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諭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丙午,皇帝頒諭兵部:“山東境內土寇頻繁出沒,嚴重阻礙了外部物資輸送,而地方撫按對此竟無任何奏報。嚴令立即展開清剿行動,以打通餉道,確保後勤供應暢通。”


    皇帝還要求:“針對地方因寇患導致人心動搖、民眾聞警即逃、法紀蕩然無存等情況,必須迅速實行賞罰製度,以此作為激勵忠勇、懲治懦怯的手段。比如山西保德州知州因堅守有功,已獲朝廷破格提拔嘉獎;而對於那些帶頭逃離者,不論是宗室成員還是官宦士紳,即刻予以拘捕審問,嚴懲不貸。”


    彭琯奏


    十八日丁未,工科給事中彭琯上奏指出:“昔日逆賊侵犯楚地,其得以煽動民心、聚眾作亂,實乃百姓被其三年免征賦稅、一名百姓也不會殺害的虛假承諾迷惑所致。而巡撫李乾德發布了類似免征賦稅的公告,民眾也更加振奮。倘若皇帝能夠下達天下普遍免去賦稅的詔令,廣而告之,那將會帶來何等景象呢?近來朝廷在崇禎十六、十七年間已有寬赦之舉,但何不將這樣的恩澤延續至崇禎十八年,待賊寇平定之後,國家仍有餘力,並且對於遭受嚴重災荒與赤地千裏的地區酌情減免賦稅,使得老弱婦孺接到這樣的公告時感動落淚,這難道不是當前首要的仁政嗎?


    武昌失守之時,沿江兩岸屍橫遍野長達千裏,雖然州縣得以收複,但原任官員因罪在身,膽怯不敢繼續處理政務,隻能等待朝廷重新選派官員。然而被選派的新任官員,麵對功名與生命安全的選擇時,往往認為後者更為重要,因而不願冒險赴任,寧願蒙受罪責以躲避此任,這對於地方緊急事務的處理並無實際助益。因此,建議查究那些因城池陷落而失職的官員,除開城投降或率先逃跑者外,將他們調任至尚無官吏治理的地方,以這種方式維係人心,似乎尤為迫切和重要。”


    馬士英奏


    十九日戊申,鳳陽總督馬士英奏報:“太湖地區因疏於防範而導致失守。中書舍人張同敞奏稱,有匪徒搶劫豐縣並破壞糧倉,實為亂兵而非尋常盜賊,朝廷遂命相關部門迅速行文通知督撫,要求盡快捉拿首惡並公開處決以示眾。與此同時,鄖陽推官朱翊辨上奏,揭露原籍鄖縣的周士奇在擔任監軍時,竟棄守鄖縣,率先逃逸;而平陽縣鎮守將領陳尚知更是投靠賊寇,充當先鋒。”


    東陽許都


    二十日己酉,上海舉人何剛上奏稱:“浙江東陽、義烏兩地素以忠義智勇之士聞名,昔日諸多名將、精銳之兵多出自於此,他深知東陽生員許都,其人天性忠孝,深諳兵法,善於識人,能與士卒同甘共苦,懇請朝廷啟用許都為統帥,東陽、義烏及徽州、歙州兩地的奇才,他願以平民身份奔走聯絡,遵照戚繼光之法,詳細製定軍規,激發忠義之心,一年之內,即可使之成為赴湯蹈火之勇士。他所知進士姚奇允、夏供佑、桐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等,皆為憂國憂民之士,懇請皇帝頒發手詔,召集天下豪傑,屆時忠義智勇之士必將紛至遝來,助皇帝成就偉業。”


    二十二日辛亥,皇帝諭示吏部、兵部、刑部,舉人何剛所奏內容多有可取之處,特授其職方司主事之職,即刻前往東陽、義烏聯絡義勇,訓練成一支精銳之師,以為平寇之用。皇帝又批準何剛所奏的推舉許都、姚奇允任職事宜,要求相關部門盡快議定如何使用。


    二月二十二日辛巳,禦史吳邦臣奏報浙寇已被迅速剪除,建議對陳子龍、蔣若來兩位擅長平亂之才予以特殊獎勵。此前,東陽之亂實際上是由許都主導,許都乃


    已經去世的南京兵部尚書許弘綱之孫,仗義疏財,深受遠近民眾敬仰。縣令姚孫某貪婪暴虐,殘害百姓,假借防亂之名,強行攤派各戶交納金銀,其中對許都勒索萬兩。許都家境尚可,勉強繳納數百兩,親自上門說明家中已無多餘財力,姚孫某大怒,摘取許都所刻的社團文稿中的姓名,誣陷其結黨謀反。許都被捕時,前來繳納金銀的民眾擠滿庭院,一片喧嘩混亂。有位姚姓書生,當眾將姚孫某按在座位上痛打,民眾便擁戴許都為首領造反。巡按禦史左光先聞訊,立即調動台州兵力前往鎮壓,所到之處大肆屠殺搶掠。東陽、湯溪、蘭溪等地民眾紛紛保衛家鄉,抵禦官兵,官軍遭遇慘敗。左光先遂以許都造反上報朝廷,集結兵力,籌集糧餉,官兵人人覬覦功名。杭州推官陳子龍認為許都實非叛亂之人,派遣生員蔣若來攜帶書信前往勸說。許都隨即率領十三名同僚,直奔杭州投案,陳子龍為之辯解,左光先不允,將許都等人全部斬首,卻隱瞞姚孫某的過錯,竟命其官複原職。


    三月初六日甲午,左光先奏報大寇已被徹底消滅,換地降旨,稱讚陳子龍平定東陽之亂有功,特授其兵科給事中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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