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碧血劍(61)
金庸作品集（簡體新版） 作者：金庸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袁崇煥又請器械，說：“建州準備充分，器械犀利，馬匹壯健，久經訓練。今後解到邊疆去的弓甲等項，也須精利。”崇禎即諭代理工部尚書的左侍郎張維樞：“今後解去關遼的器械，必須鑄明監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辦。”
袁崇煥又奏：“五年之中，變化很大。必須吏部與兵部與臣充分合作。應當選用的人員便即任命，不應當任用的，不可隨便派下來。”崇禎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將袁崇煥的要求諭知。
袁崇煥又奏：“以臣的力量，製全遼是有餘的，但要平息眾人的紛紛議論，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與皇上就隔得很遠，忌功妒能的人一定會有的。這些人即使敬懼皇上的法度，不敢亂用權力來搗亂臣的事務，但不免會大發議論，擾亂臣的方略。”崇禎站起身來，傾聽他的說話，聽了很久，說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條，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
大學士劉鴻訓等都奏，請給袁崇煥大權，賜給他尚方寶劍，至於王之臣與滿桂的尚方劍則應撤迴，以統一事權。崇禎認為對極。應予照辦。談完大事後，賜袁崇煥酒饌。
袁崇煥辭出之後，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關遼軍務基本戰略的三個原則：[77]“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明代兵製，一方有事，從各方調兵前往。因此守遼的部隊來自四麵八方，四川、湖廣、浙江均有。這些士卒首先對守禦關遼不大關心，戰鬥力既不強，又怕冷，在關外駐守一段短時期，便遣迴家鄉，另調新兵前來。袁崇煥認為必須用遼兵，他們為了保護家鄉，抗敵勇敢，又習於寒冷氣候。訓練一支精兵，必須兵將相習，非長期薰陶不為功，不能今天調來，明天又另調一批新兵來替換。他主張在關外築城屯田，逐步擴大防守地域，既省糧餉，又可不斷的收複失地。
“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明兵打野戰的戰鬥力不及習於騎射的清兵，這是先天的限製，不易短期內扭轉過來，但大炮的威力卻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長，守堅城而用大炮，立於不敗之地。隻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敵不意之時，才和清兵打野戰。為了爭取時間來訓練軍隊、加強城防，有時還須在適當時機中與敵方議和，這是輔助性的戰略。
“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執行上述方策之時，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須穩紮穩打，腳踏實地，慢慢的推進。絕對不可冒險輕進，以致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這三個基本戰略，是他總結了明清之間數次大戰役而得出來的結論。明軍三次大敗，都敗於野戰，以致全軍覆沒；寧遠兩次大捷，都在於守堅城、用大炮。
這基本戰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轉形勢，轉守為攻。但他耽心兩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對他不信任，二是敵人挑撥離間，散布謠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對此特別強調。他聲明在先，軍隊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蠻勁，幹事不依常規，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穩，麵麵俱圓，那做不到。總而言之：“我不顧自己性命，給皇上辦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請皇上不必理會罷。”
崇禎接到這道奏章，再加獎勉，賜他蟒袍、玉帶與銀幣。袁崇煥領了銀幣，但以未立功勳，不敢受蟒袍玉帶之賜，上疏辭謝了。
崇禎這次召見袁崇煥，對他言聽計從，信任之專，恩遇之隆，實是罕見。但不幸得很，袁崇煥這奏章中所說的話，一句句無不料中，終於被處極刑。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給嶽飛的敕書，書中言辭親切無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滿江紅〉，其中有一句：“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崇禎對待袁崇煥，實也令人慨當初倚之何重，後來何酷。
其間的分別是，嶽飛當時對自己後來的命運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煥卻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將來難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敵人的離間之計，卻還是要去擔任艱危，這番舍身赴難的心情，更令後人深深歎息。
十
袁崇煥還沒有到任，寧遠已發生了兵變。
兵變是因欠餉四個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與湖南、湖北的湖廣兵。兵卒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等縛在譙樓上。兵備副使把官衙庫房中所有的二萬兩銀子都拿出來發餉，相差還是很多，又向寧遠商民借了五萬兩，兵士才不吵了。畢自肅自覺治軍不嚴有罪，上吊自殺。兵士的糧餉本就很少，拖欠四個月，叫他們如何過日子？這本來是中央政府財政部的事。連寧遠這樣的國防第一要地，欠餉都達四個月之久，可見當時政治與財政的腐敗。畢自肅在二次寧遠大戰時是兵備副使，守城有功，因兵變而自殺，實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軍中勇將，幾大戰役中血戰有名。
袁崇煥於八月初到達，懲罰了幾名軍官，其中之一是後來大大有名的左良玉，當時是都司；又殺了知道兵變預謀而不報的中軍，將兵變平定了。
但京裏的餉銀仍然不發來，錦州與薊鎮的兵士又嘩變。如果這時清軍來攻，寧遠與錦州怎麽守得住？局勢實在危險之至。袁崇煥有什麽法子？隻有不斷的上奏章，向北京請餉。
崇禎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遺傳。他一方麵接受財政部長的提議，增加賦稅，另一方麵對於伸手來要錢之人大大的不滿。
袁崇煥屢次上疏請餉。崇禎對諸臣說：“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複遼、及清慎為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長策。”又說：“關兵動輒鼓噪，各邊效尤，如何得了？”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軍士要挾，不單單是為了少餉，一定另有隱情。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現在各處兵卒為什麽動輒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禎道：“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那裏又會到這地步呢？”
“羅雀掘鼠”這四字崇禎聽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於這四個字，向著首輔的位子邁進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蘇宜興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歲連中會元狀元，《明史·周延儒傳》：“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這個江南才子小白臉，真是小說與戲劇中的標準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傳”。本來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惡，他後來做首輔，也做了些好事的，隻不過他事事迎合崇禎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禎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惡”當然也就是奸。這個人和袁崇煥恰是兩個極端。袁崇煥考進士考了許多次落第，到三十五歲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進士，相貌相當不漂亮，[78]性格則是十分的鯁直剛強。
“羅雀掘鼠”是唐張巡的典故。張巡在睢陽被安祿山圍困，苦守日久，軍中無食，隻得張網捉雀、掘穴捕鼠來充饑，但仍死守不屈。羅雀掘鼠是不得已時的苦法子，受到敵人包圍，隻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時也都有這種精神？周延儒乘機中傷，崇禎在這時已開始對袁崇煥信心動搖。他提到袁崇煥以“清慎為己任”，似乎對他的“清”也有了懷疑。崇禎心中似乎這樣想：“他自稱是清官，為什麽卻不斷的向我要錢？”
袁崇煥又到錦州去安撫兵變，連疏請餉。十月初二，崇禎在文華殿集群臣商議，說道：“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噪，求發內帑’，為什麽與前疏這樣矛盾？卿等奏來。”
“內帑”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因為戶部答覆袁崇煥說，國庫裏實在沒有錢，所以袁崇煥請皇帝掏私人腰包來發欠餉。再加上說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隱含威脅，崇禎自然更加生氣。
那知百官眾口一辭，都請皇上發內帑。新任的戶部尚書極言戶部無錢，隻有陸續籌措發給。崇禎說：“將兵者果能待部屬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羅雀掘鼠”和“家人父子”這兩句話，充分表現了崇禎完全不顧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連續四個月領不到糧餉，吵了起來。崇禎不怪自己不發餉，卻怪帶兵的將帥對待士兵的態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認為，主帥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沒有糧餉，士兵餓死也是不會吵的。俗語都說：“皇帝不差餓兵。”崇禎卻認為餓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禎心意，又乘機中傷，說道：“臣不敢阻止皇上發內帑。現在安危在唿吸之間，急則治標，隻好發給他。然而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經久的方策。”崇禎大為讚成：“此說良是。若是動不動就來請發內帑，各處邊防軍都學樣，這內帑豈有不幹涸的？”崇禎越說越怒，又憂形於色，所有大臣個個嚇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說話。[79]
軍餉應當由戶部（財政部）支付，那是公帑，崇禎年間，除了每年應收的錢糧賦稅之外，還加派“遼餉”（指定用於對付滿清的軍費）、“練餉”（指定用於練兵），兩項軍費的加派在崇禎末年每年超過二千餘萬兩。在崇禎初年，當會少一些，但也不至於對錦州、寧遠的國防部隊欠餉達四個月之久。錦寧前線是當時最重要吃緊的國防要地，別的地方可以欠餉，錦寧前線萬萬不能欠。公家庫房沒有錢，皇帝的私房錢（內帑）卻多得很，緊急關頭，向皇帝暫借私房錢，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但崇禎立刻不舍得而勃然大怒。據《明季北略·卷五》載，當李自成在山海關外打了敗仗而匆匆逃離北京之時，發現皇家內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這樣大筆銀兩，借出來發清欠餉，何樂而不為？士氣大振之餘，還可進而克複遼東，同時賑濟災民，減弱“流寇”的力量。把幾千萬、幾萬萬銀兩積在內庫之中，不知又有什麽好處？寧遠兵變索餉，後來以七萬兩銀子解決，可見發清欠餉，並不需要一筆很大的款項。三千七百萬錠銀子，每錠五百兩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錠隻有十兩，一共也有接近四億兩的巨款。
袁崇煥請發內帑，其實正是他不愛惜自己、不怕開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來，他隻須申請發餉，至於錢從何處來，根本不是他的責任。國庫無錢，自有別的大臣會提出請發內帑，崇禎憎恨的對象就會是那個請發內帑之人。以袁崇煥的才智，決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關鍵，但他愛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他會考慮：說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餉銀就始終發不下來，那麽就由我開口好了。
當袁崇煥罷官家居之時，皇太極見勁敵既去，立刻肆無忌憚，不再稱汗而改稱皇帝。
袁崇煥迴任之後，寧遠、錦州、薊州都因欠餉而發生兵變，當時自然不能與清兵開仗，於是與皇太極又開始了和談，用以拖延時間。皇太極對和談向來極有興趣，立即作出積極的反應。袁崇煥提出的先決條件，是要他先除去帝號，恢複稱“汗”。皇太極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賜一顆印給他，表示正式承認他“汗”的地位。這是自居為明朝藩屬，原是對明朝極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計形勢，不研究雙方力量的對比，堅持非消滅滿清不可，當即拒絕了這個要求。[80]
皇太極一直千方百計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寫信給明朝邊界上的官員，又托朝鮮居間斡旋，要蒙古王公上書明朝提出勸告。每一個戰役的基本目標，都是“以戰求和”。[81]他清楚的認識到，滿清決不是中國的敵手，中國政治隻要稍上軌道，滿清就非亡國滅種不可。滿族的經濟力量很薄弱，不產棉花，不會紡織，衣料不能自給，主要的收入是靠搶劫。[82]皇太極寫給崇禎的信，其實謙卑到了極點。[83]
然而崇禎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啟更厲害得多，對滿清始終堅持“不承認政策”，不承認它有獨立自主的資格，決不與它打任何交道。[84]天啟是昏庸胡塗，崇禎卻是昏庸傲狠。
為了與滿清作戰，萬曆末年已加重了對民間的搜括，天啟時再加，到崇禎手裏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時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萬曆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和全國經濟在這壓力下都已瀕於崩潰。明末民變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負擔不起這沉重的軍費開支。[85]
敵人提出和平建議，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論。我以為應當根據這樣的原則來加以考慮：敵人的和議是不是一種陰謀手段，目的在整個滅亡我們？還是敵人因經濟、政治、軍事、或社會的原因而確有和平誠意？
必須假定締結和約隻是暫時休戰，雙方隨時可以破壞和平而重啟戰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對我方比較有利？還是休戰一段時期再打比較有利？
締結和約或進行和平談判，會削弱本國的士氣民心、造成社會混亂、損害作戰努力、破壞與軍事同盟者的聯盟關係、影響政府聲譽？還是並無重大不良後果？
和約條款是片麵對敵人有利？還是雙方平等，或利害參半，甚至對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當然應當斷然拒絕；若是後者，就可考慮接受，必要時甚至還須努力爭取。在當時的局勢下，成立和議顯然於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論從政略、戰略、財政、經濟、人民生活那一方麵來考慮，都應與滿清議和。
袁崇煥又奏：“五年之中，變化很大。必須吏部與兵部與臣充分合作。應當選用的人員便即任命，不應當任用的，不可隨便派下來。”崇禎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將袁崇煥的要求諭知。
袁崇煥又奏：“以臣的力量，製全遼是有餘的，但要平息眾人的紛紛議論，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與皇上就隔得很遠，忌功妒能的人一定會有的。這些人即使敬懼皇上的法度，不敢亂用權力來搗亂臣的事務，但不免會大發議論，擾亂臣的方略。”崇禎站起身來，傾聽他的說話，聽了很久，說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條，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
大學士劉鴻訓等都奏，請給袁崇煥大權，賜給他尚方寶劍，至於王之臣與滿桂的尚方劍則應撤迴，以統一事權。崇禎認為對極。應予照辦。談完大事後，賜袁崇煥酒饌。
袁崇煥辭出之後，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關遼軍務基本戰略的三個原則：[77]“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明代兵製，一方有事，從各方調兵前往。因此守遼的部隊來自四麵八方，四川、湖廣、浙江均有。這些士卒首先對守禦關遼不大關心，戰鬥力既不強，又怕冷，在關外駐守一段短時期，便遣迴家鄉，另調新兵前來。袁崇煥認為必須用遼兵，他們為了保護家鄉，抗敵勇敢，又習於寒冷氣候。訓練一支精兵，必須兵將相習，非長期薰陶不為功，不能今天調來，明天又另調一批新兵來替換。他主張在關外築城屯田，逐步擴大防守地域，既省糧餉，又可不斷的收複失地。
“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明兵打野戰的戰鬥力不及習於騎射的清兵，這是先天的限製，不易短期內扭轉過來，但大炮的威力卻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長，守堅城而用大炮，立於不敗之地。隻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敵不意之時，才和清兵打野戰。為了爭取時間來訓練軍隊、加強城防，有時還須在適當時機中與敵方議和，這是輔助性的戰略。
“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執行上述方策之時，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須穩紮穩打，腳踏實地，慢慢的推進。絕對不可冒險輕進，以致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這三個基本戰略，是他總結了明清之間數次大戰役而得出來的結論。明軍三次大敗，都敗於野戰，以致全軍覆沒；寧遠兩次大捷，都在於守堅城、用大炮。
這基本戰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轉形勢，轉守為攻。但他耽心兩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對他不信任，二是敵人挑撥離間，散布謠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對此特別強調。他聲明在先，軍隊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蠻勁，幹事不依常規，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穩，麵麵俱圓，那做不到。總而言之：“我不顧自己性命，給皇上辦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請皇上不必理會罷。”
崇禎接到這道奏章，再加獎勉，賜他蟒袍、玉帶與銀幣。袁崇煥領了銀幣，但以未立功勳，不敢受蟒袍玉帶之賜，上疏辭謝了。
崇禎這次召見袁崇煥，對他言聽計從，信任之專，恩遇之隆，實是罕見。但不幸得很，袁崇煥這奏章中所說的話，一句句無不料中，終於被處極刑。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給嶽飛的敕書，書中言辭親切無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滿江紅〉，其中有一句：“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崇禎對待袁崇煥，實也令人慨當初倚之何重，後來何酷。
其間的分別是，嶽飛當時對自己後來的命運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煥卻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將來難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敵人的離間之計，卻還是要去擔任艱危，這番舍身赴難的心情，更令後人深深歎息。
十
袁崇煥還沒有到任，寧遠已發生了兵變。
兵變是因欠餉四個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與湖南、湖北的湖廣兵。兵卒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等縛在譙樓上。兵備副使把官衙庫房中所有的二萬兩銀子都拿出來發餉，相差還是很多，又向寧遠商民借了五萬兩，兵士才不吵了。畢自肅自覺治軍不嚴有罪，上吊自殺。兵士的糧餉本就很少，拖欠四個月，叫他們如何過日子？這本來是中央政府財政部的事。連寧遠這樣的國防第一要地，欠餉都達四個月之久，可見當時政治與財政的腐敗。畢自肅在二次寧遠大戰時是兵備副使，守城有功，因兵變而自殺，實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軍中勇將，幾大戰役中血戰有名。
袁崇煥於八月初到達，懲罰了幾名軍官，其中之一是後來大大有名的左良玉，當時是都司；又殺了知道兵變預謀而不報的中軍，將兵變平定了。
但京裏的餉銀仍然不發來，錦州與薊鎮的兵士又嘩變。如果這時清軍來攻，寧遠與錦州怎麽守得住？局勢實在危險之至。袁崇煥有什麽法子？隻有不斷的上奏章，向北京請餉。
崇禎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遺傳。他一方麵接受財政部長的提議，增加賦稅，另一方麵對於伸手來要錢之人大大的不滿。
袁崇煥屢次上疏請餉。崇禎對諸臣說：“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複遼、及清慎為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長策。”又說：“關兵動輒鼓噪，各邊效尤，如何得了？”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軍士要挾，不單單是為了少餉，一定另有隱情。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現在各處兵卒為什麽動輒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禎道：“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那裏又會到這地步呢？”
“羅雀掘鼠”這四字崇禎聽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於這四個字，向著首輔的位子邁進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蘇宜興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歲連中會元狀元，《明史·周延儒傳》：“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這個江南才子小白臉，真是小說與戲劇中的標準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傳”。本來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惡，他後來做首輔，也做了些好事的，隻不過他事事迎合崇禎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禎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惡”當然也就是奸。這個人和袁崇煥恰是兩個極端。袁崇煥考進士考了許多次落第，到三十五歲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進士，相貌相當不漂亮，[78]性格則是十分的鯁直剛強。
“羅雀掘鼠”是唐張巡的典故。張巡在睢陽被安祿山圍困，苦守日久，軍中無食，隻得張網捉雀、掘穴捕鼠來充饑，但仍死守不屈。羅雀掘鼠是不得已時的苦法子，受到敵人包圍，隻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時也都有這種精神？周延儒乘機中傷，崇禎在這時已開始對袁崇煥信心動搖。他提到袁崇煥以“清慎為己任”，似乎對他的“清”也有了懷疑。崇禎心中似乎這樣想：“他自稱是清官，為什麽卻不斷的向我要錢？”
袁崇煥又到錦州去安撫兵變，連疏請餉。十月初二，崇禎在文華殿集群臣商議，說道：“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噪，求發內帑’，為什麽與前疏這樣矛盾？卿等奏來。”
“內帑”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因為戶部答覆袁崇煥說，國庫裏實在沒有錢，所以袁崇煥請皇帝掏私人腰包來發欠餉。再加上說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隱含威脅，崇禎自然更加生氣。
那知百官眾口一辭，都請皇上發內帑。新任的戶部尚書極言戶部無錢，隻有陸續籌措發給。崇禎說：“將兵者果能待部屬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羅雀掘鼠”和“家人父子”這兩句話，充分表現了崇禎完全不顧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連續四個月領不到糧餉，吵了起來。崇禎不怪自己不發餉，卻怪帶兵的將帥對待士兵的態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認為，主帥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沒有糧餉，士兵餓死也是不會吵的。俗語都說：“皇帝不差餓兵。”崇禎卻認為餓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禎心意，又乘機中傷，說道：“臣不敢阻止皇上發內帑。現在安危在唿吸之間，急則治標，隻好發給他。然而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經久的方策。”崇禎大為讚成：“此說良是。若是動不動就來請發內帑，各處邊防軍都學樣，這內帑豈有不幹涸的？”崇禎越說越怒，又憂形於色，所有大臣個個嚇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說話。[79]
軍餉應當由戶部（財政部）支付，那是公帑，崇禎年間，除了每年應收的錢糧賦稅之外，還加派“遼餉”（指定用於對付滿清的軍費）、“練餉”（指定用於練兵），兩項軍費的加派在崇禎末年每年超過二千餘萬兩。在崇禎初年，當會少一些，但也不至於對錦州、寧遠的國防部隊欠餉達四個月之久。錦寧前線是當時最重要吃緊的國防要地，別的地方可以欠餉，錦寧前線萬萬不能欠。公家庫房沒有錢，皇帝的私房錢（內帑）卻多得很，緊急關頭，向皇帝暫借私房錢，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但崇禎立刻不舍得而勃然大怒。據《明季北略·卷五》載，當李自成在山海關外打了敗仗而匆匆逃離北京之時，發現皇家內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這樣大筆銀兩，借出來發清欠餉，何樂而不為？士氣大振之餘，還可進而克複遼東，同時賑濟災民，減弱“流寇”的力量。把幾千萬、幾萬萬銀兩積在內庫之中，不知又有什麽好處？寧遠兵變索餉，後來以七萬兩銀子解決，可見發清欠餉，並不需要一筆很大的款項。三千七百萬錠銀子，每錠五百兩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錠隻有十兩，一共也有接近四億兩的巨款。
袁崇煥請發內帑，其實正是他不愛惜自己、不怕開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來，他隻須申請發餉，至於錢從何處來，根本不是他的責任。國庫無錢，自有別的大臣會提出請發內帑，崇禎憎恨的對象就會是那個請發內帑之人。以袁崇煥的才智，決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關鍵，但他愛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他會考慮：說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餉銀就始終發不下來，那麽就由我開口好了。
當袁崇煥罷官家居之時，皇太極見勁敵既去，立刻肆無忌憚，不再稱汗而改稱皇帝。
袁崇煥迴任之後，寧遠、錦州、薊州都因欠餉而發生兵變，當時自然不能與清兵開仗，於是與皇太極又開始了和談，用以拖延時間。皇太極對和談向來極有興趣，立即作出積極的反應。袁崇煥提出的先決條件，是要他先除去帝號，恢複稱“汗”。皇太極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賜一顆印給他，表示正式承認他“汗”的地位。這是自居為明朝藩屬，原是對明朝極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計形勢，不研究雙方力量的對比，堅持非消滅滿清不可，當即拒絕了這個要求。[80]
皇太極一直千方百計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寫信給明朝邊界上的官員，又托朝鮮居間斡旋，要蒙古王公上書明朝提出勸告。每一個戰役的基本目標，都是“以戰求和”。[81]他清楚的認識到，滿清決不是中國的敵手，中國政治隻要稍上軌道，滿清就非亡國滅種不可。滿族的經濟力量很薄弱，不產棉花，不會紡織，衣料不能自給，主要的收入是靠搶劫。[82]皇太極寫給崇禎的信，其實謙卑到了極點。[83]
然而崇禎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啟更厲害得多，對滿清始終堅持“不承認政策”，不承認它有獨立自主的資格，決不與它打任何交道。[84]天啟是昏庸胡塗，崇禎卻是昏庸傲狠。
為了與滿清作戰，萬曆末年已加重了對民間的搜括，天啟時再加，到崇禎手裏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時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萬曆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和全國經濟在這壓力下都已瀕於崩潰。明末民變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負擔不起這沉重的軍費開支。[85]
敵人提出和平建議，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論。我以為應當根據這樣的原則來加以考慮：敵人的和議是不是一種陰謀手段，目的在整個滅亡我們？還是敵人因經濟、政治、軍事、或社會的原因而確有和平誠意？
必須假定締結和約隻是暫時休戰，雙方隨時可以破壞和平而重啟戰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對我方比較有利？還是休戰一段時期再打比較有利？
締結和約或進行和平談判，會削弱本國的士氣民心、造成社會混亂、損害作戰努力、破壞與軍事同盟者的聯盟關係、影響政府聲譽？還是並無重大不良後果？
和約條款是片麵對敵人有利？還是雙方平等，或利害參半，甚至對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當然應當斷然拒絕；若是後者，就可考慮接受，必要時甚至還須努力爭取。在當時的局勢下，成立和議顯然於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論從政略、戰略、財政、經濟、人民生活那一方麵來考慮，都應與滿清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