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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男人不能當老婆 作者：Lafuuu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種一刀切方法奏效的前提，必須是朝廷對地方控製力達到空前的強盛。可若是朝廷對地方的控製達到這樣強盛的程度，地方又哪來這麽多隱田呢？
這也是康元十六年時，一個政令行不通，康元帝就選擇迂迴地退一步的原因。兩敗俱傷，對誰也沒有好處。
那時選擇不直接丈量田畝數，而是從收成去推算田畝，這個計算方式盡管很粗疏，但至少在基層能執行下去。
從朝廷法度的延續性來說，這應該隻是康元帝的第一步。做皇帝的，這一步往後退，大概率不是因為真的慫了，而是為下一步的法令做鋪墊。
戶帖製就是在這時候完善的，戶部根據各地匯總上來的徭役、稅賦兩項數據，來對整個天下做出粗略的計算。
再由此，對每一個大項進行細分。
事實上，即便是粗疏的數據也得來並不容易。以往的基層數據採用的是更原始的結繩計數法，在家門口打一個結，就代表一口人。
基層的胥吏們按照結繩數量，造冊登記。當然，這裏需要有兩位村民與一位熟悉村裏大小事的老人在場見證。
按了手印，胥吏們再做登記。
這便是繳納人丁稅與徭役的依據了。
而田稅的計算則更加靈活一些，都是通過當地的畝產來做折算。永壽十六年那個折中的戶帖法其實就是細化了具體的折算方法。
永壽十九年，則在戶帖製的基礎上更側重家產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鐵製農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實從延續的角度來看，是一步步在為清田做鋪墊的。從前兩次緩慢的改革中層層遞進，既能不過度激化基層矛盾，又能培養出一批實幹的基層人才。
——隻可惜康元十九年開始，戶帖製就已經難以為繼了，這種延續性已經完全被中斷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換一個皇帝往往就會顛覆前任的行政主張。
事實上如今麵臨的地方亂象其實同康元十六年時遇到的情況類似，隻不過比起當年來說還多了一個裹亂的地方父母官。
結果就是地方亂象持續時間更長，亂得也更加徹底。
所以——
謝柏崢的這兩篇文章就是從這兩點入手寫的。
其一，朝廷要加強基層人才儲備。因為清田真的是個技術活，地裏的田畝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計算起來十分有難度。
吏部選拔第二批人才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加上了一道算學題來選拔。可這也隻是一個勉強應對之法，因為計量田畝有個專門的學術名詞，叫做方田之術。
相比於懂得方田之術來說，有豐富的地方管理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重要。所以，不僅要會丈田，還要有基層經驗。
隻有朝廷政令，而對當地情形一無所知的父母官，隻能是個糊塗官。
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門進士哪一頭都不占，所以各地才會亂象四起。若隻是糊塗倒還罷了，若是再為了自身政績罔顧百姓生計，就會鬧出董繼榮那樣的事。
其二，朝廷要加強政策的延續性。康元十九年是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再不成如今的永壽二年也可以是。
例如康元十九年的戶帖法側重每家每戶擁有的物產記錄，有了前一次的記錄作底本，每隔三年的下一次統計就隻需要註明加減計算過程，就可以防止造假。
由此便可見政策延續的重要性，更何況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培養出一大批熟知基層情況的胥吏，簡直一舉兩得。
治大國如烹小鮮，每一個政令與決策都需要慎之又慎。須知戶帖法度之下的每一個人口數背後，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他有家庭，有父母，有兒女。民生不是什麽宏偉大業，而在每一件實實在在的事，必須要足夠瞻前顧後，才能不讓朝廷法度成為刺向百姓後背的刀。
-
謝柏崢職業使然，不知不覺又在兩篇文章的基礎上剔除了老生常談的部分，又依據現在的情形做了擴充。
他的語速不快不慢，不會叫人覺得他滔滔不絕，而是言之有物、結尾時令人感到言簡意深、意猶未盡。
謝柏崢講完，又將考卷卷遞給了三位大人。次輔吳大人十分護犢子地問：「張大人以為如何？」
「辭藻雖不華麗，但正如你所說，道理都是通的。」張南嶽沉吟片刻，便決定道：「正是你放才所講的這一篇，三日後宮中的筵講，便由你去。」
謝柏崢：「……」
他說什麽講？
宮中的筵講是給皇帝講課，通常不都是翰林院侍講們去的麽？他還隻是一個剛上任的實習生啊！謝柏崢勉強忍住驚訝，十分乖覺地領了這個任務。
其實轉念一想，謝柏崢多少也能明白一些。他這兩篇文章，寫得剛好與朝中爭議之處不謀而合，內閣能想起用他這個實習生的文章去勸諫皇帝，恐怕也是死馬當成活馬醫了。
謝柏崢倒是不怕內閣給他下什麽套。
文章是他寫的，也是他自己去講，不加扭曲歪解。要是永壽帝聽得不高興，要治他的罪，也隻能算他倒黴。
其次，他也是真的想在這亂局中做些什麽。
議定了筵講一事，吳次輔身為國子監祭酒又少不得叮囑幾句。首輔張南嶽是一甲進士出身，連先帝都常誇他的學問，因此在文學造詣上是十分高的。
他忍了忍，最終沒忍住提醒：「你作策論倒的確有一番見解，隻是今後在文采上還要多下一些功夫。」
這也是康元十六年時，一個政令行不通，康元帝就選擇迂迴地退一步的原因。兩敗俱傷，對誰也沒有好處。
那時選擇不直接丈量田畝數，而是從收成去推算田畝，這個計算方式盡管很粗疏，但至少在基層能執行下去。
從朝廷法度的延續性來說，這應該隻是康元帝的第一步。做皇帝的，這一步往後退，大概率不是因為真的慫了，而是為下一步的法令做鋪墊。
戶帖製就是在這時候完善的，戶部根據各地匯總上來的徭役、稅賦兩項數據，來對整個天下做出粗略的計算。
再由此，對每一個大項進行細分。
事實上，即便是粗疏的數據也得來並不容易。以往的基層數據採用的是更原始的結繩計數法，在家門口打一個結，就代表一口人。
基層的胥吏們按照結繩數量，造冊登記。當然，這裏需要有兩位村民與一位熟悉村裏大小事的老人在場見證。
按了手印，胥吏們再做登記。
這便是繳納人丁稅與徭役的依據了。
而田稅的計算則更加靈活一些，都是通過當地的畝產來做折算。永壽十六年那個折中的戶帖法其實就是細化了具體的折算方法。
永壽十九年，則在戶帖製的基礎上更側重家產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鐵製農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實從延續的角度來看，是一步步在為清田做鋪墊的。從前兩次緩慢的改革中層層遞進，既能不過度激化基層矛盾，又能培養出一批實幹的基層人才。
——隻可惜康元十九年開始，戶帖製就已經難以為繼了，這種延續性已經完全被中斷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換一個皇帝往往就會顛覆前任的行政主張。
事實上如今麵臨的地方亂象其實同康元十六年時遇到的情況類似，隻不過比起當年來說還多了一個裹亂的地方父母官。
結果就是地方亂象持續時間更長，亂得也更加徹底。
所以——
謝柏崢的這兩篇文章就是從這兩點入手寫的。
其一，朝廷要加強基層人才儲備。因為清田真的是個技術活，地裏的田畝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計算起來十分有難度。
吏部選拔第二批人才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加上了一道算學題來選拔。可這也隻是一個勉強應對之法，因為計量田畝有個專門的學術名詞，叫做方田之術。
相比於懂得方田之術來說，有豐富的地方管理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重要。所以，不僅要會丈田，還要有基層經驗。
隻有朝廷政令，而對當地情形一無所知的父母官，隻能是個糊塗官。
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門進士哪一頭都不占，所以各地才會亂象四起。若隻是糊塗倒還罷了，若是再為了自身政績罔顧百姓生計，就會鬧出董繼榮那樣的事。
其二，朝廷要加強政策的延續性。康元十九年是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再不成如今的永壽二年也可以是。
例如康元十九年的戶帖法側重每家每戶擁有的物產記錄，有了前一次的記錄作底本，每隔三年的下一次統計就隻需要註明加減計算過程，就可以防止造假。
由此便可見政策延續的重要性，更何況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培養出一大批熟知基層情況的胥吏，簡直一舉兩得。
治大國如烹小鮮，每一個政令與決策都需要慎之又慎。須知戶帖法度之下的每一個人口數背後，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他有家庭，有父母，有兒女。民生不是什麽宏偉大業，而在每一件實實在在的事，必須要足夠瞻前顧後，才能不讓朝廷法度成為刺向百姓後背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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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柏崢職業使然，不知不覺又在兩篇文章的基礎上剔除了老生常談的部分，又依據現在的情形做了擴充。
他的語速不快不慢，不會叫人覺得他滔滔不絕，而是言之有物、結尾時令人感到言簡意深、意猶未盡。
謝柏崢講完，又將考卷卷遞給了三位大人。次輔吳大人十分護犢子地問：「張大人以為如何？」
「辭藻雖不華麗，但正如你所說，道理都是通的。」張南嶽沉吟片刻，便決定道：「正是你放才所講的這一篇，三日後宮中的筵講，便由你去。」
謝柏崢：「……」
他說什麽講？
宮中的筵講是給皇帝講課，通常不都是翰林院侍講們去的麽？他還隻是一個剛上任的實習生啊！謝柏崢勉強忍住驚訝，十分乖覺地領了這個任務。
其實轉念一想，謝柏崢多少也能明白一些。他這兩篇文章，寫得剛好與朝中爭議之處不謀而合，內閣能想起用他這個實習生的文章去勸諫皇帝，恐怕也是死馬當成活馬醫了。
謝柏崢倒是不怕內閣給他下什麽套。
文章是他寫的，也是他自己去講，不加扭曲歪解。要是永壽帝聽得不高興，要治他的罪，也隻能算他倒黴。
其次，他也是真的想在這亂局中做些什麽。
議定了筵講一事，吳次輔身為國子監祭酒又少不得叮囑幾句。首輔張南嶽是一甲進士出身，連先帝都常誇他的學問，因此在文學造詣上是十分高的。
他忍了忍，最終沒忍住提醒：「你作策論倒的確有一番見解，隻是今後在文采上還要多下一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