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接連發生幾起偷盜大案沒有破案，又憑空出來一個馬隊，給了鬆本俊好大的壓力。特別是那個馬隊，造成皇軍十幾個人的傷亡，無疑是抗日分子，卻在皇軍的眼皮子底下逃脫了，讓宮崎康仁大罵鬆本俊無能，鬆本俊急的有點上躥下跳。
最先發現馬隊的是徐甸子村，那馬隊是從哪裏來的？鬆本俊有三個推斷：一個是來自省城，能出城門，就是和守城門的偽軍有串通，馬隊通過徐甸子那個時間點是開城門後一個小時左右，夜班的剛換崗。鬆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剛換班的兩個班的偽軍全抓了起來。一個一個的審，反複輪換的審，極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這些守城門的偽軍哪見過馬隊，被打的死去活來，也說不出個馬隊來。
第二個是太白樓的菜園子。這裏的馬車出城又進城了，本來就是飯店運菜的，進出城門是常事。據守城門的交代，出城進城都搜查了，菜園子也搜了幾遍了，沒有發現馬隊的任何蛛絲馬跡。按理說菜園子隻有馬車，馬隊不是菜園子的，可鬆本俊還是懷疑，咬住不放，反正這個馬隊要有出處，他懷疑的都不能放過。他很想把菜園子的人和進出馬車的人全抓了，就像審偽軍一樣審，可他隻是懷疑，沒有確鑿的證據，一旦把菜園子的人和進出馬車的人全抓了，太白樓飯店就開不成了，宮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煩，到時候宮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煩了，所以，他沒敢動。
第三個是東門外十五裏河鎮，十五裏河鎮可繞道經碾子鎮往西走，從十五裏河鎮到徐甸子村經過五個村子。經調查，這五個村的人都沒見過馬隊，這樣可以排除十五裏河鎮。可是經過這五個村莊都是黎明到天亮這段時間，人還沒起床，自然沒有人發現，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來活動了，發現了。所以，十五裏河鎮也不能排除懷疑，可十五裏河鎮沒有具體的懷疑對象，就把從東門進出的三駕馬車的車主和趕車人都抓了。
經過幾天審問，抓的這些人對馬隊都不知情，說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鬆本俊要找的人，鬆本俊非常氣惱，便把抓的人扔到牢裏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來的，也算在牢裏養傷。
這天一個特務對鬆本俊說：“太白樓的賬房很可疑。”
鬆本俊聽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頭疼了，疑惑的問：“怎麽可疑？”
特務說：“她是自己跑到飯店找工作的。賬房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隨便來個外人就能用嗎？”
鬆本俊一想也對，這的確是個漏洞。可還沒讓他興奮一下，再一想，太白樓飯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剛找的外人，賬房就不能找外人嗎？這顯然站不住腳。可目前他沒別的線索。要是別的，他一旦懷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說，可太白樓飯店特殊，沒證據時他不敢抓人，於是說：“繼續調查。”
兩天後，特務調查到賬房孫吉英的家及丈夫張建斌，監視了兩天，共發現到這裏來的有二十一個人，都是剃了頭出來的，沒發現什麽具體的可疑線索，但鬆本俊還是下令秘密逮捕張建斌。
於是下午三點多，張建斌正給一個人剃頭，十多個特務闖進來，不由分說，把他五花大綁的帶走了。接著特務把家裏翻了個底朝天。孩子在屋裏嚇得大哭，隻哭的累的自己睡著了。特務搜了一個多小時，沒發現什麽抗日的證據，隻好作罷。
張建斌也是一頭霧水，事情來的太突然，蘇陽的行動他也不知道，不知哪裏出了問題，就這樣稀裏糊塗的被敵人抓了。不過他心裏倒沒慌，因為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心裏就有了麵對這一天的準備。
敵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開始審訊。他隻好配合的裝傻充愣，敵人主要問城裏的幾件盜竊案，問經過徐甸子的馬隊，問他屬於哪個抗日組織。城裏的幾件盜竊案和經過徐甸子的馬隊他都不知道，抗日組織他知道也裝作不知道。他隻是裝作好奇的反而問審他的敵人這些案子的詳細經過，聽著聽著又嗬嗬嗬的大笑，敵人問他笑什麽，他說好玩，當個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從小就喜歡。說起抗日組織，他還裝作熱切的問抗日都有哪些組織？怎麽才能參加抗日組織？搞的敵人給他發火吼叫。最後說到太白樓飯店，張建斌才明白了，這還是對李梅的懷疑延伸到他這了。敵人不敢動李梅，隻好給李梅邊緣的人使勁。
他一聽敵人問太白樓飯店，就主動給人家敘述說：“我那個媳婦是上過高級完小的，會打算盤，看到太白樓飯店要開業的牌子，就毛遂自薦，要給人家當賬房去。開始我是反對的，正經女人怎麽能去那種地方。可家裏太窮，拗不過她，她去了，人家掌櫃的也是個女的，就要她了。關鍵是一個月能掙七個大洋，比我厲害多了，我給人家剃頭，一般一個月也就兩三個大洋。”
敵人審不出什麽來，直接給他動了刑，打的他皮開肉綻，可他始終還是那套說詞，多說的就是他問審訊的人，他該怎麽說既不擔刑責又不用挨打，審問他的人都煩了，因為沒有線索在他身上，更別說證據了，隻是懷疑而已，鬆本俊也沒耐心了，把他丟到牢房不聞不問了。
孫吉英迴到家一看，張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覺，屋裏的東西亂扔一地，東屋的糧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時間她手足無措，心頭被恐懼籠罩著，隻有一個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廚房，關了門，把水缸裏的水都舀出來，把水缸移開，扒開有兩公分厚壓實的土，下麵是一塊和水缸一樣的圓形石板，搬開石板，下麵是一個縮口的大瓷缸，她低頭拿開瓷缸裏麵蓋著的布，蘇陽藏在這裏的錢都還在。她鬆了一口氣，又把布蓋好，把石板蓋好，給上麵鋪了土，壓實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進水缸。她又檢查了幾遍，看不出什麽問題，才又到屋裏，坐在孩子身邊想著問題。
張建斌要守聯絡點，要看孩子，要給人剃頭，要外出應該等孫吉英迴來，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裏被翻得亂的樣子也不像進了小偷。可直觀的判斷應該是出事了，哪裏出事了，孫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張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該怎麽辦？本來按組織要求，她應該發出警示，就是把“剃頭鋪”的牌子摘了。可情況不明，很可能還有特務在監視，怕引起敵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沒敢有任何動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說：壞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著抱著孩子，一晚上沒有睡覺。
她們最早隸屬於軍區社會部，後來又和市委建立了聯係，一般都是通信員以剃頭的名義，來送情報，她們也是通過通信員，及時把要傳遞的情報傳出去。通信員經常換人，又沒有固定的時間，所以，隻能等上級來聯係。後來來了小首長，小首長一般不管他們的事，隻是住在這裏，但她心裏也是又親又暖，有自己的同誌在一起，真是比親人還親。再後來就是到太白樓做賬房，一天忙的團團轉，少了許多心事，知道李梅和田苗苗是自己的同誌，但她們是幹什麽的，什麽職務，她都不知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沒有和李梅她們聊過組織的事。
第二天天一亮，孫吉英就背著女兒來到太白樓，在李梅的辦公室門口的連椅上坐著等李梅。
李梅來飯店一進大門就遠遠的看到孫吉英，心裏就“咯噔！”一下，預感到出什麽事了，於是緊走幾步，到跟前和孫吉英隻是眼神交流了，沒說話，開了辦公室的門，說：“進來說吧。”
孫吉英抱著孩子進了辦公室，孩子四歲多了，不宜聽她們談話。李梅說：“苗苗，帶小朋友出去玩。”
田苗苗哄著給小女孩去買糖吃，抱著小女孩出去了。
李梅關了門，還沒轉過身來，孫吉英就說：“孫建斌不見了。”
蘇陽給李梅說過孫建斌的情況。李梅問：“什麽時候的事？”
孫吉英說：“昨兒後晌。”
李梅問：“怎麽個不見了？”
孫吉英說：“我們孩子說她爸爸被壞人抓走了，家裏被翻得亂的不成樣子。”
李梅問：“家裏有什麽東西？”
孫吉英說：“就小首長放下些錢，我藏得牢靠，他們沒翻著，其它沒什麽要緊的東西。”
李梅又問：“那你覺得他為什麽會被抓？”
孫吉英搖頭說：“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時間跟小首長出去了一個多月，我來太白樓上班後，小首長就讓他迴來了，現在一天就在家守著，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應該出事。”
李梅思索著。孫吉英她們的關係單純，活動又少，不應該出問題，如果是她們出問題，孫吉英恐怕就沒機會到這裏來了。
不是她們的問題，那問題就來自兩方麵：一個是她們的上線出了問題，連累到她們，甚至是出了叛徒，出賣了他們。可如果是這樣，孫吉英既是不被抓，也應該被控製，不可能還是現在的自由身，想這一方麵有點牽強。
再一個就是因為對她的懷疑，而懷疑孫吉英，企圖從張建斌身上找突破口。雖然這一點從邏輯關係上看起來有點遠，但敵人可能想的更遠，是很有可能的。
由於飯店的關係和她爸爸的緣故，鬆本俊不敢隨意抓她，但不等於不調查她。這次蘇陽的動靜又這麽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極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這樣，也就是說鬆本俊並沒有張建斌的直接線索，隻是因為懷疑她而懷疑，張建斌的問題就不大，就看張建斌的隨機應變能力了。如果經不住敵人誘惑，或者敵人一嚇唬就害怕，抽幾鞭子就慫包軟蛋了，那麻煩就大了。
她沒和張建斌打過交道，甚至沒見過麵，不了解張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變隨時都會讓人顛覆三觀。也難怪她這麽想，組織上出現這種情況都必許立即采取措施，預防損失擴大，必須斷尾求生。可她這種情況，剛剛建立的運輸通道不可能舍棄的，她絕不能撤離。她不撤離，孫吉英就不能撤離。這樣，她們的命運就寄托在張建斌身上了，張建斌一旦叛變，她們就全暴露了。反過來說，張建斌本來沒事，她們若撤離，張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張建斌的命運也和他們緊緊相連。
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問：“這種情況組織上要求你們怎麽做？”
孫吉英說：“要求示警，就是把‘剃頭鋪’的牌子摘了。我擔心有特務監視，就沒敢去摘牌子。”
李梅說：“那你迴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監視也別怕，張建斌不見了，還掛著牌子，耽誤人家來剃頭的。我們倆現在都必須堅守陣地，不能離開這裏，一方麵這個飯店太重要了，再者據我分析，敵人隻是懷疑張建斌，並沒有直接線索，張建斌沒什麽事，我們一撤離，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們不能撤。同時，張建斌被抓的事我們不能有任何反應，更不能企圖去營救，一旦有營救的企圖，敵人就知道他是什麽人了。現在你要辦的事一是給組織示警。二是你對外就說，張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東西跑了，你要尋找他，寫尋人啟事去街上張貼。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們隨時都可能出問題，那樣會連累孩子，趁這個機會，你要上班，顧不了孩子，張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頓好，你沒地方安頓我給你找個地方。錢不夠我這裏出。你走要給我寫個請假條。”
孫吉英一聽，自己心裏也有了主張，說：“好的，我現在就給你寫請假條。”
李梅拿出紙筆，孫吉英立刻寫了請假條，抱著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開了賬房。宮崎康禾的賬房好奇的問：“李掌櫃，孫賬房哪去了，怎麽你來做賬房？”
李梅把孫吉英寫的請假條給她看了，說：“她家裏出事了，這幾天來不了了。”
宮崎康禾的賬房又問：“出什麽事了？”
李梅說：“具體的我也不知道，就聽她說，她男人把家裏翻了個稀亂，可能是跟上別人跑了。”
“啊！”宮崎康禾的賬房驚訝的說：“還有那樣的人？”
李梅讓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著，再沒理她。
孫吉英迴到家便依李梅所說，寫了二十份尋人啟事：
丈夫張建斌，今年三十五歲，於昨兒後晌把家裏翻得稀亂，不知裹挾了什麽家產，跟別人跑了。我們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迴心轉意，立刻迴家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請告訴一聲，定當感謝！
妻子 孫吉英
寫好尋人啟事，孫吉英便和了半碗漿糊，帶著孩子在街上貼了一上午。隨後她便帶孩子迴老家去了。
尋人啟事很快就到了鬆本俊的麵前，讓鬆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無味，疑惑的是有這麽蠢的人？以為是丈夫卷了家產跑了，無味的是這麽蠢的人，怎麽看也不是抗日分子，於是讓把這個案子撤了，別浪費時間和人手了。
宮崎康禾的賬房下班後也把李梅當賬房的事給宮崎康禾說了，宮崎康禾的第一感覺就是，孫賬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鬆本俊那個蠢貨給抓了。他知道鬆本俊天天盯著太白樓，特別是李梅，因為李梅，太白樓的所有人鬆本俊都懷疑。這不，孫賬房的男人一個剃頭的，根本無關緊要的人，就和太白樓的人有關係，就被抓了。也是沒別的本事了，就知道亂抓人。
最先發現馬隊的是徐甸子村，那馬隊是從哪裏來的？鬆本俊有三個推斷：一個是來自省城，能出城門，就是和守城門的偽軍有串通，馬隊通過徐甸子那個時間點是開城門後一個小時左右，夜班的剛換崗。鬆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剛換班的兩個班的偽軍全抓了起來。一個一個的審，反複輪換的審，極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這些守城門的偽軍哪見過馬隊，被打的死去活來，也說不出個馬隊來。
第二個是太白樓的菜園子。這裏的馬車出城又進城了，本來就是飯店運菜的，進出城門是常事。據守城門的交代，出城進城都搜查了，菜園子也搜了幾遍了，沒有發現馬隊的任何蛛絲馬跡。按理說菜園子隻有馬車，馬隊不是菜園子的，可鬆本俊還是懷疑，咬住不放，反正這個馬隊要有出處，他懷疑的都不能放過。他很想把菜園子的人和進出馬車的人全抓了，就像審偽軍一樣審，可他隻是懷疑，沒有確鑿的證據，一旦把菜園子的人和進出馬車的人全抓了，太白樓飯店就開不成了，宮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煩，到時候宮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煩了，所以，他沒敢動。
第三個是東門外十五裏河鎮，十五裏河鎮可繞道經碾子鎮往西走，從十五裏河鎮到徐甸子村經過五個村子。經調查，這五個村的人都沒見過馬隊，這樣可以排除十五裏河鎮。可是經過這五個村莊都是黎明到天亮這段時間，人還沒起床，自然沒有人發現，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來活動了，發現了。所以，十五裏河鎮也不能排除懷疑，可十五裏河鎮沒有具體的懷疑對象，就把從東門進出的三駕馬車的車主和趕車人都抓了。
經過幾天審問，抓的這些人對馬隊都不知情，說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鬆本俊要找的人，鬆本俊非常氣惱，便把抓的人扔到牢裏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來的，也算在牢裏養傷。
這天一個特務對鬆本俊說：“太白樓的賬房很可疑。”
鬆本俊聽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頭疼了，疑惑的問：“怎麽可疑？”
特務說：“她是自己跑到飯店找工作的。賬房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隨便來個外人就能用嗎？”
鬆本俊一想也對，這的確是個漏洞。可還沒讓他興奮一下，再一想，太白樓飯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剛找的外人，賬房就不能找外人嗎？這顯然站不住腳。可目前他沒別的線索。要是別的，他一旦懷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說，可太白樓飯店特殊，沒證據時他不敢抓人，於是說：“繼續調查。”
兩天後，特務調查到賬房孫吉英的家及丈夫張建斌，監視了兩天，共發現到這裏來的有二十一個人，都是剃了頭出來的，沒發現什麽具體的可疑線索，但鬆本俊還是下令秘密逮捕張建斌。
於是下午三點多，張建斌正給一個人剃頭，十多個特務闖進來，不由分說，把他五花大綁的帶走了。接著特務把家裏翻了個底朝天。孩子在屋裏嚇得大哭，隻哭的累的自己睡著了。特務搜了一個多小時，沒發現什麽抗日的證據，隻好作罷。
張建斌也是一頭霧水，事情來的太突然，蘇陽的行動他也不知道，不知哪裏出了問題，就這樣稀裏糊塗的被敵人抓了。不過他心裏倒沒慌，因為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心裏就有了麵對這一天的準備。
敵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開始審訊。他隻好配合的裝傻充愣，敵人主要問城裏的幾件盜竊案，問經過徐甸子的馬隊，問他屬於哪個抗日組織。城裏的幾件盜竊案和經過徐甸子的馬隊他都不知道，抗日組織他知道也裝作不知道。他隻是裝作好奇的反而問審他的敵人這些案子的詳細經過，聽著聽著又嗬嗬嗬的大笑，敵人問他笑什麽，他說好玩，當個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從小就喜歡。說起抗日組織，他還裝作熱切的問抗日都有哪些組織？怎麽才能參加抗日組織？搞的敵人給他發火吼叫。最後說到太白樓飯店，張建斌才明白了，這還是對李梅的懷疑延伸到他這了。敵人不敢動李梅，隻好給李梅邊緣的人使勁。
他一聽敵人問太白樓飯店，就主動給人家敘述說：“我那個媳婦是上過高級完小的，會打算盤，看到太白樓飯店要開業的牌子，就毛遂自薦，要給人家當賬房去。開始我是反對的，正經女人怎麽能去那種地方。可家裏太窮，拗不過她，她去了，人家掌櫃的也是個女的，就要她了。關鍵是一個月能掙七個大洋，比我厲害多了，我給人家剃頭，一般一個月也就兩三個大洋。”
敵人審不出什麽來，直接給他動了刑，打的他皮開肉綻，可他始終還是那套說詞，多說的就是他問審訊的人，他該怎麽說既不擔刑責又不用挨打，審問他的人都煩了，因為沒有線索在他身上，更別說證據了，隻是懷疑而已，鬆本俊也沒耐心了，把他丟到牢房不聞不問了。
孫吉英迴到家一看，張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覺，屋裏的東西亂扔一地，東屋的糧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時間她手足無措，心頭被恐懼籠罩著，隻有一個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廚房，關了門，把水缸裏的水都舀出來，把水缸移開，扒開有兩公分厚壓實的土，下麵是一塊和水缸一樣的圓形石板，搬開石板，下麵是一個縮口的大瓷缸，她低頭拿開瓷缸裏麵蓋著的布，蘇陽藏在這裏的錢都還在。她鬆了一口氣，又把布蓋好，把石板蓋好，給上麵鋪了土，壓實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進水缸。她又檢查了幾遍，看不出什麽問題，才又到屋裏，坐在孩子身邊想著問題。
張建斌要守聯絡點，要看孩子，要給人剃頭，要外出應該等孫吉英迴來，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裏被翻得亂的樣子也不像進了小偷。可直觀的判斷應該是出事了，哪裏出事了，孫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張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該怎麽辦？本來按組織要求，她應該發出警示，就是把“剃頭鋪”的牌子摘了。可情況不明，很可能還有特務在監視，怕引起敵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沒敢有任何動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說：壞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著抱著孩子，一晚上沒有睡覺。
她們最早隸屬於軍區社會部，後來又和市委建立了聯係，一般都是通信員以剃頭的名義，來送情報，她們也是通過通信員，及時把要傳遞的情報傳出去。通信員經常換人，又沒有固定的時間，所以，隻能等上級來聯係。後來來了小首長，小首長一般不管他們的事，隻是住在這裏，但她心裏也是又親又暖，有自己的同誌在一起，真是比親人還親。再後來就是到太白樓做賬房，一天忙的團團轉，少了許多心事，知道李梅和田苗苗是自己的同誌，但她們是幹什麽的，什麽職務，她都不知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沒有和李梅她們聊過組織的事。
第二天天一亮，孫吉英就背著女兒來到太白樓，在李梅的辦公室門口的連椅上坐著等李梅。
李梅來飯店一進大門就遠遠的看到孫吉英，心裏就“咯噔！”一下，預感到出什麽事了，於是緊走幾步，到跟前和孫吉英隻是眼神交流了，沒說話，開了辦公室的門，說：“進來說吧。”
孫吉英抱著孩子進了辦公室，孩子四歲多了，不宜聽她們談話。李梅說：“苗苗，帶小朋友出去玩。”
田苗苗哄著給小女孩去買糖吃，抱著小女孩出去了。
李梅關了門，還沒轉過身來，孫吉英就說：“孫建斌不見了。”
蘇陽給李梅說過孫建斌的情況。李梅問：“什麽時候的事？”
孫吉英說：“昨兒後晌。”
李梅問：“怎麽個不見了？”
孫吉英說：“我們孩子說她爸爸被壞人抓走了，家裏被翻得亂的不成樣子。”
李梅問：“家裏有什麽東西？”
孫吉英說：“就小首長放下些錢，我藏得牢靠，他們沒翻著，其它沒什麽要緊的東西。”
李梅又問：“那你覺得他為什麽會被抓？”
孫吉英搖頭說：“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時間跟小首長出去了一個多月，我來太白樓上班後，小首長就讓他迴來了，現在一天就在家守著，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應該出事。”
李梅思索著。孫吉英她們的關係單純，活動又少，不應該出問題，如果是她們出問題，孫吉英恐怕就沒機會到這裏來了。
不是她們的問題，那問題就來自兩方麵：一個是她們的上線出了問題，連累到她們，甚至是出了叛徒，出賣了他們。可如果是這樣，孫吉英既是不被抓，也應該被控製，不可能還是現在的自由身，想這一方麵有點牽強。
再一個就是因為對她的懷疑，而懷疑孫吉英，企圖從張建斌身上找突破口。雖然這一點從邏輯關係上看起來有點遠，但敵人可能想的更遠，是很有可能的。
由於飯店的關係和她爸爸的緣故，鬆本俊不敢隨意抓她，但不等於不調查她。這次蘇陽的動靜又這麽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極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這樣，也就是說鬆本俊並沒有張建斌的直接線索，隻是因為懷疑她而懷疑，張建斌的問題就不大，就看張建斌的隨機應變能力了。如果經不住敵人誘惑，或者敵人一嚇唬就害怕，抽幾鞭子就慫包軟蛋了，那麻煩就大了。
她沒和張建斌打過交道，甚至沒見過麵，不了解張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變隨時都會讓人顛覆三觀。也難怪她這麽想，組織上出現這種情況都必許立即采取措施，預防損失擴大，必須斷尾求生。可她這種情況，剛剛建立的運輸通道不可能舍棄的，她絕不能撤離。她不撤離，孫吉英就不能撤離。這樣，她們的命運就寄托在張建斌身上了，張建斌一旦叛變，她們就全暴露了。反過來說，張建斌本來沒事，她們若撤離，張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張建斌的命運也和他們緊緊相連。
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問：“這種情況組織上要求你們怎麽做？”
孫吉英說：“要求示警，就是把‘剃頭鋪’的牌子摘了。我擔心有特務監視，就沒敢去摘牌子。”
李梅說：“那你迴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監視也別怕，張建斌不見了，還掛著牌子，耽誤人家來剃頭的。我們倆現在都必須堅守陣地，不能離開這裏，一方麵這個飯店太重要了，再者據我分析，敵人隻是懷疑張建斌，並沒有直接線索，張建斌沒什麽事，我們一撤離，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們不能撤。同時，張建斌被抓的事我們不能有任何反應，更不能企圖去營救，一旦有營救的企圖，敵人就知道他是什麽人了。現在你要辦的事一是給組織示警。二是你對外就說，張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東西跑了，你要尋找他，寫尋人啟事去街上張貼。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們隨時都可能出問題，那樣會連累孩子，趁這個機會，你要上班，顧不了孩子，張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頓好，你沒地方安頓我給你找個地方。錢不夠我這裏出。你走要給我寫個請假條。”
孫吉英一聽，自己心裏也有了主張，說：“好的，我現在就給你寫請假條。”
李梅拿出紙筆，孫吉英立刻寫了請假條，抱著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開了賬房。宮崎康禾的賬房好奇的問：“李掌櫃，孫賬房哪去了，怎麽你來做賬房？”
李梅把孫吉英寫的請假條給她看了，說：“她家裏出事了，這幾天來不了了。”
宮崎康禾的賬房又問：“出什麽事了？”
李梅說：“具體的我也不知道，就聽她說，她男人把家裏翻了個稀亂，可能是跟上別人跑了。”
“啊！”宮崎康禾的賬房驚訝的說：“還有那樣的人？”
李梅讓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著，再沒理她。
孫吉英迴到家便依李梅所說，寫了二十份尋人啟事：
丈夫張建斌，今年三十五歲，於昨兒後晌把家裏翻得稀亂，不知裹挾了什麽家產，跟別人跑了。我們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迴心轉意，立刻迴家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請告訴一聲，定當感謝！
妻子 孫吉英
寫好尋人啟事，孫吉英便和了半碗漿糊，帶著孩子在街上貼了一上午。隨後她便帶孩子迴老家去了。
尋人啟事很快就到了鬆本俊的麵前，讓鬆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無味，疑惑的是有這麽蠢的人？以為是丈夫卷了家產跑了，無味的是這麽蠢的人，怎麽看也不是抗日分子，於是讓把這個案子撤了，別浪費時間和人手了。
宮崎康禾的賬房下班後也把李梅當賬房的事給宮崎康禾說了，宮崎康禾的第一感覺就是，孫賬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鬆本俊那個蠢貨給抓了。他知道鬆本俊天天盯著太白樓，特別是李梅，因為李梅，太白樓的所有人鬆本俊都懷疑。這不，孫賬房的男人一個剃頭的，根本無關緊要的人，就和太白樓的人有關係，就被抓了。也是沒別的本事了，就知道亂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