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複核問題
給古人直播美食，他們都饞瘋了 作者：一燈闌珊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嬴政不曾經曆過科舉，在天幕出現之前，大秦根本無法供應數以萬計脫產學子使用的紙張，不，那時他們還不知道紙，現在都還在試驗中。
連動不動就要用車來計量的竹簡都供不上。
秦人的軍功法，也不容許有那麽多“遊手好閑”之人，不事生產。
但並不影響嬴政理解科舉的重要性，可以說，當大秦發展延續到一定程度，早晚要開科舉的。
科舉的本質，其實就是分配國家的權力。
以大秦為例，若選官隻取老秦人，置六國遺民於何地；若隻取六國遺民，又置拋頭顱灑熱血的老秦人於何處。
時間久了，好不容易一統的七國，早晚會分裂。
何況七國之間的血仇，積累了幾百年，比後世的南北問題更加深刻。
那個憑空捏造的“白起肉”，不就是實例嗎！
劉徹：“不好用的工具人，殺了便是。”
臣子在試圖染指皇權，分裂南北，一個不好，朱重八新建的大明，就得分裂成南明北明。
程咬金戚戚然道：“難怪說明朝文官集團勢大呢！”
雖然總覺得是後人是陰陽怪氣有偏見，但看看例子，也難怪了。
一次次拂開國皇帝的麵子，在貞觀朝堂上，除了魏征也沒多少人。
明朝這是十幾個官綁在一起了。
聽了一通後世的南北態勢，一個處理不好，國家人心向背。
未成為當事人，尚春秋鼎盛的朱元璋：“除了劉三吾，不給咱說說其他主考官、調查團都有誰？”
欺他年老無力，殺不動人了嗎？
糊糊：“南北榜案是冤案嗎？是，但也不全是。
最貼切的形容是，一場不算科考舞弊的舞弊案。
先來看看十二人調查團是何種成分，三個新科進士確定無疑的南方人。
其他九位調查團成員都是朝廷正式官員，根據現有資料，侍讀張信（浙江定海）、侍講戴彝（浙江奉化）、春坊右讚善王俊華（浙江寧海）、平度司憲右司直郎張謙（浙江永嘉）、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浙江瑞安）、正字董貫（江西樂安）、王府長史黃章（福建惠安）、韓府紀善周衡（直隸常州府無錫）、靖江府紀善蕭楫（江西吉水）。
一個北方人都沒有，所以從根上，這個調查團的‘含南量’不是超標，是拉滿了。”
李世民暗道，蕭瑀作為隋朝外戚，為何能在大唐屹立不倒，不就是因為他是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嗎。
朝堂需要平衡。
明初朝臣們暗自揣測，定下這個名單時真的沒注意到他們的籍貫，還是洪武末年時，朝堂已經沒有北人可用。
糊糊：“十二人調查團非常堅定地洗脫了的劉三吾等人的舞弊嫌疑，維持原判。
大致說來，這個調查結果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明朝的科舉製度借鑒前朝，非常完善。
一場舞弊案件，需要串聯的人員極多。
會試不止有兩位考試官，按製另有八位同考試官，即副主考。
還有監試官、提調官、彌封官、謄錄官、對讀官等若幹人，整個會試的考官人數多達數十人。
以建文二年會試為例，該年會試有考官36人，知貢舉事1人，同知貢舉事1人，考試官2人，同考試6人，監試官2人，提調官1人，印卷官1人，收掌試卷官2人，受卷官2人，彌封官2人，謄錄官2人，對讀官5人，巡綽官2人，搜檢官2人，監門官2人，供給官3人。
涉嫌全錄南人的科場舞弊案，至少一半的考官需要參與其中。
明朝的科考還有糊名謄抄的措施，閱卷者不知道考生的具體身份。
兩位主考官，劉三吾是湖廣人，白信稻則是北平人，說地域傾斜也不大可能。
劉三吾並非第一次擔任會試考官，洪武二十七年的會試主考也是他，而當年的會元彭德是陝西鳳翔人。
如果劉三吾真有地域偏見，沒有道理要取一個北人做會元。洪武二十一年，劉三吾應該是當科會試的同考試官，結合二十一、二十七年的會試錄取情況看，也很難說他有地域偏私。
調查團還了劉三吾等人的清白，那他們複核時有問題嗎？
洪武二十七年會試人數為七百餘人，取了一百人，錄取率約為百分之十四。
建文二年參與會試的有將近一千人，取了一百一十人，錄取率約為百分之十一。
按這個規律，洪武三十年會試的參與總人數應該是八百來人。
洪武三年定下的鄉試額數，直隸一百，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廣各四十，廣西、廣東各二十五。南北比例大致為三比二。
洪武十七年取消了鄉試定額，開放鄉試名額後，南方舉人數量增長特別的快，再加上會試在南京舉行，也會導致南方舉子到的更多。
綜合推測洪武三十年會試的南北比例應該在三比二到二比一之間，那按這個比例，當科會試北方舉子的人數應該是將近三百人。
複核人員進呈了至少七十份北方試卷，當時的複核極大可能是隻針對北方，甚至就是每人從北方試卷中選10份進呈，若是這樣的話，不到三百份試卷要選一百二十份，確實有可能選到一些陋卷。
張信是最初上奏的要求徹查的官員之一，沒有必要複核時偏袒主考官。”
唐初，依然是北方為重。
李世民難以想象北方凋零到連一個文華之士都找不出來的地步。
糊糊：“北方文風不如南方的定論，從明初一直延續到明末。
北方的學校教育，經曆連年戰亂之後，學校與老師都不足。
這一點洪武二十年以及二十四年朱元璋還從南方抽調老師去北方支教，以及頒布書籍給北方學校，都能看出來。
北方教育資源不足，北人文采不如南人，這也是當時的公論，即使是偏向北人的人也是承認這點的。”
連動不動就要用車來計量的竹簡都供不上。
秦人的軍功法，也不容許有那麽多“遊手好閑”之人，不事生產。
但並不影響嬴政理解科舉的重要性，可以說，當大秦發展延續到一定程度，早晚要開科舉的。
科舉的本質，其實就是分配國家的權力。
以大秦為例，若選官隻取老秦人，置六國遺民於何地；若隻取六國遺民，又置拋頭顱灑熱血的老秦人於何處。
時間久了，好不容易一統的七國，早晚會分裂。
何況七國之間的血仇，積累了幾百年，比後世的南北問題更加深刻。
那個憑空捏造的“白起肉”，不就是實例嗎！
劉徹：“不好用的工具人，殺了便是。”
臣子在試圖染指皇權，分裂南北，一個不好，朱重八新建的大明，就得分裂成南明北明。
程咬金戚戚然道：“難怪說明朝文官集團勢大呢！”
雖然總覺得是後人是陰陽怪氣有偏見，但看看例子，也難怪了。
一次次拂開國皇帝的麵子，在貞觀朝堂上，除了魏征也沒多少人。
明朝這是十幾個官綁在一起了。
聽了一通後世的南北態勢，一個處理不好，國家人心向背。
未成為當事人，尚春秋鼎盛的朱元璋：“除了劉三吾，不給咱說說其他主考官、調查團都有誰？”
欺他年老無力，殺不動人了嗎？
糊糊：“南北榜案是冤案嗎？是，但也不全是。
最貼切的形容是，一場不算科考舞弊的舞弊案。
先來看看十二人調查團是何種成分，三個新科進士確定無疑的南方人。
其他九位調查團成員都是朝廷正式官員，根據現有資料，侍讀張信（浙江定海）、侍講戴彝（浙江奉化）、春坊右讚善王俊華（浙江寧海）、平度司憲右司直郎張謙（浙江永嘉）、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浙江瑞安）、正字董貫（江西樂安）、王府長史黃章（福建惠安）、韓府紀善周衡（直隸常州府無錫）、靖江府紀善蕭楫（江西吉水）。
一個北方人都沒有，所以從根上，這個調查團的‘含南量’不是超標，是拉滿了。”
李世民暗道，蕭瑀作為隋朝外戚，為何能在大唐屹立不倒，不就是因為他是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嗎。
朝堂需要平衡。
明初朝臣們暗自揣測，定下這個名單時真的沒注意到他們的籍貫，還是洪武末年時，朝堂已經沒有北人可用。
糊糊：“十二人調查團非常堅定地洗脫了的劉三吾等人的舞弊嫌疑，維持原判。
大致說來，這個調查結果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明朝的科舉製度借鑒前朝，非常完善。
一場舞弊案件，需要串聯的人員極多。
會試不止有兩位考試官，按製另有八位同考試官，即副主考。
還有監試官、提調官、彌封官、謄錄官、對讀官等若幹人，整個會試的考官人數多達數十人。
以建文二年會試為例，該年會試有考官36人，知貢舉事1人，同知貢舉事1人，考試官2人，同考試6人，監試官2人，提調官1人，印卷官1人，收掌試卷官2人，受卷官2人，彌封官2人，謄錄官2人，對讀官5人，巡綽官2人，搜檢官2人，監門官2人，供給官3人。
涉嫌全錄南人的科場舞弊案，至少一半的考官需要參與其中。
明朝的科考還有糊名謄抄的措施，閱卷者不知道考生的具體身份。
兩位主考官，劉三吾是湖廣人，白信稻則是北平人，說地域傾斜也不大可能。
劉三吾並非第一次擔任會試考官，洪武二十七年的會試主考也是他，而當年的會元彭德是陝西鳳翔人。
如果劉三吾真有地域偏見，沒有道理要取一個北人做會元。洪武二十一年，劉三吾應該是當科會試的同考試官，結合二十一、二十七年的會試錄取情況看，也很難說他有地域偏私。
調查團還了劉三吾等人的清白，那他們複核時有問題嗎？
洪武二十七年會試人數為七百餘人，取了一百人，錄取率約為百分之十四。
建文二年參與會試的有將近一千人，取了一百一十人，錄取率約為百分之十一。
按這個規律，洪武三十年會試的參與總人數應該是八百來人。
洪武三年定下的鄉試額數，直隸一百，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廣各四十，廣西、廣東各二十五。南北比例大致為三比二。
洪武十七年取消了鄉試定額，開放鄉試名額後，南方舉人數量增長特別的快，再加上會試在南京舉行，也會導致南方舉子到的更多。
綜合推測洪武三十年會試的南北比例應該在三比二到二比一之間，那按這個比例，當科會試北方舉子的人數應該是將近三百人。
複核人員進呈了至少七十份北方試卷，當時的複核極大可能是隻針對北方，甚至就是每人從北方試卷中選10份進呈，若是這樣的話，不到三百份試卷要選一百二十份，確實有可能選到一些陋卷。
張信是最初上奏的要求徹查的官員之一，沒有必要複核時偏袒主考官。”
唐初，依然是北方為重。
李世民難以想象北方凋零到連一個文華之士都找不出來的地步。
糊糊：“北方文風不如南方的定論，從明初一直延續到明末。
北方的學校教育，經曆連年戰亂之後，學校與老師都不足。
這一點洪武二十年以及二十四年朱元璋還從南方抽調老師去北方支教，以及頒布書籍給北方學校，都能看出來。
北方教育資源不足，北人文采不如南人，這也是當時的公論，即使是偏向北人的人也是承認這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