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畫像及軼事紀聞
可居
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號自如，東莞（今廣東東莞）人。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授福建邵武縣知縣。後官至遼東巡撫，以間關戰陣，勞苦功高，敘加兵部右侍郎。嗣以不附魏忠賢落職。崇禎元年（1628）四月起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後一年清太宗設反間計，崇禎帝信之不疑，於崇禎二年十二月縛崇煥下獄，次年八月磔於市。事見《明史》袁崇煥傳。有關袁氏仕履學行以及被害諸說，近年出版的閻崇年、俞三樂編《袁崇煥資料集錄》上下兩集所收資料為較詳。
由於明末遼東邊事日緊，崇煥身在軍旅中，後以蒙冤致死，戰時未必作肖像畫，有之也難保存下來。今見於《袁崇煥資料集錄》著錄的圖像資料，計有以下數件：
1.《袁大師馬祠》，“一在水南三界廟後（周誌），崇禎三年袁崇煥歿後，鄉人陳日昌等憫其冤，懸生前待漏圖於三界廟後堂為祭奠地。國朝雍正元年易圖而像圖，今尚存廟中。”引文中所述的《待漏圖》想久已無存，其內容亦無從存問。從“易圖而像圖”詞義來看，似取畫像代舊圖，而民國《東莞縣誌》則謂雍正元年“始增塑像於後堂”，是則所記又不同。此為有關袁崇煥圖像的最早記錄。
2.民國初年在北京建《袁督師廟》。張江裁《袁督師廟記》中記載，廟內正中，“主袁督師石刻像，須眉生動，令人肅然起敬。其石像上懸一額，顏曰‘聽雨’，乃督師自書遺墨。”袁氏石刻像，始見稱於此。
3.《國粹學報》，1910年46卷4期，著錄有《明袁督師遺像》。
4.中國曆史博物館藏《明袁崇煥督師真像》一幅，立軸，紙本。“像作紅色袍，坐虎皮椅，修眉俊目，奕奕如生。上題：‘袁元素先生真像’，款書：‘邑後學陳伯陶敬題’。”原為東莞會館所藏，又題有“丁巳（一九一七年）清明日，東莞會館移交廣東會館保存”。此像印入《袁崇煥資料集錄》上集卷首。
以上除石刻像外，知有原作傳本的僅中國曆史博物館所藏之一幀。此外，筆者往時購得道光間伍崇曜刻本《袁督師事跡》，內中批注處甚多，審為兩人筆跡。一為蠅頭小字甚工，引述審慎，是學者手筆，惜失記名。另一為東莞陳翰源批注，扉頁亦是陳氏手題，文筆平平，間有可資考證處，記事署同治九年，亦百年前關心鄉邦文獻者。此書有一頁按書本原大尺寸補畫的袁崇煥像，畫心高18.5厘米，寬11.2厘米，彩繪紙本。圖書寫袁氏身著紅莽玉帶抱笏端坐，修眉俊目，隆準大耳，三綹須髯垂胸，神態莊嚴肅穆。這一人物形象，與曆史博物館所藏畫像相似，意必同出一源，當有所本。這一插圖像畫筆甚佳，須眉根條畢現，寫烏紗冠上的美玉，並莽袍團龍圖案以及玉帶等紋飾，均用描金細筆為之，構畫精妙，形象生動，當出自肖像畫高手之筆。審之畫本紙墨甚舊，可能是陳翰源在同治年間重裝此書時，倩丹青家所畫而裝訂入書的。畫首用紙簽加題《督師袁襄湣公遺像》覆貼其上。襄湣乃諡號。鄺露《嶠雅》集所收《留都贈梁非馨》五律一詩原注稱：“非馨為袁督師重客。督師以孤忠見法，天下冤之。後十二年（按：即崇禎十四年，1641年），予與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餘在史館，疏白其冤，服爵賜葬。非馨真信友矣。”是則崇禎後期，朝廷已為之辯白，而史冊失略，亦未見有賜諡號事。《鮚琦亭集外編》卷二八中記載，惟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煥傳〉後》一文說：“南都已有為崇煥請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之。會北來者，以（清）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冤，始複官，賜諡曰襄湣。此見吾鄉高武選《宇泰集》。”可知襄湣為南明永曆時所頒諡號。是則崇禎十四年及永曆間，先後已為崇煥辯誣。於乾隆間為之辯白說，一則出於清廷政治需要，二者臣民隻能附會清政府的說法，官修《明史》之於袁崇煥忌諱滋多，不會盡錄其實的。再詳審題額“督師袁襄湣公遺像”八字，乃陳伯陶所書，書本中又夾有毛筆書紅紙請帖一紙，也是陳氏筆跡。陳伯陶字子礪，晚隱九龍山中，自號九龍真逸，生於清鹹豐五年（1855），民國21年卒，東莞人。陳翰源生當道光、同治間，其請人畫像，重為裝訂《袁督師事跡》一書是在同治年間，此冊畫像由伯陶題額應是清末民初間的事，而崇煥圖像當是同治九年裝冊之前所畫。這一彩繪本小型畫像，與“曆博”藏本均由陳伯陶題簽，特不知孰為先後？
關於袁崇煥的疏稿等傳世情形，有一段故事值得引述。崇禎三年崇煥蒙冤死，其部屬、舊識中有冒死願陪罪者。就中以程本直（更生）、餘大成（集生）等人，與袁崇煥關係為密切，其行事見《袁崇煥資料集錄》。而程、餘二家故事，又是有賴於袁崇煥幕僚王予以傳。王予表字予安，別署菌閣主人，山陰（今浙江山陰）人。予安乃崇禎年間舉人，嚐在崇煥幕中，素與番禺屈大均友善。王氏歿後，大均撰《王予安先生哀辭》略記其為人，並及王氏述袁崇煥蒙冤事。此文收入傳本至希的康熙刻本《翁山文鈔》卷十中，內中記袁氏事有為他書所未及者。今摘錄於下：
先生嚐謂予曰：“予之鄉有大司馬袁公崇煥者。方其督師薊、遼，予以諸生居幕下。其為國之忠勤，予獨知之。其不得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天下人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馬死，而遼事遂不可為。吾三十年以來，每一念至，未嚐不痛心切齒於當日之權奸也。大司馬無子，其疏稿及餘集生、程更生訟冤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將授子，其為他日國史之采擇，其可乎？”
關於崇煥遺文以及程、餘二氏之白冤疏流傳情況，往昔鮮為人道及，借大均一文傳此消息，方知伍崇曜刊本《袁督師事跡》一書所收袁氏疏及程本直《磯聲紀》、餘大成《剖肝錄》諸文，有可能是自屈大均舊藏本所由出。屈文又記王氏述說往事時之戚切情狀，稱：
……臨別，嘻籲，嗚咽，複執予手曰：“曩當喪亂時，予不能死，不惟有愧於吾鄉九公，且無以見袁大司馬。使大司馬被逮時，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恕或迴，使大司馬得立功自贖，則遼事庶幾可為，而吾乃鑭弱不能，鬱鬱至今，悔之無及。惟斯疏草子，其采入大司馬列傳，使後世獲知其忠，亦吾所以下報大司馬也。”
以上兩引屈氏文，皆錄自康熙本《翁山文鈔》。此文意在為崇煥申冤，惟《翁山文鈔》例屬清代禁書，傳本遠不及鄺露《嶠雅》之多，影響或未廣，故為移錄之，以備研究者之參考。
可居
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號自如，東莞（今廣東東莞）人。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授福建邵武縣知縣。後官至遼東巡撫，以間關戰陣，勞苦功高，敘加兵部右侍郎。嗣以不附魏忠賢落職。崇禎元年（1628）四月起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後一年清太宗設反間計，崇禎帝信之不疑，於崇禎二年十二月縛崇煥下獄，次年八月磔於市。事見《明史》袁崇煥傳。有關袁氏仕履學行以及被害諸說，近年出版的閻崇年、俞三樂編《袁崇煥資料集錄》上下兩集所收資料為較詳。
由於明末遼東邊事日緊，崇煥身在軍旅中，後以蒙冤致死，戰時未必作肖像畫，有之也難保存下來。今見於《袁崇煥資料集錄》著錄的圖像資料，計有以下數件：
1.《袁大師馬祠》，“一在水南三界廟後（周誌），崇禎三年袁崇煥歿後，鄉人陳日昌等憫其冤，懸生前待漏圖於三界廟後堂為祭奠地。國朝雍正元年易圖而像圖，今尚存廟中。”引文中所述的《待漏圖》想久已無存，其內容亦無從存問。從“易圖而像圖”詞義來看，似取畫像代舊圖，而民國《東莞縣誌》則謂雍正元年“始增塑像於後堂”，是則所記又不同。此為有關袁崇煥圖像的最早記錄。
2.民國初年在北京建《袁督師廟》。張江裁《袁督師廟記》中記載，廟內正中，“主袁督師石刻像，須眉生動，令人肅然起敬。其石像上懸一額，顏曰‘聽雨’，乃督師自書遺墨。”袁氏石刻像，始見稱於此。
3.《國粹學報》，1910年46卷4期，著錄有《明袁督師遺像》。
4.中國曆史博物館藏《明袁崇煥督師真像》一幅，立軸，紙本。“像作紅色袍，坐虎皮椅，修眉俊目，奕奕如生。上題：‘袁元素先生真像’，款書：‘邑後學陳伯陶敬題’。”原為東莞會館所藏，又題有“丁巳（一九一七年）清明日，東莞會館移交廣東會館保存”。此像印入《袁崇煥資料集錄》上集卷首。
以上除石刻像外，知有原作傳本的僅中國曆史博物館所藏之一幀。此外，筆者往時購得道光間伍崇曜刻本《袁督師事跡》，內中批注處甚多，審為兩人筆跡。一為蠅頭小字甚工，引述審慎，是學者手筆，惜失記名。另一為東莞陳翰源批注，扉頁亦是陳氏手題，文筆平平，間有可資考證處，記事署同治九年，亦百年前關心鄉邦文獻者。此書有一頁按書本原大尺寸補畫的袁崇煥像，畫心高18.5厘米，寬11.2厘米，彩繪紙本。圖書寫袁氏身著紅莽玉帶抱笏端坐，修眉俊目，隆準大耳，三綹須髯垂胸，神態莊嚴肅穆。這一人物形象，與曆史博物館所藏畫像相似，意必同出一源，當有所本。這一插圖像畫筆甚佳，須眉根條畢現，寫烏紗冠上的美玉，並莽袍團龍圖案以及玉帶等紋飾，均用描金細筆為之，構畫精妙，形象生動，當出自肖像畫高手之筆。審之畫本紙墨甚舊，可能是陳翰源在同治年間重裝此書時，倩丹青家所畫而裝訂入書的。畫首用紙簽加題《督師袁襄湣公遺像》覆貼其上。襄湣乃諡號。鄺露《嶠雅》集所收《留都贈梁非馨》五律一詩原注稱：“非馨為袁督師重客。督師以孤忠見法，天下冤之。後十二年（按：即崇禎十四年，1641年），予與非馨同朝。非馨在主政，餘在史館，疏白其冤，服爵賜葬。非馨真信友矣。”是則崇禎後期，朝廷已為之辯白，而史冊失略，亦未見有賜諡號事。《鮚琦亭集外編》卷二八中記載，惟全祖望在《跋〈明史袁崇煥傳〉後》一文說：“南都已有為崇煥請恤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之。會北來者，以（清）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冤，始複官，賜諡曰襄湣。此見吾鄉高武選《宇泰集》。”可知襄湣為南明永曆時所頒諡號。是則崇禎十四年及永曆間，先後已為崇煥辯誣。於乾隆間為之辯白說，一則出於清廷政治需要，二者臣民隻能附會清政府的說法，官修《明史》之於袁崇煥忌諱滋多，不會盡錄其實的。再詳審題額“督師袁襄湣公遺像”八字，乃陳伯陶所書，書本中又夾有毛筆書紅紙請帖一紙，也是陳氏筆跡。陳伯陶字子礪，晚隱九龍山中，自號九龍真逸，生於清鹹豐五年（1855），民國21年卒，東莞人。陳翰源生當道光、同治間，其請人畫像，重為裝訂《袁督師事跡》一書是在同治年間，此冊畫像由伯陶題額應是清末民初間的事，而崇煥圖像當是同治九年裝冊之前所畫。這一彩繪本小型畫像，與“曆博”藏本均由陳伯陶題簽，特不知孰為先後？
關於袁崇煥的疏稿等傳世情形，有一段故事值得引述。崇禎三年崇煥蒙冤死，其部屬、舊識中有冒死願陪罪者。就中以程本直（更生）、餘大成（集生）等人，與袁崇煥關係為密切，其行事見《袁崇煥資料集錄》。而程、餘二家故事，又是有賴於袁崇煥幕僚王予以傳。王予表字予安，別署菌閣主人，山陰（今浙江山陰）人。予安乃崇禎年間舉人，嚐在崇煥幕中，素與番禺屈大均友善。王氏歿後，大均撰《王予安先生哀辭》略記其為人，並及王氏述袁崇煥蒙冤事。此文收入傳本至希的康熙刻本《翁山文鈔》卷十中，內中記袁氏事有為他書所未及者。今摘錄於下：
先生嚐謂予曰：“予之鄉有大司馬袁公崇煥者。方其督師薊、遼，予以諸生居幕下。其為國之忠勤，予獨知之。其不得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天下人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馬死，而遼事遂不可為。吾三十年以來，每一念至，未嚐不痛心切齒於當日之權奸也。大司馬無子，其疏稿及餘集生、程更生訟冤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將授子，其為他日國史之采擇，其可乎？”
關於崇煥遺文以及程、餘二氏之白冤疏流傳情況，往昔鮮為人道及，借大均一文傳此消息，方知伍崇曜刊本《袁督師事跡》一書所收袁氏疏及程本直《磯聲紀》、餘大成《剖肝錄》諸文，有可能是自屈大均舊藏本所由出。屈文又記王氏述說往事時之戚切情狀，稱：
……臨別，嘻籲，嗚咽，複執予手曰：“曩當喪亂時，予不能死，不惟有愧於吾鄉九公，且無以見袁大司馬。使大司馬被逮時，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恕或迴，使大司馬得立功自贖，則遼事庶幾可為，而吾乃鑭弱不能，鬱鬱至今，悔之無及。惟斯疏草子，其采入大司馬列傳，使後世獲知其忠，亦吾所以下報大司馬也。”
以上兩引屈氏文，皆錄自康熙本《翁山文鈔》。此文意在為崇煥申冤，惟《翁山文鈔》例屬清代禁書，傳本遠不及鄺露《嶠雅》之多，影響或未廣，故為移錄之，以備研究者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