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提出的意見可謂是合情合理、麵麵俱到，不僅成功地守護住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更是堅決扞衛了國家的主權不受侵犯。
經過一番深入且全麵的剖析之後，他認為法國人並不會如此輕率地調兵遣將、挑起戰事。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奕?以及曾國藩等人在此事上早就打定了自己的主意，對於他的這番見解完全置若罔聞。
尤其是曾國藩，竟然還公然對左宗棠關於不應隨意抓捕和殺害平民百姓的觀點予以駁斥。
曾國藩振振有詞地說道：“那些認為天津民眾出於正義憤慨而采取行動，因此不能加以追查捉拿；還有那些聲稱當地官府及縣衙官員無辜，不應該受到審訊調查的言論，統統都是站在局外人立場上發表的無知膚淺之談。但凡稍微通曉一些事理之人，無一不是深刻了解其中謬誤所在的。”
緊接著，他又進一步闡述道：“天津這邊錯誤地處死了傳教士，外國人難免會心生疑慮，覺得既然天津能夠殺掉二十個，那麽其他通商口岸就有可能殺掉四十個；今天能殺掉二十個，他日說不定就敢殺掉兩百個呢！長此以往下去，洋人在中國恐怕都難以找到一處安身立命之所了。”
就這樣，曾國藩全然不顧事實依據，僅僅隻是憑借著自己憑空想象出來的情景，替洋人做起了種種假設和推斷，並將這種毫無根據的推理結果當作是處理對外事務的重要依據。
究其原因，無非就是心中懼怕洋人會突然發動進攻和戰爭，如果真出現那樣的局麵，那他們必將背負起巨大的罪責啊！
盡管已經抓獲了八十多人，但經過仔細審查和判斷之後，他卻發現其中真正能夠通過認罪並依法處以極刑的僅有六七個人而已。這個數量實在是過於稀少，如果就這樣向洋人交差，恐怕他們未必會願意就此結案。所以，絕對不能拘泥於常規慣例，必須要靈活應變地去處理這件事情。
基於這樣的考慮，他開始日夜不停地抓捕更多的嫌疑人，並對這些人施以嚴酷的刑罰和審訊手段。
經過一番艱苦努力，最終在結案時，一共確定了二十名應該被處以死刑的罪犯（然而實際上隻有十七人被執行了死刑），還有二十五名分別被判處在軍中服役或者流放徒刑的犯人。
此外，張光藻和劉傑這兩位官員也被發配到遙遠寒冷的黑龍江地區充軍戍邊，同時還要另外賠償給法國四十六萬兩銀子以及三萬兩銀子給俄國。
對於這樣的處理結果，他自己倒是覺得頗為滿意，甚至還不無得意地宣稱道：“此次案件的辦理不可謂不嚴厲重大，不僅足以應對法國人方麵的要求，而且就算是通告其他各國也完全說得過去。”
當天津教案終於落下帷幕之後，整個國家上下民眾的情緒都猶如沸騰的開水一般，群情激憤。因為大家普遍都認為這次的事件乃是一次極其屈辱的外交行為。
而原本滿懷期待的天津百姓們一直堅信著曾國藩此番前來，一定會一改之前崇厚那種軟弱妥協的做法，積極籌備兵力以對抗法國人的無理挑釁。
可誰曾想到，最後的結局竟然如此令人失望透頂。
那些遭到冤枉的犯人家屬們更是悲憤難平，紛紛前往京城去向皇帝告狀鳴冤。隻是可惜啊，他們的這番舉動注定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產生。
左宗棠在了解完教案的辦理狀況之後，心中極為不滿。於是，他提筆給自己的友人寫信，言辭激烈地批判起了曾國藩。
在信中，左宗棠寫道：“曾侯相平日裏對於洋人的情況就缺乏深入研究和了解，又怎麽能夠不被他們所左右呢！……他如此誇大洋人那邊的局勢，以此作為要挾的資本，還嚴厲要求賠償抵命、索要高額的撫恤金，到底懷著怎樣的居心啊？”
接著，左宗棠繼續抒發著自己的憂慮之情：“這幾年以來，我們一直高喊著要自強自立，可是稍微遇到一點變故，就不可避免地被洋人所震懾住，實在是令人憂心忡忡啊！”
話說曾國藩是在六月初的時候抵達天津處理教案事宜的，一直忙活到八月底才將這個案件了結。他在天津一共待了整整三個月之久。
盡管在案子辦結之後，曾國藩自我感覺良好，覺得這樣的處置方式足以應對法國以及其他各國，但實際上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充滿愧疚之感的。
因此，在寫給自家兄弟的信件當中，曾國藩一次又一次地表露出這種複雜的心情：“我的內心深感慚愧不安，對外還要麵對眾人的議論指責。”
“我的心緒始終難以舒暢，難免有些鬱鬱寡歡。” 沒過多久，曾國藩便接到朝廷詔令，讓他調任兩江總督一職。
然而此時的他已經心生倦意，不願意再去赴任，並且以自己眼睛患有疾病無法勝任官職為由加以推脫。
趁著現在這個時機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了，又何必要再次前往江南多此一舉呢！自從到任之後，心情一直鬱鬱寡歡，每每迴想起昔日所經辦的那些事情，其中更有像水師這樣存在極大不妥之處的事務，難免會惹人譏諷和議論。
正因為如此，內心整日焦慮不安、坐立難寧，絲毫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快樂與趣味。
雖然目前所處的境遇還算順遂，但心境卻始終難以適應。
而且，經過一番觀察和思考，他已然清晰地洞察到，現今革命軍的勢力可謂是銳不可當、氣勢如虹，宛如破竹之勢一般迅猛發展。
既然局勢已經如此明朗，那又何必再去苦苦掙紮呢？
思及此處，他毅然決然地下定決心辭去現職，並毫不猶豫地將山東地區剿滅土匪這一艱巨任務交托給自己的親弟弟曾國荃。
經過一番深入且全麵的剖析之後，他認為法國人並不會如此輕率地調兵遣將、挑起戰事。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奕?以及曾國藩等人在此事上早就打定了自己的主意，對於他的這番見解完全置若罔聞。
尤其是曾國藩，竟然還公然對左宗棠關於不應隨意抓捕和殺害平民百姓的觀點予以駁斥。
曾國藩振振有詞地說道：“那些認為天津民眾出於正義憤慨而采取行動，因此不能加以追查捉拿；還有那些聲稱當地官府及縣衙官員無辜，不應該受到審訊調查的言論，統統都是站在局外人立場上發表的無知膚淺之談。但凡稍微通曉一些事理之人，無一不是深刻了解其中謬誤所在的。”
緊接著，他又進一步闡述道：“天津這邊錯誤地處死了傳教士，外國人難免會心生疑慮，覺得既然天津能夠殺掉二十個，那麽其他通商口岸就有可能殺掉四十個；今天能殺掉二十個，他日說不定就敢殺掉兩百個呢！長此以往下去，洋人在中國恐怕都難以找到一處安身立命之所了。”
就這樣，曾國藩全然不顧事實依據，僅僅隻是憑借著自己憑空想象出來的情景，替洋人做起了種種假設和推斷，並將這種毫無根據的推理結果當作是處理對外事務的重要依據。
究其原因，無非就是心中懼怕洋人會突然發動進攻和戰爭，如果真出現那樣的局麵，那他們必將背負起巨大的罪責啊！
盡管已經抓獲了八十多人，但經過仔細審查和判斷之後，他卻發現其中真正能夠通過認罪並依法處以極刑的僅有六七個人而已。這個數量實在是過於稀少，如果就這樣向洋人交差，恐怕他們未必會願意就此結案。所以，絕對不能拘泥於常規慣例，必須要靈活應變地去處理這件事情。
基於這樣的考慮，他開始日夜不停地抓捕更多的嫌疑人，並對這些人施以嚴酷的刑罰和審訊手段。
經過一番艱苦努力，最終在結案時，一共確定了二十名應該被處以死刑的罪犯（然而實際上隻有十七人被執行了死刑），還有二十五名分別被判處在軍中服役或者流放徒刑的犯人。
此外，張光藻和劉傑這兩位官員也被發配到遙遠寒冷的黑龍江地區充軍戍邊，同時還要另外賠償給法國四十六萬兩銀子以及三萬兩銀子給俄國。
對於這樣的處理結果，他自己倒是覺得頗為滿意，甚至還不無得意地宣稱道：“此次案件的辦理不可謂不嚴厲重大，不僅足以應對法國人方麵的要求，而且就算是通告其他各國也完全說得過去。”
當天津教案終於落下帷幕之後，整個國家上下民眾的情緒都猶如沸騰的開水一般，群情激憤。因為大家普遍都認為這次的事件乃是一次極其屈辱的外交行為。
而原本滿懷期待的天津百姓們一直堅信著曾國藩此番前來，一定會一改之前崇厚那種軟弱妥協的做法，積極籌備兵力以對抗法國人的無理挑釁。
可誰曾想到，最後的結局竟然如此令人失望透頂。
那些遭到冤枉的犯人家屬們更是悲憤難平，紛紛前往京城去向皇帝告狀鳴冤。隻是可惜啊，他們的這番舉動注定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產生。
左宗棠在了解完教案的辦理狀況之後，心中極為不滿。於是，他提筆給自己的友人寫信，言辭激烈地批判起了曾國藩。
在信中，左宗棠寫道：“曾侯相平日裏對於洋人的情況就缺乏深入研究和了解，又怎麽能夠不被他們所左右呢！……他如此誇大洋人那邊的局勢，以此作為要挾的資本，還嚴厲要求賠償抵命、索要高額的撫恤金，到底懷著怎樣的居心啊？”
接著，左宗棠繼續抒發著自己的憂慮之情：“這幾年以來，我們一直高喊著要自強自立，可是稍微遇到一點變故，就不可避免地被洋人所震懾住，實在是令人憂心忡忡啊！”
話說曾國藩是在六月初的時候抵達天津處理教案事宜的，一直忙活到八月底才將這個案件了結。他在天津一共待了整整三個月之久。
盡管在案子辦結之後，曾國藩自我感覺良好，覺得這樣的處置方式足以應對法國以及其他各國，但實際上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充滿愧疚之感的。
因此，在寫給自家兄弟的信件當中，曾國藩一次又一次地表露出這種複雜的心情：“我的內心深感慚愧不安，對外還要麵對眾人的議論指責。”
“我的心緒始終難以舒暢，難免有些鬱鬱寡歡。” 沒過多久，曾國藩便接到朝廷詔令，讓他調任兩江總督一職。
然而此時的他已經心生倦意，不願意再去赴任，並且以自己眼睛患有疾病無法勝任官職為由加以推脫。
趁著現在這個時機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了，又何必要再次前往江南多此一舉呢！自從到任之後，心情一直鬱鬱寡歡，每每迴想起昔日所經辦的那些事情，其中更有像水師這樣存在極大不妥之處的事務，難免會惹人譏諷和議論。
正因為如此，內心整日焦慮不安、坐立難寧，絲毫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快樂與趣味。
雖然目前所處的境遇還算順遂，但心境卻始終難以適應。
而且，經過一番觀察和思考，他已然清晰地洞察到，現今革命軍的勢力可謂是銳不可當、氣勢如虹，宛如破竹之勢一般迅猛發展。
既然局勢已經如此明朗，那又何必再去苦苦掙紮呢？
思及此處，他毅然決然地下定決心辭去現職，並毫不猶豫地將山東地區剿滅土匪這一艱巨任務交托給自己的親弟弟曾國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