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老話還說：“禍不單行，福不雙至。”
當我和女友張春英都還沉醉在昨日“訂婚宴”帶來的喜悅之時，一場噩夢正以足可令人窒息的恐怖悄然降臨到我和春英一家人的頭上。9月11日上午8點，場人事科突然通知我與張春英於上午9點務必準時趕到場部會議室聽候場黨委宣布《關於對黨員幹部張連奎借女兒升學訂婚大吃大喝問題的處理決定》。當我和張春英分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趕到場部會議室的時候，張春英的父親張連奎已先我們一步到達了會議室。此時他正拉下一張鐵青的臉手足無措地坐在椅子上。見我跟張春英一前一後地走進會議室，他哆嗦著站起身，衝著我和春英眼含淚花有氣無力地說了一句：“孩子！我對不起你們了！”說完便把頭扭向了一邊。
這時農場分管教育的鞠長榮同誌走進會議室，一臉嚴肅地跟我們三人說道：
“受場黨委委托，我現在向你們宣布昨日黨委會《關於對黨員幹部張連奎借女兒升學訂婚之機大操大辦錯誤的處理決定》：
鑒於身為東方紅農場機磚廠黨支部書記的張連奎同誌置中央三令五申嚴禁黨員幹部利用子女親屬升學及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的規定，於1983年9月10日中午借女兒升學之機給張春英與陳孝章大操大辦舉辦訂婚宴，敗壞了農場黨風和社會風氣。本著懲前斃後，以儆效尤。現對張連奎同誌並關聯當事人張春英和陳孝章作出如下處理：
一、對農場機磚廠黨支部書記張連奎給予黨內嚴重警告。
二、撤銷張連奎女兒張春英及男友陳孝章帶薪進修資格。
三、責令張春英和陳孝章兩位以工代幹教師停職反省，以觀後效。
特此決定。
1983年9月10日
聽罷鞠長榮同誌宣布完場黨委的處分決定，我們老少三人均猶如在頭頂炸響了一聲“悶雷”，頓時天旋地轉，淚水奪眶而出，好像整個世界都在瞬間變成了漆黑一片……
憑心而論，對場黨委作出的處分決定我們每個人都無法接受；也明知我們的“人權”被無情踐踏，然而一想到戴在春英父親頭上“大操大辦”那頂嚇人的“政治大帽子”，我們又連大氣都不敢喘了。尤其是把來到嘴邊想“掰扯掰扯”的話又咽到了肚子裏。麵對當頭棒喝我們除了妥協別無他法，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揣著一個“怕”字：即怕場黨委一怒之下會砸了我們的“飯碗”。說白了，就是老怕“擼官”；少怕“丟職”。若事情發展到那一步，結局可就慘透了。
殘酷的現實證明：人到生死關頭，就怕顧慮太多。倘若那一時刻我們立刻出擊，越級上訪，別在場內磨唧作無用功，那麽起碼能保住我們當年上學的權利。然而，由於我們沒有吃透當時國家的政治情勢，同時又總是瞻前顧後，所以才沒敢“拿雞蛋碰石頭”，做拚死一搏。
事情發生後，我和女友張春英一家人都象霜打的“茄子”徹底蔫了。每個人都象幹了天大“砢磣”事似的不敢出去見人，整天在家以淚洗麵，閉門思過。
——女友父親張連奎是一家之主，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此時，他若挺不住先垮了，那麽一家人就全毀了。好在他是經過部隊大熔爐鍛煉出的一塊“好鋼”。事情突發後，他依然保持了常人所沒有的理性，並未把磚廠書記的“職責”扔到腦後。每天照常上班、下班，一點都沒耽誤磚廠的正常生產運行。
——女友的母親陳桂文可就太慘了。她原本是個生在遼寧新民農村，長在四平城市的職業女性。是因為女友父親轉業返藉才被迫離職跟迴鎮賚的。她在家是老姑娘，父母和五位姐姐一位哥哥都寵著她，所以養成了她心理承受力極差和“不擔事”的毛病。當看到自己老公和女兒、女婿突遭“大難”，她的精神一下崩潰了……，整天瘋瘋癲癲，頭腦一會兒清醒，一會兒糊塗，在長達半個月時間裏僅場部醫院馬大夫就來家搶救了8次，動不動就抽得不省人事，嚇得全家人哭成一片……，看了多家醫院，做了好多次c丅到了也沒查出是啥病。弄得全家人幾乎都要跟著一起崩潰了。
——時年20歲的女友張春英，那就是一隻溫室裏的“花瓶”。從小到大一直成長在父母的嬌寵之下。別看生活在農場，但因家境殷實，衣著穿戴，生活用度，始終都是同齡女孩中最拔尖的。突然天降大禍，頓時就被壓倒了，每天往家一躺，閉門謝客，除了哭還是哭。原本白晰靚麗的臉龐一周之後就象換了副麵孔，128斤的體重竟一下減至92斤，無形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減肥奇效”。
——最無辜的要數女友張春英的二妹張春玲和小弟張彥輝了。自打父親張連奎挨了處分；姐姐張春英和對象陳孝章被“停職反省”，弄得姐弟倆在學校就象幹了什麽見不得人的醜事似的。名種謾罵、譏諷、嘲笑的話語整天把耳朵灌得滿滿的，著實讓兩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領教了世俗人性的“醜陋與恐怖”。
——我在這檔“人生劫難”麵前，充當的是一個相當尷尬的“角色”。我這裏說的尷尬是指我本不是共產黨員，卻被一個黨的基層委員會做為“關聯人”給撤銷了上學資格並停職反省，以觀後效。說句實話，在當時情況下，不論場黨委對我的處置是對是錯，我真的是不敢理論，更不敢搬爭。我實在害怕丟了“教師”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因為這份工作承載著我的未來和夢想。
農場黨委的處分決定說得很清楚：我和女友張春英是“停職反省，以觀後效”。正常的班是不用去上了，但“躬身自省”的環節是必不可少的，除非你有膽量說“老師”的工作我不要了。然而讓我徹底丟掉“老師”這個飯碗那是萬萬不可以的，因為那就等於要了我的命。
為了讓場黨委覺得我們老少三人有較好的認錯態度和知錯就改的決心。我在小張家裏一周內竟寫出9份檢討書，其中替女友和她的父親張連奎各代寫3份送交場部黨委辦公室。在此期間，書寫檢討書的稿紙時常被我情不自禁流下委屈的淚珠打濕。那是我有生以來違心寫過的9份檢討書，實可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又有誰敢不低下“高傲的頭顱”呢？這恰恰就是那一時期偏遠山鄉“人權狀況”的真實寫照。
一周過後，鑒於我們老少三人有較好的認錯態度，場黨委同意終止了我跟女友的停職反省，讓我們重迴教師崗位繼續履行施教之責。此時，其他6位老師已經去省城長春入學4天了。一想到這件事，我就“如鯁在喉”，渾身都不自在。但轉怎一心思，丟了上學機會，卻保住了“飯碗”，心裏還多少得到一點安慰。所以也就隻能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座右銘來安慰自己了。
事情過去一個月後，由於我跟女友的父親張連奎對場黨委為何如此動怒作出那個帶有極左傾向的處分決定，進行了全麵係統的分析，並得出了如下認知：
其一，極左思維尚在場黨委占據統治地位。張氏一門在東方紅農場是坐地大戶。當時有張連友、張連奎、王洪泉、陳貴福、魏文奎等5人係場內中層幹部。此外另有陳桂蘭、陳桂芹、陳桂霞、張亞範、張春英、王玉才、陳貴軍、李坤等多人占有場內重要公共崗位。基本形成了一唿百應與農場當權者相抗衡的社會勢力。而在張氏一門中，張連奎又是個說一不二的“靈魂人物”。前麵說過，張連奎糸軍官出身，口才和筆頭功夫在同級中層幹部中亦數佼佼者。他這個人有個致命的“短板”，即尤擅逞“口舌之能”。與人論起是非來格外“較真兒”，對方不服不算完。所以說複員迴農場這些年，單位換了好多個，哪塊骨頭硬讓他啃哪塊，攻堅克難的能力極強。但就是他那張多少缺點“口德”的嘴的確沒少傷人。從這個意義上講，被他用嘴傷過的那些人豈能放過他？所以肯定要“小題大做”，借機向他發難。而從政治角度說，場黨委實權派用你自己露出的“把柄”反製一下你的“囂張氣焰”又有何不可呢？
其二，潛在的兒女婚緣因素是導致黨委決策人拍板做出極左錯誤決定的“導火索”。人類社會，最能給人與人之間祭下“死仇”的就是兒女姻親之事。準確地說，在這一點上我與女友張春英都曾不同程度地埋下過仇恨的“種子”：
就女方而言，張春英在她18歲剛當老師那年，農場一位手握重權領導的“公子哥”就看上了貌似天仙的她。為此其母還公開提出要做“親家”的請求，但張春英的父母卻沒“打攏”，反倒拿張春英的堂姐上門去提親，結果卻讓人家不客氣地給卷了迴來。請問，這種拿人家當傻子“耍戲”的行為豈能不傷人自尊？換作我是那個領導也定當遵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思維遲早報這“一箭之仇”。
就本人來說，1980年我在八分場教學時，劉才校長曾為我與本校的一位綜合素質相當出色的某女教師牽線作媒。我當時的答複是：江城家人正給我往迴辦調轉，故我不能在農場找對象。若調轉不成，我願與某女孩結成伉儷。然而，3年後的今天我調轉未成不說，相反又另結新歡。試問，那位女孩會作何感想？其父母又豈能咽下那口“惡氣”？
由此可鑒，在如此背景下場黨委對女友父親及關聯“當事人”做出的那個不盡人情的處理決定就一點都不奇怪了。說穿了，那就是農場黨委作出的一個帶有明顯“極左”色彩，名為“假公”，實為“濟私”的一個完全錯誤的決定。
其三，取銷我跟女友上學資格迎合了農場絕大部分人的“羨慕嫉妒恨”心理。殘酷的現實讓我又一次領會了老話“禍不單行，福不雙至”所蘊含的深刻道理。實事求是地說，小小農場就象個空間狹小的“天井”，隻有站在“井口”的人才能看見“巴掌大”的一片天。而芸芸眾生能站到“井邊”的人又實屬“鳳毛麟角”。通過這個比喻可以看出，我和女友都屬於站到“井邊”可以沐浴“陽光”的那拔人。按說，一個農場孩子離開地壟溝當上老師已經夠令人羨慕的了。如今既要帶薪上學，又要擺酒訂婚，農場最美的“風頭”都讓你陳孝章和張春英給搶盡了。更何況，張家園子農場人曆來就愛犯“紅眼病”。故潛在某些人內心的“羨慕嫉妒恨”也為促成9月10日下午黨委會的召開起到了不可小視的“推波助瀾”作用。
事怕分析理怕辯。經我與女友父親和諸位有些見地親友的多次討論，終於弄清了場黨委關於那個錯誤決定的形成過程及成因。總體上和我們的分析判斷基本吻合。為此，我和女友的父親決定：越級向農場的上級主管機關——吉林省農牧廳教培處申訴：請求省農牧廳責令農場黨委撤錯誤處分決定，恢複兩個無辜孩子的“帶薪進修權”。為此，我迅速動筆連夜草擬了寫給吉林省農牧廳教培處的申訴材料。其原文如下：
吉林省農牧廳教培處：
我們是吉林省鎮賚縣國營東方紅場教師陳孝章和張春英。1983年6月，我二人根據省農牧廳下發的《關於加強對在職教師實行委托培訓的通知》要求，經農場人事科批準同意，報名參加了全省統考並被錄取。
當我二人接到來自長春市農機校寄來的《入學通知書》時，竟激動得眼含熱淚，徹夜難眠。因我二人工作上是同事；生活中是情侶，父母一時高興在自家擺了四桌酒席邀請親友前來為我倆慶賀。但不知何故竟惹得農場黨委雷霆震怒，竟以張春英老師父親“張連奎犯有借女兒升學訂婚之機大操大辦錯誤”為名，也順便把我和張春英兩人做為關聯當事人無端撤銷了上學進修的權利。
對於農場黨委處理違紀黨員張連奎我們兩個孩子沒有異議。但在此過程中不能把女孩父親所犯錯誤強加到兩個連黨員都不是的孩子身上。這既是對陳孝章和張春英人權的無情踐踏，也是黨規和黨法所不能允許的。
鑒於綜上事實，做為無辜受害人，我們懇請貴處迅速介入對國營東方紅農場黨委的不當處置進行調查。若認定我們反映屬實，盼請責令農場黨委盡速撤銷錯誤決定，還我們以公平和正義！
此訴請，盼予支持！
申訴人： 陳孝章、張春英
1983年10月20日
“……………”
當我和女友張春英都還沉醉在昨日“訂婚宴”帶來的喜悅之時，一場噩夢正以足可令人窒息的恐怖悄然降臨到我和春英一家人的頭上。9月11日上午8點，場人事科突然通知我與張春英於上午9點務必準時趕到場部會議室聽候場黨委宣布《關於對黨員幹部張連奎借女兒升學訂婚大吃大喝問題的處理決定》。當我和張春英分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趕到場部會議室的時候，張春英的父親張連奎已先我們一步到達了會議室。此時他正拉下一張鐵青的臉手足無措地坐在椅子上。見我跟張春英一前一後地走進會議室，他哆嗦著站起身，衝著我和春英眼含淚花有氣無力地說了一句：“孩子！我對不起你們了！”說完便把頭扭向了一邊。
這時農場分管教育的鞠長榮同誌走進會議室，一臉嚴肅地跟我們三人說道：
“受場黨委委托，我現在向你們宣布昨日黨委會《關於對黨員幹部張連奎借女兒升學訂婚之機大操大辦錯誤的處理決定》：
鑒於身為東方紅農場機磚廠黨支部書記的張連奎同誌置中央三令五申嚴禁黨員幹部利用子女親屬升學及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的規定，於1983年9月10日中午借女兒升學之機給張春英與陳孝章大操大辦舉辦訂婚宴，敗壞了農場黨風和社會風氣。本著懲前斃後，以儆效尤。現對張連奎同誌並關聯當事人張春英和陳孝章作出如下處理：
一、對農場機磚廠黨支部書記張連奎給予黨內嚴重警告。
二、撤銷張連奎女兒張春英及男友陳孝章帶薪進修資格。
三、責令張春英和陳孝章兩位以工代幹教師停職反省，以觀後效。
特此決定。
1983年9月10日
聽罷鞠長榮同誌宣布完場黨委的處分決定，我們老少三人均猶如在頭頂炸響了一聲“悶雷”，頓時天旋地轉，淚水奪眶而出，好像整個世界都在瞬間變成了漆黑一片……
憑心而論，對場黨委作出的處分決定我們每個人都無法接受；也明知我們的“人權”被無情踐踏，然而一想到戴在春英父親頭上“大操大辦”那頂嚇人的“政治大帽子”，我們又連大氣都不敢喘了。尤其是把來到嘴邊想“掰扯掰扯”的話又咽到了肚子裏。麵對當頭棒喝我們除了妥協別無他法，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揣著一個“怕”字：即怕場黨委一怒之下會砸了我們的“飯碗”。說白了，就是老怕“擼官”；少怕“丟職”。若事情發展到那一步，結局可就慘透了。
殘酷的現實證明：人到生死關頭，就怕顧慮太多。倘若那一時刻我們立刻出擊，越級上訪，別在場內磨唧作無用功，那麽起碼能保住我們當年上學的權利。然而，由於我們沒有吃透當時國家的政治情勢，同時又總是瞻前顧後，所以才沒敢“拿雞蛋碰石頭”，做拚死一搏。
事情發生後，我和女友張春英一家人都象霜打的“茄子”徹底蔫了。每個人都象幹了天大“砢磣”事似的不敢出去見人，整天在家以淚洗麵，閉門思過。
——女友父親張連奎是一家之主，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此時，他若挺不住先垮了，那麽一家人就全毀了。好在他是經過部隊大熔爐鍛煉出的一塊“好鋼”。事情突發後，他依然保持了常人所沒有的理性，並未把磚廠書記的“職責”扔到腦後。每天照常上班、下班，一點都沒耽誤磚廠的正常生產運行。
——女友的母親陳桂文可就太慘了。她原本是個生在遼寧新民農村，長在四平城市的職業女性。是因為女友父親轉業返藉才被迫離職跟迴鎮賚的。她在家是老姑娘，父母和五位姐姐一位哥哥都寵著她，所以養成了她心理承受力極差和“不擔事”的毛病。當看到自己老公和女兒、女婿突遭“大難”，她的精神一下崩潰了……，整天瘋瘋癲癲，頭腦一會兒清醒，一會兒糊塗，在長達半個月時間裏僅場部醫院馬大夫就來家搶救了8次，動不動就抽得不省人事，嚇得全家人哭成一片……，看了多家醫院，做了好多次c丅到了也沒查出是啥病。弄得全家人幾乎都要跟著一起崩潰了。
——時年20歲的女友張春英，那就是一隻溫室裏的“花瓶”。從小到大一直成長在父母的嬌寵之下。別看生活在農場，但因家境殷實，衣著穿戴，生活用度，始終都是同齡女孩中最拔尖的。突然天降大禍，頓時就被壓倒了，每天往家一躺，閉門謝客，除了哭還是哭。原本白晰靚麗的臉龐一周之後就象換了副麵孔，128斤的體重竟一下減至92斤，無形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減肥奇效”。
——最無辜的要數女友張春英的二妹張春玲和小弟張彥輝了。自打父親張連奎挨了處分；姐姐張春英和對象陳孝章被“停職反省”，弄得姐弟倆在學校就象幹了什麽見不得人的醜事似的。名種謾罵、譏諷、嘲笑的話語整天把耳朵灌得滿滿的，著實讓兩個不諳世事的孩子領教了世俗人性的“醜陋與恐怖”。
——我在這檔“人生劫難”麵前，充當的是一個相當尷尬的“角色”。我這裏說的尷尬是指我本不是共產黨員，卻被一個黨的基層委員會做為“關聯人”給撤銷了上學資格並停職反省，以觀後效。說句實話，在當時情況下，不論場黨委對我的處置是對是錯，我真的是不敢理論，更不敢搬爭。我實在害怕丟了“教師”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因為這份工作承載著我的未來和夢想。
農場黨委的處分決定說得很清楚：我和女友張春英是“停職反省，以觀後效”。正常的班是不用去上了，但“躬身自省”的環節是必不可少的，除非你有膽量說“老師”的工作我不要了。然而讓我徹底丟掉“老師”這個飯碗那是萬萬不可以的，因為那就等於要了我的命。
為了讓場黨委覺得我們老少三人有較好的認錯態度和知錯就改的決心。我在小張家裏一周內竟寫出9份檢討書，其中替女友和她的父親張連奎各代寫3份送交場部黨委辦公室。在此期間，書寫檢討書的稿紙時常被我情不自禁流下委屈的淚珠打濕。那是我有生以來違心寫過的9份檢討書，實可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又有誰敢不低下“高傲的頭顱”呢？這恰恰就是那一時期偏遠山鄉“人權狀況”的真實寫照。
一周過後，鑒於我們老少三人有較好的認錯態度，場黨委同意終止了我跟女友的停職反省，讓我們重迴教師崗位繼續履行施教之責。此時，其他6位老師已經去省城長春入學4天了。一想到這件事，我就“如鯁在喉”，渾身都不自在。但轉怎一心思，丟了上學機會，卻保住了“飯碗”，心裏還多少得到一點安慰。所以也就隻能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座右銘來安慰自己了。
事情過去一個月後，由於我跟女友的父親張連奎對場黨委為何如此動怒作出那個帶有極左傾向的處分決定，進行了全麵係統的分析，並得出了如下認知：
其一，極左思維尚在場黨委占據統治地位。張氏一門在東方紅農場是坐地大戶。當時有張連友、張連奎、王洪泉、陳貴福、魏文奎等5人係場內中層幹部。此外另有陳桂蘭、陳桂芹、陳桂霞、張亞範、張春英、王玉才、陳貴軍、李坤等多人占有場內重要公共崗位。基本形成了一唿百應與農場當權者相抗衡的社會勢力。而在張氏一門中，張連奎又是個說一不二的“靈魂人物”。前麵說過，張連奎糸軍官出身，口才和筆頭功夫在同級中層幹部中亦數佼佼者。他這個人有個致命的“短板”，即尤擅逞“口舌之能”。與人論起是非來格外“較真兒”，對方不服不算完。所以說複員迴農場這些年，單位換了好多個，哪塊骨頭硬讓他啃哪塊，攻堅克難的能力極強。但就是他那張多少缺點“口德”的嘴的確沒少傷人。從這個意義上講，被他用嘴傷過的那些人豈能放過他？所以肯定要“小題大做”，借機向他發難。而從政治角度說，場黨委實權派用你自己露出的“把柄”反製一下你的“囂張氣焰”又有何不可呢？
其二，潛在的兒女婚緣因素是導致黨委決策人拍板做出極左錯誤決定的“導火索”。人類社會，最能給人與人之間祭下“死仇”的就是兒女姻親之事。準確地說，在這一點上我與女友張春英都曾不同程度地埋下過仇恨的“種子”：
就女方而言，張春英在她18歲剛當老師那年，農場一位手握重權領導的“公子哥”就看上了貌似天仙的她。為此其母還公開提出要做“親家”的請求，但張春英的父母卻沒“打攏”，反倒拿張春英的堂姐上門去提親，結果卻讓人家不客氣地給卷了迴來。請問，這種拿人家當傻子“耍戲”的行為豈能不傷人自尊？換作我是那個領導也定當遵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思維遲早報這“一箭之仇”。
就本人來說，1980年我在八分場教學時，劉才校長曾為我與本校的一位綜合素質相當出色的某女教師牽線作媒。我當時的答複是：江城家人正給我往迴辦調轉，故我不能在農場找對象。若調轉不成，我願與某女孩結成伉儷。然而，3年後的今天我調轉未成不說，相反又另結新歡。試問，那位女孩會作何感想？其父母又豈能咽下那口“惡氣”？
由此可鑒，在如此背景下場黨委對女友父親及關聯“當事人”做出的那個不盡人情的處理決定就一點都不奇怪了。說穿了，那就是農場黨委作出的一個帶有明顯“極左”色彩，名為“假公”，實為“濟私”的一個完全錯誤的決定。
其三，取銷我跟女友上學資格迎合了農場絕大部分人的“羨慕嫉妒恨”心理。殘酷的現實讓我又一次領會了老話“禍不單行，福不雙至”所蘊含的深刻道理。實事求是地說，小小農場就象個空間狹小的“天井”，隻有站在“井口”的人才能看見“巴掌大”的一片天。而芸芸眾生能站到“井邊”的人又實屬“鳳毛麟角”。通過這個比喻可以看出，我和女友都屬於站到“井邊”可以沐浴“陽光”的那拔人。按說，一個農場孩子離開地壟溝當上老師已經夠令人羨慕的了。如今既要帶薪上學，又要擺酒訂婚，農場最美的“風頭”都讓你陳孝章和張春英給搶盡了。更何況，張家園子農場人曆來就愛犯“紅眼病”。故潛在某些人內心的“羨慕嫉妒恨”也為促成9月10日下午黨委會的召開起到了不可小視的“推波助瀾”作用。
事怕分析理怕辯。經我與女友父親和諸位有些見地親友的多次討論，終於弄清了場黨委關於那個錯誤決定的形成過程及成因。總體上和我們的分析判斷基本吻合。為此，我和女友的父親決定：越級向農場的上級主管機關——吉林省農牧廳教培處申訴：請求省農牧廳責令農場黨委撤錯誤處分決定，恢複兩個無辜孩子的“帶薪進修權”。為此，我迅速動筆連夜草擬了寫給吉林省農牧廳教培處的申訴材料。其原文如下：
吉林省農牧廳教培處：
我們是吉林省鎮賚縣國營東方紅場教師陳孝章和張春英。1983年6月，我二人根據省農牧廳下發的《關於加強對在職教師實行委托培訓的通知》要求，經農場人事科批準同意，報名參加了全省統考並被錄取。
當我二人接到來自長春市農機校寄來的《入學通知書》時，竟激動得眼含熱淚，徹夜難眠。因我二人工作上是同事；生活中是情侶，父母一時高興在自家擺了四桌酒席邀請親友前來為我倆慶賀。但不知何故竟惹得農場黨委雷霆震怒，竟以張春英老師父親“張連奎犯有借女兒升學訂婚之機大操大辦錯誤”為名，也順便把我和張春英兩人做為關聯當事人無端撤銷了上學進修的權利。
對於農場黨委處理違紀黨員張連奎我們兩個孩子沒有異議。但在此過程中不能把女孩父親所犯錯誤強加到兩個連黨員都不是的孩子身上。這既是對陳孝章和張春英人權的無情踐踏，也是黨規和黨法所不能允許的。
鑒於綜上事實，做為無辜受害人，我們懇請貴處迅速介入對國營東方紅農場黨委的不當處置進行調查。若認定我們反映屬實，盼請責令農場黨委盡速撤銷錯誤決定，還我們以公平和正義！
此訴請，盼予支持！
申訴人： 陳孝章、張春英
1983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