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巴尼的從政訓練
富蘭克林·羅斯福成長於美國"進步運動"方興未艾的世紀之交。當時，邊疆業已消逝的美利堅共同體正在走向"超出凡人眼力所及範圍之外的命定之鄉"。伴隨著工業化和物質文明方麵史無前例的進展，進入帝國主義壟斷時代的美國正如伍德羅·威爾遜所言，"惡已隨善而俱來"。
這些"惡"的突出表現有：日益勃興的各種托拉斯和壟斷組織構成了全國工商貿易活動的心髒，其對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濫用，已達到無以復加的瘋狂程度；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為不均引起社會差別、貧富等級的日益拉大；種族平視和種族隔離現象依然如故，毫無改善的跡象；無節製的城市化趨勢不僅帶來了迅速蔓延的與其民區相伴而生的骯髒、疾病、騷亂、犯罪、惡習等社會問題，也給市政當局提出了舉辦新型社會工程的嚴峻任務；處處受製於黨魁的骯髒政治使恣肆猖獗的腐敗墮落充斥於各級政府，致使全國市、縣級和州級行政、立法機關成為無能者的天堂和特權階層愜意的爭逐場所，而過時、老化的行政管理體製仍被用於應付政府所遇到的種種新問題；工業化時代日趨緊密的社會相互依存性織就了一張碩大無朋而又疏而不漏的實業競爭體製網絡，而這個經營體製網絡並未發育出它自有的一套社會道德準則，相形之下，從前農業社會裏的道德準則已顯得單純幼稚和蒼白無力了。
當時著名的社會學家愛德華·a·羅斯認為，這些對社會犯下種種新罪行的人深陷在一種經營體製的網絡裏，他們大都是為人正派且高尚體麵的紳士，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製造罪惡，這種情形加上司法機製的遲鈍，導致一種實際責任無法確認和定位的"社會罪惡"。譬如製造和銷售不潔的食品、有害的藥物、染菌的牛奶和貽禍兒童的玩具，可能會造成疾病或死亡，而那些參與製造和銷售過程的人——零售商、批發商、製造商、gg人、公司董事——卻沒有哪一位意識到自己是在謀財害命。又譬如對防火、安全規定不加遵守，工廠、鐵路和礦井沒有安全設施，對不適於運營的交通工具未能查處，都可能使許多人喪生，但那些當事者決不會認為自己命案累累。還有如對銀行、保險公司和信託公司監察不當，公司說明書弄虛作假，對股票、黃金或農產品進行投機，可能會給成千上萬人帶來貧困和苦難，但有關的人都不會承認自己犯了侵占財產罪。此外，收買選票，買通選舉官員，賄賂議員，進行院外活動以求製定特別法案，或者公然違法行事或執法犯法，都有可能危及民主製度的根基，但有關人員幾乎無人認識到，他們的行為等於是對代議製政府的損害和背叛。
麵對積惡深重的社會罪惡，肇始於1890年前後，旨在改革現狀的"進步運動"興起了。隨著"偉大的平民"威廉·j·布萊恩以其感人至深的"金十字架"演說崛起於美國政治舞台，這場運動迅速地在美國政治界、思想文化界和新聞界展開。
這場運動波及麵廣，內容龐雜，但其大致的共同點是顯而易見的。它要求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掌握權力，對工業、金融、貨幣、運輸、農業、勞工，以及社會道德標準實行有效的調控和引導。它的精神還體現在對社會中下階層、婦女兒童、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外來移民等有了新的關切。它唿籲在政治中和商業中樹立各種新的順應時代要求的準則，主張設計出足以保證民主製度實效而潔淨地運行的新政治方法和行政機構。它為爭取就托拉斯、勞工、工廠、潔淨食品、住房等問題立法而進行了不懈的鬥爭。這場"進步運動"蘊育著一種新的社會、政治哲學，或者是一種籠統的進步思潮。這種哲學或思潮包含了對傳統自由放任主義的揚棄，傾向於論證應由公眾依據自由民主製原則——對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各種體製結構加以調控。這一明顯帶有道德進化意味的思潮顯示了其深深植根於美國經驗的持久生命力——布萊恩、拉福萊特、西奧多·羅斯福、威爾遜等都是從不同側麵和不同程度服膺於它的社會試驗家、政治改革家或鬥士，而無論他們是民主黨人或是共和黨人。後來的學者們發現，即令從最間接最微弱的意義上看，也難以否認，"進步運動"為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提供或奠定了部分哲學基礎和某些立法基礎。
少年時代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曾多次聆聽堂兄西奧多那富於激情的政治改革演說，那時他隻能產生一種籠統的好感和膚淺的認同。後來這些改革的唿聲透過大學的圍牆隱約地傳入富蘭克林的耳鼓，他才逐漸真切而強烈地感受到了堂兄西奧多等人刻意營造的改革氣氛。他從哈佛大學畢業時，正值"耙糞者"們淋漓盡致地揭露美國社會形形色色的"黑幕"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之日。這些新聞記者和作家們將他們的火力集中對準城市政治腐敗、大公司與政客沆瀣一氣等現象並猛烈打擊。在林肯·史蒂芬斯的經典性著作《城市的恥辱》中，就收錄有題為《費城：貪汙腐化的和心滿意足的》、《匹茲堡：一座感到羞恥的城市》、《聖路易斯的無恥》等名片，而當時羅斯福置身其中的紐約更是等而下之。它成為一切罪惡的淵蔽：這座近400萬人口的大都市，有1／3的人擠住在3萬多處條件極其惡劣的經濟公寓裏，那裏大多是"極不像樣的老舊樓房、後院、黑暗潮濕的地下室、漏雨的閣樓、店鋪披間以及拴牲口都幾乎不適合、卻改為住人的廄房"。這些平民窟成為疾病和罪惡的孽生地。歐·享利發表於1906年的小說集《四百萬》逼真地反映了紐約市的貧富懸殊程度——400萬人竟然與400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等。坦慕尼協會1及其頭子墨菲幾乎控製了這座城市的政治，損公肥私、
富蘭克林·羅斯福成長於美國"進步運動"方興未艾的世紀之交。當時，邊疆業已消逝的美利堅共同體正在走向"超出凡人眼力所及範圍之外的命定之鄉"。伴隨著工業化和物質文明方麵史無前例的進展，進入帝國主義壟斷時代的美國正如伍德羅·威爾遜所言，"惡已隨善而俱來"。
這些"惡"的突出表現有：日益勃興的各種托拉斯和壟斷組織構成了全國工商貿易活動的心髒，其對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濫用，已達到無以復加的瘋狂程度；社會財富分配的極為不均引起社會差別、貧富等級的日益拉大；種族平視和種族隔離現象依然如故，毫無改善的跡象；無節製的城市化趨勢不僅帶來了迅速蔓延的與其民區相伴而生的骯髒、疾病、騷亂、犯罪、惡習等社會問題，也給市政當局提出了舉辦新型社會工程的嚴峻任務；處處受製於黨魁的骯髒政治使恣肆猖獗的腐敗墮落充斥於各級政府，致使全國市、縣級和州級行政、立法機關成為無能者的天堂和特權階層愜意的爭逐場所，而過時、老化的行政管理體製仍被用於應付政府所遇到的種種新問題；工業化時代日趨緊密的社會相互依存性織就了一張碩大無朋而又疏而不漏的實業競爭體製網絡，而這個經營體製網絡並未發育出它自有的一套社會道德準則，相形之下，從前農業社會裏的道德準則已顯得單純幼稚和蒼白無力了。
當時著名的社會學家愛德華·a·羅斯認為，這些對社會犯下種種新罪行的人深陷在一種經營體製的網絡裏，他們大都是為人正派且高尚體麵的紳士，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製造罪惡，這種情形加上司法機製的遲鈍，導致一種實際責任無法確認和定位的"社會罪惡"。譬如製造和銷售不潔的食品、有害的藥物、染菌的牛奶和貽禍兒童的玩具，可能會造成疾病或死亡，而那些參與製造和銷售過程的人——零售商、批發商、製造商、gg人、公司董事——卻沒有哪一位意識到自己是在謀財害命。又譬如對防火、安全規定不加遵守，工廠、鐵路和礦井沒有安全設施，對不適於運營的交通工具未能查處，都可能使許多人喪生，但那些當事者決不會認為自己命案累累。還有如對銀行、保險公司和信託公司監察不當，公司說明書弄虛作假，對股票、黃金或農產品進行投機，可能會給成千上萬人帶來貧困和苦難，但有關的人都不會承認自己犯了侵占財產罪。此外，收買選票，買通選舉官員，賄賂議員，進行院外活動以求製定特別法案，或者公然違法行事或執法犯法，都有可能危及民主製度的根基，但有關人員幾乎無人認識到，他們的行為等於是對代議製政府的損害和背叛。
麵對積惡深重的社會罪惡，肇始於1890年前後，旨在改革現狀的"進步運動"興起了。隨著"偉大的平民"威廉·j·布萊恩以其感人至深的"金十字架"演說崛起於美國政治舞台，這場運動迅速地在美國政治界、思想文化界和新聞界展開。
這場運動波及麵廣，內容龐雜，但其大致的共同點是顯而易見的。它要求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掌握權力，對工業、金融、貨幣、運輸、農業、勞工，以及社會道德標準實行有效的調控和引導。它的精神還體現在對社會中下階層、婦女兒童、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外來移民等有了新的關切。它唿籲在政治中和商業中樹立各種新的順應時代要求的準則，主張設計出足以保證民主製度實效而潔淨地運行的新政治方法和行政機構。它為爭取就托拉斯、勞工、工廠、潔淨食品、住房等問題立法而進行了不懈的鬥爭。這場"進步運動"蘊育著一種新的社會、政治哲學，或者是一種籠統的進步思潮。這種哲學或思潮包含了對傳統自由放任主義的揚棄，傾向於論證應由公眾依據自由民主製原則——對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各種體製結構加以調控。這一明顯帶有道德進化意味的思潮顯示了其深深植根於美國經驗的持久生命力——布萊恩、拉福萊特、西奧多·羅斯福、威爾遜等都是從不同側麵和不同程度服膺於它的社會試驗家、政治改革家或鬥士，而無論他們是民主黨人或是共和黨人。後來的學者們發現，即令從最間接最微弱的意義上看，也難以否認，"進步運動"為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提供或奠定了部分哲學基礎和某些立法基礎。
少年時代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曾多次聆聽堂兄西奧多那富於激情的政治改革演說，那時他隻能產生一種籠統的好感和膚淺的認同。後來這些改革的唿聲透過大學的圍牆隱約地傳入富蘭克林的耳鼓，他才逐漸真切而強烈地感受到了堂兄西奧多等人刻意營造的改革氣氛。他從哈佛大學畢業時，正值"耙糞者"們淋漓盡致地揭露美國社會形形色色的"黑幕"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之日。這些新聞記者和作家們將他們的火力集中對準城市政治腐敗、大公司與政客沆瀣一氣等現象並猛烈打擊。在林肯·史蒂芬斯的經典性著作《城市的恥辱》中，就收錄有題為《費城：貪汙腐化的和心滿意足的》、《匹茲堡：一座感到羞恥的城市》、《聖路易斯的無恥》等名片，而當時羅斯福置身其中的紐約更是等而下之。它成為一切罪惡的淵蔽：這座近400萬人口的大都市，有1／3的人擠住在3萬多處條件極其惡劣的經濟公寓裏，那裏大多是"極不像樣的老舊樓房、後院、黑暗潮濕的地下室、漏雨的閣樓、店鋪披間以及拴牲口都幾乎不適合、卻改為住人的廄房"。這些平民窟成為疾病和罪惡的孽生地。歐·享利發表於1906年的小說集《四百萬》逼真地反映了紐約市的貧富懸殊程度——400萬人竟然與400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等。坦慕尼協會1及其頭子墨菲幾乎控製了這座城市的政治，損公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