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知道自己的審美品位沒法和史蒂夫比。“他希望自己的產品是最好的，”蓋茨說道，“他總是帶著設計師的眼光在觀察事物。我走進一家酒店絕對不會去想，‘這個床頭櫃設計得太醜了，要這樣設計才行。’我看一輛車時也不會想，‘如果我是設計師的話，我要這樣或那樣。’但像喬尼·艾維和史蒂夫這樣的人卻一直用設計師的眼光在看待萬物。我隻有在看到代碼時會想，‘設計得還不錯’，因此我和史蒂夫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他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審美品位，能夠立刻判斷某件物體是否達到了標準，究竟設計得如何。”史蒂夫高管團隊的想法是正確的：對於什麽是可以接受的設計，微軟和蘋果的標準完全不同，更不用說傑出的設計了。如果消費電子設備和應用真的如同蓋茨所預言的那樣普及，這的確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蘋果公司有機會建立標準，決定數字技術將以何種麵貌出現在普通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中。
蘋果已經嚐試涉足消費電子這個新興市場，推出了視頻剪輯應用imovie，但反響平平。imovie推出時正值數碼攝影機開始風靡的時候，包括索尼、jvc（日本勝利公司）和鬆下在內的日本廠商紛紛推出各類數碼攝影機。史蒂夫認為購買數碼攝影機的用戶需要一款簡單的視頻剪輯應用，imovie能夠大大簡化視頻剪輯的過程，即使業餘拍攝者在拍攝過程中抖動比較厲害，也能利用imovie做出接近專業水準的家庭影片。如果說imovie證明了蘋果能夠為消費者打造出炫酷的軟件，imovie的遭遇卻也證明了消費者市場的變幻莫測。消費者並不認為視頻剪輯軟件是非買不可的。
1999年10月，史蒂夫將imovie與新一代imac共同推向市場，但是銷量不佳。史蒂夫認為責任在他自己，他沒有向消費者闡釋清楚imovie的價值。因此在1999年12月的一次高管會議上，史蒂夫給6位高管分別發了一台索尼新一代數碼攝影機，讓他們每人拍攝、剪輯一段4分鍾的家庭影片，必須在一周內交出成品，他會從6件作品中選出最好的一件在2000年1月的麥金塔展會上進行展示，告訴消費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周之內掌握這個軟件。
“弗雷德、魯賓斯坦、阿瓦、蒂姆、西娜、史蒂夫和我都拍了一段4分鍾的影片。老實說，即使對於我們這些懂技術的人來說，拍攝和剪輯的過程也不順利，”斯萊德迴憶道，“你必須得先拍好，然後導入imac中進行剪輯，加上音樂和片頭字幕，然後再導迴攝影機裏，因為硬盤不夠大，無法同時保存原始影片和剪輯好的影片，而且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可以刻錄的dvd（數字多功能光盤）驅動器。”
“不過，拍出來的影片還是挺有意思的，”斯萊德繼續說道，“我拍的是我的孩子們在秋天玩落葉，背景音樂配的是範·莫裏森（van morrison）的歌曲《土波羅蜜》（tupelo honey）。史蒂夫拍的也是他的孩子。弗雷德的生活太無聊，隻能拍他的貓。蒂姆拍的是在帕洛阿爾托買房子的經曆，展示了房價有多貴。我覺得魯賓斯坦拍得最好，他拍的是生日那天在達拉斯出差的場景，無論是在酒店房間裏、在會議室裏，還是在其他某個無聊的地方，他都對著鏡頭說‘生日快樂，喬恩！’。西娜拍的是孩子們與寵物玩耍、在床上蹦跳的場景，背景音樂配的是綠日樂隊的歌。”（史蒂夫最後選了西娜的作品。）
短片看上去挺有意思，但是要花好幾個小時製作。即使imovie能夠大大簡化剪輯的過程，但影片剪輯依然費時費力，而且對技術有一定的要求。家長心血來潮時可能會製作一次，但前提是必須在周末有大量的空閑時間。在阿瓦和魯賓斯坦召集的高管會議上，史蒂夫承認蘋果必須要做出比imovie更簡單的應用，讓消費者每天都能輕鬆使用。會議達成的結論是數碼音樂管理應用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史蒂夫不再堅持推廣imovie，他聽從了團隊的意見，決定涉足數碼音樂領域。現在的問題是，蘋果在落後的情況下能否迅速行動，迎頭趕上？
史蒂夫之所以會對imovie如此著迷，是因為這款軟件主要是給父母設計的。他和勞倫生了三個孩子，第三個孩子伊夫於1998年出生，到了21世紀，史蒂夫的家庭生活漸漸趨於穩定。
史蒂夫給大腦分區、專注於某一點的能力幫助他帶領蘋果實現逆襲，也幫助他自己實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史蒂夫在被逐出蘋果前，或是在next工作時，經常晚上加班加點，帶領小團隊試圖打造一鳴驚人的產品。但現在，他在蘋果擔任的角色完全不同，他需要管理幾千名員工，主要通過高管團隊來管理公司。史蒂夫不再親自盯著骨幹工程師和程序員幹活兒，主要通過郵件來布置工作，因此幾乎每晚他都能迴家吃飯，與勞倫和孩子共度美好時光，然後晚上再在家裏的電腦前繼續工作。那時候，他和我是ichat的好友，我經常在淩晨看到他的頭像還亮著，說明他依然在麥金塔電腦前工作。（ichat是蘋果的視頻聊天軟件，有段時間我們經常在ichat上聊工作，史蒂夫的兒子裏德那時候10多歲，在他爸爸和我聊天時，會偷偷溜到他爸爸身後朝我做鬼臉。）
如果要問史蒂夫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時間多還是工作的時間多，那還是工作的時間比較多。勞倫和他結婚時，就清楚史蒂夫工作非常非常投入。“我們倆社交生活都不豐富，”勞倫說道，“我們並不看重社交。”勞倫經常在晚上和史蒂夫一起工作，她有段時間經營著一家小型保健食品公司泰拉維拉（terravera），後來賣掉了這家公司，創辦了非營利教育組織“大學之路”。他倆的書房緊挨著，有時勞倫會征求史蒂夫的意見，史蒂夫也會花一兩個小時和勞倫聊蘋果的業務。在睡覺前，他倆會看會兒電視，通常看的節目是1999年開播的由喬恩·斯圖爾特（jon stewart）主持的《每日秀》（daily show）。勞倫承擔了大部分家長的職責，但史蒂夫也積極參與其中。他們經常去夏威夷過聖誕節，通常會住在夏威夷大島（big ind）科納度假村（kona vige resort）的一間小木屋裏。
除了製定時間表，讓史蒂夫既能安心工作又能兼顧家庭，夫妻倆還盡一切可能讓孩子過上“正常”的生活。夫妻倆給孩子創造的環境是比較典型的上層中產階級生活。他們所住的社區裏搬來的富商和名人越來越多（穀歌的創始人拉裏·佩奇就住在附近，舊金山49人隊的四分衛史蒂夫·楊也是他們的鄰居），但史蒂夫和勞倫盡量讓家有家的感覺，而不是一座四周築起高牆的城堡。前門依然朝著大街，孩子們在社區裏漫步玩耍，一家人經常去附近騎自行車。
慢慢的，史蒂夫和勞倫還添置了一些家具。“那些故事的確是真的，”勞倫歎了口氣，笑著說，“對於買家具的事，他總是猶豫不決，我也差不多。”盡管他有3個孩子，但他家比我家整潔得多。我覺得他家的精華不僅在於室內布置，還在於廚房門外的院子裏種植的蔬菜和鮮花。這是他家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和街區裏其他院子的布置都不同。我去他家時，有時候看到他剛從花園裏幹完活兒進屋，或是勞倫正和孩子提了一籃剛采的蔬菜和鮮花進屋。
家是史蒂夫的庇護所，盡管蘋果同事有時會去他家拜訪，但他還是盡量讓家庭生活遠離媒體。史蒂夫和所有與他熟識的記者都達成一致，凡是聊到他家庭的內容，都不能出現在新聞報道裏。我曾為《財富》雜誌撰寫過一篇報道，描述了我的孩子去他家和他兒子裏德一起看《玩具總動員》的事，這篇報道事先是給他看過的。
蘋果已經嚐試涉足消費電子這個新興市場，推出了視頻剪輯應用imovie，但反響平平。imovie推出時正值數碼攝影機開始風靡的時候，包括索尼、jvc（日本勝利公司）和鬆下在內的日本廠商紛紛推出各類數碼攝影機。史蒂夫認為購買數碼攝影機的用戶需要一款簡單的視頻剪輯應用，imovie能夠大大簡化視頻剪輯的過程，即使業餘拍攝者在拍攝過程中抖動比較厲害，也能利用imovie做出接近專業水準的家庭影片。如果說imovie證明了蘋果能夠為消費者打造出炫酷的軟件，imovie的遭遇卻也證明了消費者市場的變幻莫測。消費者並不認為視頻剪輯軟件是非買不可的。
1999年10月，史蒂夫將imovie與新一代imac共同推向市場，但是銷量不佳。史蒂夫認為責任在他自己，他沒有向消費者闡釋清楚imovie的價值。因此在1999年12月的一次高管會議上，史蒂夫給6位高管分別發了一台索尼新一代數碼攝影機，讓他們每人拍攝、剪輯一段4分鍾的家庭影片，必須在一周內交出成品，他會從6件作品中選出最好的一件在2000年1月的麥金塔展會上進行展示，告訴消費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周之內掌握這個軟件。
“弗雷德、魯賓斯坦、阿瓦、蒂姆、西娜、史蒂夫和我都拍了一段4分鍾的影片。老實說，即使對於我們這些懂技術的人來說，拍攝和剪輯的過程也不順利，”斯萊德迴憶道，“你必須得先拍好，然後導入imac中進行剪輯，加上音樂和片頭字幕，然後再導迴攝影機裏，因為硬盤不夠大，無法同時保存原始影片和剪輯好的影片，而且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可以刻錄的dvd（數字多功能光盤）驅動器。”
“不過，拍出來的影片還是挺有意思的，”斯萊德繼續說道，“我拍的是我的孩子們在秋天玩落葉，背景音樂配的是範·莫裏森（van morrison）的歌曲《土波羅蜜》（tupelo honey）。史蒂夫拍的也是他的孩子。弗雷德的生活太無聊，隻能拍他的貓。蒂姆拍的是在帕洛阿爾托買房子的經曆，展示了房價有多貴。我覺得魯賓斯坦拍得最好，他拍的是生日那天在達拉斯出差的場景，無論是在酒店房間裏、在會議室裏，還是在其他某個無聊的地方，他都對著鏡頭說‘生日快樂，喬恩！’。西娜拍的是孩子們與寵物玩耍、在床上蹦跳的場景，背景音樂配的是綠日樂隊的歌。”（史蒂夫最後選了西娜的作品。）
短片看上去挺有意思，但是要花好幾個小時製作。即使imovie能夠大大簡化剪輯的過程，但影片剪輯依然費時費力，而且對技術有一定的要求。家長心血來潮時可能會製作一次，但前提是必須在周末有大量的空閑時間。在阿瓦和魯賓斯坦召集的高管會議上，史蒂夫承認蘋果必須要做出比imovie更簡單的應用，讓消費者每天都能輕鬆使用。會議達成的結論是數碼音樂管理應用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史蒂夫不再堅持推廣imovie，他聽從了團隊的意見，決定涉足數碼音樂領域。現在的問題是，蘋果在落後的情況下能否迅速行動，迎頭趕上？
史蒂夫之所以會對imovie如此著迷，是因為這款軟件主要是給父母設計的。他和勞倫生了三個孩子，第三個孩子伊夫於1998年出生，到了21世紀，史蒂夫的家庭生活漸漸趨於穩定。
史蒂夫給大腦分區、專注於某一點的能力幫助他帶領蘋果實現逆襲，也幫助他自己實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史蒂夫在被逐出蘋果前，或是在next工作時，經常晚上加班加點，帶領小團隊試圖打造一鳴驚人的產品。但現在，他在蘋果擔任的角色完全不同，他需要管理幾千名員工，主要通過高管團隊來管理公司。史蒂夫不再親自盯著骨幹工程師和程序員幹活兒，主要通過郵件來布置工作，因此幾乎每晚他都能迴家吃飯，與勞倫和孩子共度美好時光，然後晚上再在家裏的電腦前繼續工作。那時候，他和我是ichat的好友，我經常在淩晨看到他的頭像還亮著，說明他依然在麥金塔電腦前工作。（ichat是蘋果的視頻聊天軟件，有段時間我們經常在ichat上聊工作，史蒂夫的兒子裏德那時候10多歲，在他爸爸和我聊天時，會偷偷溜到他爸爸身後朝我做鬼臉。）
如果要問史蒂夫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時間多還是工作的時間多，那還是工作的時間比較多。勞倫和他結婚時，就清楚史蒂夫工作非常非常投入。“我們倆社交生活都不豐富，”勞倫說道，“我們並不看重社交。”勞倫經常在晚上和史蒂夫一起工作，她有段時間經營著一家小型保健食品公司泰拉維拉（terravera），後來賣掉了這家公司，創辦了非營利教育組織“大學之路”。他倆的書房緊挨著，有時勞倫會征求史蒂夫的意見，史蒂夫也會花一兩個小時和勞倫聊蘋果的業務。在睡覺前，他倆會看會兒電視，通常看的節目是1999年開播的由喬恩·斯圖爾特（jon stewart）主持的《每日秀》（daily show）。勞倫承擔了大部分家長的職責，但史蒂夫也積極參與其中。他們經常去夏威夷過聖誕節，通常會住在夏威夷大島（big ind）科納度假村（kona vige resort）的一間小木屋裏。
除了製定時間表，讓史蒂夫既能安心工作又能兼顧家庭，夫妻倆還盡一切可能讓孩子過上“正常”的生活。夫妻倆給孩子創造的環境是比較典型的上層中產階級生活。他們所住的社區裏搬來的富商和名人越來越多（穀歌的創始人拉裏·佩奇就住在附近，舊金山49人隊的四分衛史蒂夫·楊也是他們的鄰居），但史蒂夫和勞倫盡量讓家有家的感覺，而不是一座四周築起高牆的城堡。前門依然朝著大街，孩子們在社區裏漫步玩耍，一家人經常去附近騎自行車。
慢慢的，史蒂夫和勞倫還添置了一些家具。“那些故事的確是真的，”勞倫歎了口氣，笑著說，“對於買家具的事，他總是猶豫不決，我也差不多。”盡管他有3個孩子，但他家比我家整潔得多。我覺得他家的精華不僅在於室內布置，還在於廚房門外的院子裏種植的蔬菜和鮮花。這是他家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和街區裏其他院子的布置都不同。我去他家時，有時候看到他剛從花園裏幹完活兒進屋，或是勞倫正和孩子提了一籃剛采的蔬菜和鮮花進屋。
家是史蒂夫的庇護所，盡管蘋果同事有時會去他家拜訪，但他還是盡量讓家庭生活遠離媒體。史蒂夫和所有與他熟識的記者都達成一致，凡是聊到他家庭的內容，都不能出現在新聞報道裏。我曾為《財富》雜誌撰寫過一篇報道，描述了我的孩子去他家和他兒子裏德一起看《玩具總動員》的事，這篇報道事先是給他看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