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下半年，麥金塔的銷量急速下降，apple ii的銷售額依然占到了公司收入的70%。ibm的個人計算機市場份額在不斷擴大。到了1985年，情況也沒有好轉，麥金塔銷售業績慘淡，看上去馬上就要步apple iii和麗薩的後塵了。董事會一直相信麥金塔是apple ii的替代品，一定能打敗ibm，然而現實並不樂觀，ceo斯卡利和產品負責人史蒂夫似乎對此都拿不出什麽好的解決方案。隨著壓力越來越大，史蒂夫和斯卡利待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少，也不再互相吹捧。這給史蒂夫帶來了麻煩。
1985年3月，斯卡利要撤掉史蒂夫產品負責人的職務。史蒂夫為此勸了斯卡利好幾周，用盡了威逼利誘的招數，這些招數以前對他的下屬很管用。不過，斯卡利依然堅持要解雇史蒂夫，還把這件事在4月11日提交給了董事會。董事們無一例外全部站在了斯卡利一邊，包括馬庫拉、羅克以及其他幾位在史蒂夫身上投資頗多的人。史蒂夫把所有的心血都傾注在這家他一手創建的公司，而且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如此降職對他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
幾周後，史蒂夫決定不接受降職，他想反過來把斯卡利解雇。他告訴幾個心腹，打算在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個周末把ceo解雇，因為那個周末斯卡利要去北京簽協議，讓蘋果電腦進入中國市場。史蒂夫堅信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還天真地把計劃告訴了讓–路易斯·卡西（jean-louis gassee），卡西是負責歐洲業務的高管，之所以會來庫比蒂諾，是因為斯卡利想讓他取代史蒂夫。“我做了選擇，”卡西迴憶道，“當時我情願和斯卡利共事，也不想和史蒂夫共事，史蒂夫完全不受控製。”卡西向斯卡利告了密，“如果你去中國，你就完蛋了。”斯卡利取消了中國之行，第二天開高管會議時，直接跟史蒂夫對峙。他讓在場的高管做出選擇，要麽支持他，要麽支持史蒂夫。在場的高管逐一解釋為什麽支持斯卡利。史蒂夫在一邊看著，期待著有人支持他，結果希望卻落空了。會議結束後，還處於震驚中的史蒂夫給他那幾個心腹和朋友打了電話，告訴他們他輸了。“我的算盤打錯了。”那天下午，他給拉裏·布裏安特打電話，哭著向他講述了高管團隊是如何一個一個背棄他的。周末，斯卡利又給董事逐一打電話，董事同樣不支持史蒂夫。到了周二，史蒂夫知道他在蘋果的職業生涯算是結束了。到了周五，也就是5月31日，史蒂夫坐在公司禮堂的後排，看著斯卡利宣布公司管理層調整，卡西得到了提拔，而史蒂夫隻保留一個董事長的虛職，沒有任何實權，沒有人向他匯報工作。這是史蒂夫的第二次降職，這一次已經無法挽迴了。“史蒂夫身體裏住著頭野獸，”卡西說道，“80年代初，這頭野獸把他給打倒了。”
史蒂夫的出局非常徹底，而且帶有侮辱性。他的辦公室被搬到了另一幢樓裏，遠離斯卡利、卡西和其他掌權的高管。他被派去俄羅斯推銷apple ii，又以處理公司事務的名義被派去意大利、法國、瑞士。迴到加州後，他去拜訪了盧卡斯影業的製圖小組（graphics group），製圖小組的成員都是掌握了前沿技術的製圖技術員，他們正在為《星球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工作。史蒂夫想到了高端3d圖像的無限潛力，他向董事會提議從盧卡斯影業手裏買下製圖小組。“這群人的製圖技術比我們先進得多，”史蒂夫事後迴憶道，“他們遙遙領先，我從骨子裏知道製圖技術至關重要。”不過董事會根本不關心史蒂夫的想法，也就錯過了收購製圖小組的機會，製圖小組就是後來的皮克斯（pixar）動畫工作室。史蒂夫雖然是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但董事會和高管做重大決定時，根本不再征求他的意見。
斯卡利想讓公司朝更加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史蒂夫一直想讓公司來決定市場的走向，但在斯卡利的領導下，公司逐漸開始屈從於客戶的需求，產品性能的決定權從工程師手裏轉到了銷售和營銷人員手裏。站在ceo的立場上，這個決定是可以理解的，之前公司的管理混亂不堪，想讓公司運轉得更為順利，就不得不這麽做。但是如此一來，就無法實現蘋果最初的夢想，那麽多員工慕名而來正是為了實現這個夢想，老員工更是無法接受戰略的轉變，特別是那些曾經經曆過麥金塔開發過程中驚心動魄的大起大落的員工。一位員工接受《財富》雜誌采訪時說，“他們把蘋果的心髒挖了出來，換上了一顆人工心髒。”蘇珊·巴恩斯也感覺到公司變得越來越平庸，失去了競爭力。“我們誤入歧途，”巴恩斯迴憶道，“蘋果的架構經曆了重大調整，你得經過七層管理層才能找到工程師。一家技術公司變成這樣是很危險的。”
史蒂夫開始考慮離開蘋果。他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女兒麗薩，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讓麗薩更好地融入他的生活。他在伍德賽德有套大房子，並親手在院子裏種植有機植物，還在考慮要不要去競選公職，甚至想去報名參加太空之旅。他看上去更像是退休工人，而不是野心勃勃的30歲年輕人。巴恩斯迴憶道，“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說，我們本來約好了下周吃飯，但我得去歐洲，可能會在那兒待12個月。我說，不錯啊，不過我今天工作不順，沒心情聽你在巴黎和意大利的故事。”
他去歐洲處理了一些公司事務，順便也參觀了博物館，享受了一把遊客的樂趣。很多時候他都獨自一人，或是帶著女朋友。“創建蘋果時，他才21歲，”巴恩斯說，“根本沒時間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麽。”現在，他有時間好好反思在蘋果獲得的經驗教訓，想想哪裏做錯了，為什麽會讓自己和公司陷入困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史蒂夫及其追隨者的看法是對的：史蒂夫就是蘋果的心髒，沒有他，公司隻能在平庸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為什麽事態會發展到如此不可控製的地步呢？
對於30歲的年輕人來說，進行反思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歐洲，他依然被視為主導了偉大變革的商業奇才，在拜訪國家領導人、大學校長和藝術家的過程中，他更加覺得自己就是一位被官僚體製毀掉的傑出人才。這種自我膨脹同時又伴隨著巨大的痛苦和不安全感，因為他被自己一手創建的公司趕了出來。那年夏末，他從意大利給巴恩斯打電話，語氣中帶有嚴重的抑鬱情緒，巴恩斯甚至擔心他會自殺。
但他迴到美國後，立刻把注意力轉到了一直擅長的事情上：設計下一個一鳴驚人的產品。9月初，他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伯格（paul berg）見了麵，伯格認為電腦的發展並沒有推動科研進程，對此他很失望。麥金塔和ibm的個人計算機處理能力不足，無法完成他所需要的建模處理，大型機和小型機又太貴、太笨重，不適合實驗室用。伯格的話讓史蒂夫萌生了一個想法，電腦下一步的發展應該要滿足像伯格這類客戶的需求。巴恩斯和其他蘋果員工一直在向他抱怨斯卡利的一意孤行，史蒂夫由此想到可以從蘋果挖一些盟友過來成立一家新公司。在9月13日的董事會上，他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斯卡利和董事會成員。
史蒂夫告訴他們，他要成立一家新公司，並帶走一些“低級別”的蘋果員工，新公司的目標是為高等教育市場設計一種全新的高端電腦“工作站”。他向董事會保證，新產品不會和蘋果競爭。事實上，他還希望蘋果能成為新公司的第一個投資者。
接下來一段時間，史蒂夫和蘋果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斯卡利認為他想帶走的員工絕對不是“低級別”的，董事會成員當著媒體的麵罵他是騙子。很多全國性期刊比如《新聞周刊》又一次把史蒂夫當作封麵人物。史蒂夫辭職了。蘋果要起訴史蒂夫。
不過，這些鬧劇都不重要。史蒂夫終究還是走了，他即將再次啟程，再次著手設計下一代一鳴驚人的產品。
1985年3月，斯卡利要撤掉史蒂夫產品負責人的職務。史蒂夫為此勸了斯卡利好幾周，用盡了威逼利誘的招數，這些招數以前對他的下屬很管用。不過，斯卡利依然堅持要解雇史蒂夫，還把這件事在4月11日提交給了董事會。董事們無一例外全部站在了斯卡利一邊，包括馬庫拉、羅克以及其他幾位在史蒂夫身上投資頗多的人。史蒂夫把所有的心血都傾注在這家他一手創建的公司，而且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如此降職對他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
幾周後，史蒂夫決定不接受降職，他想反過來把斯卡利解雇。他告訴幾個心腹，打算在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個周末把ceo解雇，因為那個周末斯卡利要去北京簽協議，讓蘋果電腦進入中國市場。史蒂夫堅信自己的立場是正確的，還天真地把計劃告訴了讓–路易斯·卡西（jean-louis gassee），卡西是負責歐洲業務的高管，之所以會來庫比蒂諾，是因為斯卡利想讓他取代史蒂夫。“我做了選擇，”卡西迴憶道，“當時我情願和斯卡利共事，也不想和史蒂夫共事，史蒂夫完全不受控製。”卡西向斯卡利告了密，“如果你去中國，你就完蛋了。”斯卡利取消了中國之行，第二天開高管會議時，直接跟史蒂夫對峙。他讓在場的高管做出選擇，要麽支持他，要麽支持史蒂夫。在場的高管逐一解釋為什麽支持斯卡利。史蒂夫在一邊看著，期待著有人支持他，結果希望卻落空了。會議結束後，還處於震驚中的史蒂夫給他那幾個心腹和朋友打了電話，告訴他們他輸了。“我的算盤打錯了。”那天下午，他給拉裏·布裏安特打電話，哭著向他講述了高管團隊是如何一個一個背棄他的。周末，斯卡利又給董事逐一打電話，董事同樣不支持史蒂夫。到了周二，史蒂夫知道他在蘋果的職業生涯算是結束了。到了周五，也就是5月31日，史蒂夫坐在公司禮堂的後排，看著斯卡利宣布公司管理層調整，卡西得到了提拔，而史蒂夫隻保留一個董事長的虛職，沒有任何實權，沒有人向他匯報工作。這是史蒂夫的第二次降職，這一次已經無法挽迴了。“史蒂夫身體裏住著頭野獸，”卡西說道，“80年代初，這頭野獸把他給打倒了。”
史蒂夫的出局非常徹底，而且帶有侮辱性。他的辦公室被搬到了另一幢樓裏，遠離斯卡利、卡西和其他掌權的高管。他被派去俄羅斯推銷apple ii，又以處理公司事務的名義被派去意大利、法國、瑞士。迴到加州後，他去拜訪了盧卡斯影業的製圖小組（graphics group），製圖小組的成員都是掌握了前沿技術的製圖技術員，他們正在為《星球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工作。史蒂夫想到了高端3d圖像的無限潛力，他向董事會提議從盧卡斯影業手裏買下製圖小組。“這群人的製圖技術比我們先進得多，”史蒂夫事後迴憶道，“他們遙遙領先，我從骨子裏知道製圖技術至關重要。”不過董事會根本不關心史蒂夫的想法，也就錯過了收購製圖小組的機會，製圖小組就是後來的皮克斯（pixar）動畫工作室。史蒂夫雖然是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但董事會和高管做重大決定時，根本不再征求他的意見。
斯卡利想讓公司朝更加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史蒂夫一直想讓公司來決定市場的走向，但在斯卡利的領導下，公司逐漸開始屈從於客戶的需求，產品性能的決定權從工程師手裏轉到了銷售和營銷人員手裏。站在ceo的立場上，這個決定是可以理解的，之前公司的管理混亂不堪，想讓公司運轉得更為順利，就不得不這麽做。但是如此一來，就無法實現蘋果最初的夢想，那麽多員工慕名而來正是為了實現這個夢想，老員工更是無法接受戰略的轉變，特別是那些曾經經曆過麥金塔開發過程中驚心動魄的大起大落的員工。一位員工接受《財富》雜誌采訪時說，“他們把蘋果的心髒挖了出來，換上了一顆人工心髒。”蘇珊·巴恩斯也感覺到公司變得越來越平庸，失去了競爭力。“我們誤入歧途，”巴恩斯迴憶道，“蘋果的架構經曆了重大調整，你得經過七層管理層才能找到工程師。一家技術公司變成這樣是很危險的。”
史蒂夫開始考慮離開蘋果。他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女兒麗薩，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讓麗薩更好地融入他的生活。他在伍德賽德有套大房子，並親手在院子裏種植有機植物，還在考慮要不要去競選公職，甚至想去報名參加太空之旅。他看上去更像是退休工人，而不是野心勃勃的30歲年輕人。巴恩斯迴憶道，“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說，我們本來約好了下周吃飯，但我得去歐洲，可能會在那兒待12個月。我說，不錯啊，不過我今天工作不順，沒心情聽你在巴黎和意大利的故事。”
他去歐洲處理了一些公司事務，順便也參觀了博物館，享受了一把遊客的樂趣。很多時候他都獨自一人，或是帶著女朋友。“創建蘋果時，他才21歲，”巴恩斯說，“根本沒時間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麽。”現在，他有時間好好反思在蘋果獲得的經驗教訓，想想哪裏做錯了，為什麽會讓自己和公司陷入困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史蒂夫及其追隨者的看法是對的：史蒂夫就是蘋果的心髒，沒有他，公司隻能在平庸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為什麽事態會發展到如此不可控製的地步呢？
對於30歲的年輕人來說，進行反思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歐洲，他依然被視為主導了偉大變革的商業奇才，在拜訪國家領導人、大學校長和藝術家的過程中，他更加覺得自己就是一位被官僚體製毀掉的傑出人才。這種自我膨脹同時又伴隨著巨大的痛苦和不安全感，因為他被自己一手創建的公司趕了出來。那年夏末，他從意大利給巴恩斯打電話，語氣中帶有嚴重的抑鬱情緒，巴恩斯甚至擔心他會自殺。
但他迴到美國後，立刻把注意力轉到了一直擅長的事情上：設計下一個一鳴驚人的產品。9月初，他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伯格（paul berg）見了麵，伯格認為電腦的發展並沒有推動科研進程，對此他很失望。麥金塔和ibm的個人計算機處理能力不足，無法完成他所需要的建模處理，大型機和小型機又太貴、太笨重，不適合實驗室用。伯格的話讓史蒂夫萌生了一個想法，電腦下一步的發展應該要滿足像伯格這類客戶的需求。巴恩斯和其他蘋果員工一直在向他抱怨斯卡利的一意孤行，史蒂夫由此想到可以從蘋果挖一些盟友過來成立一家新公司。在9月13日的董事會上，他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斯卡利和董事會成員。
史蒂夫告訴他們，他要成立一家新公司，並帶走一些“低級別”的蘋果員工，新公司的目標是為高等教育市場設計一種全新的高端電腦“工作站”。他向董事會保證，新產品不會和蘋果競爭。事實上，他還希望蘋果能成為新公司的第一個投資者。
接下來一段時間，史蒂夫和蘋果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斯卡利認為他想帶走的員工絕對不是“低級別”的，董事會成員當著媒體的麵罵他是騙子。很多全國性期刊比如《新聞周刊》又一次把史蒂夫當作封麵人物。史蒂夫辭職了。蘋果要起訴史蒂夫。
不過，這些鬧劇都不重要。史蒂夫終究還是走了，他即將再次啟程，再次著手設計下一代一鳴驚人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