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收教會珍寶運動,是蘇俄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宗教運動，這次運動最終從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逐漸演變為到對教會人員和反抗沒收珍寶的信徒的鎮壓與審判。
從結果上講，蘇俄這一次反宗教運動在指導理論上和運動實踐上出現嚴重失誤,反映出他們沒有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宗教理論和宗教執政路線,這是他們在宗教問題上不斷犯錯誤的主要原因。
我們有資料可以查詢，蘇聯一共策動了三次大的反宗教運動:1922到1923年的沒收教會珍寶運動和對教會人員的大規模審判、30年代中期大清洗順帶給宗教一擊、1958到1964年的赫魯曉夫的反宗教運動。
先來講第一次運動，這次運動的真正原因,是國內戰爭結束後蘇俄爆發的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當時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經濟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大戰中俄國的通貨膨脹已高達600%，1917年秋的生產水平隻有1913年的30% ~40%。1918年蘇俄內戰爆發,這場戰爭一直持續到1922年，國內生產進一步遭到破壞,全國都處於空前的饑饉之中。在饑餓和內戰這兩場戰爭中，蘇維埃政府實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
戰時共產主義措施首先是強製征糧。根據1919年1月頒布的國家法令,有糧不交的農民,不僅要沒收全部財產,還要被逮捕判刑。城市建立由官員、士兵、工人組成的征糧隊。據統計,在內戰期間,全國有2700個征糧隊。連列寧都說“我們實際上從農民手裏拿來全部餘糧,甚至有時不僅是餘糧,而是農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糧....”
同時，對工人也實行一種戰時製度。列寧指出,必須把國內的全部勞動力,包括男人、婦女甚至未成年人,投入勞動戰線。1920年,在被調查的2776個企業中,女工占40%,有些工廠超過60%,16歲以下未成年人占10%。1919 年10月曾公布在軍工企業實行12小時工作製,並有嚴厲的勞動紀律。消極怠工、破壞生產、曠工者等都要被審判。工人如擅離職守或逃離工廠,與臨陣逃脫的士兵同罪。1919年年末，在工廠、企業、機關中,普遍設立“同誌審判會”,處理違反勞動紀律事件國。城市居民隻有參加工作或勞動的人才發給食品供應卡。
1917年12月7日,俄共決定成立以捷爾任斯基為首的全俄肅清反革命非常委員會。這個機構可以不經審判對“敵方奸細、投機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間諜”以及怠工者和其他寄生蟲行使就地槍決權。（熟悉吧？之後大清洗還會沿用的方法）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說:“沒有最殘酷的革命恐怖,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這種政策無疑直接損害了農民、工人、市民和一切勞動者的利益,與黨和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共產黨執政的根本目的是“執政為民”,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但俄共在執政之初，實際上是沿著與共產黨根本目標相悖的方向行進的。
在革命前隻是一個小黨的布爾什維克此時顯得更加孤立無援。盧那察爾斯基曾這樣說:“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連國際主義者,都堅決抵製我們。市杜馬對我們十分敵視。市民、知識分子、以至所有人,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許還有些農民外，都是這樣的。現在我們麵對的是可怕的、令人膽寒的孤立和瘋狂的仇視。”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加劇了俄國經濟的總崩潰。征糧製使農民沒有積極性種地。工人也忍受不了饑餓和超強勞動,大批逃亡農村。1920年8月,莫斯科人口減少了一半,而彼得格勒（即對應這本書平行時空中的聖皮特斯堡）則減少了2\/3,大批工廠因缺乏原料不能開工,有些工廠則完全關閉。到1920年年底,整個工業生產隻相當於1913年的1\/7左右。
……
由此導致了工人罷工、農民暴動頻頻發生。1921年2月,僅彼得格勒就有46家大型工廠發生罷工事件。農民騷亂到處發生。在這種可怕的危機麵前，蘇俄領導人束手無策,國庫的存款已見底。據俄羅斯學者揭示,蘇維埃政權接管舊國庫時,當時共有資金106 430萬金盧布（金盧布，即可兌換黃金的紙幣，同時還鑄造了相應的金幣，其成色為90%。這個貨幣政策直到1947年斯大林實行戰後貨幣改革，蘇聯政府才停止發行以黃金為準備金的金盧布紙幣，並宣布金盧布停止兌換黃金。根據所查資料，蘇俄政權一開始擁有大概是850噸黃金，即平行時空的8500k金，8.5m金）其中1918年根據布列斯特和約付給德國的賠款總數為萬金盧布,在國內戰爭中消滅國內外敵人共耗資萬金盧布。到了最後，1925年，蘇俄黃金儲備更是下降到可憐的141噸。在這種情況下，俄共領導人便把解困的目標盯到教會身上。沒辦法，教會這種有房有錢有地不生產還享有不交稅福利的勢力自然而然成為了錢袋子。
這就是根本原因。目的已經有了，這一切的一切，隻差一個借口來做導火索。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首先，說說事件之前蘇聯對所有宗教的態度。
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在對待宗教和教會問題上,形成了黨管宗教體製:重大的宗教問題由黨中央政治局研究決定,由一些新建立的宗教監管部門去執行。
在對待宗教問題上,政治局內分兩派:激進派和溫和派。激進派主張對宗教毫不留情,要嚴厲打擊和剝奪。列寧更多地支持激進派,其他人的態度則不十分明朗。這說明,托洛茨基反宗教激進的極“左”路線往往成為政治局的路線。
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就通過各種法令法規，開始對宗教實行一係列革命改造,其中主要是實行政教分離和教會財產的國有化,同時也實行了修道院的國有化和革命改造。在財產上，很多修道院被改造成國營農場或副業農場。在政治上，主要是實行政教分離：把東正教會和其他教會從政權中分離出去、取消原來享有的特權,包括教育婚喪嫁娶的管轄權、取消教會的法人地位等等。
在內戰中，蘇俄政權對教會和修道院又進行了規模大，頻率高，數量多的非法掠奪。在內戰中，各級政權用武力非法搶奪寺院和修道院的生活資料和其他財產,包括糧食、布匹、鞋、毛皮、酒、麵粉和蜂蜜等,這些完全是一種非法掠奪。
1921年大饑荒發生,俄共領導人與教會尤其是東正教教會又發生了新的矛盾衝突。這種衝突先是因教會搶先開始賑濟災民，而國家卻無計可施而引起的衝突,其後便發展為國家沒收教會珍寶,因教會方麵反對而引起的衝突。（為什麽教會救濟災民會被蘇俄記恨，原因參照沈萬三）
1922年2月蘇維埃政權正式公布關於沒收教會珍寶文物的法令,但遭到教會方麵強烈的抵製。由於大饑荒和蘇俄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俄共中央把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這一重大決定看成是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
1922年3月11日，托洛茨基給列寧和政治局寫信,建議成立一個突擊工作委員會負責沒收珍寶工作。這是第一個針對宗教的秘密委員會。雖然國家對沒收工作進行了精心策劃和準備,但是在試點市縣進行沒收工作時，普遍遭到當地教徒和群眾的頑強抵製,多次發生流血事件,其中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小鎮舒亞。
舒亞事件是蘇俄在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運動中發生的最大的流血事件。也是蘇俄決心下大力氣“整理”宗教的導火索，舒亞小鎮變為“試點區”，開始向外推廣。
1922年2月23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沒收部分教徒使用教會貴重物品的程序》的法令公布。
從1922年3月開始,蘇俄全國性的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運動開始。
現已解密的原蘇聯檔案資料披露，1922年3月12日,舒亞縣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開始實施沒收教會貴重物品工作,並建立了沒收工作委員會。委員會在沒收三個小教堂的珍寶文物之後,於3月13日來到大教堂,按計劃開始沒收工作。但是在這裏遭到了群情激憤的教徒和世俗群眾的阻攔。3月15日,當沒收工作委員會來到大教堂時,大教堂門前廣場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試圖阻止這次行動。沒收委員會也是有備而來,隨同委員會一同來的武裝人員中有6名騎警和稍後開來的第146步兵團的半連人及兩輛架著機槍的汽車。雙方發生衝突，連隊向人群開槍，結果4人被打死，10人受輕傷。傍晚,逮捕了在廣場上已受到注意的商人、教師等。這天晚上,本縣教徒代表把從大教堂的珍品中取出的31.2普特（重量單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31.2普特即為511千克）的銀子交給縣執行委員會。3月23日，縣工作委員會、教徒代表在有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赴舒亞工作委員會成員在場的情況下,著手沒收大教堂珍寶文物。將近10普特（163千克）的金器交給縣財政局,寶石、珍珠法衣和其他珍寶則交給國家珍品庫收藏。所有沒收的東西都交給中央照濟饑民委員會,專門登記造冊。
最後，有人把舒亞事件定性為是“階級敵人”挑動的暴力事件。於是，沒收運動開始演變成政治運動，並且繼而開展對教會人員的鎮壓和審判。
審判結果很快就出爐。舒亞事件被定性為“黑幫僧侶反蘇維埃政權事件”,並很快實行了對“舒亞事件策劃者”的審判。
3月20日，俄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議在政治局獲得通過。
3月23日,在中央代表團監督下，縣執行委員會和教會代表開始沒收大教堂貴重物品。3月23日結束工作。3月27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關於沒收教會貴重物品而在舒亞縣發生的事件》的通告,通告對事件的發生和過程進行了評論,並把該文件下發全國。
至此,舒亞事件的發生和處理告一段落。舒亞的教會其實並不是大頭，真正的戰鬥是後麵的大教會。
舒亞事件正是蘇俄當局選擇邊遠市縣進行沒收工作整個計劃中的試點。目的是看看沒收工作的阻力有多大,用什麽手段解決才適合等。同時也是給真正要下手沒收的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各種阻礙勢力以下馬威,從而達到殺一儆百目的。
俄羅斯學者最新發表的資料透露,蘇俄當局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運動的真正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賑濟饑民（隻是順便）,而且是為了充實已經空虛的國庫（主要目的）。列寧在1922年3月19日給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指示,第一,“對於我們來說,有99%的完全成功的機會擊潰敵人並保住我們在幾十年所必要的陣地。當饑餓的地方在人吃人，路上躺著如果不是數千具也有數百具屍體的時候,我們能夠以最猛烈最無情的毅力、不惜鎮壓任何反抗來沒收教會的貴重物品。我們一定要抓住農民饑餓時機,他們才會擁護蘇維埃政權沒收教會珍寶”。
第二,指出沒收工作的真實目的。“我們無論如何必須以最果斷、最迅速的方式沒收教會貴重物品。這樣我們就會保障數億金盧布的基金(應記住一些修道院和大修道院的巨大財富)。沒有這項基金,整個國家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尤其是扞衛在熱那亞的立場,都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因為除了絕望的饑餓時期,沒有任何時機能夠使我們看到廣大農民群眾的這樣情緒....”
隨後而來的就是大審判，根據資料顯示這次運動期間大約有2.5w人被合法處決，而私下處決和流放人數更是不計其數。
對於這次運動的總結，有這幾個方麵：第一,教會確實起著扞衛剝削製度和麻醉工人和勞動人民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作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必然是要反對宗教，信仰隻能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在憲法和宗教法頒布後,教會在國家中的地位已得到確認,它可以合法存在。如果再以各種理由對教會現存財物進行無休止的掠奪,是不符合國家法律和宗教政策的。而且反對宗教不等於打砸搶，以激進的方式反對宗教非但不能爭的群眾支持，反而會喪失民心。這也為蘇俄在內戰後來隻得到了軍事勝利而非全麵勝利的結果埋下了禍根。
第二,關於教會現存的珍寶文物,其中一部分重要文物根據國家法令已被國有化,沒收後存放在博物館中;還有一部分雖然存放在教會中,但已登記造冊成為國家財產。而存放在教會中的珍寶還是國寶，所有權屬國家,教會隻有使用權。因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數千年或數百年積累下來的文物珍品,都屬於這個國家或民族，任何一屆政府都無權動用它。這場運動中導致的文化損失是巨大而難以估計的。（可以參考會昌法難，其中也有很多書籍被毀。曆史上任何一次運動對於文化來說都是一次浩劫）
第三，在宗教理論上,俄共執政前,以馬克思的“鴉片論”，即“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為準則。而列寧對馬克思的“鴉片論”則有進一步發展,列寧一方麵反對宗教，批判宗教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一馬克思這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扞衛剝削製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但另一方麵他也認為宗教不應該暴力推翻，而應當以思想變革為基礎來緩慢改變：“宗教的社會作用曆來具有兩麵性。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發動勞動群眾(他們幾乎都信仰宗教)投人‘打碎舊世界''的革命需要出發,強調了宗教在階級社會中起的消極的社會作用,一是宗教從各方麵為剝削製度的合理性辯護;二是宗教對勞動群眾所起的麻醉作用.....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說過:‘非常明顯，隨著每一次社會製度的巨大曆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發生變革，這就是說,人們的宗教觀念也要發生變革。’”
……
綜上所述，無產階級政黨在執政後,一定要明確宗教問題在國家政治和階級鬥爭中的正確位置。列寧正確地指出:“我們永遠要宣傳科學的世界觀,但這絕不是說，應當把宗教問題提到它所不應有的首要地位，而分散真正革命鬥爭的、經濟鬥爭的和政治鬥爭的力量。”1922 ~ 1923年蘇俄的反宗教鬥爭,就是把同宗教的鬥爭當成國家頭等階級鬥爭大事，這無疑是錯誤的。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正確的宗教界永遠都要實行以團結為主的政策。這是社會主義長期性決定的。國家可以限製某些宗教勢力,可以進行世界觀的宣傳,但在政治上要學會團結宗教界人士和教徒,發揮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打擊對象，必然不是宗教而是邪教等等披著宗教外衣的政治破壞勢力。
同時無產階級政黨在執政後一定要明確，“宗教信仰自由\"是社會主義國家製定宗教政策的理論基石。雖然共產主義是無神論的，是反對和批判宗教的，但是，就像列寧也曾多次提出：“宗教是個人的事情。讓每個人願意信仰什麽就信仰什麽,或者什麽也不信仰。”“社會民主黨人主張宗教信仰自由,要求每個人都有充分的、完全自由地隨便信仰哪種宗教的權利....每個人不僅應該有隨便信仰哪種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應該有傳播任何一種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因此,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牢記列寧的教導，宗教信仰自由是社會主義國家宗教政策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石。
……
到了30年代後，在這一時期，蘇聯通過立法等手段，對蘇聯的宗教組織及其活動作出了具體而詳盡的規定，從而進一步完善了蘇聯政府對宗教（尤其是對東正教）的管理。但是，蘇俄開展無神論教育和反宗教宣傳活動中，沒能把握好度，又一次傷害了蘇聯信教群眾的感情。在隨後開展的肅反運動（1934到1938年，有記錄的死亡人數為68.2萬人）中，大批的教徒和神職人員遭到了打壓和迫害。這些都對蘇聯的政教關係產生了不利影響，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為蘇聯解體前夕的宗教矛盾埋下了伏筆。
1939年蘇德瓜分波蘭，蘇聯收迴了蘇波戰爭中簽訂的《裏加條約》失去的國土。但是對於波蘭地區的統治，蘇聯政府卻選擇運用宗教的方式來“安撫“被占領區人民的不滿情緒。（這給人感覺就是有事你上，沒事給錢。宗教勢力也是臉上笑嘻嘻，心裏媽賣批）
到了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東正教會在戰爭中自始至終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場上，鑒於東正教教會在戰爭中的積極性，蘇聯政府認識到了教會的戰時動員能力，從而讓蘇聯的政教關係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宗教作為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其積極的一麵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充分利用。
二戰之後，總體來說，蘇聯政府同東正教教會的關係保持了比較和睦的關係。
說完這些，作者也來淺顯的表達一下自己對宗教發展的看法：
首先，必須指出宗教的兩麵性。宗教有可惡的方麵，像麻痹群眾，影響政治等等，這很正常。但是宗教就沒有好的方麵了嗎？對具體的一個真正虔誠信教的人來說，宗教是有精神安撫力的，這是不得不承認的。同時，宗教對於國家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統治工具，不論是和平時期減少社會犯罪還是戰爭時期鼓勵戰爭動員，宗教都有著不小的貢獻。
其次，共產主義實現後，宗教必然是會衰弱甚至於滅亡的（按照馬克思的宗教發展觀：“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現在這種宗教中反映出來的最後的異己力量才會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隨著消失。原因很簡單，這就是那時再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反映了。——《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56頁”宗教在共產主義社會確實有極大的可能滅亡）但是，現在有些人居心難測，認為應該“開禁”，允許黨員信教，還羅列出黨員可以信教的種種理由以及黨員信教的諸多“好處”，甚至指責不允許黨員信教與憲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違背。（在這我先說明一下，我的政治麵貌是群眾，而且我的母親那邊還是信著基督教的。我還記得我媽她們那邊小時候給我買兒童聖經，長大了還給我了一本小冊子寫著天主教的一些話錄。雖然沒有什麽用，我小時候隻把這些當故事聽，基本就沒記過）
事實上，我們黨關於黨員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則立場是一貫的，從未有過絲毫動搖。這一原則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決定的，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這一原則。毛澤東同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讚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
某些“開禁者”的言論在我看來其實質上是假冒“公民權利”的名義取代對黨員保持思想先進性的要求和履行黨員義務的責任。宗教是唯心主義的表現，而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的。如果入黨又信教，那麽就是允許黨內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種世界觀並存，有神論與無神論並存，這勢必造成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動搖以至於喪失，最後造成造成黨的分裂。
而且政教分離是馬列主義的要求，如果黨員可以信教，這一做法嚴重違背了列寧主義宗教工作方針裏的“政教分離”原則。如果信教，那這樣的黨員到底是聽黨的指揮還是服教會的命令？恰恰是未知的危險就是最大的危險，這有很大的隱患導致共產黨被分裂分化以至於滅亡。
綜上所述，在現今社會，宗教勢力中依舊有人賊心不死，妄圖以宗教的名義幹涉中國政權。在這，不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人民群眾我們都應當堅決抵製，積極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是扞衛意識形態的陣地，是不容置疑和放棄的。蘇工就是放棄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導致了分裂。
第三，說到宗教的滅亡，我們也應當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揭示了宗教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認為宗教的產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隻有宗教賴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後，宗教才有可能消亡。而要達到這樣的狀態，需要相當漫長的曆史過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寧所言，以行政力量消滅宗教的企圖，隻能提高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反而會妨礙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這麽說，即便到了共產主義，宗教可能都還能垂死掙紮一會兒，甚至持續很長的時間。由此我們可見，宗教走向最終消亡可能比階級、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
基於這樣的科學認識，我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既不能用行政力量發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滅宗教，而必須根據在各個曆史時期的根本任務，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通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處理宗教問題。這樣，既可以與宗教人員站在一起，形成統一戰線，緊緊聯係群眾（信教者也是群眾的一部分，我們也不應當歧視）在周圍為社會建設做貢獻，又可以起到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為宗教最後的消失做準備。
最後，說到宗教的消失，我認為宗教消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時間會很長。原因如下：
1，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思想的改變，人人都能接觸到科學，人人都能自主思考。就像我母族他們信教（這個我也不太確定，但是確實是看到了基督教的聖經啥的）但是我不信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科學素養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其實會變成唯物主義者。
2，同時，隨著社會發展，人們步入文明社會後，宗教的信徒也會變得更為平靜和安詳。我曾問過一個信基督教的人，問他真的相信上帝存在嗎？我朋友他其實在心裏也是不太信的，更多的是被父母影響，把“基督”變成了一種習慣使然的事。不過他每天都會禱告真的讓我佩服。要是讓我每次吃飯前都禱告，每次睡覺前都祈禱，簡直是要我命，煩得很。也就是說，後期的宗教很可能變成一種習慣，以至於消失。
3，世界上，對“人”的重視必然會超過“神”。就像文藝複興等等，曆史的發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會讓民眾把目光從“神”轉向“人”。神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文化形象，宗教說到底就是一個受眾廣泛的“宗教迷”。信教徒的心理其實和喜歡動漫，愛好追星的粉絲們一樣，隻不過他的規模之大，受眾之廣，程度之深以至於生活習慣，經濟條件等等都被影響。也就是說，你把“耶穌”當成明星，“宗教聖戰”變成網絡罵戰等等，對應起來就能看透宗教的深層：其實就是一個深入人心的“文化現象”。隻不過宗教的慘烈程度更大，對人心的控製更深。
而現代社會的動漫，明星呀什麽的，其實就像是一個個的“小宗教”，是資本家們以工業的手段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奴隸製時期或者封建時期的奴隸主和地主們不能工業批量生產“宗教”，既然數量不夠，那就上質量。於是他們就以一兩個故事為重點，用於深度開發，產生現在我們所熟知的宗教。之後作為統治者的奴隸主或者地主階級一部分人獨立出來，就變成了教會。（實際上，政教分離是有好有壞的，隻是按照需求不同選擇而已。比如古埃及一直都是政教合一，沒有專門的教會，法老王即是國王也是“神”，這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會分離產生教會。而西歐則是產生了教會。）而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家與文人集團勾結，資本家出錢，文人集團出力，構建大量的故事構架，以模板的形式工業化出產文化產品，批量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等等，這種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是數量之多，無孔不入，影響也大和廣。說難聽點，資本家幹的這個其實就是文化入侵，是為了價值觀傾銷和市場擴展而發動的入侵。既可以影響別的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等等，又可以衍生出周邊開闊市場。
相對來說，封建主義社會產生的宗教範圍廣而影響深。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文化產品質量參差不齊，但數量極多。影響程度和範圍絲毫不亞於宗教。所以其實“腦殘粉”和宗教狂熱分子實際上沒有本質區別，做出很多讓人無語，憤怒的事也正常。
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就像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共產主義社會自然是會產生文化產品的，但是由於人們持無神論的觀點，是絕對不會變成宗教了的。相反，共產主義社會更應該警惕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實則是一種政治理想主義，看不到當代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隻會盲從“權威”，變成盲目跟風之人。而這一旦演變成社會風氣，更是會導致社會歧化。
4.如果隻說我的祖國，那麽我的祖國還有一個優點：中國有著悠久的無神論傳統，影響中國人思想觀念的中國傳統哲學具有強烈的人本主義傾向，強調人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和改造能力。不論是中國神話還是中國儒學傳統精神的影響，中國老百姓大多數不信教或不持某種固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始終不能成為中國人意識形態的主流，同時中國宗教（道教）自身也具有強烈的現實品格。這樣的國情背景是為日後宗教在中國消亡奠定了很好的群眾基礎的。
我的觀點可能有些疏漏之處，就當做一個月薪低的很的人在你麵前扯了個淡吧。
（本文資料來自於1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文獻年12月版《求是》3部分網絡文獻，比如百度百科4西藏大學農牧大學黨校文獻）
從結果上講，蘇俄這一次反宗教運動在指導理論上和運動實踐上出現嚴重失誤,反映出他們沒有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宗教理論和宗教執政路線,這是他們在宗教問題上不斷犯錯誤的主要原因。
我們有資料可以查詢，蘇聯一共策動了三次大的反宗教運動:1922到1923年的沒收教會珍寶運動和對教會人員的大規模審判、30年代中期大清洗順帶給宗教一擊、1958到1964年的赫魯曉夫的反宗教運動。
先來講第一次運動，這次運動的真正原因,是國內戰爭結束後蘇俄爆發的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當時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經濟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大戰中俄國的通貨膨脹已高達600%，1917年秋的生產水平隻有1913年的30% ~40%。1918年蘇俄內戰爆發,這場戰爭一直持續到1922年，國內生產進一步遭到破壞,全國都處於空前的饑饉之中。在饑餓和內戰這兩場戰爭中，蘇維埃政府實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
戰時共產主義措施首先是強製征糧。根據1919年1月頒布的國家法令,有糧不交的農民,不僅要沒收全部財產,還要被逮捕判刑。城市建立由官員、士兵、工人組成的征糧隊。據統計,在內戰期間,全國有2700個征糧隊。連列寧都說“我們實際上從農民手裏拿來全部餘糧,甚至有時不僅是餘糧,而是農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糧....”
同時，對工人也實行一種戰時製度。列寧指出,必須把國內的全部勞動力,包括男人、婦女甚至未成年人,投入勞動戰線。1920年,在被調查的2776個企業中,女工占40%,有些工廠超過60%,16歲以下未成年人占10%。1919 年10月曾公布在軍工企業實行12小時工作製,並有嚴厲的勞動紀律。消極怠工、破壞生產、曠工者等都要被審判。工人如擅離職守或逃離工廠,與臨陣逃脫的士兵同罪。1919年年末，在工廠、企業、機關中,普遍設立“同誌審判會”,處理違反勞動紀律事件國。城市居民隻有參加工作或勞動的人才發給食品供應卡。
1917年12月7日,俄共決定成立以捷爾任斯基為首的全俄肅清反革命非常委員會。這個機構可以不經審判對“敵方奸細、投機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動者、德國間諜”以及怠工者和其他寄生蟲行使就地槍決權。（熟悉吧？之後大清洗還會沿用的方法）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說:“沒有最殘酷的革命恐怖,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這種政策無疑直接損害了農民、工人、市民和一切勞動者的利益,與黨和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共產黨執政的根本目的是“執政為民”,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但俄共在執政之初，實際上是沿著與共產黨根本目標相悖的方向行進的。
在革命前隻是一個小黨的布爾什維克此時顯得更加孤立無援。盧那察爾斯基曾這樣說:“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連國際主義者,都堅決抵製我們。市杜馬對我們十分敵視。市民、知識分子、以至所有人,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許還有些農民外，都是這樣的。現在我們麵對的是可怕的、令人膽寒的孤立和瘋狂的仇視。”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加劇了俄國經濟的總崩潰。征糧製使農民沒有積極性種地。工人也忍受不了饑餓和超強勞動,大批逃亡農村。1920年8月,莫斯科人口減少了一半,而彼得格勒（即對應這本書平行時空中的聖皮特斯堡）則減少了2\/3,大批工廠因缺乏原料不能開工,有些工廠則完全關閉。到1920年年底,整個工業生產隻相當於1913年的1\/7左右。
……
由此導致了工人罷工、農民暴動頻頻發生。1921年2月,僅彼得格勒就有46家大型工廠發生罷工事件。農民騷亂到處發生。在這種可怕的危機麵前，蘇俄領導人束手無策,國庫的存款已見底。據俄羅斯學者揭示,蘇維埃政權接管舊國庫時,當時共有資金106 430萬金盧布（金盧布，即可兌換黃金的紙幣，同時還鑄造了相應的金幣，其成色為90%。這個貨幣政策直到1947年斯大林實行戰後貨幣改革，蘇聯政府才停止發行以黃金為準備金的金盧布紙幣，並宣布金盧布停止兌換黃金。根據所查資料，蘇俄政權一開始擁有大概是850噸黃金，即平行時空的8500k金，8.5m金）其中1918年根據布列斯特和約付給德國的賠款總數為萬金盧布,在國內戰爭中消滅國內外敵人共耗資萬金盧布。到了最後，1925年，蘇俄黃金儲備更是下降到可憐的141噸。在這種情況下，俄共領導人便把解困的目標盯到教會身上。沒辦法，教會這種有房有錢有地不生產還享有不交稅福利的勢力自然而然成為了錢袋子。
這就是根本原因。目的已經有了，這一切的一切，隻差一個借口來做導火索。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首先，說說事件之前蘇聯對所有宗教的態度。
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在對待宗教和教會問題上,形成了黨管宗教體製:重大的宗教問題由黨中央政治局研究決定,由一些新建立的宗教監管部門去執行。
在對待宗教問題上,政治局內分兩派:激進派和溫和派。激進派主張對宗教毫不留情,要嚴厲打擊和剝奪。列寧更多地支持激進派,其他人的態度則不十分明朗。這說明,托洛茨基反宗教激進的極“左”路線往往成為政治局的路線。
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就通過各種法令法規，開始對宗教實行一係列革命改造,其中主要是實行政教分離和教會財產的國有化,同時也實行了修道院的國有化和革命改造。在財產上，很多修道院被改造成國營農場或副業農場。在政治上，主要是實行政教分離：把東正教會和其他教會從政權中分離出去、取消原來享有的特權,包括教育婚喪嫁娶的管轄權、取消教會的法人地位等等。
在內戰中，蘇俄政權對教會和修道院又進行了規模大，頻率高，數量多的非法掠奪。在內戰中，各級政權用武力非法搶奪寺院和修道院的生活資料和其他財產,包括糧食、布匹、鞋、毛皮、酒、麵粉和蜂蜜等,這些完全是一種非法掠奪。
1921年大饑荒發生,俄共領導人與教會尤其是東正教教會又發生了新的矛盾衝突。這種衝突先是因教會搶先開始賑濟災民，而國家卻無計可施而引起的衝突,其後便發展為國家沒收教會珍寶,因教會方麵反對而引起的衝突。（為什麽教會救濟災民會被蘇俄記恨，原因參照沈萬三）
1922年2月蘇維埃政權正式公布關於沒收教會珍寶文物的法令,但遭到教會方麵強烈的抵製。由於大饑荒和蘇俄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俄共中央把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這一重大決定看成是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
1922年3月11日，托洛茨基給列寧和政治局寫信,建議成立一個突擊工作委員會負責沒收珍寶工作。這是第一個針對宗教的秘密委員會。雖然國家對沒收工作進行了精心策劃和準備,但是在試點市縣進行沒收工作時，普遍遭到當地教徒和群眾的頑強抵製,多次發生流血事件,其中最大的一次發生在小鎮舒亞。
舒亞事件是蘇俄在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運動中發生的最大的流血事件。也是蘇俄決心下大力氣“整理”宗教的導火索，舒亞小鎮變為“試點區”，開始向外推廣。
1922年2月23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沒收部分教徒使用教會貴重物品的程序》的法令公布。
從1922年3月開始,蘇俄全國性的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運動開始。
現已解密的原蘇聯檔案資料披露，1922年3月12日,舒亞縣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開始實施沒收教會貴重物品工作,並建立了沒收工作委員會。委員會在沒收三個小教堂的珍寶文物之後,於3月13日來到大教堂,按計劃開始沒收工作。但是在這裏遭到了群情激憤的教徒和世俗群眾的阻攔。3月15日,當沒收工作委員會來到大教堂時,大教堂門前廣場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試圖阻止這次行動。沒收委員會也是有備而來,隨同委員會一同來的武裝人員中有6名騎警和稍後開來的第146步兵團的半連人及兩輛架著機槍的汽車。雙方發生衝突，連隊向人群開槍，結果4人被打死，10人受輕傷。傍晚,逮捕了在廣場上已受到注意的商人、教師等。這天晚上,本縣教徒代表把從大教堂的珍品中取出的31.2普特（重量單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31.2普特即為511千克）的銀子交給縣執行委員會。3月23日，縣工作委員會、教徒代表在有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赴舒亞工作委員會成員在場的情況下,著手沒收大教堂珍寶文物。將近10普特（163千克）的金器交給縣財政局,寶石、珍珠法衣和其他珍寶則交給國家珍品庫收藏。所有沒收的東西都交給中央照濟饑民委員會,專門登記造冊。
最後，有人把舒亞事件定性為是“階級敵人”挑動的暴力事件。於是，沒收運動開始演變成政治運動，並且繼而開展對教會人員的鎮壓和審判。
審判結果很快就出爐。舒亞事件被定性為“黑幫僧侶反蘇維埃政權事件”,並很快實行了對“舒亞事件策劃者”的審判。
3月20日，俄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議在政治局獲得通過。
3月23日,在中央代表團監督下，縣執行委員會和教會代表開始沒收大教堂貴重物品。3月23日結束工作。3月27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關於沒收教會貴重物品而在舒亞縣發生的事件》的通告,通告對事件的發生和過程進行了評論,並把該文件下發全國。
至此,舒亞事件的發生和處理告一段落。舒亞的教會其實並不是大頭，真正的戰鬥是後麵的大教會。
舒亞事件正是蘇俄當局選擇邊遠市縣進行沒收工作整個計劃中的試點。目的是看看沒收工作的阻力有多大,用什麽手段解決才適合等。同時也是給真正要下手沒收的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各種阻礙勢力以下馬威,從而達到殺一儆百目的。
俄羅斯學者最新發表的資料透露,蘇俄當局沒收教會珍寶文物運動的真正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賑濟饑民（隻是順便）,而且是為了充實已經空虛的國庫（主要目的）。列寧在1922年3月19日給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指示,第一,“對於我們來說,有99%的完全成功的機會擊潰敵人並保住我們在幾十年所必要的陣地。當饑餓的地方在人吃人，路上躺著如果不是數千具也有數百具屍體的時候,我們能夠以最猛烈最無情的毅力、不惜鎮壓任何反抗來沒收教會的貴重物品。我們一定要抓住農民饑餓時機,他們才會擁護蘇維埃政權沒收教會珍寶”。
第二,指出沒收工作的真實目的。“我們無論如何必須以最果斷、最迅速的方式沒收教會貴重物品。這樣我們就會保障數億金盧布的基金(應記住一些修道院和大修道院的巨大財富)。沒有這項基金,整個國家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尤其是扞衛在熱那亞的立場,都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因為除了絕望的饑餓時期,沒有任何時機能夠使我們看到廣大農民群眾的這樣情緒....”
隨後而來的就是大審判，根據資料顯示這次運動期間大約有2.5w人被合法處決，而私下處決和流放人數更是不計其數。
對於這次運動的總結，有這幾個方麵：第一,教會確實起著扞衛剝削製度和麻醉工人和勞動人民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作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必然是要反對宗教，信仰隻能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在憲法和宗教法頒布後,教會在國家中的地位已得到確認,它可以合法存在。如果再以各種理由對教會現存財物進行無休止的掠奪,是不符合國家法律和宗教政策的。而且反對宗教不等於打砸搶，以激進的方式反對宗教非但不能爭的群眾支持，反而會喪失民心。這也為蘇俄在內戰後來隻得到了軍事勝利而非全麵勝利的結果埋下了禍根。
第二,關於教會現存的珍寶文物,其中一部分重要文物根據國家法令已被國有化,沒收後存放在博物館中;還有一部分雖然存放在教會中,但已登記造冊成為國家財產。而存放在教會中的珍寶還是國寶，所有權屬國家,教會隻有使用權。因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數千年或數百年積累下來的文物珍品,都屬於這個國家或民族，任何一屆政府都無權動用它。這場運動中導致的文化損失是巨大而難以估計的。（可以參考會昌法難，其中也有很多書籍被毀。曆史上任何一次運動對於文化來說都是一次浩劫）
第三，在宗教理論上,俄共執政前,以馬克思的“鴉片論”，即“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為準則。而列寧對馬克思的“鴉片論”則有進一步發展,列寧一方麵反對宗教，批判宗教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一馬克思這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扞衛剝削製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但另一方麵他也認為宗教不應該暴力推翻，而應當以思想變革為基礎來緩慢改變：“宗教的社會作用曆來具有兩麵性。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發動勞動群眾(他們幾乎都信仰宗教)投人‘打碎舊世界''的革命需要出發,強調了宗教在階級社會中起的消極的社會作用,一是宗教從各方麵為剝削製度的合理性辯護;二是宗教對勞動群眾所起的麻醉作用.....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說過:‘非常明顯，隨著每一次社會製度的巨大曆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發生變革，這就是說,人們的宗教觀念也要發生變革。’”
……
綜上所述，無產階級政黨在執政後,一定要明確宗教問題在國家政治和階級鬥爭中的正確位置。列寧正確地指出:“我們永遠要宣傳科學的世界觀,但這絕不是說，應當把宗教問題提到它所不應有的首要地位，而分散真正革命鬥爭的、經濟鬥爭的和政治鬥爭的力量。”1922 ~ 1923年蘇俄的反宗教鬥爭,就是把同宗教的鬥爭當成國家頭等階級鬥爭大事，這無疑是錯誤的。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正確的宗教界永遠都要實行以團結為主的政策。這是社會主義長期性決定的。國家可以限製某些宗教勢力,可以進行世界觀的宣傳,但在政治上要學會團結宗教界人士和教徒,發揮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打擊對象，必然不是宗教而是邪教等等披著宗教外衣的政治破壞勢力。
同時無產階級政黨在執政後一定要明確，“宗教信仰自由\"是社會主義國家製定宗教政策的理論基石。雖然共產主義是無神論的，是反對和批判宗教的，但是，就像列寧也曾多次提出：“宗教是個人的事情。讓每個人願意信仰什麽就信仰什麽,或者什麽也不信仰。”“社會民主黨人主張宗教信仰自由,要求每個人都有充分的、完全自由地隨便信仰哪種宗教的權利....每個人不僅應該有隨便信仰哪種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應該有傳播任何一種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因此,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牢記列寧的教導，宗教信仰自由是社會主義國家宗教政策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石。
……
到了30年代後，在這一時期，蘇聯通過立法等手段，對蘇聯的宗教組織及其活動作出了具體而詳盡的規定，從而進一步完善了蘇聯政府對宗教（尤其是對東正教）的管理。但是，蘇俄開展無神論教育和反宗教宣傳活動中，沒能把握好度，又一次傷害了蘇聯信教群眾的感情。在隨後開展的肅反運動（1934到1938年，有記錄的死亡人數為68.2萬人）中，大批的教徒和神職人員遭到了打壓和迫害。這些都對蘇聯的政教關係產生了不利影響，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為蘇聯解體前夕的宗教矛盾埋下了伏筆。
1939年蘇德瓜分波蘭，蘇聯收迴了蘇波戰爭中簽訂的《裏加條約》失去的國土。但是對於波蘭地區的統治，蘇聯政府卻選擇運用宗教的方式來“安撫“被占領區人民的不滿情緒。（這給人感覺就是有事你上，沒事給錢。宗教勢力也是臉上笑嘻嘻，心裏媽賣批）
到了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東正教會在戰爭中自始至終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場上，鑒於東正教教會在戰爭中的積極性，蘇聯政府認識到了教會的戰時動員能力，從而讓蘇聯的政教關係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宗教作為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其積極的一麵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充分利用。
二戰之後，總體來說，蘇聯政府同東正教教會的關係保持了比較和睦的關係。
說完這些，作者也來淺顯的表達一下自己對宗教發展的看法：
首先，必須指出宗教的兩麵性。宗教有可惡的方麵，像麻痹群眾，影響政治等等，這很正常。但是宗教就沒有好的方麵了嗎？對具體的一個真正虔誠信教的人來說，宗教是有精神安撫力的，這是不得不承認的。同時，宗教對於國家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統治工具，不論是和平時期減少社會犯罪還是戰爭時期鼓勵戰爭動員，宗教都有著不小的貢獻。
其次，共產主義實現後，宗教必然是會衰弱甚至於滅亡的（按照馬克思的宗教發展觀：“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現在這種宗教中反映出來的最後的異己力量才會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隨著消失。原因很簡單，這就是那時再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反映了。——《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56頁”宗教在共產主義社會確實有極大的可能滅亡）但是，現在有些人居心難測，認為應該“開禁”，允許黨員信教，還羅列出黨員可以信教的種種理由以及黨員信教的諸多“好處”，甚至指責不允許黨員信教與憲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違背。（在這我先說明一下，我的政治麵貌是群眾，而且我的母親那邊還是信著基督教的。我還記得我媽她們那邊小時候給我買兒童聖經，長大了還給我了一本小冊子寫著天主教的一些話錄。雖然沒有什麽用，我小時候隻把這些當故事聽，基本就沒記過）
事實上，我們黨關於黨員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則立場是一貫的，從未有過絲毫動搖。這一原則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決定的，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這一原則。毛澤東同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讚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
某些“開禁者”的言論在我看來其實質上是假冒“公民權利”的名義取代對黨員保持思想先進性的要求和履行黨員義務的責任。宗教是唯心主義的表現，而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的。如果入黨又信教，那麽就是允許黨內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兩種世界觀並存，有神論與無神論並存，這勢必造成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動搖以至於喪失，最後造成造成黨的分裂。
而且政教分離是馬列主義的要求，如果黨員可以信教，這一做法嚴重違背了列寧主義宗教工作方針裏的“政教分離”原則。如果信教，那這樣的黨員到底是聽黨的指揮還是服教會的命令？恰恰是未知的危險就是最大的危險，這有很大的隱患導致共產黨被分裂分化以至於滅亡。
綜上所述，在現今社會，宗教勢力中依舊有人賊心不死，妄圖以宗教的名義幹涉中國政權。在這，不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人民群眾我們都應當堅決抵製，積極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是扞衛意識形態的陣地，是不容置疑和放棄的。蘇工就是放棄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導致了分裂。
第三，說到宗教的滅亡，我們也應當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揭示了宗教產生、發展和消亡的客觀規律，認為宗教的產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隻有宗教賴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後，宗教才有可能消亡。而要達到這樣的狀態，需要相當漫長的曆史過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寧所言，以行政力量消滅宗教的企圖，隻能提高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反而會妨礙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這麽說，即便到了共產主義，宗教可能都還能垂死掙紮一會兒，甚至持續很長的時間。由此我們可見，宗教走向最終消亡可能比階級、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
基於這樣的科學認識，我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既不能用行政力量發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滅宗教，而必須根據在各個曆史時期的根本任務，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通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處理宗教問題。這樣，既可以與宗教人員站在一起，形成統一戰線，緊緊聯係群眾（信教者也是群眾的一部分，我們也不應當歧視）在周圍為社會建設做貢獻，又可以起到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為宗教最後的消失做準備。
最後，說到宗教的消失，我認為宗教消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時間會很長。原因如下：
1，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思想的改變，人人都能接觸到科學，人人都能自主思考。就像我母族他們信教（這個我也不太確定，但是確實是看到了基督教的聖經啥的）但是我不信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科學素養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其實會變成唯物主義者。
2，同時，隨著社會發展，人們步入文明社會後，宗教的信徒也會變得更為平靜和安詳。我曾問過一個信基督教的人，問他真的相信上帝存在嗎？我朋友他其實在心裏也是不太信的，更多的是被父母影響，把“基督”變成了一種習慣使然的事。不過他每天都會禱告真的讓我佩服。要是讓我每次吃飯前都禱告，每次睡覺前都祈禱，簡直是要我命，煩得很。也就是說，後期的宗教很可能變成一種習慣，以至於消失。
3，世界上，對“人”的重視必然會超過“神”。就像文藝複興等等，曆史的發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會讓民眾把目光從“神”轉向“人”。神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文化形象，宗教說到底就是一個受眾廣泛的“宗教迷”。信教徒的心理其實和喜歡動漫，愛好追星的粉絲們一樣，隻不過他的規模之大，受眾之廣，程度之深以至於生活習慣，經濟條件等等都被影響。也就是說，你把“耶穌”當成明星，“宗教聖戰”變成網絡罵戰等等，對應起來就能看透宗教的深層：其實就是一個深入人心的“文化現象”。隻不過宗教的慘烈程度更大，對人心的控製更深。
而現代社會的動漫，明星呀什麽的，其實就像是一個個的“小宗教”，是資本家們以工業的手段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奴隸製時期或者封建時期的奴隸主和地主們不能工業批量生產“宗教”，既然數量不夠，那就上質量。於是他們就以一兩個故事為重點，用於深度開發，產生現在我們所熟知的宗教。之後作為統治者的奴隸主或者地主階級一部分人獨立出來，就變成了教會。（實際上，政教分離是有好有壞的，隻是按照需求不同選擇而已。比如古埃及一直都是政教合一，沒有專門的教會，法老王即是國王也是“神”，這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會分離產生教會。而西歐則是產生了教會。）而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家與文人集團勾結，資本家出錢，文人集團出力，構建大量的故事構架，以模板的形式工業化出產文化產品，批量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等等，這種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是數量之多，無孔不入，影響也大和廣。說難聽點，資本家幹的這個其實就是文化入侵，是為了價值觀傾銷和市場擴展而發動的入侵。既可以影響別的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等等，又可以衍生出周邊開闊市場。
相對來說，封建主義社會產生的宗教範圍廣而影響深。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文化產品質量參差不齊，但數量極多。影響程度和範圍絲毫不亞於宗教。所以其實“腦殘粉”和宗教狂熱分子實際上沒有本質區別，做出很多讓人無語，憤怒的事也正常。
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就像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共產主義社會自然是會產生文化產品的，但是由於人們持無神論的觀點，是絕對不會變成宗教了的。相反，共產主義社會更應該警惕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實則是一種政治理想主義，看不到當代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隻會盲從“權威”，變成盲目跟風之人。而這一旦演變成社會風氣，更是會導致社會歧化。
4.如果隻說我的祖國，那麽我的祖國還有一個優點：中國有著悠久的無神論傳統，影響中國人思想觀念的中國傳統哲學具有強烈的人本主義傾向，強調人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和改造能力。不論是中國神話還是中國儒學傳統精神的影響，中國老百姓大多數不信教或不持某種固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始終不能成為中國人意識形態的主流，同時中國宗教（道教）自身也具有強烈的現實品格。這樣的國情背景是為日後宗教在中國消亡奠定了很好的群眾基礎的。
我的觀點可能有些疏漏之處，就當做一個月薪低的很的人在你麵前扯了個淡吧。
（本文資料來自於1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文獻年12月版《求是》3部分網絡文獻，比如百度百科4西藏大學農牧大學黨校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