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接連發生幾起偷盜大案沒有破案,又憑空出來一個馬隊,給了鬆本俊好大的壓力。特別是那個馬隊,造成皇軍十幾個人的傷亡,無疑是抗日分子,卻在皇軍的眼皮子底下逃脫了,讓宮崎康仁大罵鬆本俊無能,鬆本俊急的有點上躥下跳。
最先發現馬隊的是徐甸子村,那馬隊是從哪裏來的?鬆本俊有三個推斷:一個是來自省城,能出城門,就是和守城門的偽軍有串通,馬隊通過徐甸子那個時間點是開城門後一個小時左右,夜班的剛換崗。鬆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剛換班的兩個班的偽軍全抓了起來。一個一個的審,反複輪換的審,極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這些守城門的偽軍哪見過馬隊,被打的死去活來,也說不出個馬隊來。
第二個是太白樓的菜園子。這裏的馬車出城又進城了,本來就是飯店運菜的,進出城門是常事。據守城門的交代,出城進城都搜查了,菜園子也搜了幾遍了,沒有發現馬隊的任何蛛絲馬跡。按理說菜園子隻有馬車,馬隊不是菜園子的,可鬆本俊還是懷疑,咬住不放,反正這個馬隊要有出處,他懷疑的都不能放過。他很想把菜園子的人和進出馬車的人全抓了,就像審偽軍一樣審,可他隻是懷疑,沒有確鑿的證據,一旦把菜園子的人和進出馬車的人全抓了,太白樓飯店就開不成了,宮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煩,到時候宮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煩了,所以,他沒敢動。
第三個是東門外十五裏河鎮,十五裏河鎮可繞道經碾子鎮往西走,從十五裏河鎮到徐甸子村經過五個村子。經調查,這五個村的人都沒見過馬隊,這樣可以排除十五裏河鎮。可是經過這五個村莊都是黎明到天亮這段時間,人還沒起床,自然沒有人發現,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來活動了,發現了。所以,十五裏河鎮也不能排除懷疑,可十五裏河鎮沒有具體的懷疑對象,就把從東門進出的三駕馬車的車主和趕車人都抓了。
經過幾天審問,抓的這些人對馬隊都不知情,說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鬆本俊要找的人,鬆本俊非常氣惱,便把抓的人扔到牢裏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來的,也算在牢裏養傷。
這天一個特務對鬆本俊說:“太白樓的賬房很可疑。”
鬆本俊聽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頭疼了,疑惑的問:“怎麽可疑?”
特務說:“她是自己跑到飯店找工作的。賬房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隨便來個外人就能用嗎?”
鬆本俊一想也對,這的確是個漏洞。可還沒讓他興奮一下,再一想,太白樓飯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剛找的外人,賬房就不能找外人嗎?這顯然站不住腳。可目前他沒別的線索。要是別的,他一旦懷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說,可太白樓飯店特殊,沒證據時他不敢抓人,於是說:“繼續調查。”
兩天後,特務調查到賬房孫吉英的家及丈夫張建斌,監視了兩天,共發現到這裏來的有二十一個人,都是剃了頭出來的,沒發現什麽具體的可疑線索,但鬆本俊還是下令秘密逮捕張建斌。
於是下午三點多,張建斌正給一個人剃頭,十多個特務闖進來,不由分說,把他五花大綁的帶走了。接著特務把家裏翻了個底朝天。孩子在屋裏嚇得大哭,隻哭的累的自己睡著了。特務搜了一個多小時,沒發現什麽抗日的證據,隻好作罷。
張建斌也是一頭霧水,事情來的太突然,蘇陽的行動他也不知道,不知哪裏出了問題,就這樣稀裏糊塗的被敵人抓了。不過他心裏倒沒慌,因為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心裏就有了麵對這一天的準備。
敵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開始審訊。他隻好配合的裝傻充愣,敵人主要問城裏的幾件盜竊案,問經過徐甸子的馬隊,問他屬於哪個抗日組織。城裏的幾件盜竊案和經過徐甸子的馬隊他都不知道,抗日組織他知道也裝作不知道。他隻是裝作好奇的反而問審他的敵人這些案子的詳細經過,聽著聽著又嗬嗬嗬的大笑,敵人問他笑什麽,他說好玩,當個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從小就喜歡。說起抗日組織,他還裝作熱切的問抗日都有哪些組織?怎麽才能參加抗日組織?搞的敵人給他發火吼叫。最後說到太白樓飯店,張建斌才明白了,這還是對李梅的懷疑延伸到他這了。敵人不敢動李梅,隻好給李梅邊緣的人使勁。
他一聽敵人問太白樓飯店,就主動給人家敘述說:“我那個媳婦是上過高級完小的,會打算盤,看到太白樓飯店要開業的牌子,就毛遂自薦,要給人家當賬房去。開始我是反對的,正經女人怎麽能去那種地方。可家裏太窮,拗不過她,她去了,人家掌櫃的也是個女的,就要她了。關鍵是一個月能掙七個大洋,比我厲害多了,我給人家剃頭,一般一個月也就兩三個大洋。”
敵人審不出什麽來,直接給他動了刑,打的他皮開肉綻,可他始終還是那套說詞,多說的就是他問審訊的人,他該怎麽說既不擔刑責又不用挨打,審問他的人都煩了,因為沒有線索在他身上,更別說證據了,隻是懷疑而已,鬆本俊也沒耐心了,把他丟到牢房不聞不問了。
孫吉英迴到家一看,張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覺,屋裏的東西亂扔一地,東屋的糧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時間她手足無措,心頭被恐懼籠罩著,隻有一個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廚房,關了門,把水缸裏的水都舀出來,把水缸移開,扒開有兩公分厚壓實的土,下麵是一塊和水缸一樣的圓形石板,搬開石板,下麵是一個縮口的大瓷缸,她低頭拿開瓷缸裏麵蓋著的布,蘇陽藏在這裏的錢都還在。她鬆了一口氣,又把布蓋好,把石板蓋好,給上麵鋪了土,壓實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進水缸。她又檢查了幾遍,看不出什麽問題,才又到屋裏,坐在孩子身邊想著問題。
張建斌要守聯絡點,要看孩子,要給人剃頭,要外出應該等孫吉英迴來,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裏被翻得亂的樣子也不像進了小偷。可直觀的判斷應該是出事了,哪裏出事了,孫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張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該怎麽辦?本來按組織要求,她應該發出警示,就是把“剃頭鋪”的牌子摘了。可情況不明,很可能還有特務在監視,怕引起敵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沒敢有任何動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說:壞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著抱著孩子,一晚上沒有睡覺。
她們最早隸屬於軍區社會部,後來又和市委建立了聯係,一般都是通信員以剃頭的名義,來送情報,她們也是通過通信員,及時把要傳遞的情報傳出去。通信員經常換人,又沒有固定的時間,所以,隻能等上級來聯係。後來來了小首長,小首長一般不管他們的事,隻是住在這裏,但她心裏也是又親又暖,有自己的同誌在一起,真是比親人還親。再後來就是到太白樓做賬房,一天忙的團團轉,少了許多心事,知道李梅和田苗苗是自己的同誌,但她們是幹什麽的,什麽職務,她都不知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沒有和李梅她們聊過組織的事。
第二天天一亮,孫吉英就背著女兒來到太白樓,在李梅的辦公室門口的連椅上坐著等李梅。
李梅來飯店一進大門就遠遠的看到孫吉英,心裏就“咯噔!”一下,預感到出什麽事了,於是緊走幾步,到跟前和孫吉英隻是眼神交流了,沒說話,開了辦公室的門,說:“進來說吧。”
孫吉英抱著孩子進了辦公室,孩子四歲多了,不宜聽她們談話。李梅說:“苗苗,帶小朋友出去玩。”
田苗苗哄著給小女孩去買糖吃,抱著小女孩出去了。
李梅關了門,還沒轉過身來,孫吉英就說:“孫建斌不見了。”
蘇陽給李梅說過孫建斌的情況。李梅問:“什麽時候的事?”
孫吉英說:“昨兒後晌。”
李梅問:“怎麽個不見了?”
孫吉英說:“我們孩子說她爸爸被壞人抓走了,家裏被翻得亂的不成樣子。”
李梅問:“家裏有什麽東西?”
孫吉英說:“就小首長放下些錢,我藏得牢靠,他們沒翻著,其它沒什麽要緊的東西。”
李梅又問:“那你覺得他為什麽會被抓?”
孫吉英搖頭說:“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時間跟小首長出去了一個多月,我來太白樓上班後,小首長就讓他迴來了,現在一天就在家守著,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應該出事。”
李梅思索著。孫吉英她們的關係單純,活動又少,不應該出問題,如果是她們出問題,孫吉英恐怕就沒機會到這裏來了。
不是她們的問題,那問題就來自兩方麵:一個是她們的上線出了問題,連累到她們,甚至是出了叛徒,出賣了他們。可如果是這樣,孫吉英既是不被抓,也應該被控製,不可能還是現在的自由身,想這一方麵有點牽強。
再一個就是因為對她的懷疑,而懷疑孫吉英,企圖從張建斌身上找突破口。雖然這一點從邏輯關係上看起來有點遠,但敵人可能想的更遠,是很有可能的。
由於飯店的關係和她爸爸的緣故,鬆本俊不敢隨意抓她,但不等於不調查她。這次蘇陽的動靜又這麽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極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這樣,也就是說鬆本俊並沒有張建斌的直接線索,隻是因為懷疑她而懷疑,張建斌的問題就不大,就看張建斌的隨機應變能力了。如果經不住敵人誘惑,或者敵人一嚇唬就害怕,抽幾鞭子就慫包軟蛋了,那麻煩就大了。
她沒和張建斌打過交道,甚至沒見過麵,不了解張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變隨時都會讓人顛覆三觀。也難怪她這麽想,組織上出現這種情況都必許立即采取措施,預防損失擴大,必須斷尾求生。可她這種情況,剛剛建立的運輸通道不可能舍棄的,她絕不能撤離。她不撤離,孫吉英就不能撤離。這樣,她們的命運就寄托在張建斌身上了,張建斌一旦叛變,她們就全暴露了。反過來說,張建斌本來沒事,她們若撤離,張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張建斌的命運也和他們緊緊相連。
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問:“這種情況組織上要求你們怎麽做?”
孫吉英說:“要求示警,就是把‘剃頭鋪’的牌子摘了。我擔心有特務監視,就沒敢去摘牌子。”
李梅說:“那你迴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監視也別怕,張建斌不見了,還掛著牌子,耽誤人家來剃頭的。我們倆現在都必須堅守陣地,不能離開這裏,一方麵這個飯店太重要了,再者據我分析,敵人隻是懷疑張建斌,並沒有直接線索,張建斌沒什麽事,我們一撤離,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們不能撤。同時,張建斌被抓的事我們不能有任何反應,更不能企圖去營救,一旦有營救的企圖,敵人就知道他是什麽人了。現在你要辦的事一是給組織示警。二是你對外就說,張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東西跑了,你要尋找他,寫尋人啟事去街上張貼。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們隨時都可能出問題,那樣會連累孩子,趁這個機會,你要上班,顧不了孩子,張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頓好,你沒地方安頓我給你找個地方。錢不夠我這裏出。你走要給我寫個請假條。”
孫吉英一聽,自己心裏也有了主張,說:“好的,我現在就給你寫請假條。”
李梅拿出紙筆,孫吉英立刻寫了請假條,抱著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開了賬房。宮崎康禾的賬房好奇的問:“李掌櫃,孫賬房哪去了,怎麽你來做賬房?”
李梅把孫吉英寫的請假條給她看了,說:“她家裏出事了,這幾天來不了了。”
宮崎康禾的賬房又問:“出什麽事了?”
李梅說:“具體的我也不知道,就聽她說,她男人把家裏翻了個稀亂,可能是跟上別人跑了。”
“啊!”宮崎康禾的賬房驚訝的說:“還有那樣的人?”
李梅讓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著,再沒理她。
孫吉英迴到家便依李梅所說,寫了二十份尋人啟事:
丈夫張建斌,今年三十五歲,於昨兒後晌把家裏翻得稀亂,不知裹挾了什麽家產,跟別人跑了。我們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迴心轉意,立刻迴家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請告訴一聲,定當感謝!
妻子 孫吉英
寫好尋人啟事,孫吉英便和了半碗漿糊,帶著孩子在街上貼了一上午。隨後她便帶孩子迴老家去了。
尋人啟事很快就到了鬆本俊的麵前,讓鬆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無味,疑惑的是有這麽蠢的人?以為是丈夫卷了家產跑了,無味的是這麽蠢的人,怎麽看也不是抗日分子,於是讓把這個案子撤了,別浪費時間和人手了。
宮崎康禾的賬房下班後也把李梅當賬房的事給宮崎康禾說了,宮崎康禾的第一感覺就是,孫賬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鬆本俊那個蠢貨給抓了。他知道鬆本俊天天盯著太白樓,特別是李梅,因為李梅,太白樓的所有人鬆本俊都懷疑。這不,孫賬房的男人一個剃頭的,根本無關緊要的人,就和太白樓的人有關係,就被抓了。也是沒別的本事了,就知道亂抓人。
最先發現馬隊的是徐甸子村,那馬隊是從哪裏來的?鬆本俊有三個推斷:一個是來自省城,能出城門,就是和守城門的偽軍有串通,馬隊通過徐甸子那個時間點是開城門後一個小時左右,夜班的剛換崗。鬆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剛換班的兩個班的偽軍全抓了起來。一個一個的審,反複輪換的審,極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這些守城門的偽軍哪見過馬隊,被打的死去活來,也說不出個馬隊來。
第二個是太白樓的菜園子。這裏的馬車出城又進城了,本來就是飯店運菜的,進出城門是常事。據守城門的交代,出城進城都搜查了,菜園子也搜了幾遍了,沒有發現馬隊的任何蛛絲馬跡。按理說菜園子隻有馬車,馬隊不是菜園子的,可鬆本俊還是懷疑,咬住不放,反正這個馬隊要有出處,他懷疑的都不能放過。他很想把菜園子的人和進出馬車的人全抓了,就像審偽軍一樣審,可他隻是懷疑,沒有確鑿的證據,一旦把菜園子的人和進出馬車的人全抓了,太白樓飯店就開不成了,宮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煩,到時候宮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煩了,所以,他沒敢動。
第三個是東門外十五裏河鎮,十五裏河鎮可繞道經碾子鎮往西走,從十五裏河鎮到徐甸子村經過五個村子。經調查,這五個村的人都沒見過馬隊,這樣可以排除十五裏河鎮。可是經過這五個村莊都是黎明到天亮這段時間,人還沒起床,自然沒有人發現,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來活動了,發現了。所以,十五裏河鎮也不能排除懷疑,可十五裏河鎮沒有具體的懷疑對象,就把從東門進出的三駕馬車的車主和趕車人都抓了。
經過幾天審問,抓的這些人對馬隊都不知情,說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鬆本俊要找的人,鬆本俊非常氣惱,便把抓的人扔到牢裏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來的,也算在牢裏養傷。
這天一個特務對鬆本俊說:“太白樓的賬房很可疑。”
鬆本俊聽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頭疼了,疑惑的問:“怎麽可疑?”
特務說:“她是自己跑到飯店找工作的。賬房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隨便來個外人就能用嗎?”
鬆本俊一想也對,這的確是個漏洞。可還沒讓他興奮一下,再一想,太白樓飯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剛找的外人,賬房就不能找外人嗎?這顯然站不住腳。可目前他沒別的線索。要是別的,他一旦懷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說,可太白樓飯店特殊,沒證據時他不敢抓人,於是說:“繼續調查。”
兩天後,特務調查到賬房孫吉英的家及丈夫張建斌,監視了兩天,共發現到這裏來的有二十一個人,都是剃了頭出來的,沒發現什麽具體的可疑線索,但鬆本俊還是下令秘密逮捕張建斌。
於是下午三點多,張建斌正給一個人剃頭,十多個特務闖進來,不由分說,把他五花大綁的帶走了。接著特務把家裏翻了個底朝天。孩子在屋裏嚇得大哭,隻哭的累的自己睡著了。特務搜了一個多小時,沒發現什麽抗日的證據,隻好作罷。
張建斌也是一頭霧水,事情來的太突然,蘇陽的行動他也不知道,不知哪裏出了問題,就這樣稀裏糊塗的被敵人抓了。不過他心裏倒沒慌,因為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心裏就有了麵對這一天的準備。
敵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開始審訊。他隻好配合的裝傻充愣,敵人主要問城裏的幾件盜竊案,問經過徐甸子的馬隊,問他屬於哪個抗日組織。城裏的幾件盜竊案和經過徐甸子的馬隊他都不知道,抗日組織他知道也裝作不知道。他隻是裝作好奇的反而問審他的敵人這些案子的詳細經過,聽著聽著又嗬嗬嗬的大笑,敵人問他笑什麽,他說好玩,當個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從小就喜歡。說起抗日組織,他還裝作熱切的問抗日都有哪些組織?怎麽才能參加抗日組織?搞的敵人給他發火吼叫。最後說到太白樓飯店,張建斌才明白了,這還是對李梅的懷疑延伸到他這了。敵人不敢動李梅,隻好給李梅邊緣的人使勁。
他一聽敵人問太白樓飯店,就主動給人家敘述說:“我那個媳婦是上過高級完小的,會打算盤,看到太白樓飯店要開業的牌子,就毛遂自薦,要給人家當賬房去。開始我是反對的,正經女人怎麽能去那種地方。可家裏太窮,拗不過她,她去了,人家掌櫃的也是個女的,就要她了。關鍵是一個月能掙七個大洋,比我厲害多了,我給人家剃頭,一般一個月也就兩三個大洋。”
敵人審不出什麽來,直接給他動了刑,打的他皮開肉綻,可他始終還是那套說詞,多說的就是他問審訊的人,他該怎麽說既不擔刑責又不用挨打,審問他的人都煩了,因為沒有線索在他身上,更別說證據了,隻是懷疑而已,鬆本俊也沒耐心了,把他丟到牢房不聞不問了。
孫吉英迴到家一看,張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覺,屋裏的東西亂扔一地,東屋的糧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時間她手足無措,心頭被恐懼籠罩著,隻有一個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廚房,關了門,把水缸裏的水都舀出來,把水缸移開,扒開有兩公分厚壓實的土,下麵是一塊和水缸一樣的圓形石板,搬開石板,下麵是一個縮口的大瓷缸,她低頭拿開瓷缸裏麵蓋著的布,蘇陽藏在這裏的錢都還在。她鬆了一口氣,又把布蓋好,把石板蓋好,給上麵鋪了土,壓實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進水缸。她又檢查了幾遍,看不出什麽問題,才又到屋裏,坐在孩子身邊想著問題。
張建斌要守聯絡點,要看孩子,要給人剃頭,要外出應該等孫吉英迴來,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裏被翻得亂的樣子也不像進了小偷。可直觀的判斷應該是出事了,哪裏出事了,孫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張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該怎麽辦?本來按組織要求,她應該發出警示,就是把“剃頭鋪”的牌子摘了。可情況不明,很可能還有特務在監視,怕引起敵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沒敢有任何動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說:壞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著抱著孩子,一晚上沒有睡覺。
她們最早隸屬於軍區社會部,後來又和市委建立了聯係,一般都是通信員以剃頭的名義,來送情報,她們也是通過通信員,及時把要傳遞的情報傳出去。通信員經常換人,又沒有固定的時間,所以,隻能等上級來聯係。後來來了小首長,小首長一般不管他們的事,隻是住在這裏,但她心裏也是又親又暖,有自己的同誌在一起,真是比親人還親。再後來就是到太白樓做賬房,一天忙的團團轉,少了許多心事,知道李梅和田苗苗是自己的同誌,但她們是幹什麽的,什麽職務,她都不知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沒有和李梅她們聊過組織的事。
第二天天一亮,孫吉英就背著女兒來到太白樓,在李梅的辦公室門口的連椅上坐著等李梅。
李梅來飯店一進大門就遠遠的看到孫吉英,心裏就“咯噔!”一下,預感到出什麽事了,於是緊走幾步,到跟前和孫吉英隻是眼神交流了,沒說話,開了辦公室的門,說:“進來說吧。”
孫吉英抱著孩子進了辦公室,孩子四歲多了,不宜聽她們談話。李梅說:“苗苗,帶小朋友出去玩。”
田苗苗哄著給小女孩去買糖吃,抱著小女孩出去了。
李梅關了門,還沒轉過身來,孫吉英就說:“孫建斌不見了。”
蘇陽給李梅說過孫建斌的情況。李梅問:“什麽時候的事?”
孫吉英說:“昨兒後晌。”
李梅問:“怎麽個不見了?”
孫吉英說:“我們孩子說她爸爸被壞人抓走了,家裏被翻得亂的不成樣子。”
李梅問:“家裏有什麽東西?”
孫吉英說:“就小首長放下些錢,我藏得牢靠,他們沒翻著,其它沒什麽要緊的東西。”
李梅又問:“那你覺得他為什麽會被抓?”
孫吉英搖頭說:“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時間跟小首長出去了一個多月,我來太白樓上班後,小首長就讓他迴來了,現在一天就在家守著,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應該出事。”
李梅思索著。孫吉英她們的關係單純,活動又少,不應該出問題,如果是她們出問題,孫吉英恐怕就沒機會到這裏來了。
不是她們的問題,那問題就來自兩方麵:一個是她們的上線出了問題,連累到她們,甚至是出了叛徒,出賣了他們。可如果是這樣,孫吉英既是不被抓,也應該被控製,不可能還是現在的自由身,想這一方麵有點牽強。
再一個就是因為對她的懷疑,而懷疑孫吉英,企圖從張建斌身上找突破口。雖然這一點從邏輯關係上看起來有點遠,但敵人可能想的更遠,是很有可能的。
由於飯店的關係和她爸爸的緣故,鬆本俊不敢隨意抓她,但不等於不調查她。這次蘇陽的動靜又這麽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極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這樣,也就是說鬆本俊並沒有張建斌的直接線索,隻是因為懷疑她而懷疑,張建斌的問題就不大,就看張建斌的隨機應變能力了。如果經不住敵人誘惑,或者敵人一嚇唬就害怕,抽幾鞭子就慫包軟蛋了,那麻煩就大了。
她沒和張建斌打過交道,甚至沒見過麵,不了解張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變隨時都會讓人顛覆三觀。也難怪她這麽想,組織上出現這種情況都必許立即采取措施,預防損失擴大,必須斷尾求生。可她這種情況,剛剛建立的運輸通道不可能舍棄的,她絕不能撤離。她不撤離,孫吉英就不能撤離。這樣,她們的命運就寄托在張建斌身上了,張建斌一旦叛變,她們就全暴露了。反過來說,張建斌本來沒事,她們若撤離,張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張建斌的命運也和他們緊緊相連。
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問:“這種情況組織上要求你們怎麽做?”
孫吉英說:“要求示警,就是把‘剃頭鋪’的牌子摘了。我擔心有特務監視,就沒敢去摘牌子。”
李梅說:“那你迴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監視也別怕,張建斌不見了,還掛著牌子,耽誤人家來剃頭的。我們倆現在都必須堅守陣地,不能離開這裏,一方麵這個飯店太重要了,再者據我分析,敵人隻是懷疑張建斌,並沒有直接線索,張建斌沒什麽事,我們一撤離,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們不能撤。同時,張建斌被抓的事我們不能有任何反應,更不能企圖去營救,一旦有營救的企圖,敵人就知道他是什麽人了。現在你要辦的事一是給組織示警。二是你對外就說,張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東西跑了,你要尋找他,寫尋人啟事去街上張貼。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們隨時都可能出問題,那樣會連累孩子,趁這個機會,你要上班,顧不了孩子,張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頓好,你沒地方安頓我給你找個地方。錢不夠我這裏出。你走要給我寫個請假條。”
孫吉英一聽,自己心裏也有了主張,說:“好的,我現在就給你寫請假條。”
李梅拿出紙筆,孫吉英立刻寫了請假條,抱著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開了賬房。宮崎康禾的賬房好奇的問:“李掌櫃,孫賬房哪去了,怎麽你來做賬房?”
李梅把孫吉英寫的請假條給她看了,說:“她家裏出事了,這幾天來不了了。”
宮崎康禾的賬房又問:“出什麽事了?”
李梅說:“具體的我也不知道,就聽她說,她男人把家裏翻了個稀亂,可能是跟上別人跑了。”
“啊!”宮崎康禾的賬房驚訝的說:“還有那樣的人?”
李梅讓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著,再沒理她。
孫吉英迴到家便依李梅所說,寫了二十份尋人啟事:
丈夫張建斌,今年三十五歲,於昨兒後晌把家裏翻得稀亂,不知裹挾了什麽家產,跟別人跑了。我們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迴心轉意,立刻迴家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請告訴一聲,定當感謝!
妻子 孫吉英
寫好尋人啟事,孫吉英便和了半碗漿糊,帶著孩子在街上貼了一上午。隨後她便帶孩子迴老家去了。
尋人啟事很快就到了鬆本俊的麵前,讓鬆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無味,疑惑的是有這麽蠢的人?以為是丈夫卷了家產跑了,無味的是這麽蠢的人,怎麽看也不是抗日分子,於是讓把這個案子撤了,別浪費時間和人手了。
宮崎康禾的賬房下班後也把李梅當賬房的事給宮崎康禾說了,宮崎康禾的第一感覺就是,孫賬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鬆本俊那個蠢貨給抓了。他知道鬆本俊天天盯著太白樓,特別是李梅,因為李梅,太白樓的所有人鬆本俊都懷疑。這不,孫賬房的男人一個剃頭的,根本無關緊要的人,就和太白樓的人有關係,就被抓了。也是沒別的本事了,就知道亂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