文物變成了牟利、謀生、得名的工具。隔行如隔山，不懂裝懂，“國寶幫”隻想快速升值，甚至是為了炫耀、顯擺。幾十年後，隻能是一堆垃圾，投資必然血本無歸。結果就是花了冤枉錢，做了冤大頭，被一個悶棍打暈。
凡是國有體製的文博人員，考古人員，嚴禁接觸及買賣民間古玩文物。這一政策製約了他們的市場實踐，使體製內人員缺乏真假古玩的辨識能力，不但不允許買賣，還與古玩界隔絕交流和來往，他們被國家養在金字塔內，沒有眼力，也不敢下手買古玩。
有些民間出土和流散的古玩，古玩商也不會讓體製內的專家們鑒賞。說穿了，有些古玩來源並不合法，且認為他們的鑒定水平差得遠，用不著求助他們鑒定，同時也沒必要給自己找麻煩。同一件器物，一二手進價和三四手進價，價格會差數倍。文博人員，古玩商之間，不具備交流溝通的條件，更不會進行買賣交易。
古董商不與那些不懂鑒賞古玩的人，進行交流和交易。主要因為這一群體不懂得欣賞，沒有共同語言和溝通的基礎，不但不懂得曆史價值及收藏價值，且不懂得養護古玩，有的甚至損毀文化遺存。破四舊的時候，這群體，砸寺廟，多起勁，燒書畫，多賣力，批孔鬥孟，多風光。真正內行的古玩商，實際上舍不得把古玩賣給不懂、不愛古玩的人，因為真正的古玩商，內心喜歡酷愛古玩，交易並非完全為了金錢，不像竟拍時價高者得，轉讓主要看對方人品，如果賣給外行，會被看做毀老祖宗的寶貝，良心有愧。古書畫，特別怕氧氣和光照，會造成“光老化”，禁止拍照。近代書畫也不例外，不能長期暴露在陽光下，燈光下，禁止煙熏火繚，蟲咬鼠啃，還特別怕紫外線和潮濕。古玩商對這些人，要麽不交易，要麽賣高仿，認為門外漢隻有資格玩賞一些贗品罷了。自知平庸嘛，甘於凡俗嘛，生活平平淡淡，同時也平平安安。看不清潮頭風向，非要跟風冒險，用一百塊要一萬塊的貨，想撿漏？癡心妄想哦，不可救藥！異想天開哈，騙騙這廝！關公麵前耍花刀，買的沒有賣的精，給他脖子掛一磨盤，大街栽一跟鬥。
古玩這一行，包羅萬象，一個人不可能什麽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單打獨鬥當然也就孤掌難鳴，吃虧的隻能是自己。文物有學術研究價值，但未必都有經濟價值，及市場需求，並非越高古，越老舊，就越價高，也並非宮廷出來的物件，都是無價之寶。玉就是玉，石就是石，萬年的石頭，還是石頭，不可能變成玉。皇上的廁紙，也是廁紙，不可能變成金紙。要和懂規則的聰明人一起幹，最關鍵還要遇對明師，跟對朋友圈，很多想成為收藏家的收藏愛好者，都犧牲在了拍賣行的邊緣。鑒定師要有看到真品的機會，並且進行認真的考察和識別，從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館藏實物，便是通過行家，或商家之手來了解真品了。搞收藏，最重要的不僅是資金，還需要有龐大信息網，朋友多，人緣廣，哪有好東西都能知道，所以說有時候，信息等同於錢。
袁秋華經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帶領下，尋訪各路古玩商店，書畫店，購藏古董，有時在知情人的帶領下，走街串巷，搜尋以前散落在大戶人家裏的珍貴古董，例如，康有為家族，朱汝珍家族，商衍鎏家族，甚至拜訪近現代及當代書畫名家，預訂作品。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書畫名跡，不在故宮，各級博物館，美術館，即在海外，明清名家大作，即便偶現市場，不是偽作，就是天價，遠非一工薪階層所能負擔得起。慣常到近代書畫展，當地畫廊購買書畫作品，不看官銜、頭銜、名氣，不論名頭、流派、行情，隻講作品內涵，藝術水平，囤貨以小名家為主，憑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寶”或“揀漏”。容庚、商承祚的書畫，不準出境，屬於生僻，冷門，收藏是豆腐價。嶺南畫派的高劍父、高奇峰和陳樹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趙少昂、楊善深，在廣州的黎雄才、潘行健，還有後輩楊之光、陳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玨等畫家。當時藝術品市場還未曾升溫，嶺南畫派在藝術市場一直默默無聞，絕大多數嶺南派畫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幾萬之間徘徊，也就有了“價值窪地”之稱。
袁秋華每月逛兩次香港荷裏活道的古玩街，參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賣會，經常收獲驚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畫。潘玉良幼年時就成了孤兒，被舅舅賣進蕪湖青樓，學歌伎。十七歲遇到潘讚化，嫁給他後，移居上海，拜師洪野學畫，考進劉海粟創辦的上海圖畫美術院，師從朱屺瞻、王濟遠。1921年畢業後，又考取安徽省公費津貼留法的資格，是巴黎國立美術專門學校油畫班的插班生，與徐悲鴻是同學。1925年以畢業第一名的成績獲取羅馬獎學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進入羅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學習油畫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羅馬國際藝術展覽會上榮獲金質獎，打破了該院曆史上沒有中國人獲獎的記錄。
潘玉良迴國後，在上海和南京的大學當教授。1936年她舉辦個人第五次美展，《人力壯士》贏得了最高榮譽，但不料在收展時，有人在《人力壯士》上貼了一張紙條，上寫：“妓女對嫖客的頌歌”。她出身藝伎，學校錄取學生，隻認成績；國家用人，隻認人才。這個背景並不是什麽秘密，畫展時受到羞辱，有人故意搗亂，不管是出於嫉妒，還是源於愚昧，或對女子的歧視，都令世人鄙視，男人真正的風度是學問和尊重，隻有下流無恥的男人才會侮辱女人。
結束了一天授課的潘玉良迴到家中，潘讚化的大夫人來了。大夫人倨傲對她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正妻小妾，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你不要以為當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讚讚化無奈地說，“嗨呀！你入鄉隨俗吧！”潘讚化賦閑在家，潘玉良掙錢養家，大夫人是包辦婚姻，鄉村小腳女子，不識字，也不懂洋文，此前呆在老家。潘讚化是留日學生，陳獨秀的同學。潘玉良思前想後，又不由得同情起潘讚化來，“倒是他左右為難呢！”於是她心軟了，為了不為難丈夫，隻好向現實屈服，向大夫人雙膝下跪，磕頭倒茶。
第二年，42歲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遊輪。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歲客死巴黎，也沒有再次踏上中國這片故土。寄居法國，生活拮據，她一直堅持不改國籍，不賣作品，不談情愛。上世紀80年代，她的幾百幅畫作登上了迴國的郵輪，收藏在合肥市博物館。流散作品也在她死後，在海外屢屢被賣出天價。
深信，任何一件古董的獲取，從來都是物在選擇人，而不是人在選擇物，人與物之間的緣分，仿佛前世已經注定。
從2003年起，古玩價格的不斷飛漲和海外淘寶市場的全方位開拓，給了古玩商們迅速發展做大的機會，同時這也是拍賣業、畫廊業野蠻生長的年代。那時候，好東西出來得多，國人在世界各地尋寶，掀起了文物迴流的大潮。一部分“熬不住”的收藏者，以前專門倒賣古董時收的老物件，在折價套現，又或者是行家家中出現變故，囤不住了要出手，所以降價售賣，新入行者的目的基本都是投資和理財。隨著收藏者文化水平的提高，社會層次的提升，藝術品的價值已具有綜合性的特征，從過去比較單純的喜歡、欣賞型，開始轉變為財富管理，兼顧了增值保值、資產質押，金融工具、企業宣傳等功能。實際上，是市場洗牌，也是品質升級。當有“death(死亡)”、“divorce(離婚)、“debt(債務)”發生的時候，家庭變故，也會促使藝術品出現換手。行業裏資金和貨品周轉快，當時不少精品的價格，遠沒達到它該有的位置，恰恰又是大行家收真品，囤積居奇的時機。真正的好東西，一旦鑽進收藏家的保險櫃，就不知何時才能再進入市場了。
袁秋華不僅訂閱國內公開發行的《收藏》、《文物》、《書法》、《畫苑》、《藝術品》等報刊，又到館院借閱內部刊物資料，還托海外親友郵寄《世界藝術品市場周刊》、《藝術品與財富》等期刊，及各大拍賣行的拍賣圖冊。
幾年下來，通才整理刊登的係列文章，對比市場動態，得出了一組數據，可以比較清晰地發現：據不完全統計，近20年來，從港澳台外流的中國出土文物有近千萬件，其中絕大部分是由盜墓者與走私者聯手賣出，少數是文博單位的內賊監守自盜所為。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歐美各國博物館；一部分被以各種名義取得“合法”身份後，由拍賣行公開拍賣；另外一部分，則通過古董市場流向收藏家的儲藏室。
這些文物，大部分售價極低，有些半買半送，甚至一堆一堆地估價賤賣，但經外商轉手後，無論是外國古董商售出，還是拍賣行倒賣，一般都可以獲得幾十倍、甚至幾百、上千倍的利潤。更嚴重的是，對於拍賣行來說，這些拍品不但可以迴歸中國文物的真正價值，可以賺更多錢，且引起的糾紛還會更少，因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國政府都沒有檔案可查，很難舉證追討。當然，最終大部分文物，譬如三代青銅器、戰漢古玉、唐陶、宋瓷、佛像、明爐、清翡翠，還會被中國收藏家花巨款買迴去，物歸原主嘛！
買家追捧的明清瓷器，在歐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還可以拍上幾十年。明代，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瓷器行銷海外。景德鎮青花瓷和龍泉窯青瓷，是明代中前期的暢銷品。明代晚期以後，瓷器外銷則以景德鎮民窯、漳州窯等產品為主，青花瓷器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窯白釉瓷器，也較為多見。器形以盤、碗、蓋盒、瓶、瓷塑為主。還有八十年代至改革開放前，國家為換取外匯，外貿出口的精美仿古瓷。
近幾年送拍的中國高古文物數量，同樣多得超出想象。可以這麽說，過去若幹年拍賣行掌握的這類拍品，還不及現在一年主動上門聯係的數量多。質量也一樣，過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銅器作為拍品，同事就興奮不已，現在賣都賣不過來，一般器物有明顯殘缺，拍賣行都不讓上拍，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喜歡完美無缺的東西！
沒“合法”身份的文物，買賣就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所謂非公開拍賣方式，就是由中間商為自己熟悉的買賣雙方客戶牽線搭橋，對部分對口古董進行價格磋商，達成一致意見後便私下成交。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買賣雙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稅費，而且價格一般都比較適中。
文物甩鍋，套牢，押寶，藏家，炒家、莊家忙得不亦樂乎，評論家、策展人、專家鼓吹，跟進，抬轎，市場澎漲繁榮。
由此可知，圍繞中國文物所展開的一場國際商業運作，有著極為縝密的戰略性布局，手法與股市“莊家”慣用的“高拋低吸”伎倆非常相似——一手持續不斷地拉高明清官窯瓷器的價位，並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批出貨；另一手則利用中國對出土文物的管製政策，大量廉價收購、儲備那些時代久遠、真正有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隻待時機成熟，便豎起新的價格標杆，策動這一部分文物“出口轉內銷”的迴歸運動，源源不斷地用中國人自己的“物”，賺取中國人自己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