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之所以願意維持和我的關係，還有一個重要原因。20世紀80年代末期，電腦的世界正處於變局之中，隻有激發起公眾對他的下一代偉大產品的熱切渴望，讓他們朝思暮想、屏息而待，才有可能吸引到足夠的潛在客戶和投資者，史蒂夫特別需要投資者的支持，因為next用了將近5年時間才推出第一代工作站電腦。史蒂夫一直都非常明白媒體報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價值，這也是裏吉斯·麥肯納（regis mckenna）所謂的史蒂夫“過人天賦”中的一部分。麥肯納是史蒂夫早期最重要的導師，他曾經說過“史蒂夫在市場營銷方麵有著過人的天賦，在22歲的時候已經有了敏銳的直覺。他知道索尼的偉大之處，也了解英特爾的偉大之處，他希望自己的產品也能享有如此聲譽”。
史蒂夫知道蘋果公司的報道是由我負責的，好幾年時間裏，他會時不時給我打電話爆一點蘋果的“料”，都是他從還留在蘋果工作的前同事那裏聽來的，有時候他隻是談談自己對於蘋果公司無休無止的高層變動鬧劇的看法。到90年代初，蘋果已經變得一團糟，史蒂夫是可靠的情報來源，而且我漸漸發現他打電話的時機絕對不是隨便選的，每次都是有動機的：有時候是想挖掘一些競爭對手的信息，有時候是想讓我看看他的產品，有時候是對我寫的文章表示不滿。對於最後一種情況，他還會跟我抗爭。90年代後期，他又迴到了蘋果公司，我認為有必要給《財富》雜誌再寫一篇關於蘋果的報道，於是給他發了封郵件。我們已經幾個月沒聯係了，因為我做了一個心髒手術，在我住院期間他曾給我打過電話祝好，現在我已經康複了，打算再撰寫一篇報道。他給我迴了郵件，寥寥數語：“布倫特，我記得去年夏天你寫的那篇報道對我和蘋果公司都很不友好，這讓我很受傷，你為什麽要寫這樣一篇爛報道呢？”不過幾個月後，他還是讓步了，配合我寫了另一篇封麵報道。
我們的關係長久、複雜，卻讓彼此獲益。如果我在行業活動中碰到史蒂夫，他會把我當成朋友介紹給別人，這一點讓我受寵若驚，也讓我感到有一絲怪異，我的確應該算得上是他的朋友，但並非所有的時候都是如此。有段時間，他在帕洛阿爾托辦公，辦公室離《財富》雜誌所在地很近，我時不時會碰到他，我們會停下腳步天南海北地聊上幾句。有一次，我還幫他挑選送給妻子的生日禮物。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去過他家很多次，每一次都比較隨意、不拘禮節，我和其他ceo（首席執行官）的接觸並不是這樣的。然而每時每刻，我們之間關係的本質是非常清晰明了的：我是記者，而他是被采訪對象和文章的主題。他很喜歡我寫的某些報道，另一些卻讓他很生氣，比如上文提到的讓他迴了郵件的那篇報道。我始終保持獨立，而他也會隱藏一些信息，這構成了我們關係的邊界。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我們之間的關係漸漸疏遠。21世紀頭10年的中期，我們都病得很嚴重，他在2003年被確診為胰腺癌，而我在2005年去中美洲期間感染了心內膜炎和腦膜炎，昏迷了14天，醒來後幾乎失去了所有聽覺。當然，他對我病情的了解遠遠勝過我對他病情的了解。有時候，他也會向我透露一些病情的細節，有一次我們還比較了手術後留下的疤，就像電影《大白鯊》裏的昆特（由羅伯特·肖飾演）和胡珀（由理查德·德萊福斯飾演）那樣。我在斯坦福醫院康複期間，他來看過我兩次，主要是來檢查自己的腫瘤，順便來探望一下。他給我講了關於比爾·蓋茨的笑話，還因為我沒有戒煙把我訓斥了一頓，他總是喜歡對別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畫腳，勸了我好幾年讓我戒煙。
史蒂夫去世後，關於他的報道鋪天蓋地，有文章、圖書、電影，還有電視節目，大部分隻是在重複關於史蒂夫的那些傳說和成見。這些傳說和成見從80年代起就開始流傳，那時媒體剛從位於庫比蒂諾（cupertino）的蘋果公司總部挖掘出這位神童。當時，史蒂夫沉浸於媒體的追捧中，對於媒體並不設防，那段時間也是他生活最為散漫、放縱的一段日子，因此媒體在把他描繪成天才的同時，也免不了揭露他的卑劣以及對同事和朋友的漠不關心。後來他開始對媒體設防，隻在需要宣傳產品時才與媒體合作，因此這些早期的報道就成了大眾獲知他個性和思維方式的唯一來源。這也許也解釋了為什麽在他去世後，關於他的報道展現的幾乎都是一些成見：史蒂夫是一位天才，在設計方麵天賦過人，講故事的能力超凡脫俗，可以產生“扭曲現實”的魔力；他就是個自以為是的混蛋，一味地追求完美，完全不顧他人的感受；他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從來聽不進任何建議，而且從出生伊始，就是天才與混蛋的結合體。
以我對史蒂夫的了解來看，這些成見沒有一個是正確的。在我看來，史蒂夫比我在其他任何文章裏讀到的形象都更複雜、更有人性、更多愁善感，甚至更聰明。他去世幾個月後，我開始整理我對史蒂夫的采訪筆記、磁帶和文檔，又迴憶起很多已經淡忘的內容：有我采訪他時隨手寫下的筆記，有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當時沒有用在報道裏的故事，有我們互發的郵件，還有從來沒有轉成文字稿的磁帶錄音。我還找出一盒史蒂夫送我的磁帶，當時約翰·列儂（john lennon）的遺孀小野洋子（yoko ono）送給史蒂夫一盤磁帶，是歌曲《永遠的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在錄製過程中的各種不同版本，史蒂夫又翻錄了一盒送給我。這些舊物都藏在車庫裏，在整理舊物的過程中，關於史蒂夫的很多記憶湧上心頭。這些舊物我整理了好幾周，整理完後我做了個決定：
史蒂夫知道蘋果公司的報道是由我負責的，好幾年時間裏，他會時不時給我打電話爆一點蘋果的“料”，都是他從還留在蘋果工作的前同事那裏聽來的，有時候他隻是談談自己對於蘋果公司無休無止的高層變動鬧劇的看法。到90年代初，蘋果已經變得一團糟，史蒂夫是可靠的情報來源，而且我漸漸發現他打電話的時機絕對不是隨便選的，每次都是有動機的：有時候是想挖掘一些競爭對手的信息，有時候是想讓我看看他的產品，有時候是對我寫的文章表示不滿。對於最後一種情況，他還會跟我抗爭。90年代後期，他又迴到了蘋果公司，我認為有必要給《財富》雜誌再寫一篇關於蘋果的報道，於是給他發了封郵件。我們已經幾個月沒聯係了，因為我做了一個心髒手術，在我住院期間他曾給我打過電話祝好，現在我已經康複了，打算再撰寫一篇報道。他給我迴了郵件，寥寥數語：“布倫特，我記得去年夏天你寫的那篇報道對我和蘋果公司都很不友好，這讓我很受傷，你為什麽要寫這樣一篇爛報道呢？”不過幾個月後，他還是讓步了，配合我寫了另一篇封麵報道。
我們的關係長久、複雜，卻讓彼此獲益。如果我在行業活動中碰到史蒂夫，他會把我當成朋友介紹給別人，這一點讓我受寵若驚，也讓我感到有一絲怪異，我的確應該算得上是他的朋友，但並非所有的時候都是如此。有段時間，他在帕洛阿爾托辦公，辦公室離《財富》雜誌所在地很近，我時不時會碰到他，我們會停下腳步天南海北地聊上幾句。有一次，我還幫他挑選送給妻子的生日禮物。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去過他家很多次，每一次都比較隨意、不拘禮節，我和其他ceo（首席執行官）的接觸並不是這樣的。然而每時每刻，我們之間關係的本質是非常清晰明了的：我是記者，而他是被采訪對象和文章的主題。他很喜歡我寫的某些報道，另一些卻讓他很生氣，比如上文提到的讓他迴了郵件的那篇報道。我始終保持獨立，而他也會隱藏一些信息，這構成了我們關係的邊界。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我們之間的關係漸漸疏遠。21世紀頭10年的中期，我們都病得很嚴重，他在2003年被確診為胰腺癌，而我在2005年去中美洲期間感染了心內膜炎和腦膜炎，昏迷了14天，醒來後幾乎失去了所有聽覺。當然，他對我病情的了解遠遠勝過我對他病情的了解。有時候，他也會向我透露一些病情的細節，有一次我們還比較了手術後留下的疤，就像電影《大白鯊》裏的昆特（由羅伯特·肖飾演）和胡珀（由理查德·德萊福斯飾演）那樣。我在斯坦福醫院康複期間，他來看過我兩次，主要是來檢查自己的腫瘤，順便來探望一下。他給我講了關於比爾·蓋茨的笑話，還因為我沒有戒煙把我訓斥了一頓，他總是喜歡對別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畫腳，勸了我好幾年讓我戒煙。
史蒂夫去世後，關於他的報道鋪天蓋地，有文章、圖書、電影，還有電視節目，大部分隻是在重複關於史蒂夫的那些傳說和成見。這些傳說和成見從80年代起就開始流傳，那時媒體剛從位於庫比蒂諾（cupertino）的蘋果公司總部挖掘出這位神童。當時，史蒂夫沉浸於媒體的追捧中，對於媒體並不設防，那段時間也是他生活最為散漫、放縱的一段日子，因此媒體在把他描繪成天才的同時，也免不了揭露他的卑劣以及對同事和朋友的漠不關心。後來他開始對媒體設防，隻在需要宣傳產品時才與媒體合作，因此這些早期的報道就成了大眾獲知他個性和思維方式的唯一來源。這也許也解釋了為什麽在他去世後，關於他的報道展現的幾乎都是一些成見：史蒂夫是一位天才，在設計方麵天賦過人，講故事的能力超凡脫俗，可以產生“扭曲現實”的魔力；他就是個自以為是的混蛋，一味地追求完美，完全不顧他人的感受；他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從來聽不進任何建議，而且從出生伊始，就是天才與混蛋的結合體。
以我對史蒂夫的了解來看，這些成見沒有一個是正確的。在我看來，史蒂夫比我在其他任何文章裏讀到的形象都更複雜、更有人性、更多愁善感，甚至更聰明。他去世幾個月後，我開始整理我對史蒂夫的采訪筆記、磁帶和文檔，又迴憶起很多已經淡忘的內容：有我采訪他時隨手寫下的筆記，有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當時沒有用在報道裏的故事，有我們互發的郵件，還有從來沒有轉成文字稿的磁帶錄音。我還找出一盒史蒂夫送我的磁帶，當時約翰·列儂（john lennon）的遺孀小野洋子（yoko ono）送給史蒂夫一盤磁帶，是歌曲《永遠的草莓地》（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在錄製過程中的各種不同版本，史蒂夫又翻錄了一盒送給我。這些舊物都藏在車庫裏，在整理舊物的過程中，關於史蒂夫的很多記憶湧上心頭。這些舊物我整理了好幾周，整理完後我做了個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