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麽把王荊公和東坡先生弄到一起的，他們不是政敵嗎？”
周青把陸小鳳拖到一旁問。
蘇軾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態度，主要原因在於他認為老百姓並沒有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王安石則是借皇帝的最高權力來推行自己的改革之道。
蘇軾認為變法實行後，老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
他在熙寧三年的擬殿試策文中表達了對新法的反對意見，認為這些改革措施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引起了社會的動蕩和不滿。
蘇軾的觀點是，改革應該更加慎重，逐步推進，而不是操之過急。
他的這種觀點與王安石的激進改革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導致了兩人的觀點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看到了變法的種種弊端，還因為他反對王安石用人的策略。
王安石用人隻有一個標準：支持變法再沒用也重用，反對變法再有才也不用。
這一標準之下，選拔出了一堆隻知道投機鑽營的人，這是蘇軾非常反感的。
因此，蘇軾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態度，並在朝中多次表達自己的觀點。
此外，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還因為他關注的是民生疾苦，認為有些變革主張太過激烈且操之過急，生民百姓一時難以承受。
他在神宗朝反對變法與他在仁宗朝反對王安石變法主張的原因是一致的。
都強調任人和法製的關係，認為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
總的來說，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改革措施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引起了社會的動蕩和不滿。
他的觀點是改革應該更加慎重，逐步推進，而不是操之過急。
這種觀點與王安石的激進改革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導致了兩人的觀點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他們兩個在朝堂敵對，隻是政見不合而已，私底下還是朋友的，都是為了百姓。”
一切都從王安石變法開始。
王安石變法，好心但沒辦成好事
王安石，是一個才華橫溢者。
他自幼聰穎且酷愛讀書，且善於理論聯係實際。
後來他跟隨父親遊曆各地，體驗了民間疾苦，因此具有移風易俗改變國家的誌向。
考中進士後，他一直在地方做官。
因為他勤政愛民，政績卓著，所以文彥博、歐陽修等官員多次向朝廷舉薦他，希望他能到都城擔任重要官職。
但他全都謝絕了。
由此可見，王安石對名利並無多少向往，他的思考在於民生社稷。
1058年，王安石被調進京擔任三司度支判官。
進京述職時，他寫了一篇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係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
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
具體說來是三大塊：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取士之法，涵蓋的內容居多。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確實是很好的，對國家民族和百姓都是利好。
有些政策確實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變法使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豪強地主的兼並勢力，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麵。
但是，在這些新政條文中，有很多是不合時宜的。
如均輸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引起了擾民和損民的後果，使得民間百姓叫苦不迭。
於是圍繞著變法，在朝野出現了“新舊黨爭”。
反對變法的舊黨十幾人罷官離開了朝廷，其中司馬光、呂誨等人堅決要求恢複舊法。
王安石在這種政治激流中兩次罷相，最終隱退，改革失敗了。
蘇軾被卷入“舊黨”一派，招致各種打擊迫害。
與王安石性格類似，蘇軾也是具有鮮明個性，絕不妥協之人。
因為看到變法的種種弊端，蘇軾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態度。
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等人觀點基本與蘇軾相同。
這些人被冠以”舊黨“。
王安石提拔起來的改革派，如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黨\"，則堅持與舊黨抗衡。
即使王安石辭職了，但這種新舊之爭，仍然前後持續了數十年。
其實，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
並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
但是，這種鬥爭發展下去，就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嚴重對立。
比如新黨把持朝廷大權時，自然就打擊迫害舊黨人士。
作為當時名聲最大的反對者——文壇領袖蘇軾，自然引起了新黨的極大注意。
原本具有”宰相之才“的蘇軾，因反對變法一直被貶。
1079年，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
他到任後寫了一篇《湖州謝上表》丞奏皇上。
蘇軾有點過於大膽了，通篇多為牢騷之詞，特別是其中寫到：“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句話就是說自己難以適應改革新政，自然觸犯了掌握朝政大權的新黨們。
於是，負責監察百官的禦史台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連上章彈劾蘇軾。
他們認為蘇軾攻擊朝政反對新法，“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也就是對皇上不忠。
神宗批示後，台吏皇甫僎率人急馳湖州逮捕蘇軾。
反對黨的目的是將蘇軾置於死地。
但是，宰相吳充、太皇太後曹氏等人極力為蘇軾說情。
作為新黨之前的領袖，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
於是，蘇軾終於獲得赦免，發配到黃州。
終身被貶，與王安石握手言和。
此後蘇軾就被一貶再貶。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但是人格高尚的他，每到一地都樂觀生活，同時寫出了更多流傳後世的佳作。
蘇軾的人生，為我們做出了高尚人格的表率，受到後世千千萬萬人們的敬仰。
最有意思的是，他還與曾經的“政敵”王安石握手言歡。
王安石在蘇軾麵臨生死關頭時，能為這個“政敵”說話，說明他也是個人格高尚者。
根據《宋史》記載，蘇軾路過金陵，去見早已賦閑在家的王安石。
蘇軾說：大的軍事行動和大刑獄，是漢、唐滅亡的預兆......現在對夏用兵，連年不停，東南又多次興起大獄，你沒有一句話去補救嗎？
王安石說：兩件事都是呂惠卿發動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麽敢說？
蘇軾說：皇上待你不是通常禮節，你待皇上難道可以用常禮？
王安石笑著說：話出在我王安石的口，怎麽進了你蘇子瞻的耳朵？
他又說：人必須知道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無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這樣做。
蘇軾聽了開玩笑道：現在的君子們，爭著減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殺人也能做出來，王安石笑而不答。
正所謂：“相逢一笑泯恩仇”。
兩個往日宿敵，宋朝精英，仿佛一瞬間個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隻有人之常情，隻有兩個迴歸自然的生命。
他們兩人交換著詩文，一同吟唱，話舊談新，何等暢快。
周青把陸小鳳拖到一旁問。
蘇軾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態度，主要原因在於他認為老百姓並沒有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王安石則是借皇帝的最高權力來推行自己的改革之道。
蘇軾認為變法實行後，老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
他在熙寧三年的擬殿試策文中表達了對新法的反對意見，認為這些改革措施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引起了社會的動蕩和不滿。
蘇軾的觀點是，改革應該更加慎重，逐步推進，而不是操之過急。
他的這種觀點與王安石的激進改革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導致了兩人的觀點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看到了變法的種種弊端，還因為他反對王安石用人的策略。
王安石用人隻有一個標準：支持變法再沒用也重用，反對變法再有才也不用。
這一標準之下，選拔出了一堆隻知道投機鑽營的人，這是蘇軾非常反感的。
因此，蘇軾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態度，並在朝中多次表達自己的觀點。
此外，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還因為他關注的是民生疾苦，認為有些變革主張太過激烈且操之過急，生民百姓一時難以承受。
他在神宗朝反對變法與他在仁宗朝反對王安石變法主張的原因是一致的。
都強調任人和法製的關係，認為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
總的來說，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改革措施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引起了社會的動蕩和不滿。
他的觀點是改革應該更加慎重，逐步推進，而不是操之過急。
這種觀點與王安石的激進改革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導致了兩人的觀點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他們兩個在朝堂敵對，隻是政見不合而已，私底下還是朋友的，都是為了百姓。”
一切都從王安石變法開始。
王安石變法，好心但沒辦成好事
王安石，是一個才華橫溢者。
他自幼聰穎且酷愛讀書，且善於理論聯係實際。
後來他跟隨父親遊曆各地，體驗了民間疾苦，因此具有移風易俗改變國家的誌向。
考中進士後，他一直在地方做官。
因為他勤政愛民，政績卓著，所以文彥博、歐陽修等官員多次向朝廷舉薦他，希望他能到都城擔任重要官職。
但他全都謝絕了。
由此可見，王安石對名利並無多少向往，他的思考在於民生社稷。
1058年，王安石被調進京擔任三司度支判官。
進京述職時，他寫了一篇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係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
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
具體說來是三大塊：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取士之法，涵蓋的內容居多。
王安石變法的初衷確實是很好的，對國家民族和百姓都是利好。
有些政策確實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變法使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豪強地主的兼並勢力，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麵。
但是，在這些新政條文中，有很多是不合時宜的。
如均輸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引起了擾民和損民的後果，使得民間百姓叫苦不迭。
於是圍繞著變法，在朝野出現了“新舊黨爭”。
反對變法的舊黨十幾人罷官離開了朝廷，其中司馬光、呂誨等人堅決要求恢複舊法。
王安石在這種政治激流中兩次罷相，最終隱退，改革失敗了。
蘇軾被卷入“舊黨”一派，招致各種打擊迫害。
與王安石性格類似，蘇軾也是具有鮮明個性，絕不妥協之人。
因為看到變法的種種弊端，蘇軾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態度。
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等人觀點基本與蘇軾相同。
這些人被冠以”舊黨“。
王安石提拔起來的改革派，如呂惠卿、曾布、章惇及韓絳等“新黨\"，則堅持與舊黨抗衡。
即使王安石辭職了，但這種新舊之爭，仍然前後持續了數十年。
其實，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
並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
但是，這種鬥爭發展下去，就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嚴重對立。
比如新黨把持朝廷大權時，自然就打擊迫害舊黨人士。
作為當時名聲最大的反對者——文壇領袖蘇軾，自然引起了新黨的極大注意。
原本具有”宰相之才“的蘇軾，因反對變法一直被貶。
1079年，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
他到任後寫了一篇《湖州謝上表》丞奏皇上。
蘇軾有點過於大膽了，通篇多為牢騷之詞，特別是其中寫到：“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句話就是說自己難以適應改革新政，自然觸犯了掌握朝政大權的新黨們。
於是，負責監察百官的禦史台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連上章彈劾蘇軾。
他們認為蘇軾攻擊朝政反對新法，“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也就是對皇上不忠。
神宗批示後，台吏皇甫僎率人急馳湖州逮捕蘇軾。
反對黨的目的是將蘇軾置於死地。
但是，宰相吳充、太皇太後曹氏等人極力為蘇軾說情。
作為新黨之前的領袖，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
於是，蘇軾終於獲得赦免，發配到黃州。
終身被貶，與王安石握手言和。
此後蘇軾就被一貶再貶。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但是人格高尚的他，每到一地都樂觀生活，同時寫出了更多流傳後世的佳作。
蘇軾的人生，為我們做出了高尚人格的表率，受到後世千千萬萬人們的敬仰。
最有意思的是，他還與曾經的“政敵”王安石握手言歡。
王安石在蘇軾麵臨生死關頭時，能為這個“政敵”說話，說明他也是個人格高尚者。
根據《宋史》記載，蘇軾路過金陵，去見早已賦閑在家的王安石。
蘇軾說：大的軍事行動和大刑獄，是漢、唐滅亡的預兆......現在對夏用兵，連年不停，東南又多次興起大獄，你沒有一句話去補救嗎？
王安石說：兩件事都是呂惠卿發動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麽敢說？
蘇軾說：皇上待你不是通常禮節，你待皇上難道可以用常禮？
王安石笑著說：話出在我王安石的口，怎麽進了你蘇子瞻的耳朵？
他又說：人必須知道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無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這樣做。
蘇軾聽了開玩笑道：現在的君子們，爭著減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殺人也能做出來，王安石笑而不答。
正所謂：“相逢一笑泯恩仇”。
兩個往日宿敵，宋朝精英，仿佛一瞬間個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隻有人之常情，隻有兩個迴歸自然的生命。
他們兩人交換著詩文，一同吟唱，話舊談新，何等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