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去世前後，韓愈在經曆仕途的顛簸。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認為供奉佛骨實在荒唐，要求將佛骨燒毀，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
奏章是大臣與國家最高權力對話的一個特殊管道，不但是政治家實現政見和政治博弈的工具，更是需要有效運用的談話策略。《論佛骨表》雖然是一篇能反映韓愈獨特論述風格的文章，但卻是一篇失敗的諫書範例。
這是一次失敗的對話。韓愈在勸誡時未能成功預設對方角色身份，在“表達—接受”互動過程中缺少共同點，給人以“事佛年促”語義暗示，觸怒了憲宗，導致對話的失敗。
成功達成對話目的，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目標受眾，預設的接受者是怎樣的特定對象，考慮接受對象的角色身份、知識結構和知識層次。
在對話的一開始，韓愈便以強勢姿態開場，先舉正反兩方麵材料，力圖揭示佛法之不足信，並列舉了佛教未入中國之前，自黃帝至周穆王十幾位古代君主皆壽考恆久而國祚綿長，而一旦佛教流入中土，則亂亡相繼“年代尤促”。氣壯言疾，殊失人臣之禮，更不要說作為論據的例子並無確鑿史實根據。特別是梁武帝的例子，更有暗指憲宗“事佛年促”的潛台詞效果，韓愈的目的在於說明事佛誤國，卻使話題朝著議論君主執政和壽命長短的方向進行，偏離雙方的共同點。未能正確預設對方角色身份，這是韓愈犯的第一個錯誤。
憲宗二年曾下詔書，有“天下百姓，或冒為僧道士，苟避搖役，有司宜備為科製，修例聞奏”之語，原意隻是不許百姓冒充僧道，並非反對佛法。韓愈卻故意借題發揮，牽強附會，意在攻訐憲宗自食其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辯論技巧，雖在對話中很有氣勢，但過於強勢，剝盡憲宗顏麵，借由“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何更惜身命”的遞進句式反問，總結奉佛“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這樣過於嚴厲的語氣似乎也不符合臣子的對話身份。韓愈曾作《師說》，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韓愈上諫的話語也頗有幾分以人師自居的味道，用錯了勸誡身份，這是第二個錯誤。
在對話的過程中，還應注意對話所用的句式、語氣等，韓愈相當頻繁地用到了反問句，這樣過於激烈的對話方式和上引祖訓，下援詔書，實質上指斥憲宗違逆祖宗的反詰，無異於進一步封殺了對話空間。
果然，憲宗覽奏後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鹹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
對皇帝的“大不敬”屬於“十惡”重罪，按照唐代律法，“十惡不赦”，應處以死刑。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勸諫，憲宗卻仍憤怒。一時人心震驚歎惜，乃至皇親國戚們也認為對韓愈加罪太重，為其說情。
後來，憲宗稍微冷靜了些，便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責求即日上道。
潮州州治潮陽在廣東東部，距離當時的京師長安有千裏之遙。潮州屬嶺南道，瀕南海，自古就是荒涼偏僻的“蠻煙瘴地”，是懲罰罪臣的流放之所，唐代亦然。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袞、韓愈、李德裕、楊嗣複、李宗閔等都曾經被遠貶潮州。
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四日，一個陰冷晦暗的冬日，韓愈隻身一人倉促上路，蹣跚著走出長安，以戴罪之身一路向東、向南，再向東、向南。
走到藍田關口時，韓愈的妻兒還沒有跟上來，隻有他的侄孫韓湘跟了上來。
韓愈心情複雜，寫下了後世知名的詩《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首聯寫因“一封”而獲罪被貶，“朝夕”而已，可知龍顏已大怒，一貶便離京城八千裏之遙；頷聯直書“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獲罪和非罪遠謫的憤慨；頸聯即景抒情，既悲且壯；尾聯抒英雄之誌，表骨肉之情，悲痛淒楚，溢於言表。全詩熔敘事、寫景、抒情為一爐，詩味濃鬱，感情真切，對比鮮明，是韓詩七律中的精品。
十五年前，韓愈因上書論旱，得罪佞臣，被貶陽山，也是隆冬時節，也曾途經藍關。悲慟之情，何其相似？這是韓愈第二次被貶黜嶺南，這一年，他拖著五十二歲的“衰朽”之軀，以為自己就此葬身荒夷，永無重歸京師之日，無限唏噓地托付子侄替自己埋骨收屍。
韓愈一生以辟佛為己任，這首詩和《諫迎佛骨表》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後來，韓愈的妻兒終於跟上來了。但在被貶途經商縣層峰驛時，韓愈年僅十二歲的女兒竟慘死道旁。
仕途的蹬蹭、女兒的夭折、家庭的不幸、命運的乖蹇；因孤忠而罹罪的錐心之恨，因喪女而愧疚的切膚之痛；對宦海的愁懼，對京師的眷戀……悲、憤、痛、憂，一齊降臨到韓愈頭上。這是最孤寂的征程，在漫無邊際的冬日，世界向它的跋涉者展示著廣袤的荒涼。
行至商洛縣東武關時，適逢蕃囚流配南方，韓愈觸景感懷，作《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
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韓愈覺得，蕃囚被發配湖南，猶且能得保生全，而自己貶謫潮州，罪重地遠，恐無生還之機。在韓愈眼中心裏，儼然已有身不如囚之感。
出武關，入山南東道之鄧州南陽郡。離京師及家人漸遠，韓愈愈發“憶家”“戀闕”，憂愁淒苦之情漸濃。
進入鄧州地界，韓愈寫下《次鄧州界》一詩: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
商顏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韓愈想到，漢代賈誼貶為長沙王太傅，猶且抑鬱而死，自己謫守潮州，地之僻遠倍於長沙，前路不堪預想。
駐足鄧州曲河驛，韓愈寫下《食曲河驛》一詩:
“晨及曲河驛，淒然自傷情。群烏巢庭樹，乳燕飛簷楹。
而我抱重罪，孑孑萬裏程。親戚頓乖角，圖史棄縱橫。
下負明義重，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
他又作《過南陽》詩雲: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戚，吾其寄餘齡。”
不僅有感於別親戚、棄圖史，而且有愧於負朋義、孤朝命，淒傷憂憤之情不減，而反省悲觀之念又生。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認為供奉佛骨實在荒唐，要求將佛骨燒毀，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
奏章是大臣與國家最高權力對話的一個特殊管道，不但是政治家實現政見和政治博弈的工具，更是需要有效運用的談話策略。《論佛骨表》雖然是一篇能反映韓愈獨特論述風格的文章，但卻是一篇失敗的諫書範例。
這是一次失敗的對話。韓愈在勸誡時未能成功預設對方角色身份，在“表達—接受”互動過程中缺少共同點，給人以“事佛年促”語義暗示，觸怒了憲宗，導致對話的失敗。
成功達成對話目的，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目標受眾，預設的接受者是怎樣的特定對象，考慮接受對象的角色身份、知識結構和知識層次。
在對話的一開始，韓愈便以強勢姿態開場，先舉正反兩方麵材料，力圖揭示佛法之不足信，並列舉了佛教未入中國之前，自黃帝至周穆王十幾位古代君主皆壽考恆久而國祚綿長，而一旦佛教流入中土，則亂亡相繼“年代尤促”。氣壯言疾，殊失人臣之禮，更不要說作為論據的例子並無確鑿史實根據。特別是梁武帝的例子，更有暗指憲宗“事佛年促”的潛台詞效果，韓愈的目的在於說明事佛誤國，卻使話題朝著議論君主執政和壽命長短的方向進行，偏離雙方的共同點。未能正確預設對方角色身份，這是韓愈犯的第一個錯誤。
憲宗二年曾下詔書，有“天下百姓，或冒為僧道士，苟避搖役，有司宜備為科製，修例聞奏”之語，原意隻是不許百姓冒充僧道，並非反對佛法。韓愈卻故意借題發揮，牽強附會，意在攻訐憲宗自食其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辯論技巧，雖在對話中很有氣勢，但過於強勢，剝盡憲宗顏麵，借由“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何更惜身命”的遞進句式反問，總結奉佛“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這樣過於嚴厲的語氣似乎也不符合臣子的對話身份。韓愈曾作《師說》，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韓愈上諫的話語也頗有幾分以人師自居的味道，用錯了勸誡身份，這是第二個錯誤。
在對話的過程中，還應注意對話所用的句式、語氣等，韓愈相當頻繁地用到了反問句，這樣過於激烈的對話方式和上引祖訓，下援詔書，實質上指斥憲宗違逆祖宗的反詰，無異於進一步封殺了對話空間。
果然，憲宗覽奏後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鹹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
對皇帝的“大不敬”屬於“十惡”重罪，按照唐代律法，“十惡不赦”，應處以死刑。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勸諫，憲宗卻仍憤怒。一時人心震驚歎惜，乃至皇親國戚們也認為對韓愈加罪太重，為其說情。
後來，憲宗稍微冷靜了些，便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責求即日上道。
潮州州治潮陽在廣東東部，距離當時的京師長安有千裏之遙。潮州屬嶺南道，瀕南海，自古就是荒涼偏僻的“蠻煙瘴地”，是懲罰罪臣的流放之所，唐代亦然。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袞、韓愈、李德裕、楊嗣複、李宗閔等都曾經被遠貶潮州。
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四日，一個陰冷晦暗的冬日，韓愈隻身一人倉促上路，蹣跚著走出長安，以戴罪之身一路向東、向南，再向東、向南。
走到藍田關口時，韓愈的妻兒還沒有跟上來，隻有他的侄孫韓湘跟了上來。
韓愈心情複雜，寫下了後世知名的詩《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首聯寫因“一封”而獲罪被貶，“朝夕”而已，可知龍顏已大怒，一貶便離京城八千裏之遙；頷聯直書“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獲罪和非罪遠謫的憤慨；頸聯即景抒情，既悲且壯；尾聯抒英雄之誌，表骨肉之情，悲痛淒楚，溢於言表。全詩熔敘事、寫景、抒情為一爐，詩味濃鬱，感情真切，對比鮮明，是韓詩七律中的精品。
十五年前，韓愈因上書論旱，得罪佞臣，被貶陽山，也是隆冬時節，也曾途經藍關。悲慟之情，何其相似？這是韓愈第二次被貶黜嶺南，這一年，他拖著五十二歲的“衰朽”之軀，以為自己就此葬身荒夷，永無重歸京師之日，無限唏噓地托付子侄替自己埋骨收屍。
韓愈一生以辟佛為己任，這首詩和《諫迎佛骨表》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後來，韓愈的妻兒終於跟上來了。但在被貶途經商縣層峰驛時，韓愈年僅十二歲的女兒竟慘死道旁。
仕途的蹬蹭、女兒的夭折、家庭的不幸、命運的乖蹇；因孤忠而罹罪的錐心之恨，因喪女而愧疚的切膚之痛；對宦海的愁懼，對京師的眷戀……悲、憤、痛、憂，一齊降臨到韓愈頭上。這是最孤寂的征程，在漫無邊際的冬日，世界向它的跋涉者展示著廣袤的荒涼。
行至商洛縣東武關時，適逢蕃囚流配南方，韓愈觸景感懷，作《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
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韓愈覺得，蕃囚被發配湖南，猶且能得保生全，而自己貶謫潮州，罪重地遠，恐無生還之機。在韓愈眼中心裏，儼然已有身不如囚之感。
出武關，入山南東道之鄧州南陽郡。離京師及家人漸遠，韓愈愈發“憶家”“戀闕”，憂愁淒苦之情漸濃。
進入鄧州地界，韓愈寫下《次鄧州界》一詩: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
商顏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韓愈想到，漢代賈誼貶為長沙王太傅，猶且抑鬱而死，自己謫守潮州，地之僻遠倍於長沙，前路不堪預想。
駐足鄧州曲河驛，韓愈寫下《食曲河驛》一詩:
“晨及曲河驛，淒然自傷情。群烏巢庭樹，乳燕飛簷楹。
而我抱重罪，孑孑萬裏程。親戚頓乖角，圖史棄縱橫。
下負明義重，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
他又作《過南陽》詩雲: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戚，吾其寄餘齡。”
不僅有感於別親戚、棄圖史，而且有愧於負朋義、孤朝命，淒傷憂憤之情不減，而反省悲觀之念又生。