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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下麵是藍新顏寫的書評。
人言可畏
半個世紀前，阮玲玉自殺，留下“人言可畏”。時至今日，“人言”繼續“可畏”。
流言殺人於無形，總會有受害者。譬如，袁秋華小說《同一屋簷下》裏《毀及悔》的主旨，仍是人言可畏，主角單純得像個孩子，都很倔強，一個不會挽留，一個不會迴頭，就這樣抱憾終身。婚姻如同綜合契約，從本質來說，就和做生意差不多，半斤對八兩，豪門對貴門，木門對柴門，要達成一個微妙的平衡，隻不過是各取所需。
或許純粹的愛情，難以融入世俗之中的生活。不融，則意味著現實的出格，意味著對世情常理的背離，意味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以文會友向來都是中國的浪漫傳統，而以文結緣則更是一段佳話，像徐誌摩和陸小曼，像鬱達夫和王映霞，像魯迅和許廣平等等。這些人砸毀舊俗的枷鎖，才成就傳奇的愛情。為愛情而舍棄名聲，甚至犧牲事業，一般來說確實有些愚蠢，但還可以算作一種壯舉，況且能夠保全愛情，可以重新開始。但是為了現實利益而拋棄愛情，同樣是愚蠢的，卻沒有一點點悲壯的色彩，況且已經受損的，隻會繼續流失，沒有信任與尊重，隻有防患與猜疑，老來仍是孤魂。
起碼，我做不到。恕吾愚笨，想問一句，僅僅是為了責任而迴歸，值得嗎?相愛是不管在不在一起，都不會改變的。芸芸眾生當中，又有幾人能相遇一輩子都放不下的愛情？而在一起，並不能讓兩個原本不再相愛的人變得相愛，隻會讓兩個人越來越疏遠。
感情說到底，還是人心。責任綁架，情感勒索，糾纏死守一段空殼關係，身心也接受不了，情感也接受不了，隻會讓生活變得更糟糕。想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但讓孩子看到婚姻最醜陋的模樣，讓他徹底對婚姻失去信心，更不相信愛情，到底是護他，還是害他呢？
一方下定決心要離開的話，誰也留不住誰，還不如就此放手，饒恕他人，也是放過自己，成全他人，也是讓自己自由，再次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主角克製，隱忍，出乎情，止於禮，但流言仍舊沒放過。作者懂得他們的羞憤，正因為不是，所以才羞恥，正因為不願，所以才憤怒，正因為侮辱，所以才抗爭。但沒有破釜沉舟的勇氣，迴頭卻上不不岸，洗不白的汙蔑，將伴隨一生。主角就這樣在恥辱與命運的逼迫下，心如死水逆來順受地活下來了，並且依然那麽苟且偷安，逆來順受地繼續活下去。
這是個悲劇。
宿命感和無力感，處處體現在袁秋華的文學創作當中，成為她小說世界的基調和背景，給人無法超脫，也無處逃遁的悵惘與沉重。
可能與作者是女人相關。一個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作品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尤其當這個作家還是一位女性，情感經曆更搏眼球，是件值得悲哀的事情。
袁秋華的小說發行後，關於她的風言風語委實不少。當她的名字及獲獎信息公布在電視，報紙上的時候，熟悉她的人又羨慕又嫉妒。她失意落魄時，大家不是特別在意她的種種“昭彰劣跡”，現在她“得意洋洋”地升到半空，大家就沒法容忍她的“不端品行”了，要說她的壞話，也要說她朋友的壞話，主要說她那些“不規不矩”的勾當。一時間風聲鵲起，議論湯沸，但生活作風方麵的揭發，不再成為領導提拔人才的一個主要標準，因為是在推選幹部，而不是在選兒媳，隻要她業務能力強，而在經濟上沒有大問題，就ok。
人tm往往不妒嫉陌生人的飛黃騰達，偏偏隻嫉恨身邊人的時來運轉。尤其在模特圈與文化圈之中，原先並不以她為然的人，這迴服氣了，倒是原先肯定她的人，現在反而有些妒恨了，存心要唱對台戲似的，於是流言興起，把張三李四王五趙六所幹的壞事，統統栽贓到她一個人身上。他們都知道袁秋華時來運轉，就是這時來運轉把她變成活靶子人人瞄準，被豎起來站在戲台上做人偶，t場的戲台和文場的戲台，反反複複，明明暗暗，台上台下，場內場外的箭都射了過來。
袁秋華是個埋頭做學問的人，社交並不廣泛，朋友也不多，但反複被媒體曝光之後，就必要引起大眾的關注了，她在私生活上的浪漫風雅，風流逸聞，也就很快上市了。這絕不是她的過錯，沒有傳播這種事的習慣，是局外人無聊生是非，很有些人對這類事感興趣，尤其是發生在藝術家身上的花絮。
一般讀者對小說所述事實的興趣，大大超過對小說意象本身的探究，他們十分熱衷於考索小說中影指的真人真事，仿佛小說寫了生活中真實的人物，和真實的故事，才有它存在的價值。他們不懂藝術上的真實，並非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借助虛構的人物和故事，來抒發作者真實的感觸。他們不在生活中找到小說所影射的真人真事，決不罷休。況且女作家未婚，我本人，是男作家，也未婚，兩人隔牆而居，同吃同行，貌似同居跡象，不婚卻不避嫌，不是很嚴蕭，不是很謹慎，不甚檢點，自然倍屬關注。關於她的，關於我的，關於我們的，流言蠻語，整天如綠頭蒼蠅似的嗡嗡在耳，搔擾得當事人不得安寧。有個別人，甚至當麵指責我們道德敗壞，玩弄感情，傷風敗俗。
聽後，不禁啞然失笑，市麵上流通的種種說法，未免過於牽強，妄加聯想。我清楚有些人曆來對打工者頗有非議，若是純學術的爭鳴，自然無可爭議，可惜不全是這樣。功是功，過是過，應一分為二，賞貶分明，出身歸出身，文章歸文章，不能因出身而否定其文章的成就。我明白袁秋華將外地人對當地人的所思所想，坦誠地抒發出來，義無反顧，難免招致一些人的曲解和忌諱。對於常人，這也難以苛責。私下裏議論便沒問題，但寫下來便成了罪證。
隻有肮髒的念頭，沒有肮髒的文學。文人老實地揭露人的劣性狀，未必就是存心汙毀祖宗和同胞，是否也要死死捂住頭上的癩疤？就象阿q那般不許人指點？社會明明存在偷雞摸狗，是否也要拿聖賢禮義來粉飾？實情明明是腐敗齷齪，是否也要對貪官汙吏進行歌功頌德？藝術家之所以是藝術家，全在於不是按他所希望看到的樣子來看事物，而是如實描寫事物的本來麵目。文人的可貴之處，就在於肯說真話，並不是愛寫社會的壞事，也不是愛揭人的醜惡，良知使然，不得不說，職責使然，不能不寫，寫壞事隻是希望不要重蹈覆轍，揭醜惡隻是希望改邪歸正而已。
文字後麵的血淚，豈是沒有心肝的人所能體味？對於不辯音律的耳朵來說，最美妙的音樂也是毫無意義的；對於不懂文學的心靈來讀，最真善美的作品也是詭辯遮醜的；對於不信愛情的眼光來看，最神聖的感情也是虛假偽裝的。
詩經三百篇，聖賢一言以敝之，思無邪！
一部《紅樓夢》雅俗共賞，雅者從中看到雅之雅，俗者從中看到俗之俗，但現實的問題是，俗者看過不能雅，雅者看過不會俗。無非就是這個樣子。見微知著，風言風語說明了兩個問題，其一，人心是一麵鏡子，無非是一個對文學認知的態度問題。事態都無所謂，重要的是人的心，心大世界才大，心明亮世界才明亮，心邪，眼底盡收假醜惡，則這世界無所不邪，心正，眼中隻見真善美，則這世界無所邪。其二，環境問題，無非是對作家成長的環境問題。如果由稍微有些文化素質的人評判，沒人會有此高論，如果在北京，也不會沸沸揚揚發生這種議論。
言情小說涉及愛恨情仇，乍讀倒似作者的親身經曆，或真情告白。造成這種錯覺，憑證就是作者以第一人稱寫作，隱晦地借用了若幹作者的發現，頗似自傳體，然而筆下塑造的是典型環境裏的典型人物，並不是作者的個體寫真。憑我的眼光來賞析，自然明白袁秋華寫的是小說，不是人物傳記，也不是新聞報道。作者是作者，人物是人物，龍是龍，馬是馬，怎能混談？作者寫“我”，也寫“非我”，寫皇上者就是皇上，寫奴才者就是奴才，寫土匪者就是土匪，寫小偷者就是小偷，寫娼妓者就是娼妓，豈不荒唐？小說隻能當小說看，它免不了虛構，想象，編造，概括，綜合創造。其文須虛實相半，乃文人遊戲三昧之筆，不必問其有無也。難道寫殺人犯，作者最好也去殺人？難道寫失足女，作者還得去賣身麽？
魯迅先生寫阿q，魯迅就是阿q麽？先生寫阿q，並不等於就是倡導阿q的精神，也不等於就是要大家把阿q當榜樣來學習。至於是不是真有這迴事，有沒有借題發揮，讀者就不必認真挖掘罷，更不必對號入座，辛苦勞神大可不必。至於文中種種細節敘述，小說家言而己，賈語村言罷了，姑妄寫之，姑妄看之，祈求別有用心者，切勿追究事由也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愚謬的考證之風，不足取也。否則，被人賣掉，別人還要笑話，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省省心吧。
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筆墨緊隨時代。創作無疑是一種純粹的個人行為，是作者表達對社會及其生活的一種方式，自身的一些觀點，經驗，閱曆，體會又深藏文本之中。但文學也有邏輯的規範，主題的約束，存在決定意識，題材與作者的生活有關，內容與作者的親身經曆有關，人物是作者的影子，或化身。然而藝術固然可以自由飛翔，合理地聯想與想象，按自己之所得傳述，但不能主觀隨意地無中生有。
流言與事實，稍加碰撞，就可燃爆醜聞，我們百口莫辯，隻能寧用沉默，不理流言。人口封不住，我們拿議論沒辦法，有些生活細節不是不能澄清，而是沒法澄清，根本就沒人相信，隻會白白辱沒了人格，白白丟失了臉麵。偏見深重，無端蒙冤，牽強附會，故意栽贓，俗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願別人超過自己，平平穩穩占位子，忙忙碌碌裝樣子，吃吃喝混日子，是是非非毀才子。非議不止，還想他人吃官司，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他人不遭殃，唯恐顯不出他的惡毒來！
人言可畏啊！輿論的壓力，往往超乎人的想象，它能將一個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甚至嚴重影響到人的正常生活。
對所有問詢者，考證者，刺探者，不平者來說，我們的辯駁，或解釋，一句都不信，依然議論不休，猜測著，懷疑著。我們沉默著，躲閃著，知道一切又隱忍一切，並不一定是大徹大悟，也不一定是大智若愚，反而是一種無力訴說的心境。麵對惡意的傷害，辯駁是愚蠢的，麵對無意的傷害，解釋是多餘的，還有什麽可說的呢？
沒有世間的喧囂和繁華，人心的涼薄和寒暖，又怎能襯出文學那原本蒼白的樸素與落寞？
生活中的袁秋華樂觀開朗，比男子還豪爽，還俠義。但她小說裏的人物卻柔軟弱小，哪怕是驕傲的，然而那驕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們在自己脆弱夢境，與沉重現實間苦心經營的一道堤防。她們對人生的打量，既帶著濃厚的虛無之感，同樣也充滿著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懷疑。她筆下那些打工者的人生觀念和價值觀念，並不是沒有問題，但需要生活曆練，慢慢來改進，這就是成長的蛻變之痛。或許那隻是弱勢的群體，麵對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應，如同受驚的鼴鼠，隻想退縮在狹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後一點的安穩！家庭，工作，能力，才是實際可靠的，也是符合生活和社會需求的，恐怕這也正是她們的人生態度吧!
小說創作不是超越性的，而隻是對生活真實的白描，沒有人生意義的完成，也沒有思想境界的升華，有的隻是沉重的宿命和現實的無力，然而連那宿命與無力都隻是徒顯著時間的白雲蒼狗。悲劇之所以成為悲劇，在於旁觀者的在場及介入，而每個人的遭遇與往事，都隻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關注度的缺乏，被漠視的角落，將人生原本的悲劇含義也消解得一幹二淨，餘下的隻有一片顧影自憐的蒼涼。
袁秋華的作品似乎流露著女性關懷，但那更像是一種同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顯然有要替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同胞們，充當社會代言人的野心。對自己筆下的，那些無疑處於弱勢者地位的外地人，她表露出來的，與其說是同情與悲憫，不如說更像是同類命運者的同病相憐。她的姿態，並不是先覺者對後進者的居高臨下，而是一種在對等，平等，誠信的基礎上，開展對話和溝通，又刻意保持著某種若即若離，遊蕩於故事的視線之外，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著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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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下麵是藍新顏寫的書評。
人言可畏
半個世紀前，阮玲玉自殺，留下“人言可畏”。時至今日，“人言”繼續“可畏”。
流言殺人於無形，總會有受害者。譬如，袁秋華小說《同一屋簷下》裏《毀及悔》的主旨，仍是人言可畏，主角單純得像個孩子，都很倔強，一個不會挽留，一個不會迴頭，就這樣抱憾終身。婚姻如同綜合契約，從本質來說，就和做生意差不多，半斤對八兩，豪門對貴門，木門對柴門，要達成一個微妙的平衡，隻不過是各取所需。
或許純粹的愛情，難以融入世俗之中的生活。不融，則意味著現實的出格，意味著對世情常理的背離，意味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以文會友向來都是中國的浪漫傳統，而以文結緣則更是一段佳話，像徐誌摩和陸小曼，像鬱達夫和王映霞，像魯迅和許廣平等等。這些人砸毀舊俗的枷鎖，才成就傳奇的愛情。為愛情而舍棄名聲，甚至犧牲事業，一般來說確實有些愚蠢，但還可以算作一種壯舉，況且能夠保全愛情，可以重新開始。但是為了現實利益而拋棄愛情，同樣是愚蠢的，卻沒有一點點悲壯的色彩，況且已經受損的，隻會繼續流失，沒有信任與尊重，隻有防患與猜疑，老來仍是孤魂。
起碼，我做不到。恕吾愚笨，想問一句，僅僅是為了責任而迴歸，值得嗎?相愛是不管在不在一起，都不會改變的。芸芸眾生當中，又有幾人能相遇一輩子都放不下的愛情？而在一起，並不能讓兩個原本不再相愛的人變得相愛，隻會讓兩個人越來越疏遠。
感情說到底，還是人心。責任綁架，情感勒索，糾纏死守一段空殼關係，身心也接受不了，情感也接受不了，隻會讓生活變得更糟糕。想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但讓孩子看到婚姻最醜陋的模樣，讓他徹底對婚姻失去信心，更不相信愛情，到底是護他，還是害他呢？
一方下定決心要離開的話，誰也留不住誰，還不如就此放手，饒恕他人，也是放過自己，成全他人，也是讓自己自由，再次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主角克製，隱忍，出乎情，止於禮，但流言仍舊沒放過。作者懂得他們的羞憤，正因為不是，所以才羞恥，正因為不願，所以才憤怒，正因為侮辱，所以才抗爭。但沒有破釜沉舟的勇氣，迴頭卻上不不岸，洗不白的汙蔑，將伴隨一生。主角就這樣在恥辱與命運的逼迫下，心如死水逆來順受地活下來了，並且依然那麽苟且偷安，逆來順受地繼續活下去。
這是個悲劇。
宿命感和無力感，處處體現在袁秋華的文學創作當中，成為她小說世界的基調和背景，給人無法超脫，也無處逃遁的悵惘與沉重。
可能與作者是女人相關。一個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作品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尤其當這個作家還是一位女性，情感經曆更搏眼球，是件值得悲哀的事情。
袁秋華的小說發行後，關於她的風言風語委實不少。當她的名字及獲獎信息公布在電視，報紙上的時候，熟悉她的人又羨慕又嫉妒。她失意落魄時，大家不是特別在意她的種種“昭彰劣跡”，現在她“得意洋洋”地升到半空，大家就沒法容忍她的“不端品行”了，要說她的壞話，也要說她朋友的壞話，主要說她那些“不規不矩”的勾當。一時間風聲鵲起，議論湯沸，但生活作風方麵的揭發，不再成為領導提拔人才的一個主要標準，因為是在推選幹部，而不是在選兒媳，隻要她業務能力強，而在經濟上沒有大問題，就ok。
人tm往往不妒嫉陌生人的飛黃騰達，偏偏隻嫉恨身邊人的時來運轉。尤其在模特圈與文化圈之中，原先並不以她為然的人，這迴服氣了，倒是原先肯定她的人，現在反而有些妒恨了，存心要唱對台戲似的，於是流言興起，把張三李四王五趙六所幹的壞事，統統栽贓到她一個人身上。他們都知道袁秋華時來運轉，就是這時來運轉把她變成活靶子人人瞄準，被豎起來站在戲台上做人偶，t場的戲台和文場的戲台，反反複複，明明暗暗，台上台下，場內場外的箭都射了過來。
袁秋華是個埋頭做學問的人，社交並不廣泛，朋友也不多，但反複被媒體曝光之後，就必要引起大眾的關注了，她在私生活上的浪漫風雅，風流逸聞，也就很快上市了。這絕不是她的過錯，沒有傳播這種事的習慣，是局外人無聊生是非，很有些人對這類事感興趣，尤其是發生在藝術家身上的花絮。
一般讀者對小說所述事實的興趣，大大超過對小說意象本身的探究，他們十分熱衷於考索小說中影指的真人真事，仿佛小說寫了生活中真實的人物，和真實的故事，才有它存在的價值。他們不懂藝術上的真實，並非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借助虛構的人物和故事，來抒發作者真實的感觸。他們不在生活中找到小說所影射的真人真事，決不罷休。況且女作家未婚，我本人，是男作家，也未婚，兩人隔牆而居，同吃同行，貌似同居跡象，不婚卻不避嫌，不是很嚴蕭，不是很謹慎，不甚檢點，自然倍屬關注。關於她的，關於我的，關於我們的，流言蠻語，整天如綠頭蒼蠅似的嗡嗡在耳，搔擾得當事人不得安寧。有個別人，甚至當麵指責我們道德敗壞，玩弄感情，傷風敗俗。
聽後，不禁啞然失笑，市麵上流通的種種說法，未免過於牽強，妄加聯想。我清楚有些人曆來對打工者頗有非議，若是純學術的爭鳴，自然無可爭議，可惜不全是這樣。功是功，過是過，應一分為二，賞貶分明，出身歸出身，文章歸文章，不能因出身而否定其文章的成就。我明白袁秋華將外地人對當地人的所思所想，坦誠地抒發出來，義無反顧，難免招致一些人的曲解和忌諱。對於常人，這也難以苛責。私下裏議論便沒問題，但寫下來便成了罪證。
隻有肮髒的念頭，沒有肮髒的文學。文人老實地揭露人的劣性狀，未必就是存心汙毀祖宗和同胞，是否也要死死捂住頭上的癩疤？就象阿q那般不許人指點？社會明明存在偷雞摸狗，是否也要拿聖賢禮義來粉飾？實情明明是腐敗齷齪，是否也要對貪官汙吏進行歌功頌德？藝術家之所以是藝術家，全在於不是按他所希望看到的樣子來看事物，而是如實描寫事物的本來麵目。文人的可貴之處，就在於肯說真話，並不是愛寫社會的壞事，也不是愛揭人的醜惡，良知使然，不得不說，職責使然，不能不寫，寫壞事隻是希望不要重蹈覆轍，揭醜惡隻是希望改邪歸正而已。
文字後麵的血淚，豈是沒有心肝的人所能體味？對於不辯音律的耳朵來說，最美妙的音樂也是毫無意義的；對於不懂文學的心靈來讀，最真善美的作品也是詭辯遮醜的；對於不信愛情的眼光來看，最神聖的感情也是虛假偽裝的。
詩經三百篇，聖賢一言以敝之，思無邪！
一部《紅樓夢》雅俗共賞，雅者從中看到雅之雅，俗者從中看到俗之俗，但現實的問題是，俗者看過不能雅，雅者看過不會俗。無非就是這個樣子。見微知著，風言風語說明了兩個問題，其一，人心是一麵鏡子，無非是一個對文學認知的態度問題。事態都無所謂，重要的是人的心，心大世界才大，心明亮世界才明亮，心邪，眼底盡收假醜惡，則這世界無所不邪，心正，眼中隻見真善美，則這世界無所邪。其二，環境問題，無非是對作家成長的環境問題。如果由稍微有些文化素質的人評判，沒人會有此高論，如果在北京，也不會沸沸揚揚發生這種議論。
言情小說涉及愛恨情仇，乍讀倒似作者的親身經曆，或真情告白。造成這種錯覺，憑證就是作者以第一人稱寫作，隱晦地借用了若幹作者的發現，頗似自傳體，然而筆下塑造的是典型環境裏的典型人物，並不是作者的個體寫真。憑我的眼光來賞析，自然明白袁秋華寫的是小說，不是人物傳記，也不是新聞報道。作者是作者，人物是人物，龍是龍，馬是馬，怎能混談？作者寫“我”，也寫“非我”，寫皇上者就是皇上，寫奴才者就是奴才，寫土匪者就是土匪，寫小偷者就是小偷，寫娼妓者就是娼妓，豈不荒唐？小說隻能當小說看，它免不了虛構，想象，編造，概括，綜合創造。其文須虛實相半，乃文人遊戲三昧之筆，不必問其有無也。難道寫殺人犯，作者最好也去殺人？難道寫失足女，作者還得去賣身麽？
魯迅先生寫阿q，魯迅就是阿q麽？先生寫阿q，並不等於就是倡導阿q的精神，也不等於就是要大家把阿q當榜樣來學習。至於是不是真有這迴事，有沒有借題發揮，讀者就不必認真挖掘罷，更不必對號入座，辛苦勞神大可不必。至於文中種種細節敘述，小說家言而己，賈語村言罷了，姑妄寫之，姑妄看之，祈求別有用心者，切勿追究事由也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愚謬的考證之風，不足取也。否則，被人賣掉，別人還要笑話，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省省心吧。
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筆墨緊隨時代。創作無疑是一種純粹的個人行為，是作者表達對社會及其生活的一種方式，自身的一些觀點，經驗，閱曆，體會又深藏文本之中。但文學也有邏輯的規範，主題的約束，存在決定意識，題材與作者的生活有關，內容與作者的親身經曆有關，人物是作者的影子，或化身。然而藝術固然可以自由飛翔，合理地聯想與想象，按自己之所得傳述，但不能主觀隨意地無中生有。
流言與事實，稍加碰撞，就可燃爆醜聞，我們百口莫辯，隻能寧用沉默，不理流言。人口封不住，我們拿議論沒辦法，有些生活細節不是不能澄清，而是沒法澄清，根本就沒人相信，隻會白白辱沒了人格，白白丟失了臉麵。偏見深重，無端蒙冤，牽強附會，故意栽贓，俗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願別人超過自己，平平穩穩占位子，忙忙碌碌裝樣子，吃吃喝混日子，是是非非毀才子。非議不止，還想他人吃官司，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他人不遭殃，唯恐顯不出他的惡毒來！
人言可畏啊！輿論的壓力，往往超乎人的想象，它能將一個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甚至嚴重影響到人的正常生活。
對所有問詢者，考證者，刺探者，不平者來說，我們的辯駁，或解釋，一句都不信，依然議論不休，猜測著，懷疑著。我們沉默著，躲閃著，知道一切又隱忍一切，並不一定是大徹大悟，也不一定是大智若愚，反而是一種無力訴說的心境。麵對惡意的傷害，辯駁是愚蠢的，麵對無意的傷害，解釋是多餘的，還有什麽可說的呢？
沒有世間的喧囂和繁華，人心的涼薄和寒暖，又怎能襯出文學那原本蒼白的樸素與落寞？
生活中的袁秋華樂觀開朗，比男子還豪爽，還俠義。但她小說裏的人物卻柔軟弱小，哪怕是驕傲的，然而那驕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們在自己脆弱夢境，與沉重現實間苦心經營的一道堤防。她們對人生的打量，既帶著濃厚的虛無之感，同樣也充滿著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懷疑。她筆下那些打工者的人生觀念和價值觀念，並不是沒有問題，但需要生活曆練，慢慢來改進，這就是成長的蛻變之痛。或許那隻是弱勢的群體，麵對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應，如同受驚的鼴鼠，隻想退縮在狹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後一點的安穩！家庭，工作，能力，才是實際可靠的，也是符合生活和社會需求的，恐怕這也正是她們的人生態度吧!
小說創作不是超越性的，而隻是對生活真實的白描，沒有人生意義的完成，也沒有思想境界的升華，有的隻是沉重的宿命和現實的無力，然而連那宿命與無力都隻是徒顯著時間的白雲蒼狗。悲劇之所以成為悲劇，在於旁觀者的在場及介入，而每個人的遭遇與往事，都隻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關注度的缺乏，被漠視的角落，將人生原本的悲劇含義也消解得一幹二淨，餘下的隻有一片顧影自憐的蒼涼。
袁秋華的作品似乎流露著女性關懷，但那更像是一種同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顯然有要替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同胞們，充當社會代言人的野心。對自己筆下的，那些無疑處於弱勢者地位的外地人，她表露出來的，與其說是同情與悲憫，不如說更像是同類命運者的同病相憐。她的姿態，並不是先覺者對後進者的居高臨下，而是一種在對等，平等，誠信的基礎上，開展對話和溝通，又刻意保持著某種若即若離，遊蕩於故事的視線之外，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著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